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背景下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设想

朱天　张诚

摘要：极具“中国特色”，脱胎于中国大陆地区电视管理与传播“四级办”体制的城市电视媒体，不仅是中国大陆地区电视传播媒体中的“重要一极”，也是近年来受新的传播生态环境影响最大，原有传播形态、结构与市场均受到巨大冲击，必须进行发展方向转型选择的一个传播“群体”。与此同时，“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理念，甚至标准被广泛地接受与采用，使得城市信息传播标准与要求有了更大提升的同时，也再次凸显了城市电视媒体与城市间的天然“勾连”特性，以及信息汇集与使用价值。正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利用“智慧城市”发展契机与城市电视媒体转型发展需要，充分挖掘城市电视媒体在信息汇集与传播方面的既有能力和发展可能，构建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设想。构想中的平台，是一个以泛在信息架构为基础，面向行政机构、产业部门及城市居民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该平台集信息的发布、获取及交互于一身，涉及了信息宣导、动态决策、智能调节、远程共享、金融流通及安全辅助等城市信息空间的主要领域。该平台的构建与运行，既能满足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公共信息空间的要求，也为城市电视媒体的有效转型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

关键词：智慧城市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构建

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电视媒体，即通常所谓的“城市电视台”（现在大多包含广播电台在组织架构内，通常统称为广播电视台），位于整个广播电视传播网络的第三（层）级[1]，一般是由同级行政机构开办及管理的，主体包含有省会城市台与地（市）城市台。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截止到2012年12月，全国城市电视媒体约为333个[2]，占全国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总规模的13.11％。［1］同时，结合《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报告（2011）》的数据，2010年，地市级广播电视媒体总收入441.8亿元，占全国广播电视媒体总收入的19.19％。［2］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传播的普及性发展进程中，城市电视媒体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城市生活与城市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城市电视媒体的生存空间及价值也发生了较大的迁移，原有发展模式已越来越受到质疑，寻找新的发展价值与发展模式已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就城市发展而言，自2008年起中国就提出了打造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城市”规划，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年度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已经包括了112个城市（区、县、镇）。[3]新城市建设趋势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将颠覆原有的城市信息传播格局，必然也会影响到城市电视媒体的发展与转型选择。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城市电视媒体的转型选择，结合“智慧城市”的信息架构与传播格局的需求基础，探讨建构以城市电视媒体为基础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可能。

毫不夸张地说，新媒体在城市的应用与普及，改变了城市原有的媒介生态，打破了城市电视媒体与城市间存在的传统勾连及互动模式，造成了城市电视媒体的各项基础运营指标出现明显下滑，直接形成了城市电视媒体当下的发展危机与转型需求。

电视媒体的社会功能，或者说运行模式，在约翰·费斯克关于“电视的两种经济”这一论述中就有明确述及。他认为，电视的商品（或文本）处于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一种是金融经济，通过电视节目的销售与观看，实现财富的流通；另一种是文化经济，通过电视文本的消费与解读，实现意义的流通。［3］单就理论层级而言，电视媒体的这种运行模式具有普适性。但是，当电视媒体的覆盖区域限定在一个明确的城市空间范围内时，这种模式就发生了相应变异。

一般来说，城市是指人口相对密集、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区。高密度、低差异的城市人口基础，衍生出独特的文化样态与消费偏好，要求城市电视媒体的节目生产必须遵从体现城市精神内涵的文化规范；另一方面，领先的工商业发展水平、较强的居民消费能力，既为城市电视媒体的节目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又保证了城市电视媒体广告投放的经济回报。换句话来说，城市的发展，提升了城市产业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与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继而带动了城市电视媒体业务的扩张；反过来，城市电视媒体的发展，促使信息、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在城市范围内的再分配，优化了城市的资源配置，又助推了城市的发展。这也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城市电视媒体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一种独特勾连与互动关系。

城市的发展与存在特性，使得城市成为新媒体普及的首选平台。新媒体技术与产品在城市中的普及性应用，引发了城市媒介生态的演变：从需求特征上来看，城市受众群体的碎片化日益明显；从供给特征上来看，城市媒介的融合化已是大势所趋。

（1）城市受众的碎片化。

城市受众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媒介接触行为的离散化。这种离散化主要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媒介选择组合的丰富；二是居民生活形态的多样。

如CSM媒介研究所进行的受众生活形态与跨媒体行为调查[4]数据所示：［4］

①媒介选择组合的丰富。

表1　半年内接触不同媒体的比例（％）

如表1所示，在城市居民信息消费需求总体波动较小的前提下，媒介组合的丰富，实际上造成了媒介接触频率的分散。

②居民生活形态的多样。

表2　不同生活形态受众的跨媒体接触比例（％）[5]

如表2所示，城市居民生活形态的类型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受众媒介接触情况的差异，进一步形成受众的离散化。

综合媒介组合与受众生活的统计数据来看，新媒体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居民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动性与差异性。因此，对于城市大众媒体来说，传统意义上庞大的、同质的受众群体已经不复存在，碎片化成为当下城市受众的突出特征。

（2）城市媒介的融合化。

媒介融合，其本意是指媒介的多功能一体化趋势。就表现形式而言，一是媒介技术与信息的整合；二是媒介组织的合并与集团化。两种表现形式实质上是媒介融合的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①媒介技术与信息的融合。

媒介技术与信息融合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了全媒体的概念。所谓全媒体，是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条件下各种媒介实现深度融合的结果，是媒介形态大变革中最为崭新的传播形态。而这种新的传播形态在城市传媒中的形成，一般认为始于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在2008年3月组建的全媒体新闻中心。［5］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媒介技术与信息的融合有了更多的路径，例如报网互动、三网融合、手机报、手机电视、网络广播等。

②媒介组织与产业的融合。

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看，技术与信息的融合，实质上是媒介业务的融合。这种业务链条的融合，又是媒介组织集团化的一个必要条件。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既开启了中国传媒集团化的先河，也为城市媒介组织的集团化提供了路径参考。随之而来的，是无锡广电集团、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等城市媒介集团的迅速组建与蓬勃发展。至2004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在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宣布不再批准组建事业性广电集团之时，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广电集团数量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进入21世纪，传媒的集团化运营有加强的趋势，一方面，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在2013年10月正式合并为上海报业集团，拉开了新一轮媒介集团化的序幕；另一方面，就新兴媒体而言，合并与集团化运营也成为21世纪的一个重要趋势。2012年，网络视频产业的两大巨头，优酷与土豆宣布合并；2013年，爱奇艺宣布与PPS合并，组建新的网络视频产业集团。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城市媒介的集团化改革必将进一步深入。

媒介生态的演变，使得城市电视媒体与城市间的勾连关系产生了变化，引发了城市电视媒体基础运营指标的下滑。根据CSM的数据［6］［7］，城市电视媒体的年度市场份额、全天收视走势及广告经营效益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滑落。

（1）年度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图1　2010—2013年中国各级电视频道市场份额对比

数据显示，2010—2013年间，城市电视频道的市场份额持续走低。2013年，城市电视频道的市场份额仅为10.1％，较2012年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较2010年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

（2）全天收视走势。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图2　2012—2013年中国各级电视频道全天收视走势对比

同一数据来源显示，2013年间，城市电视频道的全天收视走势基本与2012年保持了一致。但是，每日19:00—22:30的收视率却出现了下滑。

（3）广告时长／刊例花费。

CSM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与2011年相比，省级城市电视台的广告时长下降了6.3％，虽然刊例花费上升了4.6％，但与省级卫视以及地面台相比，增幅较小。

数据来源：CTR媒介智讯同比增长按前一年基准计算

图3　2011—2012年中国各级电视频道广告时长／刊例花费对比

综上所述，由新媒体引发的城市媒介生态演变，已经削弱了城市电视媒体与城市间原有的勾连与互动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内生”能力。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转型成为城市电视媒体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的提出，从外部机遇的角度，为城市电视媒体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备选路径。

纵观城市演化历程，“智慧城市”与“数字城市”“信息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间是一脉相承的，其实质是城市信息化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智慧城市”的建设初衷，就是希望借助各种最新的智能技术，缓解城市以往粗放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人口、能源、环境及交通困境。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2009年1月，IBM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在一次与美国工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上提出了“智慧地球”（Smart Plannet）的概念。与当年“数字地球”传到国内出现“数字城市”概念类似，“智慧地球”传到国内就出现了“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提法。［8］

（1）“智慧城市”的定义。

由于“智慧城市”提出的时间并不久，且世界各国在建设“智慧城市”时所采取的技术手段与发展路径大相径庭，因此，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通用定义。但是，从功能与效用的角度来定义的话，智慧城市应是按照科学的城市发展理念，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泛在信息全面感知和互联的基础上，实现人、物、城市功能系统之间无缝连接与协同联动的智能自感知、自适应、自优化，从而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功能、商务活动等多种城市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形成具备可持续内生动力的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城市形态。［9］73

（2）“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

虽然目前尚不能对“智慧城市”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但从现阶段世界各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来看，“智慧城市”至少应满足以下特征［10］：

第一，全面感测：遍布各处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组成“物联网”，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进行测量、监控和分析。

第二，充分整合：“物联网”与互联网完全连接和融合，将数据整合为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全图，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

第三，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运用，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第四，协同运作：基于智慧的基础设施，城市里的各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的协作，达成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

就信息传播而言，“智慧城市”的建设，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新兴电子信息技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必将引发城市信息传播技术架构的重组，进而改变城市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播需求，最终营造出一个全新的城市信息传播格局。

（1）泛在的信息架构及其运行流程。

根据中国电信智慧城市研究组的论述［9］253-254，城市的信息架构，即信息在城市空间内得以获取、传输、处理以及展示所依托的各种基础设施。传统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存在感知不足、智能不足、难以共享以及通信限制等问题，无法匹配“智慧城市”的相应特征。与此相对，在其关于“智慧城市”的设想中，由感知平面、网络平面、信息平面以及交互平面这四个系统层次所组成的“泛在信息架构”，是“智慧城市”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如图4所示：

图4　“智慧城市”的泛在信息架构图

在“智慧城市”的运行中，这四个平台相互协作，共同实现各种智慧功能。首先，感知平面获取城市运行所需的各种信息；其次，信息通过网络平面传输到各个信息处理平台；接着，信息平面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与整理；最后，交互平面实现信息与城市各部门、人群的信息交互。

（2）复杂的信息需求特征。

泛在的信息架构，决定了信息在“智慧城市”中传播的起点、路径与走向，彻底改变了传统城市空间中信息供给的规模、形式及途径，间接地影响了城市行政部门、产业部门以及城市居民的信息需求。

①海量化。

新兴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对于数据获取、分析与应用的能力有了质的提升。这样一来，借助于泛在信息架构中的感知平面，城市的行政部门、产业部门及城市居民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搜集各种信息来进行更加科学的决策与行动。以视频监控为例，每天北京市的视频采集数据量在3PB[6]左右，而一个中等城市每年视频监控产生的数据在300PB左右，这些摄像头实时回传信息，海量数据对数据存储、并发处理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11］然而，借助大数据技术，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因此，海量的信息规模，不再是一种障碍，而成为“智慧城市”时代信息传播的必然要求。

②交互化。

“智慧城市”的核心，实质上就是在城市空间中借助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信息互动分享与资源优化分配。通过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智慧城市”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组织甚至每一件物品，都会纳入到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之中。也正是信息在不同主体间的交互，才使得城市资源的智慧分配成为可能。以物联网在智慧能源中的应用为例，作为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工程的一部分，2011年锐泰公司为无锡市市民中心建成“数字化感知能源监管平台”，配备装置3930块智能电表、73块智能水表、13块智能燃气表、280个数据网关、6台服务器及一个监控平台，实时监控各项能耗数据。各网络节点在物联网技术的帮助下进行实时交互，使得2013年上半年市民中心用电同比下降14.74%。［12］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物联网技术在各“智慧城市”子系统中的应用，物联网中的节点将呈几何倍数式的增长，庞大的信息交互，将成为“智慧城市”的又一传播需求。

③多媒体化。

与单一信息相比，多媒体信息传输速度快、质量高并且容易理解。但受当下技术条件的影响，人们只能通过特定的接收终端在特定的场合接收多媒体信息。目前的智慧城市相关试点工作，已经尝试实现多媒体信息在特定区域内的大规模传播。以上海世博会为例，数字媒体信息发布系统利用园区业务专网，覆盖了3.28km2的园区范围，在世博会期间为各类游客发布了二十一万多条信息和一百八十多个视频文件，在世博组织管理和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随着电信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带宽的提升，城市居民对多媒体信息的使用需求及偏好将愈发强烈。

“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为了解决当下城市发展困境所采取的一种创造性举措，有其内在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这种系统性的城市发展规划，将在不远的未来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信息传播的格局。因此，对于城市电视媒体来说，“智慧城市”这个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种外在的牵引，为城市电视媒体的转型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路径。

当下城市电视媒体的战略转型，是基于全媒体这个时代背景，主要通过调整传播理念、制播模式、合作方式及管理体制等方面来适应媒介生态的演变。

其转型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传播的政治功能上，从直接的政治诉求向适应新型传播格局的舆论引导转型。第二，在制播模式上，从以自制自播为主向适应多媒体播出需求的内容提供商与运营商管理转型。第三，在媒体复合功能上，从以公益性为主向公益性与产业型并举转型。第四，在内部管理上，从传统的事业体制向适应事业与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传媒管理体制转型。［14］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加快，城市电视媒体与城市之间必将形成新的勾连，这种新的勾连关系既需继承全媒体时代的部分特征，又需适应“智慧城市”的信息架构与需求。因此，在“智慧城市”的牵引下，城市电视媒体的转型路径将出现新的选择，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就是其中之一。

构建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初衷，是希望结合“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与城市电视媒体的既有优势，在城市电视媒体原有业务范围之外，营造出一个独立的公共信息服务空间，从而为城市电视媒体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可选择路径。

（1）在大众媒介基础上搭建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必要性。

从媒介自身的性质来看，提供公共信息服务是大众媒介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大众传播学的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认为，大众媒介的功能或者说职能，实质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第一，监测关于社会规范、社会角色的资讯；第二，协调公众的意愿与理解、市场控制的执行；第三，关于社会规范和角色规矩向新成员的传承；第四，娱乐功能（休闲活动，从工作与现实问题中得到解脱，无意为之的学习，社会化）。［15］如果将其功能限定在公共服务领域内，则现代媒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教育民众与提供健康高雅的娱乐内容这三个方面之上。［16］

伴随着“智慧城市”的推进，新的城市信息传播格局逐渐形成，公众对公共信息的需求以及实现这种需求的技术条件都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大众媒介获取、筛选公共信息的能力并没有减弱，但传统的公共信息传播模式将无法满足未来的要求。这样一来，一个综合大众媒介资源优势与“智慧城市”传播格局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就具备了存在的必要性。

（2）城市电视媒体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比较优势。

电视媒体与公共信息服务间的关联由来已久。欧美国家早就提出以为公众服务为主体的“公共电视”概念。在某些国家体制下又称为“公共服务电视”（Public Service TV Broadcasting），它是为了公共利益提供电视服务的一种电视类型。［17］有别于这种将电视媒介限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模式，建立在城市电视媒体上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是将电视作为一种纽带或者说基础，充分挖掘城市电视媒体的信息权威效应与资源整合能力，根据“智慧城市”的信息传播格局，构建起的一个集公共信息资源发布、获取、处理及交互的综合型服务平台。该平台得以构建的前提，是由于相比较其他城市大众媒体而言，城市电视媒体具备一系列比较优势。

①多媒体的呈现方式。

与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等大众媒介相比，电视所传播的信息，是包含文字、声音及图像等多种信息形式在内的多媒体信息。这种信息样态，契合了未来人们对于可视化信息的偏好，契合了图像时代信息消费的趋势，特别是吻合了“智慧城市”体系中远程医疗服务、远程教育等子系统对图像信息的要求。

②大规模的受众基础。

虽然新媒体的发展对城市电视媒体的市场占有率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目前来说，电视媒体在城市媒介生态中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拥有相当数量的电视受众，如前文数据所示，在中国大陆的城市空间内，电视仍然是接触率最高的媒介，接触率达到了98.9％。[7]庞大的电视受众基础，借由连带效应转化成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潜在用户，将极大降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难度与成本。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逐步展开，全新城市信息架构与传播需求的逐步确立，关于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设想，将提上城市发展的重要议程。就发展阶段来说，目前的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仍处于概念研讨与方案论证的阶段，因此，对该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规划与定位就成为现阶段的中心议题。

图5为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初步构想，包括服务平台的来源归属、服务对象与应用范围等。基于该初步构想，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理念得以明确，就构建的基本原则（起点）来看，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需符合独立性、系统性与便捷性的要求；就构建的目标（终点）而言，构建出的平台应是一个满足多种用户需要的多功能公共信息服务空间。

图5　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基本构想

（1）构建原则。

就起点而言，构建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需要满足以下三项原则：

①独立性。

构想中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是一个建立在城市电视媒体之上，同时又独立于现有城市电视媒体的公共信息服务空间。换句话说，并不是要把城市电视媒体转化成为类似于城市公共电视这样的一种媒介运行模式，也不是默认城市电视媒体将成为一个庞大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一部分，而是希望借助城市电视媒体的比较优势，将其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剥离，并按照“智慧城市”的要求进行重组，建立起一个超越于所有城市大众媒体的公共信息服务空间。

②系统性。

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需要完整地镶嵌到“智慧城市”的整个系统中，既要囊括所有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常用信息资源，包括气象、交通、医疗、金融以及政务信息等，又要能够支持城市行政机构、产业事业部门与城市居民间的信息交互行为。因此，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必然是一个覆盖“智慧城市”运行的全部环节，同时集合多种信息、具备复杂交互功能的系统化平台。

③便捷性。

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服务对象，是包括城市居民在内全体城市成员。考虑到服务对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服务平台使用的便捷性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构建原则。所谓便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接入端口的多样化，即可以使用任何接入互联网的电子设备登陆平台，包括电视机、电子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等；第二，平台信息的易读化，即平台所传递的信息视觉化呈现，甚至是影像化呈现，降低信息的理解难度。

（2）构建目标。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是应对“智慧城市”下的全新城市信息传播格局，在城市电视媒体的基础上，应用包括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电子信息技术最新发展成果，建立起一个集公共信息发布、获取与交互等多项功能在内的综合性城市信息服务平台。

作为“智慧城市”信息传播系统的一部分，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系统架构设计，一方面要符合“智慧城市”信息架构的规定，另一方面要实现与各个“智慧城市”子系统的无缝连接。

（1）“智慧城市”信息传播系统构成。

图6　“智慧城市”信息传播系统架构示意图

如图6所示，在“智慧城市”的信息传播系统内，“智慧城市”的系统目标置于顶端，也就是控制层，由其决定“智慧城市”信息传播的各项具体功能。泛在的信息架构处于第二层，也就是设施层。根据明确的系统目标，整合各种电子信息技术设施，形成信息架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位于第三层，其职责是借助信息架构完成信息的搜集、整理、发布与交互过程。最后一层是对象层，即信息的服务对象，包括城市居民、行政机构及城市产业部门这三大类。

（2）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系统组件。

如图6所示，在“智慧城市”体系中，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行政机构、产业部门及城市居民。服务对象的区隔，要求服务平台相应建立不同的子系统来满足不同的需要，如图7所示：针对行政机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可以实现个人政务的远程申请与办理，从而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针对产业部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可以搜集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提升产业部门的决策水平；针对城市居民，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卫生支持以及各种生活信息的查询，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图7　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组件示意图

作为一个整合了多种新近电子信息技术的多功能平台，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至少将应用于以下六大领域：

（1）信息宣导。

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首先是一个面向整个城市的信息发布通道。近年来，城市中的突发性事件激增，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安全事件；另一方面也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公共卫生事件等。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承担着一定的权威讯息发送与社会谣言澄清等信息的传播与引导职责。

（2）动态决策。

其次，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还是一个信息资源实时搜集、整理及储配的平台。凭借该平台，产业部门可以实时了解城市经济的政策发展现状及趋势，城市居民可以实时了解与城市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信息，以方便进行动态决策。

（3）智能调节。

再次，城市电视媒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还是一个智能化的调节系统。以交通为例，一方面，城市居民可以查询最新的城市路况，选择最佳路线；另一方面，借助物联网与大数据，城市居民本身就成为交通网络的一个信息节点，通过数据处理，信息平台不仅可以计算出现实路况，还会向智能化的交通管理系统发送数据计算结果，引导系统对交通状况进行调节。

（4）远程共享。

此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还具备远程交互与知识管理的功能。一方面，服务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云端，存贮了惊人的信息体量，这些信息囊括了人类的大部分知识体系，成为人类知识管理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服务平台还可以实现远程交互，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远程教育与远程医疗服务两个方面。借助服务平台，可以获得实时的医疗卫生帮助。

（5）金融流通。

表面上，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可以实现各种在线金融服务，如借贷资质审查、税费缴付或医院预约等常见行为。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通过接入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可能实现金融业务终端的完全普及化甚至是货币的彻底电子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物联网技术，整个物流金融服务业可能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6）安全辅助。

最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还将极大改善城市的安全环境。首先，通过各种感知设备，管理部门可以了解到城市各个角落的社会秩序，以便在突发事件来临时迅速反应；另外，凭借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指纹识别、脸部识别中的应用，城市居民可以随时掌握社区甚至是家庭内的状况，将极大提升个人安全水平。

作为城市电视媒体转型的路径选择之一，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现实需要。一方面，“智慧城市”的发展趋势，将重组城市的信息传播格局，建立起新的城市信息秩序；另一方面，城市电视媒体竞争环境日益恶化，转型迫在眉睫。换句话来说，城市电视媒体与城市之间的旧有勾连逐渐削弱，新的勾连可能正缓慢形成。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环境下，城市电视媒体选择迎合“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在维持现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提下，通过资源的重组构建起一个公共信息服务空间才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城市电视媒体既维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又扩展了运营的空间，甚至将借助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影响力反过来拉动城市电视媒体的发展。同时，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不断成熟，也将吸引报纸、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等媒体的参与及合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将在城市媒介生态中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截至2012年12月）［DB/OL］．2014年5月26日。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13/01/16/20130116102111470143.html。

［2］庞井君，杨明品等：《广电蓝皮书：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页。

［3］（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第1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1—32页。

［4］Matthew Brosenne：《受众跨媒体使用的多维度研究》，2014年5月23日。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Article/kaid/193.html。

［5］罗鑫：《什么是“全媒体”》，《中国记者》2010年第3期，第82—83页。

［6］杜宇宸：《2013年电视收视市场回顾》，2014年5月23日。http://www.csm.com.cn/index.php/knowledge/showArticle/kaid/1035。

［7］陈若愚，田涛：《中国消费与传媒市场趋势》，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8］金江军：《迈向智慧城市：中国城市转型发展之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9月。

［9］中国电信智慧城市研究组：《智慧城市之路——科学治理与城市个性》，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10］沈健，唐建荣等：《智慧城市：城市品质新思维》，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1］赛迪网：《大数据：智慧城市的智慧引擎》，2014年5月23日。http://miit.ccidnet.com/art/40211/20130315/4801191_1.html。

［12］新华网江苏频道：《无锡示范区发布首届物联网十大应用案例》，2014年5月23日。http://www.js.xinhuanet.com/2013-09/26/c_117513697.htm。

［13］于清：《数字多媒体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探索》，《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2012年第3期，第37—83页。

［14］陈炜：《全媒体格局下城市广电媒体的战略转型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第45—52页。

［15］（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概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1页。

［16］俞虹，金晓聚：《从公共服务到公共电视——政府职能与媒体职责双重视角下的探究》，《中国电视》2009年第5期，第55—56页。

［17］石长顺，向培凤：《公共电视与公共领域的建构》，《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第118—120页。

【通讯作者】朱天：四川大学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1]　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这成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方针。从此，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辖市（地、州盟）、县（旗）四级行政层次开始办电视。

[2]　该数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频道频率名录》为蓝本，在统计时将“城市电视媒体”限定为单列市、省会及地级市的电视媒体或广播电视机构，不含教育电视媒体。

[3]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3年度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通知》的附件“2013年度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试点市、区有83个，县镇20个，试点范围扩大9个，合计112个。详见http://www.gov.cn/gzdt/2013-08/05/content_2461584.htm。

[4]　CSM是央视索福瑞收视率调查公司的缩写。由其进行的受众生活形态及跨媒体行为调查，通过电视品质及电视剧调查、日常可接触的全媒体使用与评价调查、受众生活形态等方面的调查，反映了目前我国受众的跨媒体接触现状。

[5]　在受众生活形态与跨媒体行为调查中，通过对涵盖自我认知、家庭观念、生活取向、消费观念等50多个题项的因子和聚类分析，将受众分为现代开放型、适从跟随型、广告疏离型、中庸随性型、融合适应型和事业奋斗型6种类型。由于生活形态的稳定与变化同受众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所属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因此不同背景的受众也有烙印鲜明的生活形态。

[6]　PB，为拍子节或拍它字节（Petabyte、PB），是一种资讯计量单位，现今通常在标示网络硬盘总容量，或具有大容量的存储媒介之存储容量时使用。1PB＝1000TB（百万兆）＝1000000（千兆），所以中文全称是10亿兆。

[7]　详见表1，关于“半年内接触不同媒体的比例”数据中的“城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