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期，兴盛的商业贸易、人口急剧繁衍下的生存压力以及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似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能闭门耕织，独善其身。这些新的社会现实会怎样影响人们的心理呢？孔飞力说：“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动。从历史的眼光看，当时经济生机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奋斗。”[48]伪稿的传播者们无一例外均是依靠货币收入而生活的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难以预料的环境”将使得人们更关注来自外界的信息，特别是政治信息，以消除生活的不确定性，来减轻生活的压力；人们也更可能对市面所流传的信息，产生过激的反应，或者是将其传递给别人，通过讨论形成共识，以纾解焦虑。也就是说，由于自身生活正逐渐与市场纠缠在一起，这使得在关心政治新闻的时候，与他们的祖先们相比，18世纪的人们更基于现实的需要。
一、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民间反响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高宗皇帝发布上谕称将仿效圣祖康熙皇帝六次南巡的伟绩进行他的第一次南巡，巡视的路径包括直隶、山东、江苏和浙江。随即关于皇帝南巡的筹备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直到十六年（1751年）成行之前，各种诏谕不断。皇帝巡幸江南的目的是非常复杂的，基本上研究者认为这是清代统治者宣示满族武功传统的体现，另有笼络江南士人、巡视河务海塘、勤政爱民的目的在。[49]不过，统治者的主观目的，总是具有各种不可企及的结果。
历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四次东巡盛京，六朝五台山，木兰秋狝更是不可胜数。张勉治（Michael Chang）统计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平均天数为115天（其中，1751年第一次南巡的天数为110天），相对于圣祖康熙皇帝六次南巡的平均天数86.7天，乾隆皇帝足足多出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朝廷来说，形成了一种巡行过程中的特殊行政政治，用张勉治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建在马背上的朝廷”（putting a court on horseback）。[50]就其民间影响来说，南巡——持续一年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远在天边的皇帝和朝廷成为近距离观看和议论的对象，至少在这一段时期内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
1751年正月里，在第一次南巡前夕，乾隆皇帝考虑到圣驾所到之处，为方便百姓瞻仰，特定发布上谕称：“闻士民父老，念切近光，其阛阓通衢，人烟辐辏之所，瞻仰者既足蔚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见闾阎风俗之盛，诚恐地方有司，因虑道路拥挤，若致先期拦阻。用是特行申谕，如经过村巷，果属湫隘难容，自应量为晓谕，令其散处路傍，毋致喧扰。若道途宽广，清跸所经，无虞拥塞，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51]圣驾所至之处，百姓瞻仰围观，是皇帝所乐见之事。两江总督黄廷桂、河道总督高斌、江苏巡抚雅尔哈善等地方大吏在上奏皇帝南巡的地方情形时，也将报告百姓夹道欢迎作为取悦龙颜的重要内容。[52]迎接皇帝南巡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即是修建“御路”，以便皇帝巡幸地方的整个过程在官府的控制之下；地方官员亦可借此向皇帝展示归顺而有序的民风，而显示自己的政绩。巡行的准备活动中，只“御路”修建一项，就将朝廷的政治行动与民间的利益联系起来，我们已经知道，官贵震妻舅郑歧山的房屋就在修“御路”的过程中被拆除了，而郑歧山对此是相当不满。相信有更多类似的不满在民间积累。
当然，南巡无疑也拉近了普通百姓与政治之间的距离，皇帝不再是遥远紫禁城里亦神亦圣的存在，变成了在大街上巡游而过的人；朝廷也实实在在地成为在大街上列队有序的官兵。如果按照张勉治所说的，高宗皇帝的朝廷是一个在马背上的朝廷，是一个在巡行过程中处理政事的朝廷；那么它同时亦是一个不断在百姓中、地方上巡游移动的朝廷。毋庸置疑，这样的一个朝廷将或多或少地会改变普通百姓对于政治、朝廷的观念。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位皇帝的野史逸事数量超过乾隆皇帝；关于“南巡”的传说亦多，到了“人人可以说几句”的地步。[53]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当然很多，皇帝疏阔的施政方针、好大喜功的性格，均刺激了这种现象的产生，但相比其他皇帝，高宗皇帝在民间逗留了最长的时间亦是重要的原因，以至于民间传说喜好将其作为主角加以戏说、评说甚至撰成野史小说。
当现实渐渐成为历史，人们能记得的大概只有那些奇闻逸事了；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除却奇闻逸事之外，恐怕最为关心的是皇帝南巡对于自己生活的影响。乾隆在晚年曾对朝中大臣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④“劳民伤财”当然并非皇
④《清史稿》，卷357，中华书局，第11324页。帝的本意。相反，就乾隆第一次下江南的情况来说，皇帝在成行前屡次明确谕令一切供顿从简，“仪卫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54]但是，难以避免的是，多股力量从中盘剥，使得老百姓最终仍然成为受损害的一方。封疆大吏在筹备南巡的过程中不断向乾隆奏报有关皇帝南巡的消息如何影响了铜钱的供应，也影响了米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商人们又如何通过囤积货物而从中牟利。另外，由于官员们依靠基层胥吏在地方上奔波来统筹交通、供给和宿营，这就等于将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的机会抛向了这些胥吏们。
伴随着皇帝下江南日期的临近，各种各样的谣言散播开来，铜钱将紧缺，物价将飞涨，这些消息迫使人们去抢购、囤货；抢购、囤货反过来又真正地推动物价上涨。地方大臣推测这些谣言极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地方衙门的书吏、随从、商人以及村落的首领们。大概谣言风传得是极盛的，因为在皇帝南巡的过程中，他特别加强了大米和铜钱的供给，并且免除了其经过地区部分地丁钱粮税和以往的债务。[55]伴随皇帝南巡，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谣言出现，可能是那些手中拥有资源的人们为谋取利益而使用的伎俩；但是，人们之所以会相信这样的谣言，谣言之所以如此广泛地传播，亦说明人们将南巡的朝廷政事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他们担心南巡带来物价上涨、物资短缺，也担心衙门胥吏、商人从中借机加重盘剥。人们的这种焦虑，又与当时那种因为人口与资源之间紧张的关系而养成的社会心态互相作用，形成一种不安又关注的心理。
商人和士人在皇帝南巡的过程中，亦不轻松。两淮盐商在乾隆第一次南巡时大概捐献了467万两白银（当时国库大概有4 000万两白银），这些钱大多被用于前期筹备当中，当然盐商还要承担诸如火烛、戏曲表演、龙舟以及用丝绸装饰大街等一系列费用。当然皇帝也会给盐商们好处，授以官品，给予更多特许经营的份额，不过得到这些好处的大部分仅限于那些大盐枭们，那些小盐商们则要被迫捐献，却得不到什么好处。[56]富商牟利而小商贩受到损害，相信这不仅仅只是盐商中的情况。
皇帝南巡行程未完，相关的集子却已经流传开来，《南巡录》的流行是显著一例。这部“系抄报所有，尚非捏造”的本子自江南传出，在四川被缴获。根据一份江西巡抚兼提督臣鄂昌的奏折，革职的绿营官兵卢标（亦作陆标）在乾隆十六年五月里转送赴川的江西南昌县人董云隆五十本，让其当人情送人；集子还通过另外的途径传播，江南上元县人曹公凡（即曹盛）在同年四月十四日于江宁三山街曹家书铺买了四十本，在往吴城镇的途中沿店铺送书讨钱。[57]《南巡录》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依稀可见伪奏稿传抄之痕迹。这本并非伪造、只是汇集邸报上有关南巡资料的集子看来是很有市场，鄂昌奏折所报告的两个案犯均是大批量地买书送人以谋取利益。看来，从江宁、南昌以至四川，人们普遍都关心皇帝的南巡。在商业化的潮流中，人们对涉及切身利益的、却远在天边的消息始终保持着敏感，这与基于文化的原因——那种对于宫闱秘史的普遍好奇——而关心朝政是不同的。
二、第一次金川战事所波及的人群
当乾隆皇帝发动第一次金川战事（1747年—1749年）时，这场远在四川西北、濒临西藏所发生的战争，影响波及其他地区。加上第二次金川战事（1771年—1776年），平定金川，列乾隆的“十全武功”之一，亦是“历时最久、耗时尤巨的战争”。四川西部的土司大金川莎罗奔不断向外扩张，与清廷之间即起硝烟。土司制度是清代承袭秦汉以来统治少数民族的旧制，一方面，中央王朝对归顺的少数民族地区首领委以职衔，授以名号；另一方面，土官土司须服从中央王朝政令，并尽贡、赋、兵等义务。但雍正朝时大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又留有少数土官制度，大小金川即在此列。[58]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与清廷之间战争爆发。张广泗此时由于镇压苗民起义有功而被选派镇压金川叛乱，调任川陕总督。此前在贵州屡建奇功的张广泗在金川战事中却不断遭受挫折，受制于金川特殊的地形，张广泗率领的三万清兵竟难敌金川数千人。清廷后又不断增兵，仍连遭失败。乾隆皇帝遂指派首席大学士讷亲，以及原任川陕总督、在厄鲁特用兵中被张广泗弹劾的岳钟琪，往四川督师。此后，清军仍然连遭失利，这过程中讷亲、岳钟琪接连弹劾张广泗。最后，皇帝终于下令将张广泗逮京审问。皇帝对张广泗亲加鞫讯，下令处斩；讷亲也因奏报不实、懦弱滥权诸罪论死。由此，金川战事未捷，而军队统帅、朝廷一品大员均被处死。张广泗逮京不久之后，继任统帅傅恒即获金川首领莎罗奔投降。
金川战事劳师糜饷，统治者用人决策又连番失误，天下自然注目和议论这场战役。而蓬勃发展的市场，给那些指望通过战争来获得利润的人，创造了特殊的机会。在战区四川，金川战役为那些大量涌入四川、并无生计的客民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些本在自己的土地上难以生存下去的人，源源不断地赶往战场，试图铤而走险以获取利益。这些人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据估计，近7万的作战官兵需要20万人作后勤支持，考虑到四川在乾隆中期的人口数不到300万，这个动员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戴莹琮研究发现，这20万人的来源，一部分是朝廷通过劳役征收而得，大部分则通过雇佣客民而得。清前中期大量涌入四川的移民获得了生计。除此之外，戴莹琮亦发现，金川战争强大的后勤，部分是通过商运体系来实现的，除了上文所说的各地商人的捐纳、由朝廷委托的大商人供给军需的情况外，小商人更多的是小贩，随军贩卖食品、日用品，以此来使后勤获得保障。当时，成都到金川的一南一西两条行军路线，有上百个粮站，粮站周围布满了帐篷和货铺，等待着与军队做买卖，“可以想象整个战争地区有许许多多贸易市场，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客民。”据说，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之后，清军统帅傅恒胜利回京时，客商们聚集在粮站外焚香磕头跪送。[59]
战争对于艰难谋生的人们来说也许是生存的机会，对于那些千里之外的人们来说恐怕是另一回事了。乾隆十三年（1748）发生米贵问题，粮价飙升，而这正是第一次金川战事的第二年。有研究者将金川战争与粮价问题联系起来，不管除四川地区的其他地方的人是否将金川战事与粮价上扬之间联系起来，在战区，战争确实导致了粮价的急剧上涨，使得政府在雇佣劳役之时需要额外支付一笔“安家银”，来弥补劳役们因为米价激增而导致的损失。[60]
据统计，清廷在第一次金川战争中，一共调派了京城及各省满汉土官兵，共六万二千五百余名，耗费“帑银七百六十万四千八百两，米七十六万七千二百余石，麦二万二百六十余石，豆七千四百四十余石”。[61]军需除国库拨给外，又从江西拨银40万两，湖北拨银20万两，广东拨银60万两，保障前线。[62]金川之战对国库压力巨大，因而就转向民间的摊派。《清史编年》估计金川之战勒派商民至少在200万两以上。[63]金川战事开始后，长芦盐政丽柱引用1675年的先例，奏请在天津、扬州、广东、武汉以及杭州，多征收盐税来增加国库。这条建议虽为乾隆皇帝所拒绝，但是却反映出国库因金川战事的军费开支而颇为紧张，皇帝深感头疼，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趁势上了这一奏，以期为皇帝解忧，为自己谋升迁。不过，识相的商人还是行动起来。1749年，乾隆接受了江西、汉口以及扬州的盐商向内务府捐献的110万两白银用以弥补金川战事的开销。据说，广东盐商捐助更是不菲，光是盐商查廷实、胡大展就捐银10万两，另外捐赠成千上百两的为数亦众多。[64]
乾隆皇帝对张广泗的处置受到了朝臣和民间的广泛非议[65]，伪托孙嘉淦名义的这份奏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申诉张广泗在金川战事中受到了不公平的惩处。张广泗与金川战事受到了广泛关注，战争过程本身就充满着种种戏剧性的情节：战功赫赫的主帅因为皇帝听信了奸臣的谎言而冤死，前往督师的钦差也被斩杀。一方面是金川战事卷入了帝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战事旷日持久；另一方面是不受自主控制的生计，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可终日的社会心理。对张广泗冤死的议论，也就成为民间为自己不安的现实生活，在朝廷身上发泄的一个出气孔。
问题是，这种社会心理是地方性的，还是可超越地方的；如果说，伪奏稿的社会传播说明这种社会心理或许是全国性的，那么支持社会心理跨地区传递，也就是支持伪奏稿突破当地的社会关系、传递至远方的客观交通条件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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