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城市管理和运用技术进行参与

陈凯臻／译

摘要：本文是瑞士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之一。我们使用了综合研究方法，旨在分析瑞士的城市政府和管理者是否、如何以及为什么在线上政治交流中运用在线参与工具（比如讨论论坛，社交媒介）。基于相对高水平的互联网普及和媒介素养以及直接民主的正式实施，我们认为在有关地方层面上在线交流参与这方面，瑞士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社交媒介平台和其他数字互动媒介在政治交流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现存的文献倾向于称之为网络参与潜力。我们认为在线参与是一种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工具，这种工具是由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提供的，用来通知或者动员大众并且邀请他们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制定（Tambouris et al., 2007; Macintosh, 2008: 89; van Veenstra et al., 2011: 157）。在线参与的中心要素包括提供信息并促进在线交流和商议（Lombardi et al., 2010: 16）。我们运用术语“参与要素”表示在线交流参与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使民众（尤其是使用者）来积极地检索信息，使他们参与到城市管理和与城市政府的对话之中，参与广泛讨论并且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因此，电子政务旨在提供一个虚拟的市政大厅（用来提交在线表单、网上纳税申报等）来让管理更加有效，而着力于电子政务的那些工具，也不同于我们以往对它们的理解。

参与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核心的界定性元素（Dahl, 1998; Pateman, 1970; Verba et al., 1995）：“除非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审议当中，并且他们的选择能够成为政府行动的一部分，否则民主进程就毫无意义。”（Dalton2008: 78）有关政治参与的研究已经表明，间接义务参与（比如投票或者成为政党的成员）的下降与直接参与（比如直接和机构的交流，抵制行为，有争议的行为等）的复兴同期出现。从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那里我们得知，尤其是地方一级的公民，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线上工具参与到政治进程之中。然而，大部分可以查阅的研究关注的多半是活跃城市的单一案例，用以来说明线上参与的广泛增长。不同的是，这份报告试图提供一个综述，一个有关瑞士的所有城市以及这些城市以政治参与为目的的对于线上媒介运用的综述。

政治参与是一个本身就具有社交性质的概念。在维巴的定义中，（Schlozmann和Brady, 1995: 37）参与让市民将他们的关注和喜好转发给政府和当局者，并且要求获得回应。在这方面，政治参与常常是为了影响政府行动。Waschkuhn（1984: 18—19）有一个相似的观点，他将参与定义为主动参与政治观点与决策的制定过程。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公民在参与方法和渠道上的技能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Anduiza et al., 2012）。另外，根据Fuchs（2000: 265）的说法，数字媒介使相对低成本的参与形式成为可能，只有低成本的参与形式最有可能组织大量的公民处于现代社会的控制之中。总之，数字媒介中存在着很大的参与潜力，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媒介已经不再是那么新鲜了，是时候在评估它们政治潜力的方面走得更深远一些，而不仅仅是空洞的研究它们是否（或者是怎样）真正地改变了政治交流。本着这个目的，我们的研究旨在为瑞士所有城市地方层面政治交流的总结做出一些贡献。

我们认为在线参与是一种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工具，这种工具是由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提供的，用来通知或者动员大众并且邀请他们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制定（Tambouris et al., 2007; Macintosh, 2008: 89; van Veenstra et al., 2011: 157）。在线参与的中心要素包括提供信息并且促进在线交流和商议（Lombardi et al., 2010: 16）。我们运用术语“参与要素”表示在线交流参与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使民众（尤其是使用者）来积极的检索信息，使他们参与到城市管理和与城市政府的对话之中，参与广泛讨论并且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因此，电子政务旨在提供一个虚拟的市政大厅（用来提交在线表单、网上纳税申报等）来让管理更加有效，而着力于电子政务的那些工具，也不同于我们以往对它们的理解。

本研究着重于一些由瑞士政府提供的线上工具，这些工具使参与具有非选举（Verba and Nie, 1972: 54）直接和不正式（的性质），即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互动（Buse and Nelles, 1978）。这包括布斯和奈勒斯在1978年就将利益相关者的电脑民主、模拟、调查、审议和广泛参与称为决策制定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比如城镇和区域规划。另外一个分支沿着行动者主动参与这个问题发展。自上向下指的是政府和管理者建立对话平台，邀请市民和利益相关者来参与（对话）。对于这个项目，我们致力于那些瑞士政府提供的，由非选举的、直接的和不正式的（特点）所构成的，自上而下的更加便利的参与。

就像数字媒介一样，在线参与不再那么新奇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很多现代民主社会政治参与常见的一部分。希尔顿（2006）和科尔曼还有布鲁默（2009: 102-211）已经表明，英国的城市布鲁斯托尔很早就已经活跃起来。早在2001年，这个城市就提供了一个在线垂询系统。这是一个可以以一种公开透明的和用户友好的方式存档公共审议的工具，从2003年开始定期举行在线研讨会和投票。一些课题是研究英国的在线民主项目（如the Local e-Democarcy National Project，参见Coleman 2005）。在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数字媒介的在线参与潜力满足了市民日渐增长的参与地方政策制定的需求。结果，随着这种工具（www.buergerhaushalt.org）在数量上的增长，所谓的公民预算在德国已经变得非常流行。许多项目尝试网上公开讨论城市规划（如www.dresdner-debatte.de or www.hamburgdomplatz.de）。然而，在一份对美国最大的都市地区中的一百个城市进行的研究中，斯科特发现，虽然很多工具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些工具几乎都没有针对参与、对话或者咨询。他得出结论说：“这就好像政府想要避开风险，避开那些由开放交流渠道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和可能的法律风险。他们可能缺少监督，组织或者回应这些公共讨论的能力。”（p. 349）在这方面，瑞士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随着直接民主的进程已经形成已久，这些担忧有些多余了。但是同样在非民主国家中，地方线上参与平台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在中国城市杭州和南京（Hartford, 2005）。

在瑞士，线上交流参与主要发生在地方层面，大部分是城市或者自治市尝试不同的咨询和对话方式，而（相比之下）联邦和州的机构更不情愿一些（参见Baumgartner和Zogg, 2010; Peart和Ramos Diaz, 2007）。比如，早在2011年，苏黎世就已经在五个地方政策议题上推行了一个三天的线上评议流程（Klinger和Russmann, 2014）。然而，直到现在，除了几个单个的案例研究之外，没有可以采纳的数据，给我们一个有关瑞士城市线上参与交流的总结。

http://www.bfs.admin.ch/bfs/portal/de/index/themen/16/04/key/approche_globale.indicator.30106.301.html; http://www.mediachange.ch/media//pdf/publications/Anwen dungen_Nutzung_2013.pdf

图1　瑞士的社交媒介和网络的使用情况

基于辅助性的宪法原则，瑞士的自治市对没有被联邦所管辖的那些方面负有全责，即：被市立的或者国立的管理机构负责管辖。这些城市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自治市来说负有更多的责任。瑞士自治市有财政和金融的自主权，拥有入籍的权利，并且在有关地方政策问题的决策制定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权。此外，其他方面使得对地方政治交流的分析变得有趣（参见Ladner和Bühlmann, 2007）：在日常生活中，政策方面就像教育、健康、交通和空间规划一样直接影响着公民。在瑞士，自治市对这些领域负责。在地方层面，公民距离政策和决策制定者更近。同时，在这个层面上，地方政治进程更具有可追溯性，并且被认为更加重要。因此，地方层面的公民对于重大利益有一个更好的理解，相比于区域层面或国家层面的政策，他们被认为更愿意参与到地方层面的政策之中。因此，我们相信研究城市或者自治市这种地方层面的在线参与交流会更加富有成效，在这些地方，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交流更加有效。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地方行政管理的线上活动和人口数量具有相关性（参见Saglie和Vabo, 2009; Larsson, 2013）。另外一项研究认为，大社区中的公民相比于小社区中的公民，更愿意通过地方政府参与到交流当中（Yang和Kathe, 2005: 211）。跟随这个观点，我们的调查项目着力于瑞士城市中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线上交流参与，但并不是所有自治市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都在其中。根据定义，城市是一个拥有超过10000位居民的自治市[1]。

很多关注政治交流领域互动媒介实践的研究发现——即使互动媒介全部付诸实施——互动媒介并没有完全发挥它们的参与潜力。斯科特（2006）发现，如果超越对试点项目单个研究案例的查阅，美国城市多半运用有参与潜力的在线媒介来单向传播信息。霍尔泽等人（2008）在另外一份对100个美国的自治市的更广泛的定量评估中支持了这个观点，证明了“这些自治市的公民缺少在线参与实践的支持”。在最近的更多研究中，莫斯伯格等人（2013）发现，虽然美国城市在线交流参与的实践在数量上有一个强劲的增长，单向的“推送”策略依然是主流。然而，这些经验性的研究结果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分析试图从欧洲视角对这个争议做出一些努力。政治行动者和管理者们非常不情愿采纳和使用社交媒介平台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另外，一些可以使用的有关该主题的研究已经聚焦于政党或者候选人以及他们在竞选活动中对社交媒介的运用（如Cardenal, 2011; Ennli和Skogerbø, 2013; Graham et al., 2013; Grant et al., 2010; Vergeer et al., 2011）。不采纳、单向的以及非参与的实践是否因为（他们）误解了新媒介（操作者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否因为缺少资源（操作者知道做什么，但是不能完成它）、是否因为内部制约（操作者知道做什么，但是其他的操作者或者机构阻止他们这么做），或者是否因为一些策略性的原因（操作者知道做什么，但是不会选择它），这些问题还需要加以研究。拉森和布朗（2011）得出结论说仅仅是结构性指标无法解释未采纳和欠开发，辨别使用推特的个体性动机的模式非常困难（among US congress member）。另外，他们得出的“最有趣的结果”是，选举中的注意事项只扮演了一个非常边缘的角色（p. 432）。在这个分析中，我们试图从参与线上交流的角度解释这种缺位，并且从三个理论视角——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媒介化研究——来解释参与潜力的欠开发（的原因）。

虽然已经有数不清的课题研究了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互联网，但是在这之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关注他们对于积极参与在线交流的激励措施（或者他们对于在线交流激励措施的缺乏）。原因是很多的研究是基于网络驱动潜力的一种规范的假设之上，而不是基于政治和行政管理行为的基本模式和逻辑依据。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就是卡德纳尔（2011）关于在线的“政党行为悖论”的研究。她从理性选择的视角，认为政党并没有完全开发在线交流的动员潜力，因为“为政治动员开发新技术的产出是不确定的（……），然而它的成本是确定的，成本就是交流和组织”（p.84）。因为政治行动者为了迎合大众媒介的需求已经媒介化了（in Switzerland Donges, 2008; and elsewhere Strömbäck, 2008; Strömbäck and van Aelst, 2013），成本包括在线维护额外的线上媒介渠道，在大量不同的社交媒介平台中保持活跃，这些成本可能争夺传统政治交流的预算，同时收益并不清楚。根据Cardenal's的运作（p.88），成本指的是（1）交流的费用（比如信息缺失和对传递的控制），（2）机会成本（比如人力和货币成本）和组织成本（比如通过在社交网络上提供低门槛的参与机会来损害正式的会员）。另一方面，除了会员、支持者和市民所建立的高活跃度、高参与度和高兴趣度的核心集团之外，收益不仅仅被定义为通过社交平台赢得额外的选票，还被认为、被期望是这种支持的驱动力。因此，收益不仅仅是如何通过社交媒介获得更多额外选票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扩展支持基地的更广阔的视野。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推导出第一个假设：

H1：城市政府并没有完全开发社交媒介平台，因为认知（确定）成本超越了预期（不确定）收益。

另外一个可能的针对社交媒介平台的使用而非针对其开发不完全的原因可以从新制度的视角衍生出来。同构概念声称（被日益增加的需要被处理的信息关联起来的）组织间越来越多的交汇点建立了一个“组构场域”（DiMaggio和Powell, 1983: 148），随后导致了组织结构和实践的同质化。同构可以（通过法律）强制、规范或者模仿。除了新制度主义对理性选择的决定这一基本观点的反对，模仿同形可以在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中被发现：尤其是在那些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行动的条件（Handungsbedingungen）看起来暧昧不清，并且缺少足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组织可能被期望去跟随那些模型，那些或者已经被成功的组织实现了的，或者被顾问宣传是“最好的实践”的模型（Schiller-Merkens, 2008: 58）。城市政府和政治家可以放心可靠地从在线动员支持中获得什么益处，或者社交媒介平台是否能够帮助他们选票数量最大化（或者赢得任何额外的选票），（这些问题）即使在学术讨论中，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决定在社交媒介平台的选举动员支持中扮演何种角色、采用何种策略的时候，城市政府的交流实践者会面临一个不确定的局面。根据同构理论，组织试图依靠通过监测相似组织的结构和实践以及他们在选举活动中的竞争者而进行协同定位。因此，根据新制度主义，组织中特定的个人或者团体的理性决定、权衡利弊，并不是理解为什么政治行动者不完全开发社交媒介平台的关键因素。相反，不确定的、竞争性环境中有组织的协同定位解释了城市政府的在线行为。政府可能最起码需要一个城市为基准来充分开发社交媒介平台的动员潜力，并且投入相应的资源。从这里我们衍生出了第二个假设：

H2：城市政府不完全开发社交媒介平台是因为协同定位会导致在它们的组织领域模仿别的城市政府的在线行为。

在有关媒介产品的传播以及在使用的交流规范和实践方面，通常认为的社交媒介平台背后的逻辑和传统大众媒介的逻辑（相比），虽然有所重叠，但是二者还是不同的。社交媒介平台背后的逻辑在政治在线交流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位置：内容生产的实践，信息分销的逻辑，媒介的使用以及社交媒介平台中受众的概念。这些和城市政府已经适应的、现存的、广泛覆盖的大众媒介逻辑非常不同。社交媒介网络不会判定基于新闻价值而分享的故事（社交媒介网络不会基于新闻价值而分享故事）：伯格和米尔克曼（2010）发现了情绪感染和病毒营销之间非常强烈的关系，并且他们发现相比于负面内容，使用者更多地分享正面内容。这和传统大众媒介中“如果新闻的内容充满了流血事件，那么这则新闻总是会出现在头版，引起人们注意”这种传统的新闻选择和对负面新闻的偏见不同（如Johnson, 1996; Takens et al., 2013）。关于（病毒）传播，网络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已经显著地影响了政治行动者和管理者。在联系社会中，知道如何上网已经变成了一个基础性的资源（Wellman, 2001）。（为了）努力去获得最高程度的注意，政治家、政府和管理者试图尽可能多地建立和保持（这种）连接和关系。因此，网络媒介逻辑规定，例如，个人或集体行动者在Facebook上只保留简介是不够的，他们也需要和尽可能多的用户成为朋友，将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的组织上以及他们的信息上。网络媒介逻辑另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社交媒介平台上的政治交流不能针对大众，因为在社交网络上是没有大众的，所以，和其他人保持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代表着受欢迎。研究已经指明了著名博客（top general or elite bloggers, Nahon et al., 2011）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博客会让政治信息有足够的知名度来启动病毒传播。这意味在政治活动中，不仅仅是记者，博主也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接收者。但是现在只有很少的研究提及了社交媒介平台上新兴的网络媒介逻辑，而（仅有的）这些研究都是补充出版、广播、电视和大量的在线门户网站的逻辑，这些是已经被处于中间角色的政治行动者所适应了的传统大众媒介的逻辑。从这个视角我们衍生出了第三个假设：

H3：城市政府不完全开发社交媒介平台是因为它们专注于大众媒介的逻辑，并没有领会新型网络媒介的逻辑。

人们运用一些在线工具在瑞士（以及他们不同部门）的网站上参与在线交流，而研究项目的第一部分就包括一份对这些线上工具的定量研究。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城市政府和管理者是否运用网络来参加交流，以及他们为了交流参与提供了哪些在线工具。该项目的第二部分建立在和市政秘书访谈的基础之上。基于定量研究发人深省的结果，我们在第二部分的研究问题是瑞士政府为什么开发或者为什么没有开发在线交流参与潜力的原因。

瑞士国土中有2408个自治市[2]（截止到2013年1月1日）。根据定义，一个市政城市需要拥有超过10000位居民。大约45％的瑞士人口居住在超过有10000人口的城市之中（BfS, 2010）。一个来自挪威的研究显示，地方管理的线上行为和人口规模有关系（Saglie和Vabo, 2009）。基于这个观点，我们的研究不包括所有的自治市，只包括瑞士城市。

我们的样本是基于瑞士联邦统计每年出版的瑞士城市统计，其中列出了141个拥有10000位以上的人口的自治市以及18个拥有人数稍微少一点的而在历史上已经达到一个城市地位的自治市。样本是就人口的分布（而选出）的代表，横贯瑞士三个语言区域（见表1）：

表1

就像有关在线内容分析或结构分析的文献建议的那样（如Rössler和Wirth, 2001: 196; Luzar, 2004: 277; Brügger, 2010: 27），我们运用专业版离线浏览器存档了（在28.01.2013到07.02.2013这段时间）所有的瑞士城市网站。这个步骤可以让我们不用考虑不断变化的网站内容来离线编译材料。然而，我们在这个时期只抓取了参与元素，依旧没有注意之前或者之后论坛或者社交网络的实践。

一个网站包含大量的网页，这些网页被独一无二的URL所定义。在分析网站上的互动时，大量致力于互动网络或参与网络的研究分析了“一级页面”和“二级页面”（Cho和Cheon, 2005; McMillan et al., 2008; Voorveld, 2010; Voorveld et al., 2011）。麦克米兰等人（2008）在分析互动网站的时候考虑了主页代码的编写，并且酌情考虑了所有有点击分布的网页。一个网站的开始页面是主页。对于每一个被URL定义的城市主页来说，所有的链接网站都被认为是相关联的。另外，因为在线参与可能与特定的政治领域相联系，而不是仅仅呈现在城市门户网站的一二级网页上，我们将城市政府的政治管理部门考虑在内。一个部门的主页——被URL定义的起始页，以及所有分布着链接的网页也被存档和编码。我们总共分析了500个一级页面（159个城市主页，341个部门的起始页面），每一个页面都有两级页面的链接深度，包括了所有的城市和它们的政治部门。500个研究单元这个数量的产生颇为随机，这个数量不是一个预设选择的结果。

三个编码者会接受培训并且收到一个编码手册。每一个研究单元的起始点都是一级页面。第一，从左上到右下，搜索起始页面的参与元素和代码（麦克米兰等，2008）。第二，从左上到右下，一级页面上的所有链接都被按顺序跟踪，因此，从左上到右下，到达的二级页面再次被编码。

这个步骤由代码手册来引导。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参见如Schweitzer, 2010; van Veenstra et al., 2011）之上，一份有关不同类型媒介的列表指导着我们对所发现的参与要素（进行）分类。这包括讨论论坛、相联系的外部社交媒介（脸谱网、推特、YouTube等）、维基网、在线聊天、在线调查和博客、基于需求的信息提供（newsletters, RSS feeds）和移动应用程序。每一个被发现的参与要素在被编码的时候也参考这些变量：运用这些变量进行参与的水平（告知、咨询、建议以及协同生产和协同决定：参见van Veenstra et al., 2011: 161），参与的模式（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参见Schweitzer, 2010: 206/244）以及在政策周期中它们的表现（参见Tambouris et al., 2007: 6）。三项测试控制编码器的信度和效度。四个不同的编码器的信度（Holsti）介于0.75—0.9之间，并且互不相同。

在试图去解释城市政府在线上政治交流中（不）使用在线参与工具的原因的时候，以及在解释城市政府将参与元素（不）付诸实施的原因的时候，更大范围地调查项目中的第一部分使定量方法的局限性变得显而易见。看起来城市人口规模和参与元素的实现数量具有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因为几个大城市的缘故变得有些偏离。在159个瑞士城市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在线交流参与实现方面清晰的模式。因此，在我们的定量分析之后，便进行一项定性研究，旨在解释为什么城市（不）使用参与交流工具来和人口相衔接。它们这样做的动机和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因此我们决定来引导一个与执行官面对面的半结构式的采访。我们希望他们去解释参与在线交流背后的动机、动力和组织模式。在有关政府和它们对新兴在线交流工具的使用方面，一些拥有相似调查问题的研究也采用了定性采访（的方法）（如Chadwick, 2011; Mossberger et al., 2013）。前期的研究也比较了不同政治行动者使用的交流工具（如Karpf, 2012），并且探索了这些工具是怎么被运用于政治运动当中（如Kreiss, 2011）。

被采访的城市样本（的选择）是基于我们调查项目的第一部分。为了给这个项目的定性部分建一个样本，根据参与在线交流的总量，我们首先将159个瑞士城市分成了3个行动小组。

①运用对话论坛的城市；

②拥有大量参与元素的城市；

③没有参与元素的城市（节制）。

第二步，我们对这三个小组的城市进行抽样，把多语言格局和城市人口规模也考虑进去，最后得出了一个17个城市的样本。其中7个城市已经实现了一个对话论坛，或者直接在它们的网站上，或者保留在一个外部网站的论坛上。虽然我们没有进行内容分析来衡量这些论坛贡献的数量和质量，但是我们希望那些拥有对话论坛的城市可以特别适应在线交流。第二组包括5个具备最多参与要素的城市，比如社交网站、博客和视频互动平台。第三组由于一些相对的原因被选出来，包括5个不活跃的比较节制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我们没有发现参与要素。考虑到人口规模和语言区域，这5个城市从45个案例中被随机地选出来。虽然17个采访（这个数量）可能看起来略显微薄，但是正在进行的对访谈结果的编码和分析也显示出了数据的饱和度，即更多的采访也不会带来有关调查的基本问题的新信息。

为了获得有关城市线上交流的可靠信息，我们需要咨询城市政府或行政管理组织内部消息灵通或者处于有利位置的人。样本中的城市就人口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正式组织结构而言，都各有不同。最终，我们需要在每个城市中寻找被采访者，这些被采访者相对来说（需要）具有内部交流和外部交流的行政管理职能。为了确保可比性，我们决定采访那些执行官而不是采访那些交流工作的领导，因为不是所有被选出来的城市都会任命后者（的职位）。

在瑞士，执行官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关键。所有的城市都指派执行官，他们是政府和管理行政（部门）运作的主要连接。执行官与他们城市的交流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些相对小一点的城市中甚至负责外部交流。在大一些的城市，被交流部门首脑所领导的核心交流单位，通常也是大臣之中的一部分。因此，执行官是交流部门中首脑（集团）的主管。在更大一些的城市中，执行官向这个城市交流部门的领导核心传达我们的要求，同时也参加采访。在2013年夏天（6月4日到9月4日）这个面对面的采访在执行官的办公室中主持进行，采访时间持续（在一些在节制小组的城市）20分钟到（在大一些的城市）一个小时不等。

这个调查说明包括一系列半结构化的、预设的问题。演绎性衍生问题的类别有：目的、创始人、实现的障碍和反对；有关参与要素的组织结构和工作进程；指导或者规定；交流目标和目标人群；参与元素的问题与风险的经验；其他城市在线交流参与行为的协同定位和监视；通过参与要素，城市政府对公民生产内容的运用。采访之后，我们请求被采访者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以使用的文献，比如战略文件，社会媒介的指导方针，政府会议记录等。我们运用这些文献来进行质化的内容分析。因为我们的样本包括了瑞士三个语言区域的城市，我们需要培训说法语和意大利语的采访者和翻译者。在所有的被采访者中，一个调查者目前要做的就是确保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所有的采访（内容）都要被完全转录和翻译成德语。以上提到的分类被采访者用作分析框架来对采访记录分组，该分类后来被归纳建立起来的子类别所改良。

分析表明72％的瑞士城市在它们的网站上提供了参与要素（见表2）。45个瑞士城市的网站没有提供线上交流参与（要素）。总的来说，我们发现在114个城市网站上分布着409个参与要素：82％的参与要素分布在瑞士86个说德语区城市的网站上，16.5％分布在瑞士26个法语区的城市网站上，只有1.5%的（参与要素）分布在意大利语区提契诺州的两个网站上。

表2

这些结果不仅仅是样本的影响。在提契诺州众多的城市中，我们的样本城市中说德语的部分是说法语部分的三倍。在这三个语言区中，比较有参与要素的城市和没有参与要素城市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说德语部分的比率是最高的，并且分数接近0.75 (86/115)，说法语部分的比率是0.66 (26/39)，说意大利语的部分是0.4 (2/5)。看起来在定量的在线交流参与方面，这三个说不同语言的地区中间存在着鸿沟。

如果我们近看参与元素的类型，结果显示，很多（45％）是基于需求的信息推送（见图2）。提供的内容包括实时通讯（26％）和RSS供稿（19％）。这些工具不是像那些讨论论坛或者社交媒介可以的那样，以直接参与双向沟通的模式为（导向）。但是实时通讯和RSS供稿（可以）告知市民，比如政府和行政的相关活动和决定。在线上语境中或者离线语境中它们帮助市民来准备他们政治参与的内容，因此这些可以被视为参与要素。

图2

每5个网站中就有一个社交网站。我们可以在网站上找到80个瑞士城市社交网站的参考（例子）。三分之一的瑞士城市已经至少为政治交流建立了一个社交网站。这仅仅包括链接到城市网站的社交网站，因为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确认城市行政管理所提供的正式平台的数量，而不是私人网站和旅游门户。城市主要运用脸谱网（73），而Google＋（4），Flickr（2）和Foursquare（1）只起到了边缘作用。脸谱网看起来是更讨人喜欢的社交网站，其他（可以使用）的社交网站主要是与脸谱网结合。在15个城市中我们发现不止一个（城市网站）链接到了社交网站。例如，作为瑞士最大城市的苏黎世，总共拥有18个社交网站（所有的都链接到脸谱网）。

社交媒介的另外一个类别，比如微博（这种类型只有推特），占了所有参与元素的7％，互动视频平台（大部分是YouTube）分得了接近4.5％，而微博只占到了少于1％。只有10％的瑞士城市尝试在推特上表现活跃。推特常常被用来与脸谱网结合。同样，苏黎世比国家中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更多地占有推特账户。在三个语言区的分布上，在一定程度上，社交媒介要不同于瑞士城市中参与元素的整体分布。在瑞士的法语区，相比于德语区，更多的城市至少使用一个社交网站，而提契诺州被甩在了后面。

另外一种参与元素的类型是讨论论坛：在11个城市（都在德语区）的网站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论坛。27个瑞士城市（27％）提供了网站的移动版，或者最起码为网站上的部分内容提供了移动版。比较少见的参与元素是维基网，在线聊天和在线调查。将只有12个（2.9％）被标记为其他的参与要素考虑在内，指导着我们分析不同类型参与要素的列表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就像上文提及的那样，一个前期的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人口越多，地方政治管理在网络上的活跃度就越高（参见Saglie和Vabo, 2009）。就因为这样，我们将在线参与交流（在城市网站上在线参与元素的数量）和城市规模（一个城市的人口数）联系起来。6个人口超过100000的城市贡献了将近所有参与元素的30％。乍一看，“规模”和“参与（要素）数量”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很强的r（PEARSON）＝0.83关联。然而，作为瑞士城市中最受欢迎的城市，苏黎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苏黎世拥有人口最多（372/857），与第二大城市日内瓦（187/470）相比，苏黎世拥有将近日内瓦两倍的常住居民。依据城市的规模，整体上样本非常地不平衡。只有十个样本的人口超过了50000人，超过了这个线，它们就变得非常分散了。在计算城市规模和参与元素数量相关性的时候排除苏黎世州的话，皮尔森系数下降到了r＝0.57。苏黎世引起了一个强烈的偏离，在苏黎世中我们发现的参与元素占总参与元素的15％。

从我们的采访中，我们得到了四个主要结果，我们简明扼要地总结为：第一，对于采访的分析显示了在实现参与元素方面，城市政府或多或少分散的动机模式。第二，在公民这一块，执行官强调了市民对这些工具相对较小的需求，因此对与线上交流参与到达的强调也有限。第三，他们表示他们意识到了一些冲突，那些工具所培育的更多的非正式在线参与和政府的正式政策制定之间的冲突。第四，用来启动、维护和阐述参与在线交流的资源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以上四个主要发现与下面的几个板块有关系。

（1）（分散）动力模式。

我们发现城市政府提供在线交流参与的一个原因就是和变化中的在线交流的局面保持联系。在总体上，更多被提及的特定动机并没有主要与寻求政治参与的目标相联系，而是与完成特定的战略目标相联系。

我们也发现了更加扩散的激励模式，例如，作为社交网络的一部分，这些被访者认为采用社交媒介和其他在线工具是一个现代城市管理的基本要求，并且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完成这些事。

“这个观点就是，为了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要尽可能多地保持联系。”

“我们这样认为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你还没有一个Facebook，你也应该在其他最重要的平台上出现。”

“这是关于现代性的表现，表现出你是跟得上时代的，等等。”

相反，特别的动机指的是策略性的目标。最常提及的原因之一是要通过在线交流触及新的目标人群，比如年轻群体。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年轻公民越来越多地通过在线渠道获取信息，而不是通过大众出版物。因此，完善的在线交流渠道取代了苦恼缠身的地方出版媒介，被用来告知公众并且和公众进行交流，这被看作一个特定的动力被提及。此外，受访者把培养直接对话和反馈作为一种合法的资源。另外，参与元素被认为是支持身份管理的，并且它有能力加快市民对政府行为和决策的反馈（速度）。所有这些原因都致力于更多具体的交流目标，而不是这些假设的需求，这些假设的需求以某种形式，在数字社会中成为不同社交网络的一部分。虽然直接的反馈功能被认为是一种在线交流的方式，培养政治参与并不是城市的主要目标。直接的和未过滤的信息传播是更重要的。

另外一个有关动力模式的发现是，提供在线参与交流的决定很大程度上被行政管理人员个人的参与意愿所驱使［这和我们的量化数据显示的（在线交流参与和）城市规模有关系这一观点相冲突］。

“我们的数据库中有一些人想对这做一些标记：他们不断地用各种新技术来接近政府咨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噱头（……）。作为一个具体的员工，Mr. ×××在新玩意儿来的时候是一个先驱（……）”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原生的民主主义者，并且我也经常四处寻找生活得民主的机会。”

“开放脸谱网和推特的决定来自于IT工作组，就是这些人来处理我们的主页。”

实现像社交网站、博客和微博这些工具的努力最初源自于一个小组的努力，甚至只是单个人的想法，这个人可能是一个IT经理人，或者是一个交流领域的领导。所以在被分析最多的案例中，参与元素实现的最初并不是一个城市立法机构或者行政主体的政治决定。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市委秘书已经做出了政治决定，比如，在某些时间限制政治管理人员对社交媒介的使用。

“另外，以前的城市机构在前期的立法周期中使用了这种（社交媒介）（……）。”

“在一个时期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处于一个奇怪的处境之中，这个情况就是城市行政机构内部被禁止接触脸谱网。这项员工禁令在2008年实施，所以他们就不能登录脸谱网。在2011年，城市成立了一个脸谱网小组，但是我们这些员工连看一下脸谱网上正在进行着什么都不行。”

在地方出版物中，行政管理员工在使用社交媒介中的这些限制被批判性地讨论。[3]

（2）低需求和限制接触。

我们发现，城市政府提供在线参与工具，通常不是为了加强市民参与和对话。城市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市民需求较低，并且资源稀少，并且它们不认为可以触及广大受众和普遍的在线大众。从这个视角来说，在线交流引发了代表性和排斥性的问题。这个观点可以分化为两个“问题组”。

第一个就是市民对于在线交流参与的低需求的观点。被访者很少能够体验到市民对参与线上交流的直接要求。他们也没有通过城市立法主体中的政治代表获得任何直接的要求。

“我们的需求是零，现实情况就像我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

“对于更强有力的参与有一个强烈的需求、愿望还有期望，但并不是通过网络。在这些平台上没有变得更加活跃的要求。”

“让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我们是多么忽视了这个（问题）。我相信，今天消费者主要希望我们来提供一种服务，比如，（他们希望）下载一个表格。”

非常明显，（使用）网络渠道（来进行）额外参与这个要求看起来极少或者就是没有。就像我们案例中[4]一个由城市主导的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显示的那样，只有4％的人说看不到城市在社交媒介平台上的表现。当然，这不代表我们样本中所有的城市，但是这阐明了原因。那些已经实现了参与元素的城市通过这些渠道只获得了相当低的反响和极少的互动。

“在更广泛的人口中，真实的争论并没有发生。”

“现实的和传统的机会比在线参与重要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并不关心这里的在线参与少不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第二个引用可能指的是特定的瑞士语境：对参与（工具）充分提供的认知和市民参与地方政治机会的认知）

另一组问题是对于瑞士城市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不能在线接触到广泛大众的观点。看起来出版依然被看作广泛大众发布和讨论城市政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在线参与交流仅仅用来服务一些较易接触到的地方受众。

“线上交流参与不能作为一个促进参与的排他性的渠道，因为一些原因，不是所有的人都使用互联网，尤其是那些年长的一代，（如果这样）他们就会被排除了，这是我们的国家不允许的。”

执行官因此意识到了一个数字化的分裂，尤其是有关那些不用网络渠道的老人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上面提到的观点相矛盾：实现在线参与工具的一个明显的重要驱动力就是去到达新的目标人群，尤其是年轻群体。然而，普遍的，执行官所强调的城市政府（以及国家）与更广泛的公众建立话语的责任，并不仅仅是与公众的一部分（建立对话）。

（3）非正式的在线参与VS正式的政策制定。

城市政府对于在线交流参与报以怀疑的态度，是因为它与正式的政策制定程序相矛盾，有角色冲突且与实践的不和。

这方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线交流参与）与正式的程序化决策制定和与自下而上（非代表性的）审议过程结果不相容。

“所以你看，我可以输入所有的想法，即使是疯狂的想法：那些没有任何现实的机会的想法；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之后我们可以将这些想法传送给行政区（政府）。这时候行政区会说：（带有一种讽刺的语气）‘你好’，我简直可以想象这个情景。”

“当一些人想要开始一个受欢迎的举措或者一些类似的事情，他不会打算在网络上做这些事。因为他尤其想要避免线上推广最后将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风险。”

第二个经常被强调的方面是政府在调节或促进当地公众争论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一些执行官注意到了角色冲突，并且质疑州（是否）应该为公众争论提供调节平台，因为，按传统来说，这被认为是大众媒介的主要作用之一。

“州要成为公众讨论的促进者么？对于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说真的明智吗：让我们为公众开放一个平台来进行争论？”

“我相信州需要将需求初始化。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州应该这样做吗？或者原则上州还是需要维持一个被动角色？”

“你总是需要一些进行议程设置的主持人。在最经典的理论中，大众媒介是这个主持人。这是它们的功能。它们除了设置议程和调节公共话语之外什么都不做。”

第三个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方面就是那些潜在的热心市民通过城市在线交流渠道输入（内容）或者频繁地参与。如果他们的深思熟虑并没有或者（只有）部分地被采纳，他们可能会有挫败感。对于政府如何回应他们关于政策或者行政管理主题方面的输入（内容），人们各有不同期待。核心问题是：城市是如何运用来自市民的线上贡献来推进行政管理的。

“这样参与故事的问题就是，如果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就不应该开始这些项目。重要的是，在他们参与的基础上，一些东西随着人们的参与而来。”

“如果我们不成功，两方面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潜在挫折。在参与的一面，政府即使不愿意认可他们的输入（内容），也要在开始的时候，按照他们出的计划而逐渐推进。”

（4）资源。

第四，城市政府认为人力及财务资源是关键的。虽然资源在初始阶段或者实验阶段看起来不是中心议题，它们在之后的维护阶段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并且会提供扩展的参与交流。

“最开始，开一个账户并不集约资源。”

“风险就是，在一些领域，我们可能没有资源去将它们全部完成。”

在一个确切的点上，（不）确定的成本和（不）确定的收益之间的平衡似乎会有所改变。之后问题就是参与元素是否真正地增加了价值或者仅仅是增加成本。

“我们三年的‘滑稽许可证’可能很快就结束了，这就好像我们被要求将我们自己置于更狭窄的边界中。”

“这里有三个情景：最昂贵和最具野心的一个就是继续做先锋并且冲在前线。比较居中一层的就是为其他城市做一些贡献，表现得比较居中。第三个就是成为一个‘低水平的跟随者’。就在刚刚，因为财务问题，我们必须和‘低水平的跟随者’一起将（成本）保持在一个可能的范围之内。”

在这方面，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问题的决定就是，之前安装的在线渠道是否在试验阶段之后可以维持。在公众中，相比于没有实践这些交流参与（渠道），关掉在线交流参与（渠道）会产生一个更负面的反响。

有关成本的收益，很多被访者再次指出了缺少代表性并且公共需求较低（的问题）。只为一小群人提供参与要素很难被认为是公平的，因为这些需求较低的机会是用税来支付的。

“我们一定不能为仅仅一少部分人投入太多的精力和资源来提供一个对话平台。”

“我们在省钱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最后，这些所有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我们对投入产出比负有责任。”

维持线上参与交流的必需的人力资源是一个关键的论点，因为很多城市面临预算减少。这里有一个附加的观点，在瑞士，年度支出超过一定量就需要国会和公众（通过强制投票）允许。因此不同方面有关资源的争论总是一个政治性的争论。一些城市提供的一些内部文件表明：

“在眼下，用更多的人力资源开辟一个新的交流渠道，这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在短期内，这是一个关于额外运营一个交流渠道（的问题），这需要更多资源。”

“用于社会媒介和社区管理的扩大的40000瑞士法郎将会作为内部补偿（……）。解释性的声明：×××城市已经准备好在社交媒介平台上活跃起来（比如推特）。这是一个舒适的服务。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们需要额外的40000瑞士法郎。”

“在面对有关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起来。由于这个原因，市议会可能继续监视其发展。”

（5）解释参与媒介欠开发。

就像德纳尔（2011）说的那样，“为政治动员开发新技术的产出是不确定的（……），而它的成本却是非常确定的，（成本）就是交流和组织”（p. 84）。来自于采访的数据支撑着这个观点。实现参与元素增加了成本。这未必正确，或者这样说未必好，因为产出的不确定是因为对于更多参与机会较低的需求、与正式决策制定程序可以感知的不相容性、缺少代表性以及线上参与会排除很多公民和利益相关者的趋势。不同城市参与访谈的被采访者强调了实现或者开发参与元素的成本。一个参与要素需要额外的人员来创造有意义的内容并且给市民反馈。一些被访者明确地提到了，额外的雇佣人员应该熟练运用一系列的线上工具。这可能增加组织成本，并且在这些成本很明显的情况下，新兴在线参与渠道的产出很难预测。

“为了以一个合适的方式维持社交媒介，我们认为需要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这是我们远离社交媒介的原因之一。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不到额外的附加价值和额外产出，或者认为附加价值和额外产出会相对较小。”

“我认为资源问题才是社交媒介的大问题。必须权衡产出和资源投资。”

“我们是小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人力和时间的前提条件非常重要。这有多重要？产出是什么？（……）这是中心问题，并且我们没有答案。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些是我们真的需要的东西。”

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城市行政管理机构都倾向于进行初始投资来测试在线参与媒介，但是它们对于长线的投入产出比非常怀疑。由于所涉及的预期成本和低预期产出，大部分城市不用社交媒介、博客或者论坛，它们做出有意识的决定来限制这些平台。因此，线上交流参与的缺位并没有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个“尚未”的局面，反而常常呈现一种反复思考的合理的选择。基于这种背景，假设1便成立了（假设1：城市政府未开发社交媒介平台，因为预期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

新制度主义假设，组织之间越来越多的交流互换建立了一个“组织场”（DiMaggio和Powell, 1982: 148），随后导致组织结构和实践的同质化。同构可以（通过法律）强制、规范和模拟。瑞士城市经常监视彼此的有关线上交流参与的行为，在参与要素的使用和在线交流（方面），它们从事或多或少的组织交流。它们已经在执行官或者交流部门的领导中组织了全国会议来讨论社交媒介使用的管理。

“瑞士有一个信息官员的网络SIKOV。这是一个那些想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信息官员的平台。在瑞士我是执行官会议的主席。我们在一年半之前组织了一个有关社交媒介的会议。之后SIKOV也有一个（有关于此的）简要会议。”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协同定位的参考（例子）。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也在监视其他城市行政管理及副本指南等（方面）的行为和策略。然而，它们经常提到的可比性的问题，强调战略的不安全性。大一些的瑞士城市试图去监视其他国家的城市，比如德国的城市，因为它们在瑞士并没有找到可比的案例和基准。

“在实践社交媒介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规则。我有一些规则；我已经从其他城市购得这些规则。”

“我们和德国的一些城市都有接触，它们仅仅是大一点。（……）不知何缘故，这没有可比性。（在瑞士的）其他城市要小得多。我们是瑞士第三大行政管理主体（……）。我们在寻找一些外部的方式。”

“比较两个城市非常有趣。它们不同，它们没有相同的体积和相同的容量。然而它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并且同样进步缓慢，（它们）非常敏锐。最后，这都会是非常实验性的。”

基于这种背景，假设2便部分地成立了（假设2：城市政府不完全开发社交媒介平台是因为协同定位会导致在它们的组织领域模仿别的城市政府的在线行为）。被访者提到了协同定位并且认为这很重要。然而，在是否实践在线交流参与以及如何去实践的问题上，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社交媒介平台以及其他的在线互动媒介依据这样一个逻辑运行，虽然（这个逻辑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有所重叠，但还是有明显的不同。这导致了生产内容、传递信息和使用媒介的方式不同，这就是网络媒介的逻辑（Klinger和Svensson, 2014）。在我们的采访中，瑞士执行官和交流的长官证明了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方式的转变。在线上媒介参与和（新闻）大众媒介工作中，这些逻辑的不同也有所表现。

“这确实需要一种不同的思路，但是这些我们并没有完成。（……）它确实是一个和行政管理部门期望的Web2.0时代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

“所有在我们主页上提供的信息都遵循‘拉动’原则（Hol-Prinzip）。运用小短文，我们沿着推送信息的方向移动（Bring-Prinzip）。”

“如今，我们有传统媒介，也有网络媒介。它们相互交织。但是它们最后都会被改造。”

我们的调查项目已确认，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交流程序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个数字社会中正在改变，我们需要混合研究方法。定量的方法让我们可以测定这个问题，即是什么使得政治交流大众媒介逻辑和网络媒介逻辑相互转换以及是如何转换的，定性研究让我们可以将相关参与者的看法和评估包罗在一个画面中。深入研究有关在线交流参与策略决定的“黑盒子”的时候需要一个定性研究。

［1］Anduiza, Eva, Jensen, Michael and Jorba, Laia (eds, 2012): Digital Media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worldw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Baumgartner, Sabrina and Zogg, Julia (2010). "Das Internet als Instrument politischer Öffentlichkeitsarbeit der Schweizer Kantone", Wolling, Jens et al. (Hrsg.): Politik 2.0? Die Wirkung computervermittelter Kommunikation auf den politischen Prozess. Baden-Baden: Nomos. S. 43—58.

［3］Berger J. and Milkman K. (2010). Social transmission, emotion, and the virality of online content. Wharton Research Paper, http://opim.wharton.upenn.edu/~kmilkman/Virality.pdf, (accessed04 November 2012).

［4］Berners-Lee T., Masinter L. and McCahill M. (1994):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 (URL). http: //tools. ietf. org/html/rfc1738 (08.01.2013).

［5］Brügger, Nils (2010). "Web Archiving. Betwe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urnett, Robert (Hg.). The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 Malden, S. 24—42.

［6］Bundesamt für Statistik (2013): Regionalporträts aller Gemeinden 2008—2013, http://www.bfs.admin.ch/bfs/portal/de/index/regionen/02/ daten. html (11.12.2013).

［7］Bundesamt für Statistik (BfS): http://www.bfs.admin.ch/bfs/ portal/de/index/regionen/11/def. html (14.04.2014).

［8］Buse, Michael and Nelles, Wilfried (1978). "Formen und Bedingungen von Partizipation im politisch/administrativen bereich", von Aleman, Ulrich (Hrsg.): Partizipation—Demokratisierung—Mitbestimm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S. 41—111.

［9］Cardenal, A. S. (2011). "Why mobilize support online? The paradox of party behaviour online", Party Politics 19 (1), 83—103.

［10］Cho, Chang-Hoan and Cheo, Hongsik J. (2005). "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 of Interactivity on Corporate Websites", Journal of Adver- tising 34: 2, S. 99—115.

［11］Coleman, Stephen (2005). "From the Ground Up. An evaluation of community focused approaches to edemocracy", Bristol: Bristol City Council. Colemann, Stephen & Blumler, Jay (2009):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Dahl, Robert A.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3］Dalton, Russell J. (2008). "Citizenship Norm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tudies 56: 1. S. 76—98.

［14］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147—160.

［15］Enli G. S. and Skogerbø E. (2013). PERSONALIZED CAMPAIGNS IN PARTY-CENTRED POLITICS: "Twitter and Facebook as arenas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ahead-of-print): 1—18.

［16］Fraefel M., Neuroni A., Riedl R. and Knocks S. (2010). " 'Shake hands or join Facebook? Swiss cantonalparties' use of ICT in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members and citizens during ele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Participation (ePart, Lausanne 2010), Trauner, Linz, pp. 326—337.

［17］Graham T., Broersma M., Hazelhoff K. and van't Haar G. (2013). "Between broadcasting political messages and interacting with voters. The use of Twitter during the 2010 UK general ele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 tion & Society, Online First DOI 10. 1080/1369118X. 2013. 785581 (rev. 30 April 2013).

［18］Grant W. J., Moon B. and Busby Grant J. (2010). "Digital dialogue? Australian politicians' use of the social network tool Twitter", Aus- 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4), 579—604.

［19］Hartford, Kathleen (2005). "Dear Mayor. Online Communication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in Hangzhou and Nanjing", China Information 19. S. 217—260.

［20］Hilton, Stephen (2006). "Developing local e-democracy in Bristol. From information to consultation to participation and beyond", Aslib Proceedings: New Information Perspectives 58: 5. S. 416—428.

［21］Holzer M., Manoharan A., Shick R. and Towers G. (2008). U. S. municipalities e-governance report.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erfor- mance. Newark: Rutgers University, Campus. http: //spaa.newark.rutgers. edu/sites/default/files/files/EGov/Publications/US-Municipalities-2008. pdf.

［22］Hooghe M., Vissers S., Stolle D. and Mahéo V. A. (2010). "The potential of internet mobiliza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internet and face-to-face mobilization effor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7 (4), 406—431.

［23］Johnson, RN (1996). "Bad News Revisited: The Portrayal of Violence, Conflict, and Suffering on Television News".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2 (3): 201—216.

［24］Karpf, David (2012). The MoveOn Effect. The unexpected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Advoc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Klinger U. and Svensson J. (2014).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media logic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 1461444814522952.

［26］Klinger, Ulrike and Russmann, Uta (2013). "Measuring online deliberation in local politic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2011 Zurich City Deb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olitics (fourthcoming).

［27］Kreiss, Daniel (2011). "Open Source as Practice and Ideology: The Origin of Howard Dean's Innovations in Elector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8 (3), 367—382.

［28］Ladner, Andreas and Bühlmann, Marc (2007). Demokratie in den Gemeinden. Der Einfluss der Gemeindegrösse und anderer Faktoren auf die Qualität der lokalen Demokratie. Zürich: Rüegger.

［29］Lang, Sabine (2009). "Loc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sser, Frank & Pfetsch, Barbara (Hrsg.):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S. 151—183.

［30］Larsson, Anders O. (2013).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Social media practices by Swedish municipal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 cation 28 (6), 681—695.

［31］Lassen D. S. and Brown A. R. (2010). "Twitter: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9 (4), 419—436.

［32］Lombardi, Patrizia, Huovila, Pekka and Sunnika-Blank, Minna (2010). "The Potential of E-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Reddick, Christopher G. (ed., 2010): Politics, Democracy, and E-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and Service Delivery. New York: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pp. 1—16.

［33］Luzar, Katrin (2004). "Inhaltsanalyse von webbasierten Informationsangeboten", Framework für die inhaltliche und strukturelle Ana- lyse. Norderstedt.

［34］Macintosh, Ann (2008). "E-Democracy and E-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Europe", Chen, Hsinchun (Hg.): Digital Government. E-govern- ment research, case studies and implementation. Berlin, pp. 85—102.

［35］Mason, M. (2010). "Sample size and saturation in PhD studies us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s",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Vol. 11, No. 3).

［36］McMillan, Sally, Hoy, Mariea G., Kim, Juran and McMahan, Carolyn (2008). "A Multifaceted Tool for a Complex Phenomenon: Coding Web-Based Interactivity as Technologies for Interaction Evolv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4, S. 794—826.

［37］Mossberger, Karen, Wu, Yonghong and Crawford, Jared (2013). "Connecting citizens and local governments? Social media and interactivity in major U. S. cit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0 (4), 351—358.

［38］Nahon K., Hemsley J. , Walker S. et al. (2011). "Fifteen Minutes of Fame. The Power of Blogs in the Lifecycle of Viral Political Information", Policy and Internet 3 (1): 6—33.

［39］Pateman, Carole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art, Michael N. and Ramos Diaz, Javier (2007): Comparative Project on Local e-Democracy Initiativ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Projektbericht an di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 tion—Toward Electronic Democracy (TED) Program, http://www.ict-21.ch/comict/IMG/pdf/comparativeprojectsonlocaledemocracy.pdf, Rev. 28.12.2013.

［40］Rössler, Patrick and Wirth, Werner (2001). "Inhaltsanalyse im World Wide Web", Wirth, Werner / Lauf, Edmund (Hg.): Inhaltsanalyse. Perspektiven, Probleme, Potentiale. Köln, S. 280—302.

［41］Saglie, Jo and Vabo, Signy Irene (2009). "Size and e-Democracy: Online Participation in Norwegian Local Politics", Scandinavian Politi- cal Studies 32: 4. S. 382—401.

［42］Schiller-Merkens, Simone (2008).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und Organisationen. Grundzüge einer struktuationstheoretischen Konzep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Organisations]. Wiesbaden: VS Research.

［43］Schweitzer, Eva J. (2010). "Normalisierung 2.0. Die Online-Wahlkämpfe deutscher Parteien zu den Bundestagswahlen 2002—2009", Holtz-Bacha, Christina (Hg.): Die Massenmedien im Wahlkampf. Das Wahljahr 2009. Wiesbaden, S. 189—244.

［44］Schweizerischer Städteverband (2012): Statistik der Schweizer Städte. http://www.stadtzuerich.ch/content/dam/stzh/prd/Deutsch/Statistik/ Publikationsdatenbank/statis tik_schweizer_staedte/STST_2012-korr4. pdf (14.04.2014).

［45］Scott, James K. (2006). " 'E'the People: Do U. S. Municipal Government Web Sites Support Public Involv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May/June 2006. S. 341—353.

［46］Stäuble, Mario (2012). "Zürich will Facebook-Verbot aufheben", Tages-Anzeiger, Ausgabe vom 02.10.2012, p. 15.

［47］Stromba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3 (3): 228—246.

［48］Tambouris, Efthimos, Liotas, Naoum and Tarabanis, Konstantinos (2007).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eParticipation Projects and Tools. Proceedings of the 40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s/abs_all.jsp?arnumber=4076551&tag=1 (17.04.2014).

［49］van Veenstra, Anne Fleur, Janssen, Marijn and Boon, Andreas (2011). "Measure to Improve: A Study of eParticipation in Frontrunner Dutch Municipalities", E. Tambouris, A. Macintosh, and H. de Bruijn (Eds.): ePart 2011, LNCS 6847, pp. 157—168.

［50］Verba, Sidney and Nie, Norman H.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51］Verba, Sidney, Schlozman, Kay Lehman and Brady, Henr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u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2］Vergeer M., Herman L. and Sams S. (2011).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nd micro-blogging in political campaigning: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campaign tool and a new campaign style", Party Politics Online First DOI 10.1177/1354068811407580 (Rev. 28 May 2013).

［53］Voorveld, Hilde, Neijens, Peter and Smit, Edith (2010). "The Interactive Authority of Brand Web Sites. A New Tool Provides New Insight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50: 3, S. 292—304.

［54］Voorveld, Hilde, Neijens, Peter and Smit, Edith (2011). "The Relation between Actual and Perceived Interactivity. What Makes the Web Sites of Top Global Brands Truly Interactiv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0: 2, S. 77—92.

［55］Waschkuhn, Arno (1984). Partizipation und Vertrauen. Grundlagen von Demokratie und politischer Praxis.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56］Welker, Martin and Wünsch, Carsten (2010). Die Online-Inhaltsanalyse. Forschungsobjekt Internet. Köln.

［57］Wellman B. (2001).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2): 227—252.

［58］Yang K. and Kathe C. (2005). "Assessing citizen involvement efforts by local governments",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29 (2), 191—216.

【通讯作者】Ulrike Klinger：瑞士苏黎世大学媒介与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　参见Bundesamt für Statistik (BfS): http://www.bfs.admin.ch/bfs/portal/de/index/regionen/11/def.html (14.04.2014)。

[2]　瑞士国家统计局官网：Country portraits 2013, http://www.bfs.admin.ch/bfs/portal/en/index。

[3]　参见Stäuble, Mario (2012): Zürich will Facebook-Verbot aufheben. In: Tages-Anzeiger, Ausgabe vom 02.10.2012, S. 15。

[4]　这个调查独立于我们的调查项目。该项目于2013年为一个城市发起并资助。（见http://www.ebikon.chpolitik/gemeinderat/bevoelkerungsbefragung-2013/# bevoelkerungs befragung, 15.04.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