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结案背后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皇帝是处心积虑地诬陷卢鲁生、刘时达为首逆。或许来自金华的新线索，令皇帝始料未及，然而早已宣布拿获首逆的他，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皇帝于正月二十五日宣布正犯已得的诏谕，受到来自金华线索的质疑后，他多番暗示金华方面各犯口供之不可信，无视多处疑点，而欲将罪归之刘时达，这种意图是很明显的。加上处理卢鲁生、刘时达时的不一致，这种反常表明，皇帝极有可能是在明知刘时达、卢鲁生实非首逆的情况下，仍然将其明正典刑，以结束查办一年半之久的孙嘉淦伪奏稿案。选择卢鲁生、刘时达来结案，可能有其偶然的因素，但必须结案，而且以最快的速度结案，是皇帝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皇帝为何如此急于结案？

一、伪稿案与统治败象

（一）株连之累

伪稿案也许标志着盛世的反转。

“安良善而儆凶顽”是一个能称之为“治世”的最基本的要求，何况文案之间总以“盛世”、儒家治国理想标榜的乾隆一朝。令皇帝惴惴不安的恐怕是首逆未获，而冤案此起彼伏，不要说传抄者，无辜者株连成狱的亦不计其数。皇帝称，在办案之始屡次下旨阐明将伪稿首逆与只系传抄案犯分别办理，即要防“株连”于未然，最终却事与愿违。

即使皇帝屡次声明要分别办理，查清真相后就释放犯人，但是牵连成狱，冤屈至死的事情却层出不穷，施奕度案即株连及无辜的典型。除此之外，案犯畏罪自杀之消息亦频频传出，他们或无辜被诬扳，或因确有传抄而畏惧（毕竟前朝文字狱之惨烈有目共睹）。在浙江，提督吴进义衙门内之书办包琳被书办仇静涵污扳乃发出伪稿之人，畏罪自杀；在湖南，追查至衡阳县千总陈尚龙，正在究讯其兄弟陈尚荣的时候，陈尚龙畏惧自杀；在江苏，运粮千总施秉乾因伪稿案被铺下狱，在狱中畏罪自杀……

皇帝几乎是在明知伪稿案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量株连的情况下发动伪稿案，但为究出真凶、辨真假而正视听，又不得不如此，有其无奈之处；因此，他又更急迫地希望快速结案，而将株连的范围降至最小。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十月二十五日两次上谕，均明确要求督抚对只系传抄案犯从宽处置，“量予枷责，使知儆畏”即可。^[31]稍早前，首先发现伪奏稿的云贵总督，视私自传抄之犯为“助恶逆党”，要求从重处理。皇帝只是表示：“其实系无知传抄者仍遵旨枷责释放，其稍有可疑应质闻者自应严禁，凡事遇有不及，何必太苛。”^[32]又多番表示，查办伪稿之目的在于拿获首恶，其余案犯均属枝叶。

在皇帝看来，查办伪稿案，找出真凶，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如果查办过程中出现大量冤狱，良善枉死，奸恶之徒从中诬陷得利，民怨沸腾，亦无益于其统治，更是盛世转衰、统治衰败的标志。当鄂昌出任江西巡抚半年之后，向皇帝彰显自己的办案成绩，称自己在江西究出二十七案，共计二百三十六名案犯，又称“除官员十名、生监十一名、书办六名、旗丁一名、兵丁一名、民人五十二名皆须待质审究，现在严加羁禁，以凭穷源竟委”。皇帝对此却极为不满，称：“徒恃羁禁以待时日，是惟招怨而益致不明耳，何益之有？”^[33]官员以拿获人犯而显示自己办事之实干忠心，而皇帝则对各地越来越多的在押人犯终日惶惶不安。如果朝廷如此查办之案最终都无法找出真凶，又株连良善无数，这不是实实在在的统治败象又是什么？于是，当伪稿案越拖越久，所办理的冤假错案越来越多的时候，皇帝的压力可想而知，急欲破案的心理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迫切。

（二）流言谤议之害

皇帝从未公开地谈论过伪稿的内容，与大臣的通信之中也只猜测与张广泗有关，而且皇帝还反复强调他丝毫不在意这些诽谤，称伪奏稿“诬谤朕躬全属虚捏，原不辩而自明”，^[34]又说伪奏稿乃属“流言诪张，原可置之不问”，又说“其诬谤朕躬凡天下臣民自所共晓，不足置论”。^[35]如果不是这些攻击皇帝和朝廷的逆言过于荒诞，令人一望便知是非真假，就是皇帝有意识地避谈伪稿内容以防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后者也是乾隆皇帝处理流言邪说的一贯做法。

乾隆皇帝登基两个月，就公开违背其父雍正的公开承诺，杀曾静、张熙，收缴销毁《大义觉迷录》。孔子有云：“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如果乾隆不是实在听不下去由《大义觉迷录》所传播的那些关于弑父篡位、诛杀兄弟功臣的街谈巷议，又岂会甘冒不孝的非议，公开违反其父的处理之道。大概在乾隆看来，这些流言所损害的不仅只是他父亲的个人名声，更损害到满族统治者在道德上的合法性。如果满族的统治者竟像蛮夷一样杀父取母、篡位弑君，那又有什么资格入主中原、自称天子呢？其实，雍正与乾隆在处理《大义觉迷录》的目的上都没有本质的不同，即平息流言，维护满族以及其自身统治的正当性。无怪于自雍乾时期整个帝国鸦雀无声，而乾隆却能够自称其治下的时代是盛世。

满族统治者为了使他的统治不受到任何谤议的挑战，大兴文字狱以吓慑具有直谏传统的士大夫，又实行愚民政策将老百姓隔绝于一切在统治者看来具有煽动惑众作用的妖言邪说之外，到乾隆时期更将思想控制的重点移向社会下层，严惩好言喜事的老百姓。当然，这些还都是表面功夫。如朱维铮所说，镇压和严惩并不足以令整个帝国万马齐喑，更重要的是自雍正广泛使用，又被乾隆继承的密奏制度，这套政治制度使得整个朝野至民间的言论都在监视之下。

可是依赖这样一套制度却不能查清伪稿的来源，而且从查办过程来看，围绕着信息奏报，君臣之间充满了戒备和疑忌。案子久拖不决，官府拿问传抄伪奏稿之人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因为伪稿传阅实在太广，人们随时可能引火烧身。因为伪稿案关系到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性命，相信人们会紧密地关注朝廷查办伪稿案的动向，那么关于伪奏稿内容的传说也不会停止，对于奏稿真伪的猜忌也始终存在。并且，朝廷如此兴师动众地查办此案，只会更增人们对于伪奏稿的兴趣。流言谤议的可怕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成某种真实的东西，动摇统治者统治的根基。因此，乾隆一定是最急欲结案的，这与他统治的切身利益有关。只有结案，关于伪稿首逆的情节才会增加进流言的内容，从而证明那些谤议没有任何合理的根据；也只有结案，才能使伪奏稿和伪奏稿案淡出人们的视线。

皇帝当然也会担心，案子久拖不决会给老百姓释放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信号。乾隆十七年四月发生的马朝柱案，朝廷搜捕首逆马朝柱多年却始终了无踪迹。似乎谁也不知道马朝柱究竟是什么人，对他的了解均来自于道听途说，只知道他曾经一再从梦中得到的启示，后来又得到宝剑和军旗，声称要为明朝复国。在罗田县山地里，马朝柱集结了一百多人铸造兵器，进行军事训练。在乾隆十七年四月的官方围剿行动中，马朝柱逃走了。之后，历经几年追查，朝廷都没有逮捕到这个人；他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传说。^[36]如果乾隆皇帝知道，马朝柱在嘉靖年间被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神化为精神领袖，是否会后悔当初没有随便指一个人为马朝柱以明正典刑。

在乾隆查办伪稿案的同时，因为马朝柱案始终抓不到首领马朝柱，民间渐渐出现伪托马朝柱之名发出揭帖，以报复生活中的敌人，“总因首逆马朝柱未经弋获，是以刁徒造为逆书，举平日怨恨之人及殷实饱暖之家，具列其中。”^[37]九月，江西巡抚鄂昌奏报称，浙江玉山县县民喻开仕与常山县县民朱捷三有仇，就以马朝柱的名义写了一份遗书，内称朱捷三为同谋，扔在大街上。^[38]后来，在江南徐州府萧县也查获托名马朝柱的揭帖。^[39]十月，江浙、山东亦发现多张以马朝柱名义陷害无辜的匿名书。马朝柱私铸兵器、聚众谋反，如此大案，朝廷竟然不能速速缉获人犯，人们所看到的是朝廷统治能力的衰落，也壮大了人们作奸犯科的胆量，社会的正常秩序也会陷入混乱。造成这种乱象的原因，皇帝自己看得很清楚：“真犯一日不获，则远近之造作假伪，情弊百出，岂不又成一李开花，终归无着，至今尚假托其名惑人观听。若致如此，则责有攸归。”^[40]皇帝当然知道，朝廷查办大案，是否能够使首逆明正典刑，会发生“息刁风而安良善”^[41]这样一系列连锁反应。“息刁风而安良善”仍只是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伪奏稿案的情况更为特殊，由于真假难辨的逆稿传阅和传说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久拖不决的后果则是改变人心，效仿者群起，统治基石动摇。

二、申斥御史书成

想必整个朝廷都想结束伪稿案，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来结束，御史书成于此时出场。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皇帝连下两道谕旨，反复训斥御史书成，原因是御史书成上书奏请将伪稿案人犯概行省释，由各地督抚严密访拿首犯，又称伪稿案已造成广泛株连，朝廷应当及早从泥潭中退出。

书成的提议为何令皇帝如此震怒？我们不妨以此切入，来观察皇帝此时的处境。^[42]遗憾的是，御史书成所奏原稿已不可见，我们没法确切地知道书成究竟说了什么。但是，对于这章的目标来说，书成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从书成的奏折中读出了什么，触动皇帝神经的究竟是什么。

据皇帝引述，书成上书奏称：“外省督抚不能实力查办，特令廷臣分别提解省释，势必旷日持久，虽省释出自天恩，而株连终所难免，恳将现在人犯概行免释，饬下督抚严密访拿。”根据皇帝的引述，书成所批评的内容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在伪稿案中撇开地方督抚，而将审讯权归于军机大臣；二是书成称伪稿案已造成广泛株连，意在朝廷或可停止追查。

在十二月十九的上谕中，皇帝仍是先强调他个人对奏稿的悖逆之词丝毫不在意，但是“该督抚（指云贵总督）既经拿犯审讯，断无降旨反令不必查办之理”。之后，皇帝反复例证强调地方官员查办伪稿案是如何的颟顸懈怠，以致牵连成狱，株连多人；同时，伪稿案又是如何在军机大臣的手中获得梳理，进而使线索明晰，牵连日少，从而阐明由军机大臣出面承审伪稿案的必要性。至此，皇帝的语气尚算平和，当谈及书成说的伪稿案已造成广泛株连而可不了了之的时候语气骤变，到后来几乎是疾言厉色：“书成身居言路，不思办理重案必当水落石出，当此政治清明之日忽为颟顸了事之间，使如所言，则朕与诸臣何必惟日孜孜，托名清简，诸事皆可不理矣。且伊系满洲世仆，似此丧心病狂之言如诅咒彼父祖者，乃视为漠然，则所系于败坏满洲尊君亲上之风为尤甚。”令将书成革职，并在武备院学习规矩。^[43]

书成的第一条意见代表了官僚机构的某种不适，皇帝将审讯权归之于军机大臣，地方大员仅有捉拿、提解之责，以私人的秘书班子代替正式的行政官员，变君臣共治的传统为皇帝乾纲独揽。这一担心实际上事关传统政治制度中君臣关系的核心问题，但被皇帝以轻描淡写的口气回复过去——军机大臣的出面在伪稿案的背景下有其必要性，限定于特定的场合（伪稿案），皇帝并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与书成纠缠，而是选择避重就轻。身陷伪稿案的漩涡，打开另一个政治难题并没有什么好处。

从篇幅和语气来看，皇帝之所以公开申斥书成，其意在对第二条意见作公开的反击，以正视听。皇帝从书成的建议中读出的言外之意是，由于伪稿案已造成广泛株连，可将伪稿案不了了之。皇帝对此大动肝火，他将查办伪稿案与其统治联系在一起，如果伪稿案不查办，那么“诸事皆可不理”。言外之意，如果缉获不了正犯，那么不正表明皇帝与诸臣即使“惟日孜孜”，也治理不了帝国？更有甚者，书成建议将伪稿案不了了之，其实是对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视之漠然”。但是真的“视之漠然”，还是将伪奏稿信以为真呢？皇帝所害怕的，不正是那种对孙嘉淦伪稿案的普遍猜疑吗：如果确实有人伪撰了逆稿，又为何朝廷查办一年多以来，竟然毫无头绪呢？如果不是自作聪明，妄自揣摩圣意，通过给皇帝找了一个台阶，而借此平步青云，又怎么理解一个小小的御史，居然胆敢建议皇帝查办一年多的伪稿案不了了之。

皇帝似乎意犹未尽，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再次发布上谕，申斥书成。在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上谕中，皇帝的针对性仍然不很明确，他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平缓地叙述将审讯权收归军机大臣的必要性；如果皇帝认为他的目的已达到，意思已令朝廷内外周知，他大可不必于十二月二十日再下一道上谕。十二月二十日的这道奏折，必定是皇帝意欲更加清楚地阐明问题。皇帝已不再谈及将审讯权归于军机大臣之事，而着力于批驳书成可将伪稿案不了了之的论调，强调查办伪稿案至水落石出的必要性。皇帝和大臣其实早已认识到，伪稿案目前已是层层皆非，要找到真正的撰作首逆谈何容易。皇帝又岂能不知广泛株连所带来的危害，他和书成的区别，根本上其实是以何种方式结案。在皇帝看来，伪奏稿“并非流言无根，腹诽道谤，系风捕影”，^[44]真犯是定然存在的。奏稿如果真出于伪造，朝廷历时颇久，大费周章，如果不是极其无能，不可能找不出来。不了了之的做法，要么加剧有关伪奏稿抨击皇帝和朝廷的谣言，要么加剧统治者无能的形象。

在皇帝眼里，能否找到伪奏稿的真凶，乃是与帝国统治密切相关的。皇帝称，伪稿案已宣示中外，如果这样的案件亦不了了之，那么“凡命盗等案牵连难结者均不必办理”；传抄伪稿案犯本就是“幸灾乐祸、不安本分之流”，应治罪之人，提解案犯彻究伪稿来历，谈不上株连。如果这是株连，那么“凡命盗案内牵涉之犯概不必提解”。命盗刑案的司法功能，本就是帝国统治的基本内容，皇帝以此做比，可见视彻查伪稿首逆为统治题中之义，如果不能揪出首逆，那么帝国统治又体现在何处呢？更有甚者，伪稿案如若半途而废，也会为以后朝廷查办重案起示范的效应，重案要案均迟迟不决，不了了之，满族统治又如何延续？基于此，皇帝称：“若谓一切报罢，遂为息事宁人，则朕自御极以来即可高居端拱，耽乐深宫，又何事十七年焦心劳思，朝夕孜孜，君臣交儆，岂至此日而反改前度耶？”^[45]乾隆十七年底，伪稿案已是个难了之局，皇帝却在这边仍然向朝臣摆出一副绝不善罢甘休、息事宁人的架势，势要究出首逆以正视听。信誓旦旦的背后，更多的是皇帝为打消朝臣疑虑、维护统治盛象而故作决心的无奈和焦虑。

书成正好撞在枪口上，成为一个倒霉的反面教材。皇帝也知道书成的意见并不代表个人，“伊身为言官尚不能备悉原委，远方传说更难保其必无浮议，因再行明白宣谕中外知之”，^[46]申斥书成的目的当然是向百官喊话，即必须一查到底，拿获首逆。这一指令明确直白，恐怕会令所有承办官员都无所适从，无论是皇帝也好，一线的承办官员阿桂们也好，很清楚要侦破伪稿案已是难于登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查办行动中唯一有活力的角色就只剩下皇帝，因为只有他有能力来指明方向，所有官员沦为配角。所以，这一公开上谕，貌似激励，而实则是让所有的官员都消极怠工，等待皇帝进一步的行动；它成为某种离心的力量，使得帝国政治成为皇帝个人的表演。皇帝的活力与官僚集团的消极，这种不平衡也让政治体系逐渐趋向衰落。

实际上，书成其实非常直接地指出了朝廷孜孜以求的首逆乃是皇帝的新装。不了了之，其实是向皇帝指出了首逆的真实状态，传来传去，这已经是一团找不到线头的乱麻。这当然并不仅仅代表书成一个人的意见，却以机密而独立的渠道——奏折——而不是公开的、以官僚集体的意见展示出来，而皇帝则以昭告天下的方式来驳斥、羞辱以个体意见形式展开的集体意见。特定的政治媒介，使得官僚集团的异见却以个体、偶然的形态呈现出来。皇帝和官僚，在政治信息的生产、传递、处理、呈现过程中，处于不对等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体系被专制、非理性的力量所牵引的可能性加大，整个官僚集体则顺势而为，追求非理性的目标，追查如幽灵般的伪稿案首逆，从而陷入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