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交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人口、商品、信息得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依据此时的客观条件，要使得商品、信息得以流动，终归是需要依靠人的流动。
在留存的伪稿案记录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情况：传抄人犯福建汀州府人卢顺阳，在浙江会稽县樊江地方开张烟店，他将伪稿传给了同乡人福建汀州府人张秉仁，又将伪稿传给了在浙江湖州府双林镇开烟铺之戴岳万；[86]浙江乌程县人邛纯旃在四川贸易时，从在四川巴县地方贸易的陈起明处得稿，邛纯旃又通过孙以仁传给在四川人沈商彜，孙以仁则是一个在四川和湖广汉口两地进行贸易的商贩。[87]广西生意人潘潮在明清四大镇之一的广东佛山贸易，从一个江西布客处得稿，回来后又传给广西人黄玉。[88]繁荣的市镇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贩，这里不仅进行着商品的流通买卖，也进行着消息的传播散布。因此，基层文官、中下级武官、胥吏佐贰、商人，以及具有初级功名的读书人等，之所以构成跨区域的网络节点，是因为集镇兴起与市场发展给予了动力。形形色色的商贩，特别是江右客商，成为伪奏稿在不同经济区域内扩撒的首要媒介。
在伪奏稿的社会传播中，为什么是江右客商而不是别人，作为中介、作为纽带的作用特别突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江西客商在清代中期经济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得其充当了伪奏稿得以流传的绝好媒介；当然，江西客商身上所呈现出的清代商业贸易的特点，本身也是某种伪奏稿得以社会传播的条件。
江西三面环山，南部丘陵纵横，内有抚、袁、信、修诸水汇入北边的鄱阳湖，赣水则贯通全省，是江西省内最为重要的枢纽。赣南丘陵纵横，大庾岭有陆路连接广东。明代禁海，清廷收复台湾之前，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独口通商之后，大庾岭一线乃是交通帝国南北最为重要的商路。18世纪前中期恢复海路运输，这一线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极其繁忙。因此，有人说江西乃是“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这不免有些夸张，却仍可见江西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九江、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等一批繁荣市镇均是赖此而崛起的。[89]
赣南地区原本是地旷人稀的烟瘴之地，明清时期在闽粤移民的开发之下逐渐成为“户口日稠，无地不垦，无山不种”的成熟区。[90]明后期开始，大量的闵粤、赣中移民进入赣南地区，开发丘陵，种植烟草、糖蔗等经济作物和油茶、油桐等经济林木，这股移民潮在清初到达高峰，闵粤移民大大超过土著居民。到了清中后期，人地矛盾也在赣南社会变得十分突出，于是广为种植甘薯、玉米等旱粮，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甘薯、玉米成为主食，从而保证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以此来解决地稀人稠的问题。赣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这里成为商品流通极为活跃的地区。[91]
即使江西在这样重要的商路之上，却仍给人以“贫”的印象。[92]王士性的《广志绎》说江西民风：“江、浙、闵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辨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93]江西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所有人，于是一部分人只得凭一己技艺作客四方以谋生。傅衣凌先生注意到，明代开始，江西就有“一部分的工商业人口曾向全国各地大量移动”。这些流动人口，有的依旧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则从事工商业活动。为工为商，却并不是自然经济裂变的结果，而是因地理、人地矛盾逼迫之下的糊口策略。他引述《西江志·风俗》来探究为何江西人总是出外谋生：
南昌府：地狭民稠，多食于四方，所居成市。
临安府：地当舟车四会之衢，逐末者多。
吉安府：土瘠民稠，所资身多业邻郡。
抚州府：人稠多商，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死不归志。
建昌府：南城附郭县也，近抚信次水而多商。
九江府：山峻水沃，……民习经商，人事纺织。
赣州府：瑞金山多田少，稼穑之外，间为商贾。[94]
江西各府民俗的突出特点是受困于地少民稠的民情，使得一部分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转以工商为业；也有地区受制于地形的影响，不利于农事而利于商贸交通。关于明清江西商人的来源，方志远有专门的研究，从其看到的一千五百余名明清江西商人中，他发现有60%以上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20%则属于弃学经商，再有则是继承父兄产业者。方志远认为，江西人经商由贫寒的经济状况所驱动。江西地少人多，促使土地上的剩余人口不得不转而经商来谋生；久试不第的士人，也无力继续读书，转而从商。[95]因此，相比于实力雄厚、富可敌国的徽商，具有网络全国的垄断性行业的晋商，手握舶来品的闽粤商人，江西商贩大多是迫于人地矛盾而产生出来的剩余人口，他们本身非常贫困，迫于生存压力而出外以技艺糊口。因此，同样是经商，相比其他地区商人，江右客商的特点在于“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96]，而这种特点正是地缘和文化因素所造就的。
应特别注意江西商人的那种小买小卖，因贫而被迫携技艺走四方的经营方式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同于那些富商巨贾的，他们“很难深结官府、攀缘权贵，从而与封建特权进一步挂上钩”。[97]江右商贩虽然大多不能以其巨大的财富与高官攀上关系，但是伪稿的递相传抄情形却显示，江西商人以及别的地方的小商小贩们，与那些衙门胥吏、下级武官们存在着联系，遗憾的是没什么资料显示这些递相传抄的商贩与吏役们如何建立关系以及平时的交往情况究竟如何，但是伪稿的传抄情形却揭示了这些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政治信息在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交互传播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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