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主流新闻网站的“企业报道”比较研究

张晓霞／译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大量的企业报道，这些报道是基于内部员工采写的，分别从六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新闻系统中选择的48个主流新闻网站收集的原始新闻。本文运用三个因素来解释企业报道存在的差异，主要包括组织层面；编辑任务（利润或以质量为导向的目标）和收入结构（显著或轻微的广告依赖）；国家层面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新闻自主权（自由主义、民主社团主义或极化——多元主义媒介体制）。通过对大约1660篇政治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对于明显的企业报道来讲，最令人满意的机会结果是：不受政治的影响、公有制以及对广告的低依赖性结构和以质量为导向的编辑使命。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关于网络新闻和民主的要求的结论。

关键词：企业报道新闻生产网络媒介商业化内容分析

在民主政治中，公众期待新闻媒体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对于政客回应公众关切的事情以及保持政客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方面至关重要。因此，公众希望媒体提供透明、可靠的信息，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分析、严格的审查，以及同样适合于动员参与者的多样化报道（Christians, Glasser, McQuail, Nordenstrang和White, 2009; McQuail, 1992）。然而，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种类型的报道可能并非有利可图。事实上，一些新闻组织似乎并不介意扮演可能破坏新闻报道信息价值的角色。对于公民，这就可能意味着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没有扭曲的、多样化的信息，并且减少了参与商议公共事务的机会。此外，一个走向衰落的媒介市场可能损害公众围绕政治成果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做出合理评价的能力。总之，这对充满生机活力的公共领域和民主生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实现服务于民主政治的新闻报道，新闻媒体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公共责任，并且运用到编辑操作和新闻队伍中。新闻编辑室里人员的规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报道需要时间和资源（Domingo et al., 2008）。然而，事实上，不稳定的市场状况——特别是日益减少的新闻受众和不断缩减的广告收入似乎对新闻的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Downie和Schudson, 2009）。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但是网站新闻提供者发现，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新闻媒体更难以支付它们的运营成本并且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模型（Quandt, 2008; Steensen, 2011）。存在的这些困难条件使得一些批评家指责网络新闻很少重视原创新闻报道、深度信息以及全面解析内容的提供。然而，这些要素都是Downie和Schudson所提出的“新闻问责制”的先决条件。他们希望这种类型的报道能够使政府官员和行政机构对公共服务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负责，并且能使企业和专业领袖对公众的诚信和公平期待负责。

本研究对新闻问责制的一个关键性条件比较感兴趣，也就是企业报道。我们将企业报道定义为独立报道，源于新闻编辑室内部员工，包括通过实地调研和一手的调查获得相关背景信息，并且进行最初的访谈（Hansen, 1991; Kurpius, 2002）。我们不应该将企业报道与“水门事件”这种特殊且罕见的调查性新闻类型相混淆，而应是原始的独立报道，包括由内部员工所做的研究以及超越了通过新闻机构或其他节约成本的信息源而容易获得的信息资料。

研究表明，企业报道使得观点和信息来源更趋多元化，并且满足了多元化民主国家公民所需要的规范性目标，在这一点上，企业报道要比一般的新闻报道做得更成功（Hansen, 1991）。新闻机构让受众知晓这种类型的报道是有其商业原因的。企业报道有助于新闻机构塑造自身提供可信的、增值信息的“品牌形象”（Chan-Olmsted, 2005; Siegert, Gerth和Rademacher, 2011）。明确认定的企业报道有助于读者意识到新闻的价值和质量，并且使得他们更倾向于转向一种媒体并且成为该媒体忠实的受众（Jones, 2010; Tewksbury和Rittenberg, 201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企业报道成为有意识的编辑策略的一部分，那么它将会通过故事和内容分析而更引人注目。

然而，并非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有能力或者愿意生产企业报道。Stetka和Örnebring将企业报道描述成一种昂贵的且高要求的实践，“要比传统的新闻报道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作者认为，这种报道类型依赖于财政自主，并且难以在紧急关头担起责任。鉴于最近曝光的消息表明新闻机构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而削减编辑室预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策略，这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Nielsen, 2012; Picard, 2010）。

Picard和Van Weezel讨论了不同形式的媒介所有权，如公共的、私人的以及员工所有制，并且对它们的经济和管理基础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就公共利益而言，经济实力雄厚且稳定的媒体机构最有可能表现突出。更重要的是，媒体机构建立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收入结构会对新闻媒体的组织目标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它们的市场导向（利润）和专业性导向（质量）（Demers, 1996; Krumsvik, Skogerbø和Storsul, 2013）。

从国家层面来讲，媒体机构被嵌入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有趣的是，正如Hallin和Mancini所描述的那样，传统媒体中的许多差异性要素在网络时代仍然持续（Benson, Blach-Ørsten, Powers, Willig和Zambrano, 2012）。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是否也适用于新闻倡议，比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Donsbach发现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闻记者相较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记者进行了更多的调查，并且更少地依赖于来自新闻机构的材料。他将此追溯到媒体自主的更长历史时期和英美国家的硬新闻范式的早期演变之中。Hallin和Mancini将这些新闻实践中的不同与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同层面相关联。他们讨论了新闻专业的几个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专业自主，独特的专业规范的出现以及相对于服务客户利益的公共服务的取向。根据他们的媒介体制模型，北欧的民主社团主义传统的媒介体制和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媒介体制在新闻专业主义上要比地中海地区的多元集中主义媒介体制更胜一筹。

毋庸置疑，不论宏观层面上的媒介体制，还是组织层面上的媒介体制，语境条件在预测新闻表现的差异中起着关键作用（Curran, Iyengar, Lund和Salovaara-Moring, 2009; Ferree, Gamson, Gerhards和Rucht, 2002）。在“企业报道”的案例中，我们有必要将媒体所产生的影响与国家和组织结构相关联，因此可以假定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为了解释主流网络新闻媒体是如何实现不同级别的企业报道作为其市场地位的一部分，我们利用Siegert等人提出的媒介品牌标识模型。该模型表明，媒介品牌的发展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结构层面上受到政治、社会、监管、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同时，组织层面上受到收入结构、竞争态势以及编辑任务的影响。因此，我们假定三个主要因素影响着企业报道：收入结构（例如，广告依赖的高低程度），编辑任务（例如，以利润或质量为导向的组织目标），以及媒介体制层面上的专业化程度（例如，更接近市场还是国家）。前两个因素是属于组织层面的，而最后一个因素是属于国家层面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网络新闻媒体的，我们把组织与其他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做了比较。我们假设这些所有权形式在其编辑任务以及商业化程度中是有所变化的。我们借鉴了Picard和Van Weezel对网络新闻媒体的所有权所做的区别，但是这里我们介绍的分类略有不同：

●私人广播公司（公司所有，以利益为导向的组织目标）

●公共广播公司（靠公众和政府资金资助，主要以服务公众为使命）

●企业报刊（由以利益为导向的传媒集团或上市公司所有）

●独立报刊（不含主要利润导向的另一种所有制形式）

●大众报刊（小报式的大众市场，以利益为导向）

●网络新闻提供者（纯粹的网络播放或者无形式的在线新闻提供商，具有独立的属性和组织结构）

我们将大众媒体包括在内，是因为大众媒体通常为公司所有，其编辑任务往往是简明的，即强调娱乐性且限制具有深度的内容。而另一方面，网络新闻媒体则被期望追求一种提供质量信息的编辑任务，因为作为当前市场的补充，它们必须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塑造它们的品牌。所有形式的媒介所有权都被假定为特定的编辑任务和收入结构的单一组合。

为了区分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同层次，我们的对比研究设置涵盖了Hallin和Mancini提出的自由主义式的媒介体制、民主社团主义式的媒介体制以及地中海地区的极化——多元主义媒介体制。

如果网络新闻媒体将选择制作企业报道作为它们组织战略的一部分，这将对用户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内容分析测量。现有的证据进一步表明，企业报道是通过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收入结构、编辑任务以及周围的媒体系统。基于我们前面的论述，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1：由于编辑任务影响企业报道的决策，因而，我们期望那些意在树立自己品牌的网络组织能够提供大量的企业报道，尽管它们拥有相对有限的资源。

H2：因为公共媒体是把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编辑任务和不依赖于广告而确保经济稳定性的收入结构相结合，所以，相较于商业媒体，公共媒体会提供更多的企业报道。

H3：因为企业报道与专业自主权相联系，所以我们期望新闻系统中具有较高的新闻专业主义（自由、民主社团式的新闻制度）的新闻媒体能提供更多的企业报道。

H4：由于着重强调企业报道的决策是与组织的编辑任务相关联的，因此，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媒介体制之间的不同程度较组织层面上的所有权类型间的不同程度要低一些。

为了保证足够多的各种各样的编辑任务和收入结构，我们从每个国家选择8家所有权类型不同的新闻媒体。在每个类别的所有权内，我们尽力确保每一类别中的媒体都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并且具有较高的收视份额（基于2012年4月由alexa.com所测量的独特用户量）。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样本中包含一个公共广播机构的官方网站和一个私人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2个企业报纸的新闻网站，2个独立报纸的新闻网站，一份大众化报纸的网络版以及一个独立的新闻网站。只有新闻网站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我们选择了一个具有充分编辑独立权的典型新闻提供者。为了涵盖之前文中提到的三种相应的媒介体制模型，我们选取了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新闻媒体。

表1　在线媒体所有权类型

我们从表1中所列的网站上选取1660篇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我们选择2012年6月的某一周，连续7天从网站的首页搜集所有的政治报道，再加上当地时间下午2点发表的5篇政治报道，每个国家共计280篇政治报道。所谓政治报道，就是至少包含一个关于个人或集体的政治行为或政治经济行为，并且至少被提及2次。最后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们抽到了相关的文章。六位双语编码员经过为期6周的全面训练，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这段时间内密切监测，以确保他们了解到所选媒体的新闻常规以及编码指令。为了确定编码信度，对编码员培训后，在正式编码开始时进行了一项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关于实际一致性和满意值的统计分析，Kappa系数k＞0.76。

我们采用四个项目来测量企业报道的程度：报道是否由内部员工采写（通过署名或文本来证明）；是否包含一手资料（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作者身处主要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一手的调查（从报道中能明显看出作者所做的调查源于自己以及自己收集的资料）；独家材料（报道中是否包含明显的对专门获得的信息的使用说明、新数据源、文档或内幕信息）。

运用收入结构来获取收入的一个特定流的程度，即广告的依赖度，主要通过对上述网站上显示的广告数量进行测量。这主要取决于计算与整个页面上编辑内容，包括附加报道和本研究中未被编码的信息有关的广告的比例。然后重新编码为一个四点量表（0％；＜10％；11％—50％；＞50%）。另外的两个独立变量，编辑任务和媒介体制有我们的抽样策略控制。

研究发现，企业报道的四项指标密切相关。报道由内部员工采写、直接的观察、第一手的调查以及独立材料的运用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们将这些结果作为一个参考，将所有的四个指标合并成一个联合平均指标。企业报道的内部一致性指数，包含Z标准值，克伦巴赫α系数为.62是可以被接受的。

表2　企业报道指数相关关系

注释：N=1658新闻报道。上述值为皮尔森相关系数。显著性* *p＜.01。指数内部连续性α=.62。

在六种媒介体制之间，企业报道的运用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可以从表3的上半部分看到。四项指标中，报道由内部员工采写这一维度经常出现在新闻网站上，并且随着国家采取政策的不同而变化，从意大利的0.47变动到美国的0.95。而独家材料的使用恰恰相反，其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从意大利的0到英国的0.07。这样的结果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企业报道中那些费力且耗时的活动往往是比较昂贵的，所以这样的活动也就不太可能通过新闻网站报道。

表3　企业报道的标准方差

注释：N＝1660。出于小数点的取舍，各项相加不一定等于总体。

当对不同媒体形态的数据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网络新闻提供者和公共媒体表现最佳（见表3后部分）。网络新闻提供者的高值支持了假设1中的论述，表明针对实质性报道的一篇社论往往要比缺乏资源的企业报道更重要。这样一个相关产品策略似乎与网络新闻提供者非常相关，因为相对于已经确立的新闻领导者（主流媒体），它们必须塑造新的品牌，并且发掘它们的市场定位。公共媒体的高值表明了假设2的成立，大众新闻媒体和私人广播公司的低值同样也验证了假设2的成立。以广告为导向的新闻网站仅仅显示出企业报道疲软的迹象（见表3的下半部分）。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2，我们同样测量了编辑页面上的广告程度。我们以这个实验作为一个参照来测量广告依赖度和以利益为导向的编辑任务。广告乱象揭示出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媒体会将大量的广告编排在新闻周围；大部分适用于公司制的新闻媒体（见表4）。

表4　每种所有制类型的广告额

注释：N＝1658。出于小数点的取舍，各项相加不一定等于总体

最重要的是，对广告的过分依赖与企业报道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是消极的（见表5）。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报道周围有越多的广告，新闻中将包含越少的新闻倡议或调查的痕迹。

表5　企业报道维度和广告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注释：N＝1658。数值为皮尔森相关系数，显著性* *p＜.01

如果将企业报道与不同类型的媒介体制相联系，通过样本我们发现，“自由主义”体制，如美国和英国的各项指标的分值都较高，而意大利作为“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代表分值最低。这个结果能够证实之前关于跨国新闻研究的发现，即相比地中海区域的新闻研究，英美新闻研究更倾向于与硬新闻范式相关的研究活动（Donsbach, 1995; Esser和Umbricht, 2013）。因此，我们能总结出表6右侧的国家排名，并且验证了假设3的论述（期望在具有更高程度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体制中，企业报道能更具亲和力）。然而，表6左侧的排名强化了之前对于假设1和假设2的论证（新闻网站和公共新闻媒体是企业报道的有利环境）。

表6　企业报道指数数值与排名

注释：测量标准是二维指数Z值。

然而，有些限定条件是适当的。首先，除了美国和英国的记者频繁使用企业报道外，他们的新闻组织更愿意作为品牌战略的一部分来强调企业报道的运用——这样更符合这些国家长久以来致力于媒介营销的传统（Chan-Olmsted, 2006）。其二，当近距离观察企业报道的个体维度（如表3描述）时，这种“自由”的新闻体制并不总会处于领先地位。实际上，只有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媒体，内部工作人员采写的程度才会比较高，而对于其他新闻体制来说，更加精心设计的另外三项应用更频繁一些，尤其是对于分值明显较低的美国来说。对于美国来说，高度商业化新闻媒体似乎经常避免明显的现场报道，然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这些拥有强大公共服务性质的广播行业和独立媒体的国家（像英国和德国）——这种情况似乎更加普遍。并且这一假设也很符合有关市场条件和跨国新闻呈现这两者关系的发现。

基于表6中的两个排名，下一步理性探索的任务是：在解释企业报道的差异性时，对于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这两种因素，哪种更相关。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国家差异比不同所有权更能解释方差（国家的净ETA平方值是0.31，所有权类型的净ETA平方值是0.15；见表7）。因此对于假设4所提出的媒介所有权差异性要比媒体制度差异有更强的关联度。

表7　国别和所有权类型影响力指数

注释：显著性* * *p＜.001

同样的，我们可以指出，表7呈现的总体信息和我们之前提出的论据十分相符。也就是说，当我们阐释企业报道时，组织所有权和国家这两个层次的因素彼此相互影响并且应该将二者都考虑进来。当这两层因素共同作用来解释企业报道的差异性时，其净ETA平方值（0.76）远超于单个因子的作用（见表7）。因此不光要考虑在国家层面上的结构和文化因素，而且要考虑组织目标和所有制形式。当国有媒体市场的资本压力增大时，毫无疑问，编辑任务以利润为导向的这些媒体就会积极提供扎实、独立调查的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

本项研究将企业报道定义为源于编辑室内部员工的独立报道，包括通过现场调研、一手调查获得的背景信息和原始的访谈。这个概念的相关性在于作为问责性新闻的一个关键前提，这种报道风格对于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鉴于额外的成本和所涉及的资源，在网络新闻这样脆弱的经济环境中，这种报道风格将不会被广泛应用。鉴于新闻日益转向互联网，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会对民主构成潜在的威胁。

我们仍然不清楚是否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这也有赖于各种情境因素。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三个因素来解释企业报道的差异度。组织层面上，编辑任务（以利润为导向，或者以质量为导向的目标）和收入结构（广告依赖度的强弱）；国家层面上，新闻专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团主义或极化——多元主义制度）。通过对6个国家的48个主流新闻网站进行过内容分析，关于明显的企业报道所具有的最有力的机会结构，得出如下结论：

●组织层面：公有制，即使资源少，但是仍以质量为导向，而且对广告的依赖度较低。

●国家层面：对于政治和经济这两点有明确的专业距离，从而能够独立收集事实并且保证其透明度，使得聚焦实质性的问题和提升新闻专业主义成为可能。

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局限。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更明确地看看新闻通讯社报道的范围。如果我们仅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通过对比信息传输的介质和发表的报道来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然而，我们对新闻倡议更广泛的概念范畴感兴趣，并且相信通过对企业报道的测量，我们能够决定使用代理复制的程度，尽管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国家，即使是不同的组织类型，其广告数量的差异很小，比如，美国的主流新闻网站有大量的广告。我们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人们可以通过附加方法（如访谈法）以及将思考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更准确地测量广告依赖度和编辑任务。这将是向更好地理解企业报道的驱动力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研究对正在进行的网络新闻服务社会的争论具有重要而有意义的贡献。企业报道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就清楚地表明其依赖于有益的或限制性的环境。编辑任务的重要性好比一条线索贯穿于我们整个研究之中。它或者由公共服务职责所规定（如公共广播公司），或者由于市场定位和品牌差异的原因而设定自身目标（如区别于令人失望的主流媒体）。在这两种情况中，组织必须能够担负得起战略（通过有担保的收入流）抑或是有投资意愿（出于获得声誉或社会责任感）。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关于媒体政策的建议：公共媒体在未来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对于新闻网站，需要有激励性的机制来确保新闻网站更少关注广告的吸引力，转而更加注重内容产品的质量。

［1］Benson R., Blach-Ørsten M., Powers M., Willig I. and Zambrano S. V. (2012). "Media Systems Online and Off: Comparing the Form of N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nmark, and France", Journal of Communica- tion 62 (1), 21—38. doi: 10.1111/j. 1460-2466. 2011. 01625. x.

［2］Chan-Olmsted S. M. (2005).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Media Firms. Strategic and Brand Management in Changing Media Markets. New York: Routledge.

［3］Christians C. G., Glasser T. L., McQuail D., Nordenstrang K. and White R. A. (2009). Normative Theories of the Media. Journalism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Curran J., Iyengar S., Lund A. B. and Salovaara-Moring I. (2009). "Media System, Public Knowledge and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Stud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1), 5—26. doi: 10.1177/0267323108098943.

［5］Demers D. P. (1996). "Corportate Newspaper Structure, Profits and Orgaizational Goal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9 (2), 1—23.

［6］Domingo D., Quandt T., Heinonen A., Paulussen S., Singer J. B. and Vujnovic M. (2008).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Practices in the Media and Beyond", Journalism Practice 2 (3), 326—342. doi: 10.1080/17512780802281065.

［7］Donsbach W. (1995). "Lapdogs, Watchdogs and Junkyard Dogs", Media Studies Journal 9 (3), 17—30.

［8］Downie L. and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8—51.

［9］Esser F. and Umbricht A. (2013). "Competing models of journalism? Political affairs coverage in US, British, German, Swiss, French and Italian newspapers", Journalism 15 (8), 989—1007. doi: 10.1177/1464884913482551.

［10］Ferree M., Gamson W. A, Gerhards J. and Rucht D. (2002). Shaping Aborting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 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Hallin D. C. and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2］Hansen K. A. (1991). "Source Diversity and Newspaper Enterprise Journalis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8 (3), 474—482. doi: 10.1177/107769909106800318.

［13］Jones A. (2010). Losing the News. The Future of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Krumsvik A. H., Skogerbø E. and Storsul T. (2013). "Size, Ownership and Innovation in Newspapers", T. Storsul and A. H. Krumsvik (Eds.). Media Innovations: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of Change (pp. 93—110). Göteborg: Nordicom.

［15］Kurpius D. D. (2002). "Sources and Civic Journalism: Changing Patterns of Report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 (4), 853—866. doi: 10.1177/107769900207900406.

［16］Levy D. and Nielsen R. K. (2010). "The Changing Business of Journ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R. K. Nielsen and D. Levy (Eds.): The Changing Business of Journ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 mocracy.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doi: 10.1080/1461670X. 2012.662412.

［17］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8］Nielsen R. K. (2012).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Media World.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19］Picard R. G. (2010). "The Future of the News Industry", J. Curran (Ed.). Media and Society (pp. 365—379).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Picard R. G. and van Weezel A. (2008). "Capital and Control: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Forms of Newspaper Own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0 (1), 22—31. doi: 10.1080/142412707018 20473.

［21］Quandt T. (2008). " (No) News On The World Wide Web?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New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Studies 9 (5), 717—738. doi: 10.1080/146167008022 07664.

［22］Siegert G., Gerth M. a. and Rademacher P. (2011). "Brand Identity-Driven Decision Making by Journalists and Media Managers: The MBAC Model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3 (1), 53—70. doi: 10.1080/14241277.2010.545363.

［23］Steensen S. (2011). "Online Journalism and the Promises of New Technology", Journalism Studies 12 (3) 311—327. doi: 10.1080/1461670 X. 2010.501151.

［24］Stetka V. and Örnebring H. (2013).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utonomy, Business Models, and Democratic Rol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8 (4), 413—435. doi: 10.1177/1940161213495921.

［25］Tewksbury D. and Rittenberg J. (2012). News o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通讯作者】Frank Esser：瑞士苏黎世大学传播学系国际与比较媒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