流行音乐与传播媒介

流行音乐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技术的产物。外在的物质技术对流行音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没有扩声器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流行唱法，没有电脑作曲，一个人即使想制作出规模宏大的作品来也只能是异想天开。当然，没有录音技术的发展，我们也不用听“假唱”。

技术是流行音乐的图腾——虽然承认这一点很无奈。

一、盒式录音机

盒式录音机是流行音乐祭坛的神物。

“唱片极大地拓展了过往岁月里仅利用口耳相传传播音乐的渠道，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们在世界的传播，启发了整个人类的创造力和理解力，记录历史并延长我们的记忆。”}fo}}fn}李皖、史文华:《民谣流域——流行音乐的流派和演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fn}

这段对唱片极为推崇的话，同样适合于盒式带，即磁带。并且对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来说，磁带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比唱片重要，甚至具有比上述意义更重要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初诞生的盒式录音机首先在日本盛极一时，比烟盒还小的一盘盘磁带，为语言学习和学术交流的现场录音等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随后，唱片公司也很快推广了这一新技术。

自1979年以来，伴随着盒式录音机成为时尚的家用电器，录音盒带开始在中国内地得到普及。由于其灵巧、方便，这种音乐载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国内音乐听众的收藏品，并成为最为流行的音乐产品。根据有关资料的综合统计，“全国商品录音盒带生产量1982年为600万盒，1983年增加为1800万盒，1984年为4000万盒，1985年为7000万盒，1986年为7400万盒。1987年进入商品盒带生产的高峰期，全年生产量为1亿零200万盒……而在音乐品种盒带中，85%是流行音乐。在这些流行音乐中，包括港台流行音乐引进版、港台流行音乐模拟版、大陆自创流行音乐、中国传统民歌、戏曲唱腔‘改装’的流行音乐、欧美流行音乐、舞曲等”}fo}}fn}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fn}。

1979年1月，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出版了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第一张CD、第一套中国录音影集，开创了中国音像事业的先河。但它对流行音乐最重大的贡献恐怕是它出产的空白带，为流行音乐的私人化保存和私人化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直由政府充当的音乐传播“守门人”的角色越来越难扮演。

虽然传统民歌“可以察民风”，有“刺上”作用，但这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而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完成“自下而上”的“反启蒙”，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间有了新的“法宝”——盒式录音机。如同众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所认为的，市场经济可以消解意识形态的高压，科学技术可以从意识形态的幕布下传递新的消息。

盒式录音机的音效不如组合音响、唱片，便利性不如“随身听”、MP3，在如今已经不见踪影，现在的青少年很难想象这“老古董”与流行音乐有什么联系。毕竟中国在开放、在进步，毕竟科技在进步。但流行音乐的历史不应该遗忘盒式录音机。广播、电视在流行音乐的传播中具有很大作用，但受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并不属于民间的传媒。而流行音乐的受众很广泛，音乐素质参差不齐，乐谱传播也有很大的限制;同时，乐谱毕竟是静态的、需要视听转化的，而音乐却是动态的、直接诉诸听觉的、生机勃勃的。唱片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内地绝对属于“贵族产品”，老百姓与其距离甚远;并且唱片源也很少，主要集中在古典音乐方面。尤其重要的是，电唱机无法复制音乐。穿喇叭裤、扛盒式录音机、听流行歌曲是那个时代时尚青年的典型记忆。盒式录音机在流行音乐的学习和传播中，有极其特殊的作用，在中国内地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抹上了极具个性的一笔。

二、“打口”带

今天的时尚青少年可能已不知道“打口”为何物了，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如果不知道“打口”，那就说明你的流行歌曲修炼还在初级阶段。

1992—1993年，精明的商人以工业废品的名义，将北美等地区的唱片店清仓报废的唱片、磁带运到中国，然后通过一批似懂非懂流行歌曲的、“勇敢的”商贩将它们销售到全国各大中城市。这些唱片、磁带的典型特征是:被机器打了孔或小口以示“报废”。很多“打口”制品没有打到要害(特别是磁带)，大部分音乐部分并没受损。有些人认为这是“海关查没销售的走私品”，对“打口”颇为了解的颜峻对此说颇不以为然。}fo}}fn}②颜峻:《地地下——新音乐潜行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fn}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打口”碟带是从非正常渠道流入中国内地的音乐制品。“从1994年开始，这个生意(指打口碟带的销售)渐渐形成规模，广东朝阳演变成了中国摇滚乐最伟大的函授学校，无数专业和业余、为了钱和为了爱好的人带着成吨的打口磁带和CD，把资讯传遍了全国。”②

在进口音像制品基本由中图公司垄断的情况下，我们是饥饿的;负责引进海外唱片的音像出版社小职员、负责填写进口订单的中图公司小官员，对音乐和青少年市场的了解并不比鞋匠更多，而属于全世界青少年的音乐文化，像洪水一样在闸门外咆哮，并通过打口，随风潜入夜，滋润了在文化沙漠和文化垃圾中挣扎的苍白的一代人——是的，从那时候起，一个无论是港台歌星还是中国作协都无法控制的文化开始疯长，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娱乐潮流，都不能再左右那些得到了新的音乐、新的游戏、新的归属感和新的广阔世界的孩子。}fo}}fn}颜峻:《燃烧的噪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5页。}/fn}

“打口”(当然不仅是“打口”)终结了磁带复制行业。而在20世纪的最后两年，随着世界音乐资讯在正常渠道的传播逐渐畅通，以及网络的发展给予传播音乐的各种便利，“打口”产业衰落了。“打口”没有进入新世纪，但中国并没有向外部音乐甚至被认为是“来自地狱的声音”关闭大门。“打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无憾地离开了神州这个花花世界——遗憾的是那些“打口”商。

“打口”属于地下，那些带着“打口”碟带四处兜售的人要提心吊胆提防工商局的偷袭——基本上公安局已没心思管这等小事了，那些在“打口”中淘到宝贝的人是幸福的，也拽得不得了——犯禁的兴奋和显示自己音乐欣赏超前情绪的结合。

《北京新声》在扉页上写下“献给打口一代”，石家庄的《通俗歌曲》(摇滚版)也有专门向“打口”致敬的一批文章。80年代崔健不满足于港台音乐模仿欧美日流行音乐的“二道贩子”的表现，通过向“打口”学习整出来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香港扬眉吐气，甚至在“台湾歌坛百张最佳专辑(1975—1993)”}fo}}fn}由台湾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陶晓清女士发起，分两次评审，共邀请台湾音乐界、传媒界及其他有关人士150余人参与，极具权威性。参见张鹏:《闪亮的日子——台湾歌坛百张最佳专辑回顾(5)》，《音像世界》1998年第2期，第47页。}/fn}中排名第八(大陆仅有2张入选);90年代有更多的人表示不满，中国内地不仅摇滚圈走在了香港前面，整个流行歌曲圈都告别了以香港为师的阶段。因为80年代理想主义的、90年代某些“傻帽”的摇滚的坚持，一些主流流行歌曲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标榜“我是流行歌曲我怕谁”，中国流行歌曲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意义上，“打口”影响的并不只是摇滚，而是整个中国流行歌曲。

“打口”在商业上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那个时期规范的商业并不多见，但在文化意义上，却带有“盗火者”的意味。今天回头来看，那些“打口”货并无什么新奇，不就是如今都不好意思提及、提起来土得掉渣儿的Bon Jovi或者Nirvana吗?但在资讯相对匮乏的时期(毕竟也不是拿张明敏当上帝崇拜的时期)，这些“打口”却对兴奋又懵懵懂懂的中国摇滚同行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颜峻说打口的集散地——广东朝阳，是“中国摇滚乐最伟大的函授学校”。

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发展和一般国家不同，一开始就是从地下起步的，主流媒体忽略的音乐对它有极其重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香港、台湾流行歌曲是这样，90年代的“打口”亦是如此。

但“打口”毕竟是一个残缺的意象。“打口作为绝妙的隐喻，包含了无数中国青少年残缺的成长、挣扎的欢乐和神奇的创造。”}fo}}fn}颜峻:《地地下——新音乐潜行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fn}“打口”，完整的艺术被机器以暴力的形式撕碎;“打口”，这些碟带为中国流行音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洞口。

“打口”的概念，在中国流行歌曲发展中不可或缺。

21世纪，“打口”的地位让给了“网络”——一个完整、开放、复杂、民间的概念。

三、卡拉OK

甘地与毛泽东改变了亚洲的白天，

井上大佑则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时代周刊》评井上大佑为“本世纪最具影响的亚洲人”的理由

“卡拉OK”在中国内地流行歌曲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已经成为当前国内民众文化娱乐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卡拉OK”的历史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卡拉OK”首先兴起于日本。“Karaoke”，分为Kara和oke两部分，前者意为空空如也，后者是管弦乐队(orchestra)的缩略语，“卡拉OK”合起来即“无人乐队”。“卡拉OK”是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娱乐形式，此处不做过多解释。

卡拉OK的发明者是井上大佑。从高中时代起，井上大佑就参加了乐队，1970年他开始在夜总会专门为客人伴奏。一次，他应一位出差要去外地的客人的要求，把自己的伴奏录在磁带上供客人练习。他由此产生了灵感，用一台汽车音响，加上扩音器、回声装置、话筒和一个投币100日元运转5分钟的计数器，拼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卡拉OK”演唱机。1971年，他开始在神户的一些娱乐场所以每月2万日元的价格出租他的机器。起初，他的机器无人问津，毕竟当时的人们还不大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着一台机器放声高歌。于是井上大佑让夜总会的歌女起头，然后鼓动客人拿起话筒跟着一起合唱，这样一来，吸引了很多客人。到后来，客人竟在夜总会开门前排起长队，等候练习唱歌……很快，卡拉OK风靡日本，并波及整个东南亚……} fo}}fn}孙永刚:《井上大佑和“卡拉OK”文化》，《日语知识》2000年第2期，第27页。}/fn}

卡拉OK在20世纪80年代由私人渠道进入中国，先是在家庭里作为个人的一种娱乐方式，因为很受欢迎很快就进入商业运作，并迅速发展，“一夜之间，中国出现了很多的卡拉OK厅……街上的白天不管何种功用的店铺，到了晚上也搬出机子，在街边随便摆个摊，让市民们来这里唱一唱。这一幕已构成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县城市民生活的典型记忆”}fo}}fn}包兆会:《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云南人民出版2004年版，第15页。}/ fn}。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卡拉OK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卡拉OK在中国的风行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这方面的不同观点有:

对卡拉OK的肯定。由于“卡拉OK”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把一般群众对专业化演唱的期待变为现实，也即由原来的被动的、不能选择的欣赏与演唱等状况下解放出来，变为主动的、可选择的，并带有明显的自娱性质。因此，卡拉OK对普及音乐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对卡拉OK的弊端从不同角度给予认识。

在艺术价值方面，认为卡拉OK的欣赏特点，恰恰是偏重歌曲的表层内容，“用画面、人物、故事情节来图解歌曲内容。不过，再好的图解，也无法深入传达歌曲音乐微妙的神韵，难以穷尽歌曲的内涵。这种肤浅的音乐欣赏、接受方式，久而久之，势必养成审美的惰性，致使审美能力退化。……得到自娱性歌唱的快乐，失去了审美创造中相当部分的主动和自由”}fo}}fn}文治:《得到的与失去的——对卡拉OK的思考》，《人民音乐》1992年第7期。}/fn}。

关于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目前全国据不完全统计有6900多家卡拉OK歌厅，这些歌厅所提供的曲目有一些是好的，但大多数却是以谈情说爱为内容、情趣不高的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曲所宣扬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在曲目中也还有个别政治上有问题的歌曲。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确有一些海外的敌对势力企图利用这一渠道来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这种娱乐形式消费性很强，容易刺激个人或团体超前消费。……卡拉OK的大面积推广是否会刺激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花公款攀比风?……其间又暗藏着一些犯罪现象。”}fo}}fn}《“卡拉OK”带给人们的兴奋、困惑与忧虑》，《音乐周报》1991年4月19日。}/fn}

关于对教育的不良影响，提出“其一，抑制了教师的创造积极性……其二，随时变调，及时重复，放慢速度，即兴发挥，卡拉OK不能做到。其三，抑制学生的表演能力和想象能力的提高”}fo}}fn}陈辉:《“卡拉OK”进课堂弊多利少》，《音乐周报》1993年7月30日。}/fn}。

(二)“卡拉OK”在中国兴盛的原因

在欧美地区，由于音乐教育普及程度高，一个家庭就能搞器乐四重奏，人们更喜欢组乐队玩“感觉”而不是跟着机器“戴着脚镣跳舞”，所以卡拉OK在那里并不很吃香;而在亚洲，日本的生活节奏很快，科技水平高，并且很难说日本是一个玩韵味的民族，所以能发泄工作压力的卡拉OK就在那里发明了。

然而，卡拉OK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又远远超过了它的发明地。

卡拉OK在中国能有这么大的动静，原因大概有:

1．国民音乐素质的窘迫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音乐、歌唱传统深厚的国度，但自明清以来，逐渐落后的经济文化地位株连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国民政府时期，残酷的内困外扰的现实处境，新中国成立后的全盘苏化、民间歌手的体制化、“文革”音乐的全面斗争工具化，使中国民间音乐、歌唱的大宝库严重衰竭，人才青黄不接，音乐教育要么不食人间烟火，要么流于形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艺术的需要毕竟属于较高的层次，不是食不果腹的人能玩得起的。

2．现代音乐在中国发展较晚

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无论从律学、和声还是器乐伴奏上，都不是中国本土文化自然的生成物，而是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钢琴在中国都被视作“贵族乐器”，很少有人玩得起;吉他虽然在青少年中很受欢迎，但大多数人基本属于“票友”，水平高的非常少。能识谱的人很少，懂流行音乐和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传统意义的乐器，如在戏曲、民歌、曲艺中神通广大的胡琴，在流行歌曲中却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并且即便是普及程度较高的二胡，现在也很少有人会拉。

——钢琴考级热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笔者见过很多钢琴过八级、十级的孩子只会死记硬背弹为数很少的几首曲子，远离了音乐的要义。特此说明。

3．强势文化的影响

卡拉OK硬件是从日本传来的，软件(伴奏碟带)是从香港、台湾等地传来的，这些都是中国内地人心生羡慕的地方。长久以来的国势危困使国人有意无意地染上文化自卑的心理疾病，当外面光怪陆离的世界映入眼帘，人们立刻就不假思索地去拥抱。青少年“哈日”“哈”的是日本明星，成年人也“哈日”，“哈”日本的汽车、电器。在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前，它一直是国人学习的目标。

4．卡拉OK的突进方式

在日本，卡拉OK是从伴奏磁带开始的，没有影像，音质也一般，并且无法变调。在东南亚国家，卡拉OK也是以渐进的方式发展。而在中国，卡拉OK进入较晚，一开始是与屏幕影像、变调、混响处理连在一起，却一下子就把国人给闹晕了。

5．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的式微

中国传统音乐表演形式经过体制化进程和“文革”的摧残，以及进入新的社会文化类型的不适反应，使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原来的歌唱文化在消失，而大众文化在兴起，必定需要一种新的适合民间需求的音乐形式来代替。经过流行歌曲十几年的熏染，流行歌曲的演唱成为大家的选择。随着二胡吟唱日子的远去，一旦有一种便利的器乐伴奏出现，就会很快大范围地得以传播。

6．“歌星梦”的诱惑和“自我明星幻想”的满足

新的“青少年亚文化”开始壮大，青少年有了更大的消费能力，其行为趋向活跃，也有了更大的力量。进入新时代的流行歌星很有号召力，歌星在电视上的光彩让人羡慕，“一夜成名”的故事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完整的乐队伴奏(虽然是机械的)、屏幕上优美的明星形象，很容易让卡拉OK演唱者陶醉。这种“自我明星化”及与“明星”距离虚假愈合的欲望满足助长了卡拉OK热。

7．中国内地整体上夜生活的贫乏

整体来说，中国人的夜生活还是很贫乏的，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除了看电视外就没什么好玩的了。酒吧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的地方，网吧那时还没出现，并且网吧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少年，成年人很少去，在家里或街头唱卡拉OK就成了很好的娱乐方式。卡拉OK进入中国时适逢特殊的文化保守时期，其他的外来文化受阻，而卡拉OK的自我陶醉功能正好得到了发挥。

8．长久以来“说话”欲望的压抑

长久以来，民间是缺少话语权的，“说话”的渠道也很稀缺。而卡拉OK是一种具有情绪宣泄、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欣赏的体验方式，本身就很有诱惑力，再加上中国的特殊情况，一旦引进立刻在中国形成热潮，被国人作为“一种新奇的闲暇音乐方式而加以追捧……成为人们闲暇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闲暇音乐生活中发挥着它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fo}}fn}黄汉华:《“卡拉OK”在现代闲暇音乐生活中的独特性》，《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82页。}/fn}。

(三)“卡拉OK”在中国的意义

卡拉OK是一种歌者与机器的结合形式，影像与演唱是分离的，歌唱和“表演”(自娱性、非专业)在机械音乐的伴奏下自成一统，影像起到的只是“提词机”的作用。

卡拉OK在中国内地的风行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卡拉OK降低了音乐的艺术质量，某些人在卡拉OK中的演唱让人感觉到的只是痛苦。但是，演唱的人在演唱中获得了满足，这和现代艺术追求的共同“参与”是一致的——把演唱卡拉OK不当作歌唱艺术而视为大众的“行为艺术”或许会让批评家们心平气和一点。

尤其是当我们把卡拉OK从“艺术”的崇高地位还原到“娱乐”，这种现代的大众文化生活方式更无可厚非。

卡拉OK的出现影响了人们接受流行歌曲的方式，使对艺术的参与而不仅仅是欣赏成为可能。

流行歌曲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大众化的普及。卡拉OK的普及，提高了人们对音乐作品的关注度，尤其是对流行歌曲的关注度，也培养出更多的潜在的流行歌手。卡拉OK还改变了人们的欣赏口味。人们在演唱欲望的支配下，总是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在演唱上力所能及的作品。卡拉OK锻炼了一大批歌手，特别是酒吧歌手，它使酒吧驻唱成为流行歌手成名的一个重要途径;强化了流行歌曲演唱追求“自然”的特点，并在个人化、个性化上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992年文化市场转暖后，流行歌曲首先从“民谣”开始壮大，卡拉OK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网络

电脑是进入未来世界的唯一而必需的身份证。

中产者齐——一个阶层和它引领的生活》，广东人民出版社2 0 0 4年版，第9 6页。}/f n}

“人类历史上每一种关键技术的突破，一种新技术架构的形塑，通常都会导致人类的生活方式甚至基本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而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形成新的生活经验。而互联网正是这样一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关键技术。”}fo}}fn}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载鲍宗豪编:《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9页。}/fn}对于流行音乐来说，这段话同样有效。

有一首诗的题目叫《生活》，内容只有一个字，“网”。那时诗人应该不知道“internet”。如今，“互联网”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这首诗的价值。

(一)网络的民间性

这是一个信息社会，而信息的重要作用在未来会更清晰。

互联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军事策略、科技产业综合发生作用促成的独特混合体。今天，当它已经完全从军事走向民用和商用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的时候，人们往往将之作为电视媒介的对立物来谈论，要义是它克服了电视的被动性、单向性、无选择和无参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网络不再是军事机密，也不再是尖端政府、企业的专利，而向普罗大众伸出了橄榄枝，并且可以预测网络的未来将更加开放、友善，更加平民化。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文化资源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大众所能享用的信息资源无限地增加了，包括弱势群体、边缘人都获得了空前的表达自我、交往互动的权利。”}fo}}fn}孙伟平:《网络文化的人文忧思》，载鲍宗豪编:《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0页。}/fn}社会正在从传统的“金字塔”管理模式向“渔网”式的点、线、面、整体互动转变，即便这个转变是缓慢的，却是不可遏制的——这必将扩大普通个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力，民间的沟通也必将更加便捷。从管理层面讲，开放式的网络时空中，一切既有的社会限制、控制手段都正在经受考验，文化管理正在面临窘境，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民间的力量却正在扩大——尽管目前的“民间”给人泥沙俱下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网络还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基于经济和技术的不平等。在广大的农村，电脑还是稀罕物，并且看不到网络在农村的普及日程表。电脑和网络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有财力、势力的公司与政府部门，因而，人们占有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从事网络文化活动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在地区与地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网络上的民间阶层不是更平等，而是拉大了距离。这是网络上民间的不足之处，但这并不是不可挽救的。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尤其是随着网络、电脑性能的优化，速度更快，操作更简单，价钱更低廉，网络一定是目前所能预测的最具民间性、最民主、最开放的传播媒介。

在流行音乐表演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网络使“民间”存在而不是消失并且拓展了空间。当初传统音乐式微、群众音乐意识形态化，是流行音乐挽留了正在流失的听众;如今流行音乐在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聚光灯下意气风发，是网络拯救了它越来越羸弱的生命——前者使歌唱疏远了“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春秋公羊解诂》)的平民心态;后者使歌唱丢失了“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的本真灵魂。

因为下载的方便，现在的广播电台已经普遍采用了电脑播放流行歌曲的方式，管理、搜索非常方便，一些听众要求点播的歌曲能更好地得到满足，听众的意见不仅能得到尊重，而且还得到了技术的支持，意愿表达得到保证。一些非常小众，以前仅在网络上流行的歌曲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一些地下音乐，以前因为发行渠道的不畅，即便有电台DJ想播放也苦于没有音像资料，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只要你愿意，总归能在网上找到些什么。一些个体小成本制作的音乐，更是在大公司精良制作和体制歌手的夹攻下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网络上，一些个体乐手获得了更大的表达自由，也获得了更大的传达空间——借助网络的翅膀，一些“小众”流行音乐可以走得更远。“网上民间”的区别不再是地缘的区别，而主要是语言文字、兴趣的区别。如今，网络已经成为流行音乐重要的传播渠道，不管是综合的知名网站，如“雅虎”“搜狐”“网易”，还是专门的流行音乐网站，如“民谣领地”“音乐时空网”，只要你愿意，就总能找到流行音乐的身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性在日常层面流于空谈，我们对人性中的娱乐、休闲、追求感性感官刺激的一面忽视甚至鄙夷，我们在言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时，也常流于空泛的理论推演，落实到实践层面并不见得充分或完善，再加上我国现实的新闻格局决定了信息传播中守门行为(gate-keeping)的重社会、国家之“合”而轻个体之“离”的趋向。所以，互联网音乐作为一种传播音乐的新的媒介崛起的事实，已大大超越了仅是作为一种传播音乐工具这一意义，它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变化，如在它那里，自由、民主的理念得以实现(缺少制度设计，没有经过自由、民主训练，不具有实践演练，这使我们的网络鱼龙混杂，但我同样相信网络是实现自由、民主理念的重要推进器。——笔者注)，文化资讯开始摆脱了意识形态管制和资本盘剥的控制，可以在自己的渠道里自由传播，如此等等。

(二)网络的方向性

网络的民间性已多有论述，但“方向性”却多不为专家学者所注意。网络社会是松散的、流动的、开放的，因为不像传统媒体那样有严密的控制，而不具有指向性。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所以并不是从整体意义上说网络具有“指向性”，而仅是从网民意愿满足的角度来提出“网络的方向性”。

说网络的“方向性”，主要是基于“搜索引擎”这一网络技术支撑。

总的来说，网络是无序的，网络上的资料是杂乱无章的，网络的管理是混乱的。这正如“民间”的状态。如何在如此庞杂的信息中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至少在“搜索引擎”出现以前是。

现在，除了一些精彩网站汇集、某种门类网站的汇集能给上网者以很大的方向感外，还有专门的“搜索引擎”。对于那些需要方向而不仅是闲逛的上网者而言，搜索引擎的重要意义也许仅次于网络本身。

搜索引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增加了方向感和自主意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也是如此，除了一些门户网站上都有“搜索”框外，还有专门的搜索工具。这些搜索工具设有专门的“音乐搜索”功能，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相关链接，一般还可以直接下载。

(三)网络流行歌曲

受网络影响最大的音乐形式应该是流行歌曲。

有人说:19世纪是铁路时代，20世纪是高速公路时代，21世纪是信息网络时代。未来社会谁不入网谁就不存在。}fo}}fn}刘吉、金吾伦:《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01页。}/fn}笔者想顺势拟一句:原始社会是语言时代，随之是文字时代，现在和可预测的未来是网络多媒体时代。互联网是个新玩意儿，要接受并且喜欢它需要适应，而年轻人是伴随网络成长的，操作电脑和网络毕竟不同于操作电视机，需要一定的知识、技术支持，但这些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却不是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业对流行歌曲造成了非比寻常的影响，使流行歌曲越来越成为纯粹的货架上的日用品，而与艺术品微妙的手感、人性化拉开了距离。网络无所不包，网络鱼龙混杂，网络不拒绝商业，也接纳了那些商业无暇顾及的艺术;意识形态想要控制网络，网络的复杂与开放却让意识形态捉襟见肘。

作为传播便捷、个性化、少限制的新兴媒体，网络很快成了传播、交流流行歌曲的重要平台。进入新世纪，网络的发展无可限量。网络时代刚刚兴起，更优良与廉价的“宽网平台”(BNP:Broadband Network Platform)又进入人们的视野。“宽网平台”作为人类自工业时代建成路网、电网之后的又一个庞大的社会基础平台，将更彻底地改变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在“宽网平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将发生更大的变化。随着“宽网平台”全球无缝连接的建设，“宽网时代”挟着雷霆万钧之势逼来了。}fo}}fn}万少清:《宽网时代》，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