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吏聚居的城市与集镇，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伪稿传播圈子。这些伪奏稿传播小圈子，不是向当地周边其他阶层扩散，而是向远方的、不同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其他集镇和城市）扩散。官员在查抄伪稿的过程中发现：“此案情节穷乡僻壤实未周知，其附近城镇地方大率皆有传闻。”[66]江西按察使阿桂说：“如南昌省会五方杂处，饶州之景德镇为各处贩卖瓷器聚集之所，新建之吴城镇为各省米贩丛杂之地，其他广信之河口镇以及告赣等郡皆楚粤闽浙商贩往来之处，从前别省伪稿多有由此等处携去看者。”[67]看来，要理解支持伪奏稿全国性传播的条件，需要观察帝国的经济交往状况，以及由其所实现的信息沟通网络。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主张组织一种不同于帝国官僚制度产生的行政疆域的空间层级，即“由经济中心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来认识帝国晚期的空间结构。[68]简单说来，通过这种空间结构，施坚雅所意图展示的是经济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而非行政关系。施坚雅建立的帝国空间结构着眼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形成中国的各城市体系方面，贸易似乎大大胜过行政活动，大大胜过沟通城镇的任何其他形式。”[69]城市之间通过商业贸易而彼此沟通的形式和结构，在施坚雅看来是这样的：“作为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的大都市，处在不同程度上整合成一体的中心地层级的最高层。这个层级向下则延伸到农村的集镇。集市体系以这些集镇为中心，一般包括15至20个村庄，组成了构筑经济层级的基本单位。”[70]龙登高的市场史研究亦从层级的角度来看待帝国市场的结构，最为基层的层级包括了大多数的集市，是周围一定村落范围农户交易的场所，职业商人涉入不多。职业商人涉入较多的那些集市与高层中心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就极为密切。[71]每个经济区域内具有顶级城市—中心地层级—集镇这样的层级结构，形成经济交往的网状结构。
19世纪的清帝国，根据顶级城市的最大腹地范围、经济功能上是否具有一体化倾向、经济资源的分布以及以江河流域为主的地文特征四个方面，分成除满洲外八大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长江下游、华北、东南沿海、长江上游、长江中游、岭南、云贵、西北）。施坚雅将1893年中国的经济中心分为标准市镇（27 000～28 000个）、中间市镇（约8 000个）、中心市镇（约2 300个）、地方城市（669个）、较大城市（200个）、地区城市（63个）、地区都会（20个）和中心都会（6个）。标准市镇以15～20个村庄为腹地，满足它们的交换需求；标准市镇被套在中间市镇之中，以此类推。这些交换网络均受制于地形、运输网的影响。最终将形成26个贸易体系，26个贸易体系又形成八大经济区域。[72]
施坚雅的贡献在于他展示了帝国晚期的另一种空间结构，相对于官僚行政的空间结构。当然作为经济交往的空间结构与官僚行政的空间结构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施坚雅看来，作为官僚行政的空间结构，那些作为治所的城市，是作为经济交往的城市体系中心地的子集合。据他估计，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18行省39 000个经济中心地中有1 546个是帝国行政的治所。施坚雅认为行政区划的设置是具有规律性的，并且按照某种原则而应时变动。大体说来，地方行政的设计主要有两个目标：税收和防卫。但是这两个目标对空间的要求是对立的，税收是在经济层级的核心区域，而军事防卫则在地区的边界。于是在经济中心地位显著的城市，由于主要的目标是税收，就安排建制管辖范围大的府县；而在地区边缘，则安排管辖范围小的州和厅，以适应防卫和安全。不管怎么样，这些治所都是作为经济层级的一个部分。[73]太田初关于绿营的基层单位“汛”的研究也指出，“汛”是以镇为边界的，实际上是地方治安的维护者，他们在“连接市镇与乡村或市镇之间的往来交通线路上，承担防卫、维持治安以及搜集情报的任务”。因此，绿营的基础建制是与市场圈密切相关的，“汛”的管辖区域取决于它所需要维持治安的市场圈的范围，“汛”中的武官们就这样与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74]
另外，人们也能够从古代城市的布局当中，看到士和商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商贾居末，更有达官贵人不与之相交，乡宦士子不与其为伍之说。古代城市的布局讲究，商店不能够“太近衙门，有损尊严”。但是人们却渐渐发现，到了帝国晚期，士和商的交往却日益密切。施坚雅发现帝国晚期的城市，其实是具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商业活动的核心，一个是官僚士大夫活动的核心，而这两个中心之间的地区，常常是“绅商杂处，店宅交错”。[75]施坚雅在另一篇分析具有某种技能的人口流动的文章中也指出，人们客居的动机不外乎是到经济中心进行商业贸易，到行政中心读书做官。而这两种人口流动的方式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76]有成功的商人培养子弟考取功名的；也有屡试不中，受生计所迫，转而经商的。唐文基就指出，16—18世纪从事长距离贸易的商人是因商业丰厚利润所驱动，另外有相当部分是因科举失意，弃儒从商。[77]
施坚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为什么商人们能够将伪稿带给不同地方的文官和武官。由于文官以及武官的驻地都处于地区不同的经济层级之上，商人的经商路线像纽带一样将他们连接在一起。问题是，这个纽带究竟能够将帝国多大的区域串联在一起呢？
长距离贩运贸易，被认为是“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是形成全国性市场的指标。主要由明代开始的除却盐铁以外的民生用品的长距离贩运贸易，被视为“在市场结构和交换性质上，发生一种定向性的变化”。[78]唐文基认为16—18世纪存在一场“商业革命”，其重要体现：一方面是海外贸易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远距离贸易的发展。[79]韩书瑞和罗枝友也高度评价长距离贸易的深入发展，对于清代社会的意义：“就长时段的总体趋势而言，国家垄断的范围越来越小，不断在扩展商品私人生产和分配的范围。而因为这些垄断都与跨区域的贸易有关，一般来说利润也很丰厚，所以与此有关的商人都会变得既富有又有权势，成为清代社会的重要角色。”[80]
按照吴承明的意见，明代长距离贸易所依赖的主要商路乃是由于大运河的畅通所带来的南北贸易，以及沿赣江南下过庾岭到两广一路的开通。[81]许檀关于清代前期商品流通格局变化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明代以运河为主干、以江南为中心的流通格局到清代前期就发生了变化，长江、沿海逐渐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干线，由于水路运输在帝国贸易中的绝对重要地位，随之而兴起的是沿江、沿海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82]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运河、长江和沿海在清前期关税额具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基本形成了运河、长江以及沿海三分天下的格局（见表2.2）。[83]长江、沿海作为商品流通干线在清初的兴起，使得清代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比之于明代有了更高程度的增长，也使得施坚雅所说的八大经济区域之间的沟通变得可能，并日渐紧密频繁。表2.2显示，自康熙年间起，长江、沿海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地位不断地上升，与此同时，反映着国内贸易量的关税总额也在飞速增长，其中康熙二十五年到乾隆十八年的六十几年间，关税增长超过两倍；乾隆十八年至嘉庆十七年差不多的时间段内，关税的增长则相对放缓。这表明至乾隆中期国内贸易不仅相当繁荣，而且处于一个急剧上升的时期。
表2.2 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
（续表）
大体上，明代国内市场的开拓主要是利用大运河开拓南北贸易，这种开拓的动力大体来自于政治而非经济；而清代的情况则可能恰恰相反，清代商路重在长江一线的开拓，上游商路（宜宾至宜昌段）就是清代四川移民开拓的结果，中游（宜昌至汉口段）则得益于清代洞庭湖流域的开发，汉口镇的崛起即是中上游商路开发的标志性成果。在吴承明看来，鸦片战争之前，内河航程五万公里以上，沿海航线约一万公里，“已具有近代规模”。[84]
更宏观地勾勒清代商业贸易网络的是刘秀生先生，他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清代诸水系或者与沿海航线相通（1858年前的黑龙江、辽河、滦河、海河、借运河获出海口的淮河和黄河、长江、钱塘江出海口与沿海航线相通），或者与运河相通（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下游贯成一体），长江诸相对独立的水系（洞庭、鄱阳、汉江、川江）以及钱塘江、闽江、珠江又通过短途陆路使上游之间贯通，各水系上游又可通过陆路向云贵、蒙古、青海、西藏等边疆延伸。由于成本的关系，商重水路，清代“凡能用于商业运输的内河水道基本上都得到了开辟利用”，形成了“以内河航运为基干，按河流流向外连海港，内接边塞，覆盖全国各省区的完整的商业交通体系”。[85]这一商业交通体系就将施坚雅所说的各个不同的经济区连接起来。
商业一方面促使交通在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统治的驱动下得以向更广阔的地区开拓（构成了伪奏稿得以社会传播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作为媒介的奏稿进行民间传播的活力（构成了伪奏稿得以社会传播的新的社会动力）。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相比那些兼具行政与商贸的传统城市（如南昌、江宁），虽然它们也在伪奏稿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汉口这样的以商贸发展起来却并不是驿递系统中的新兴城市，作用似乎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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