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玩与吏治

皇帝处处警戒鞭策地方承审官员，从表面上看，针对的是颟顸懈怠的地方吏治。皇帝似乎对地方官员是否能竭力案办，充满着某种焦虑，以至于案未查，却利用各种机会训诫官僚们尽心办案。考虑到当时，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绵延百年之久的“康雍乾盛世”，皇帝的焦虑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种焦虑，可能来自于某种政治系统的内在矛盾：雍正时代继承而来的直接而有效的政治信息传递和处理媒介与宽缓的、对社会放松的政策转向；暗流涌动的社会现实与政治控制的内在要求；处于机密而高效的奏报制度与宽松政治之间的皇帝、地方官僚对帝国控制的不同理解和预期，等等。

一、乾隆的宽缓初政

本书第二章已经展示了18世纪的帝国具有怎样繁荣的商业与贸易，市场的力量又是如何影响着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韩书瑞和罗友枝说：“18世纪清代经济的发展和多样性，这是众多社会变化的基础。”^[27]社会正日益复杂和涌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此同时，历代皇帝中“政治手腕”“堪称第一”的清世宗^[28]，推行诸多政策，包括密奏制度以监听天下，大兴“文字狱”以收紧文网，这给政治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监控住整个民间社会和政治统治集团本身。迫于严密的监听之网，朝廷内外喑哑无声，这是乾隆从其父亲手中所继承的帝国。

雍正十三年，乾隆皇帝登基。比起他的先祖辈，特别是他的父亲雍正来说，乾隆的御极之路异常平顺，孔飞力说，“弘历的帝国简直是放在一个托盘上奉送给他的”^[29]，真是非常形象。乾隆从父亲雍正皇帝那里继承了一个颇为有序而繁荣的帝国，经过雍正十三年的铁腕整治，此时吏治清明，八方无警。但是，雍正善弄权术，政令峻急，刑法严苛。官场清明，社会秩序井然，这大概是出于威慑而非心悦诚服。雍正五年就挂在京城菜市口的汪景琪^[30]头颅，时时刻刻震慑着普通的老百姓。上以文字论罪，民间群起效仿，纷纷挟仇以诗文有怨望与谋逆之意，而诬陷他人。因此，“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紧张和不满情绪”，大概是乾隆即位后面临的客观形势。^[31]这一客观形势，既是他稳定政局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皇帝上台巩固地位可利用的砝码。

就乾隆皇帝本人的思想情感而言，在即位之前，或许就对其父的为人与施政手段有微词。以皇子身份写就的一篇《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年轻的储君将“宽”与“仁”等而视之，论述其眼中的明主：“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何则？宽以容之故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32]这里，乾隆说虽“勤于为治”，但却说“褊急为念”“刻薄为务”的皇帝并不能成一代圣主，明着当然说的是秦始皇、隋文帝，但何尝不是隐射其父雍正帝呢？

雍正到乾隆的政策转变，已为学者所洞见，罗威廉指出：“雍正尽心竭力地试图积极建立一个有着强大经济基础、政治高度干预性质的大国，但这一路线为新即位的乾隆皇帝所放弃。”^[33]甫一即位，新皇帝就极具象征意义地拿下了挂在菜市口十年的汪景琪头颅。同时，皇帝又策略性地从宽处理与雍正政治斗争过程中获罪的皇室子孙。一方面，他将与雍正争夺皇位的康熙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之罪暂时搁置，从而小心翼翼地顾及了雍正的颜面；另一方面，他恢复大批获罪皇室子孙的名号，将他们重新载入玉牒，众多王公宗室被释放，其中包括了雍正的政敌康熙第十子允礻我、第十四子允禵，新皇帝屡次强调大赦乃是出于雍正本意。

此后，乾隆开始在各个方面调整，甚至是改变雍正时期的政策，如核实垦田生科、停止清丈土地、停废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停捐纳等一系列政策，这些雍正时期的政策虽本出于好意，但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增加民间负担的问题。加上基层执行不善，已是积弊丛生。^[34]

这一系列改弦更张的举措，很明显，反映的是新皇帝的治国基调将整体走向“宽缓”。在乾隆授意下起草的雍正遗诏中，新皇帝已借由老皇帝之口，透露出变革政治的意图：“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能不诚挚整理，以戒将来……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35]总结起来就是，“宽”才是清代治国之宗旨，由宽转严，由严转宽，不过都是因应形势之需要。

新皇帝之所以不断强调“宽”的治国方略，目的是想向传统的儒家理想统治者形象靠近，这对于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代统治者，意义重大。根据高王凌的研究，在乾隆九年之前，有关“回复三代”，使尧舜禹之治重现于世上的理想常见于君臣的言谈。^[36]即位一月，新皇帝祭奠大行皇帝，晓谕天下：“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非因即位之初，为此邀誉近名之语，以博天下臣民之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37]如果单凭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而以为乾隆朝的崇尚宽缓政治的目标在于实践儒家治国理想，就正堕满族统治者之计中了。不管是“回复三代”还是“宽缓”政治，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以“诸夏”自居，笼络汉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一种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夹杂着新皇帝个人性格、客观形势等复杂因素的一种施政方针。其背后的内核无外乎是对帝国的统治。

这样就能理解为何皇帝一面表达出对“回复三代”的向往，表达出施行宽缓政治的理念；一面又不停地警告宽缓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乾隆这样小心谨慎地诠释“宽”的内涵：“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弗理也。”他特别注意宽大与废弛的区别，希望官僚在宽大的施政方针之下更应“严明振作”，“收宽大之效”，否则，长此久往，必定“人心玩愒，事务废弛”。^[38]

清人笔记称赞乾隆初政时说：“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帝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商、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39]满族贵族的记述当然有取悦皇帝的成分在，但是朝廷与民间关系之变化，在此亦可见一斑。18世纪清代经济的发展和多样性，与乾隆对雍正朝严苛政治的松绑交互作用，客观的结果就是朝廷对民间的控制趋向松散，社会趋向于更加流动而多元。

二、民玩与吏治

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市场生活，使得社会冲突加剧，皇帝的直接感受就是，他的宽缓政治，对民间社会的松绑，却使得帝国遭到一股刁风的威胁。

乾隆四年八月，皇帝发布上谕严厉地谴责一类刁民，他们“非农非商，游手坐食”，一遇灾害，一方面挨门挨户向百姓索取报灾费用以敛财，人们希望领赈蠲赋，于是“愚民之脂膏，已饱贱民之囊槖矣”；另一方面又串通胥吏，捏造名字而多开户口，向官府多领取赈灾钱粮，于是“国家之仓储，又饱刁民之欲壑矣”。这些刁民如果不能得逞，则“布贴传单，纠合乡众，拥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长，目无法纪。以致懦弱之有司，隐忍曲从，而长吏之权，竟操于刁民之手”。皇帝谕旨的目的则在于警告这些刁民，在灾害频仍之际如有肆意妄为的，必不宽宥。^[40]皇帝口中的这类刁民，很有可能即是人口激增和农业商品化趋势下出现的一类人，他们与地方胥吏关系密切，熟悉国家与民间衔接的各种途径，从中牟利营生。而这样一类人，皇帝视之为蹈法纲、犯宪章而非农非商的异类。因为既有的体制并不能将这一因为商业化趋势而出现的新社会人群囊括在内。此后，这些“异类”与官府的摩擦时有出现。

乾隆六年，广东潮阳等县因米价昂贵，朝廷曾经开仓平粜，但后又遽行停止，受米价上涨之苦而生活困顿的人们因而罢市。据称，“男妇拥挤公堂，恳求粜米”，县衙准许开粜后，“尚有不法之徒，拥入典史衙署，毁碎轿椅等物”。同时，督抚获知县禀报后，因怕招致麻烦，并不上奏朝廷，皇帝因而震怒，“该督抚何以竟不奏闻”，并严厉警告“若果有司办理不善，咎固难辞”。针对百姓以此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要求的行为，皇帝认为绝不能姑息宽容，“至于百姓罢市，闹入官署，此风断不可长，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不可少为宽纵。”^[41]

同年在北京，铸钱工匠因炉头侵扣工钱，停炉抗议。朝廷命官向工匠们反复晓谕仍无结果，工匠们坚持要清算新旧账目，后铸钱厂终于发生骚乱，工匠们“上房呐喊，抛砖掷瓦”，又“齐声喊叫”。官府施放鸟枪，滋事工匠才稍平息。此事惊动当时四大总理事务大臣，履亲王允裪、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联名上奏，称“匠役人数众多，遽难执理究治，置之于法，而炉头屡年侵扣亦是实情……访查为首起意之人，再伸国法”，对此皇帝并不理会炉头克扣工资的问题，也并没有严办炉头以平息民愤的意思，而对民间刁风十分震怒，朱批道：“此等刁风，甚属可恶！京师之地且如此，何以示四方？著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务必重处，以警其余。”皇帝稍前时候又对大臣仅以施放鸟炮威慑工匠十分不满，称：“办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42]

到乾隆十三年，由于此类事件实在太多，皇帝只得发布了处理定例，以使各类官民冲突有法可依。定例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严惩治。具体说来，聚众殴官在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斩立决，枭示；其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的，斩立决；为从之犯，绞监候；被胁同行者，杖一百。^[43]

遇到小灾大慌，刁民更是此起彼伏。皇帝除了惩戒首犯以示儆其余之外，似乎别无良方。乾隆八年，江西永丰县聚众多人，强勒知县减价平粜。据当时的江西巡抚陈宏谋奏报，当时人们“拥至县衙哄闹，挤倒大堂公坐，并将黄文英（知县）拥挤下堂，撕破衣帽，书役皆被殴打”。在这份奏折中，皇帝朱批“应重处”此等辱官罢市的行为。至于知县黄文英，皇帝意味深长的朱批道：“此人应参处，但此时稍待。”^[44]此事知县虽有过错，但“参处”会助长“刁民”气焰；待事情梳理清楚以后，再予以“参处”，既无损官府威严，又可肃清吏治。

三天后，皇帝特地发布上谕，训饬文武官员约束刁风。皇帝先是阐述了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再就最近的聚众抗官事件做出评述：一方面，百姓挟制官长的行为乃是“乡邑之大蠹，不可不重加惩治，以儆颓风者”；另一方面，督抚处置亦有不当，“乃无识之督抚，间遇聚众抢夺等事，欲自讳其平时化导之不力，与临时禁约之无方，止将州县官参劾一二员，以懈己责，而于抢夺之案，朦混归结，无怪乎刁风日长，而无有底止也。”又训斥营制武员，“近日汛弁兵丁，遇有抢夺之事，类皆观望淡漠视之，岂设兵卫民之本意。”^[45]就这样，刁风日盛的问题，逐渐与吏治的问题牵连在一起，而且将矛头直指当地行政首脑。

乾隆十二年（1747年），皇帝又再次下颁上谕，通令各省督抚整饬“刁悍民风”，皇帝有感于近日各地民人滋事不断的现象，江苏宿迁、山东兰山因为求赈，浙江临海县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则因丁粮豁免，各地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而之所以“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皇帝则认为乃是由于“所谓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边，又倒一边，水懦民玩，信不虚也”。“水懦民玩，信不虚也”，自即位以来的宽缓政策，在此得到反省，被视为是民风日刁的原因所在。但皇帝同时又表示，他并不准备改变既有的施政方针：“朕爱育群黎，惟惠养是务，亿兆善良者众，岂肯因一二莠民，顿尚威克。”那么，既要灭民之刁风，又要延续既有政策，皇帝即将希望放在各地督抚身上。

这道上谕的一开始，皇帝即侃侃而谈民风与地方官之间的关系：“守令于民最亲，教养之施，法纪之立，皆由此始。古之循吏，使人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良由威信所孚，积于平日，闾巷铢两之奸，无不洞烛，是以法立令行，心悦诚服。迩来吏治肃清，举凡供应之需索，囊槖之诛求，向所习为固然者。厘剔殆尽，百姓皆宜安分奉法，敬畏命官，以成淳厚之俗。”^[46]在皇帝看来，民风与吏治是牵连在一起的，吏治肃清，则百姓安分，敬畏朝廷命官。所以民气之刁在于督抚平日威信不彰，法令不行。

早在上年，皇帝已渐渐将风俗人心的问题与吏治的问题联系起来。乾隆十一年，皇帝针对浙江台州府临海县民人滋事、煽动罢市事件，皇帝批谕道：“此等事固属官民皆有过失，然以警刁风为先。必当严治首犯，宽其随从……然总而言之，汝督抚威令若行于平时，想亦不致屡屡有此事也。”^[47]因此，在皇帝看来，刁风日长，民气日骄，正是吏治问题的一个表现。

民间暗流涌动，帝国统治机构不断受到冲击。虽然尚没有关涉到统治的基础，但是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整个朝廷也是疲于应对，依靠传统的官僚机制，帝国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是相当无力的。而皇帝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吏治，认为民玩与吏治是一回事，从皇帝的种种申斥谕令来看，吏治的症结在于督抚，而不在基层。

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如果罗威廉的观察是正确的，雍正所致力于的是“由国家直接统治而不需要通过精英分子做中间人。政权本身将空前地集权化、官僚化和高效率化”。^[48]奏折制度的改革体现的正是国家权力的向上集中，负有奏报权责的地方首脑，是国家与地方之间最为重要的中介，也是统治压力的承受者。这也就能理解皇帝为何将统治疲弱的矛头直指督抚。

民间社会在一系列政策下松绑，而日益彰显出许多这种政策所导致的社会趋向，涌动的社会现实造成了频繁的官民冲突，而乾隆皇帝从雍正皇帝那里继承而来的政治媒介系统，使得这种统治压力直接落在了各地督抚的身上，也使得皇帝与各地督抚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查案伊始，皇帝与地方督抚之间的关系的背景应从此处予以理解。

三、整饬地方行政首脑

由于密奏制度，使得地方官员的信息传递绕过了整个内阁，因此，皇帝与地方官员在统治帝国时成为直接的对接关系，而非有内阁在中间沟通缓冲。乾隆皇帝的宽缓政治，是要回溯三代，是要使自己与古代圣贤比肩。现在，频繁的民闹证明宽缓政治实际上很难行得通，仁政的设想实际上破产。奏报制度将地方官员直接暴露于皇帝之前，皇帝自然将这种失败归结于颟顸的外省吏治。

乾隆六年三月发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贪腐案，乾隆大出意料之外，上谕称：“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且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可传谕各省大小臣工知之。”^[49]十几天后，又有一品大员、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牵涉受贿案，皇上下诏自责说：“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皇考之仁育义正，能使百尔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50]鄂善的受贿，在皇帝看来，事关其用人之颜面问题，一开始御史参奏鄂善受贿，皇帝大不以为然，有惩戒御史之意。等到案件查明，皇帝用人不察而颜面尽失的难堪，自不用说。此种自责，也许是皇帝力图挽回颜面的一种措辞，当然一月两大案接踵而来，“水弱”之弊让乾隆皇帝深刻反省对雍正严苛政治的改弦更张是否是正确的。

官僚机器的贪腐只是一个方面，在乾隆皇帝看来，与吏治最为有害的还是官僚机器的颟顸迟缓、虚应了事。此积习最深的则是外省督抚。乾隆五年七月间，有御史谏称，督抚中有一倾向：“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御史批评那些敢于上书言事，陈己意见的人，是沽名钓誉、借名耸听。而皇帝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督抚“阘茸委靡，苟且因循”，以至于皇帝为整饬这种现象而不得不嘉奖鼓励那些“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而皇帝的本意不是为了嘉奖那些敢于上书言事者，而在于打破官僚制度的因循颟顸。于是，皇帝称御史的谏言“则全不知朕心者矣”。^[51]随后皇帝将御史奏稿与此上谕并发，令大小臣工共知。

这一插曲反映了皇帝与各地督抚之间的日常关系，各地督抚以机密的形式向皇帝奏报地方情况已经成为其行政工作的一部分，而皇帝对这种日复一日的行政化、职业化、格式化的文书感到不耐烦。可以想当然，相比之前是机构化、组织化的方式来处理地方行政文书，现在是由私人个体来完成这个工作，“阘茸委靡，苟且因循”之感自然而生。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政治媒介的变革使得地方督抚以一种新的面目展现在皇帝的面前。地方督抚或许还是那个地方督抚，但信息流程之转变，其在皇帝面前的呈现方式已全然不同。由于这种呈现与皇帝对地方官僚的预期相去甚远，又与频繁出现的民间社会动荡相作用，皇帝对地方督抚的猜忌和不信任，也日积月累。

乾隆五年，皇帝以教谕的方式来期望督抚习气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方法似乎未有成效。此后皇帝对外省吏治则越来越不满，对于外省督抚的不信任充斥各种场合。乾隆九年，钦差大臣讷亲查阅各省营武，均皆废弛，皇帝对此种情况大发雷霆：“不可不惩一警百，亦岂能遍加之罪。览此，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矣，益增惭愧。”^[52]如果只是日复一日因循地处理寻常政务，官僚机器也并无过错；皇帝警惕的是，表面循规蹈矩，私下却欺君腐败；只要有一事欺瞒，那表面的、日常的因循，均可视为欺瞒的烟雾。文书行政的帝国统治者，无法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日程化的日常奏报，哪些是为隐瞒而进行的程式化的日常奏报。在这样的情况下，欺瞒与实情就会和常规与非常规的信息等同起来，所以皇帝才会特别乐见于督抚某些“耸动众听”的奏报，即便知道其危言耸听，这些非常规的奏报也让皇帝感到某种真实。

到乾隆十三年，因富察皇后崩逝以及金川战役，皇帝突然对官僚机器大开惩戒。皇后丧葬事宜中，因违制剃头、承办丧葬事宜不力，大臣们被申斥、降革、罚俸、赐死的屡屡有之，朝廷形成前所未有的动荡。金川战役深陷泥潭，又掀起了另一股申斥、处死大臣的风潮，更包括讷亲这个皇帝所称的“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川陕总督张广泗，也于金川战役后期被赐自尽。其他被杀被贬的督臣、提督、总兵等亦有多人。张广泗在北京受审过程中，有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之语，皇帝受此语触动极大，他亲审张广泗案所发布的上谕中特别提到：“朕临御十三年，思与大小臣工共臻敦大之治，而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53]施行仁政，以使自己能位列于圣君的理想，遭遇到重大打击。

当然，皇帝在乾隆十三年实行的一系列严厉政策并不仅仅因皇后突然过世、金川战役又屡遭挫折这些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戴逸认为，其中具有必然性的因素。“乾隆十三年以前的一系列事件，已显示了政策的渐趋严峻，对官僚们的处罚越来越严重。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刺激乾隆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促进了政策从宽松到严厉的趋势。”因此，乾隆十三年，诸多严厉政策的出台，是皇帝利用偶然事件对官场进行整顿的结果，“它反映了皇权控制的整顿官僚机器的一种形式。”^[54]正如孔飞力叫魂个案所展示的那样，君主专制总是会选择某种场合，向某种威胁其帝国的力量发动一次清算，皇后丧葬和金川战争等非常事件，是这样一种便于实行君主专制权力的场合；伪稿案又是一个新的机会。

乾隆十六年，在硕色报告发现伪奏稿的前一个月，皇帝正接连收到来自浙江巡抚永贵的奏折，先是说金华府的“刁民”哄闹公堂，挟制罢市；后又有大臣奏报太平县乡民请开仓粜米，最后演变成一场哄闹；紧接着遂昌县、汤溪县、江山县等处亦有“刁民”因粮米问题而与官府关系紧张，哄闹、塞署、罢市正在各处频频上演。加上那些试图对皇帝封锁消息的封疆大吏，民玩与水弱，不知会在伪稿案伊始的皇帝心中构成怎样一幅帝国图景。

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所形成的社会现实，使得此时的官民冲突、刁民冲撞官府，具有新的社会基础。但是，凭借官僚机器，统治者似乎除却震慑之外，别无有效之法。受制于传统的统治思维，封建朝廷要统治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其所能调动的武器，从乾隆统治前期屡次官民交锋来看，似乎是非常匮乏的。不管怎么样，当皇帝感到刁风日炽、反思宽缓仁政的同时，他亦感到地方吏治、特别是行政首脑们的因循、欺瞒与不真实，特定的政治媒介有助于皇帝将两者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