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年漫画》

一

《少年漫画》1995年创刊号

《少年漫画》是1995年10月创刊的，但她的来历却要往前追溯，至少与1994年底中宣部的一次务虚会有关。

1994年年底，中宣部召集了一个小型的会议，邀请了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五六位同志，我印象中有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的副总编陈惠冠、《中国连环画》主编费声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总编辑黄伯诚、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副总编孟庆江，我当时任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兼连环画册编辑室主任，也在被邀请之列。会议由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邬书林同志主持，讨论的议题是如何搞好中国的动画。

当时，日本漫画在中国大陆市场上铺天盖地，市场占有率大约是95%。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非常不满；而与此同时，国内的动画不受欢迎，孩子都喜欢外国的动画片。如何拍出让中国孩子喜欢的动画片是大家的议题。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的会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动画，还是漫画？现在看来，两者都有考虑，但后来发展的是漫画。

会上，孟庆江同志宣读了一份他对中国漫画市场的调查报告，大家围绕这个框架讨论，也提到了如何振兴中国传统连环画，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谈到了市场上模仿日本漫画的半月刊《画书大王》发行量很大的现状，也谈到了对境外的连环画，包括连环漫画应当有一定的限制等等。只是对动画谈得少。

因为我曾经在1991年随中国青年编辑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了讲谈社等单位，对日本漫画产业的操作印象深刻。我发言说，动画片的灵魂应当是脚本，我也编过动画片的脚本，200元人民币一集，报酬太低，如果几个人贡献智慧，每人能够得到的报酬就更少了。我们对动画片的脚本太不重视，几乎处于随意的状态，选择拍摄也常常是长官意志。拍一部动画片需要投入很多资金，不应当冒险。日本拍动画片要先看有没有市场。他们的漫画期刊发行量很大，像集英社的周刊《少年跳跃》，发行量最高时，每期达到700多万册，是个天文数字。在漫画刊物上发表作品是很难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成名的漫画家占据了相当的位置，留下不多的位置供其他的漫画家们去争夺。那时，据日本出版界的朋友介绍，成名的漫画家有6000多人，可想而知，竞争有多激烈。新稿上了漫画刊物，要看排行榜，排行榜连续几期排在后面，撤！排行榜靠前，留，排到了前几名，重点培养，能够连续出版了几期，就开始策划出版图书。漫画书的集数越多，说明受欢迎程度越高。这时，动画片商开始从中选择，选择最受读者欢迎的漫画拍成动画片，然后发展周边产品，反过来支持漫画的发展。所以要发展动画，最好先发展几本漫画期刊。

会后，中宣部如何决议，我不得而知，但我认为，这个会议奠定了1995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启动的“中国动画‘5155’工程”的基调。

想想，动画和出版的关系，中国动画工程为什么要特批5本漫画期刊，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我想，多少与我的发言有关吧。

二

回到社里，我们积极地想办刊的办法，想刊名，当时，我想出的一个刊名是《连环画大世界》，我们毕竟是连环画出版社的，对连环画有更深的感情。我曾经想把漫画的内容移植到《中国连环画》，但阻力肯定很大，现在我们要办的刊物实际上是通俗刊物，《连环画大世界》符合这个需要。在新闻出版署想报批新的期刊很难，社里有一个季刊《连环画艺术》，总编辑姜维朴同意将《连环画艺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将期刊号换成《连环画大世界》，于是，我们将这个刊物的项目报了上去。

1995年春天，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批了5本漫画刊物，有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的《连环画大世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卡通》、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漫画大王》、北京出版社的《北京卡通》、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卡通先锋》。批下来令人高兴，但我觉得《连环画大世界》的名字不好听，几乎没加思索，就想出《少年漫画》的名字。想来，我做编辑多年，对文章的题目、刊名都缺少灵感，我的一些理论文章标题经常被采用的编辑改，改得我心服口服，但至少有两个名字于我是神来之笔，一个是《少年漫画》，一个是我当年策划的“红蜻蜓丛书”。《少年漫画》既没有地域的概念，又不前卫，名字很大气，可做长远的品牌。向领导机关申请改名字，很快就批准了。据说，《儿童漫画》的主编丁午认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漫画期刊应当叫《少年漫画》，正好衔接读者对象，当年听到人家的羡慕之词，我心里很高兴。几年后，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重组，成为一家人，丁午也应该没有遗憾了，此是后话。

从这5本刊物的名字可以看出人们的认识差异。少儿社的刊名都有卡通的字样，而属于美术出版社的刊名却是漫画。卡通和漫画成为一段时间的争议问题，也来源于当年的认识。据说原中宣部部长徐惟诚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黄伯诚商量了一段时间，还翻了字典，最终把新型的漫画叫做“卡通”，卡通的名字从上边下来，媒体当然也这么叫，一时间，卡通的概念大有涵盖动画、漫画的意思。

我一直坚持把这种新型的连环画样式叫做连环漫画，目的有两个：一是卡通在中国原意是动画片，容易混淆；再者，卡通的名字低幼化，像是给小孩看的。当年连环画的名称挺好，后来叫成“小人书”了，好像连环画只有小孩才能看，成人看都不好意思，“小人书”把路走窄了。叫连环漫画的好处是漫画在国内的名声很好，家长喜欢漫画，日本漫画在国内市场上畅销造成的品种也有畅销的可能性。而且，连环漫画可以归到连环画的范畴。我记得大家对叫卡通有争议，叫“卡通漫画”又觉得重复，华君武老先生就有一篇文章中提到“卡通漫画”重复的问题。叫漫画又心不甘，记得对叫“漫画”最持反对意见的是方成先生，我与他在一起开过几次会，没有交流过，自从看了他那幅《武大郎开店》后，任谁都不会忘记他。一年春节后，我和《漫画大王》主编李滢等人拜访了方成先生，方成先生当年80多岁，精神矍铄，谈吐中思路极其清晰，又富有新意，透着睿智和幽默。我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最见实质。他是怕新型的连环漫画坏了漫画的好名声。

我认为，这种新型的漫画，是用连续性很强的漫画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的，所以应当叫连环漫画。以前，我们只将四格漫画叫连环漫画，而连环漫画的概念中应含有四格漫画。不论是采访，写文章，还是一些可以讨论的场合，我当时坚持说是连环漫画，实在绕不过去的时候，才称卡通。今天，漫画的概念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像《北京卡通》每年办的漫画活动，也变成了“北京漫画大会”。上海的卡通会，多叫成动漫大会。

其实名称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要看你的东西。

三

1995年5月14日，我记得是这个日子，新闻出版署正式发文，启动了中国动画“5155”出版工程，这个“工程”后来经常被曲解，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日本人或其他地区的业内人士说，是我们政府投了巨资。其实不然，“5155”的含义是计划出版5本动画、漫画刊物，15套大型的卡通图书，建立5个动画、漫画出版基地。新闻出版署正式批了5本动画、漫画刊物，其中有月刊《少年漫画》。放在今天，绝对是个庆贺的日子，出去撮一顿是少不了的。但当时，没人有这个提议。

兴奋之余，我的脑袋突然大了，几乎懵了。我突然感觉到许多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置《少年漫画》于死地。问题如下：

（一）稿件在哪里？

细算了算时间，我们打算在10月出版创刊，如果在这时创刊，8月至少要组齐稿件，稿件在哪里呀？我不打算用传统连环画，那么新的连环漫画稿件一篇都没有。

（二）编辑是谁？

当时，连环画册编辑室的人员处于低潮，加上我4个人，其中一位副主任将调到另一部门，剩下的是张煤和叶曦。我们都是做传统连环画编辑的，对于新型的连环漫画缺乏了解，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外行。新的编辑应当是年轻的，与读者可以直接说话的，新的编辑是谁？我们出书任务很重，是否进几个新的编辑，其他的编辑还是像以前那样编辑图书，或者两项工作都做。

（三）谁来发行？

发行是命脉，它的好坏意味着将来的走向。我虽然做过发行工作，但对于漫画发行的问题缺少认识，谁是既可靠，又有发行能力的发行人？可供选择的人或单位不多。是做主渠道，还是二渠道，还是二者兼有，今天看来，都是小事，当时，许多都是政策上难以把握的大事。

（四）谁来投资？

社里会投资吗？我知道其他的四本漫画刊物，出版社都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投了许多钱，我们出版社能投多少？如果不能，谁来投资？投资的问题很多，一方面是谁投钱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看政策是否允许。

（五）作者是谁？

我们对作者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在哪里，他们的电话。尤其是成名的那些漫画作者，像颜开、陈翔、郑旭升等人，怎么才能和他们联系，他们会向我们投稿吗？

（六）读者对象

我们需要办成什么样的刊物，是给读者看的，但漫画刊物在社会上将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成人社会必然会有自己看法，是否顾忌他们的看法。

（七）专家是否认同

专家，尤其是连环画的专家都不认同日本漫画，那么我们搞的漫画他们是否能够认同呢？不认同怎么办？

（八）家长和学校老师的意见

我们估计到家长和老师对这类连环漫画肯定会反对，恐怕会采取极端的措施，如果我们想将刊物发行到学校，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九）上级机关和领导是否认同

中国动画“5155”工程是政府启动的工程，刊物办得是否符合上级机关和领导的想法至关重要。如何既让上级机关和领导认同，又让读者欢迎，是个艰难的选择。

（十）制版问题

是采取传统制版方式，还是电脑制版。当时，许多出版社还是用传统制版方式，传统制版意味着人力的投入，需要把对白打出来，贴在图上，费工费时。如果是用电脑制版，我们没有钱买电脑，到哪里去制版？价钱是否能够承受。

综合起来，有三个大问题：一是稿源，如何拿到一流的稿件；二是办成什么样的刊物，是为读者办，还是听各方意见办，为读者办，看来要受到专家等各方的批评，听各方意见办，财政上谁来出钱补贴；三是钱从哪里来，谁来承担发行。

就在这些问题还没有着落时，当时的中国连环画出版社负责人陈惠冠找我谈话。谈话的大意是出版社前一年亏损，下一年我们编辑室的指标要提高。当年，我所在的编辑室是社里利润的主要来源，指标要提高，谈何容易。最要命的是，他对我说，不但没有人力可支持，还要调走一位副主任。他最后谈到，社里经济危机，没有钱支持《少年漫画》，换句话说，一分钱的启动资金可能都没有。如果我们不接的话，社里就将《少年漫画》交给新闻出版署，由新闻出版署分配给其他出版社。

我是一直做连环画工作的，传统连环画眼看逐年下跌，而日本漫画在市场上铺天盖地，我心里是不服气的。好容易给了一个较量的机会，怎能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而退却。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表态：接，没有资金也接，无条件接。

四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调入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的。调入之前，感觉连环画的发展势头很强，中国连环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发展到一个高峰，中国连环画的代表刊物《连环画报》月刊曾发行到120多万册，而且是由于纸张的限量，而未能达到极限。中国传统的64开连环画，在1982年，曾发行到8．1亿册，这个数量，即使在漫画大国日本，也是令人吃惊的数字。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连环画在1985年跌入了低谷，发行数量急剧下降，到1990年前后，传统连环画册每年发行只有350万册。

在1985年至1990年之间，我在《中国连环画》月刊做编辑，同时搞一些图书的策划、编辑及图书发行工作。我以为，振兴传统的连环画形式较难，是否可以另辟蹊径，像日本漫画或香港漫画那样，强调趣味性，强调原创性，强调动感，搞一页多幅的连环画。这期间，我写了几篇关于如何振兴连环画的文章，发表在《连环画艺术》上。可能因为有这些想法，1990年夏天，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总编辑姜维朴任命我为连环画册编辑室的负责人。当时，连环画册编辑室一年出版不少书，但呈现亏损态势，我采取缩小战场，将主要精力放在低幼连环画的开发上，在不长的时间内，编辑室扭亏为赢。但我的主要关注点还是连环画。

日本漫画最先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机器猫》，这套漫画书我们认真看了几个故事，感觉好极了。难为编绘者，从故事情节到小细节，起伏迭宕，真实感人，明明是编出来的故事，却让人感到真实可信，亲切动人。

1991年4月，我随中国青年编辑代表团访日，大开眼界。日本是漫画大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漫画的威力，地铁列车上，可以看到人们看完丢弃的漫画杂志，书店里，到处放着漫画书，外面摆着的多是漫画杂志。日本漫画已经形成了漫画产业。在参观讲谈社时，讲谈社的编辑送我一本大友克洋的漫画书，名叫《阿基拉》，日本虽然是漫画大国，但总觉得不够文化，一般的漫画书画得较差，大友克洋的画功不错，发行数量也不错，他们才拿出来送人。

回国后，我反复策划类似的漫画书，但稿费问题始终未能解决。那时，我们的稿费是按幅付酬，一本算下来，发行几万册才能保本，定价高又不行，那时一般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三百元，谁买得起。加上作者难以找到，策划便搁浅了。

日本漫画路子的计划先搁置，我想香港的漫画特点很强，强调动感，是不是搞类似形式的作品？这之前，我在上海，专门拜访过一位画香港漫画极为地道的画家，他叫张定华，在一家工厂做美术设计工作，可惜没有能够合作，后来，他给少年儿童出版社画了一些一页多幅的绘画作品，只是香港味很少了。

此时，徐锡林出现了。徐锡林是个高产的连环画家，画过上百本连环画作品。他最大的功夫就是可以十几个小时不动地方地画画。他刚刚从深圳回来，在深圳，他给一家动画公司做动画设计，也参与香港漫画的制作全过程。可以说，他深谙香港漫画的制作方式。巧的是他调入的是《中国连环画》编辑部。我根据他的能力，看中国当时的市场和承受能力，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个选题，这就是《精忠报国》。从题材到形式都适合香港漫画的风格，《精忠报国》一共是10册，计划一个月一册，一年出齐。

我将想法和当时的副总编辑陈惠冠沟通了，他同意将徐锡林专门调出画这套《精忠报国》。我们要求徐锡林一个月画一本，他也憋着一口气，没有提任何条件，就同意了。我印象中，他画了一年的时间，画的时候，非常苦，那时家里很少有空调，他住平房，夏天只有风扇，他光着膀子画，从早到晚，每天基本保证画出一整页。有时是一页多幅，有时是一整张，画到一条蟒蛇化为金枪时，需要很多排线，在香港都是许多名助手的工作，徐锡林一丝不苟地画出来。

一页多幅的形式，徐锡林并不是第一次画，但由于对改编者有一定的要求，徐锡林在创作时，深切地感受到画面的自由和衔接的流畅。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编得比传统连环画的脚本好。其实，这是传统连环画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弱点，必须在一定的篇幅内表达那么多的内容，一段文字可能有许多动作，只好画成插图，连续性自然差。

封面的画家也难找，后来，想尽办法让天津美院的高才生杨会来画，开始他不肯，后来反复动员，软磨硬泡，最终让他接了下来。一张封面，精雕细刻，大约要用半个月的时间，10张封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经常是，人都下班了，他才开始画，他用的是水彩，社里为此专门买了一部喷枪。封面的效果有港味，也有自己的特点。

《精忠报国》用了一年的时间出齐了。这是我国打破传统连环画形式、借鉴境外商业连环画模式、比较有特点的第一套连环画作品。虽然它的商业运作并未成功，除了前三本大约卖了2万册左右，后几本的效果都不好。但它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行家的注意。中国台湾的一家公司老总来出版社，要包装徐锡林，这部作品出了两种海外版。《画书大王》看见后，要求连载。可见这套连环画的成功之处。

墙内开花墙外香，大陆市场的接受程度低，没有办法，打听了南方的市场，对香港的漫画还有些兴趣，但香港的连环画似乎过不了长江，北方不大买账，我对港式连环画开始持观望的姿态。相反，对日本漫画开始更有兴趣。

1993年，《画书大王》出版，它的出版很突兀，出版单位在边远的宁夏。但它来势迅猛，在一年的时间里，最高发行量居然达到了55万册。主编是王庸生先生，发行人是成都希望书店的总经理周先生。

《画书大王》我以为生得逢时，我的意思是它的出生正好是日本漫画在中国最流行的一段时间。1993年～1994年，据一些人的回忆，日本漫画包括正版的和盗版的，每年大约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发行过亿册，日本漫画也有畅销的，也有不畅销的，但在那几年的时间内，将日本的几十年的漫画精华全部出尽，几近疯狂。《画书大王》期刊的出版生正逢时。开始，《画书大王》的日本漫画容量大约占三分之二，慢慢地登载一些中国人创作的漫画作品，但几部重头的作品都是日本漫画。

当时几本漫画刊物都挺火，有《科普画王》《三优新漫画》《卡通城》《卡通王》《新漫画》等，有的是以书代刊，什么样的内容都有。

《少年漫画》的第一期稿件是什么？想想自己，用“漫画”语言表述，我的手里除了一把指甲盖儿，什么也没有。

五

《少年漫画》的第一期稿件是什么？我的手里空空如也。

正在这时，一个救星级的人物出现，他是冯伟。冯伟原来是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低幼编辑室的主任，我们同事几年。他下海了，成立一个易龙工作室。后来创办了《卡通城》，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卡通城》只办了一期，因为各种原因，冯伟叫停了。他手里至少有两期漫画稿子。一期已经完成。我当然希望他把这些稿子给我们，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而且没有任何条件。我总说，《少年漫画》不应当忘了冯伟，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他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冯伟被邀请到《少年漫画》的编委会，是少数付少许酬金的编委。大约两年后，却因为一件小事退出。一个机构想编一本漫画词典性质的书，是那种让人掏钱买名的书，不知为什么冯伟答应做他们的编委，还打出《少年漫画》编委的旗号。有人向我们询问，我有些不高兴，问冯伟怎么回事，本想让他声明与那本书无关。他却坚持退出《少年漫画》编委会，省得给《少年漫画》惹麻烦。

好在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那年春节后，他去西藏，还给我寄来明信片。过一段时间，我们还有聚会。

第一期稿件有了，我们重新审视，换了几篇。今天看来，创刊号的漫画过于幼稚，但回过头看，我认为阵容还是相当不错的。

创刊号的第一篇稿子是李晋的《友情的力量》，是冯伟特意推荐的，看上去虽然不成熟，但敢画，尤其是敢画动作。今天的漫画作者可能不理解，画动作算什么，当时，绝大多数的作者都不是专门从事绘画，或者在美术院校学习的，对他们来说，画动作比画两只大眼睛难多了。李晋当时上初三，后来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再一晃见到他时，他已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了。李晋这篇《友情的力量》像是日本小学馆的内容，题材很积极，日本漫画有很多类型，小学馆漫画相对积极健康，我们《少年漫画》创刊号六字宗旨是“友谊、奋斗、进步”李晋的作品符合我们的要求。2003年他又创作了《武者之心》，我以为，还是《友情的力量》的路子。

创刊号中有姚非拉的《疯狂到雨季》。姚非拉是那年夏天的暑假来到出版社的。他带来一些作品，其中《疯狂到雨季》最完整，姚非拉是学工科的大学生，我印象当中，当时漫画作者中学历最高的就是他，还不是学美术的，不像现在，许多画漫画的不仅有学历，还可能是大学教师，像阮筠婷、刘阔、赵佳等。

姚非拉是那种极有才华的一类人，什么事一点就通。他到北京发展也很难，基本上靠一个人打天下。他的作品很好看，内容也带有一点小资的幽默，女孩子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疯狂到雨季》一共五个章节，连载时，得到不少发烧友的赞赏。后来，姚非拉要到《北京卡通》发展，《北京卡通》就不间断地宣传他，使他得到应有的承认。姚非拉后来陆续地在《少年漫画》上发表了几篇短稿子。还不断地参加《少年漫画》的各种活动或展览，最后一次参加的漫画笔会是1997年《少年漫画》昆明笔会，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很有组织能力和男子汉的气概。

姚非拉的漫画作品《梦里人》即将由中央电视台拍成动画片，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毕竟这是第一部漫画改编成动画的作品。

创刊号发表了幻云的《防线》，幻云是林意菲的弟弟，今天的漫画读者恐怕对林意菲不熟悉，但在当时，她的名气在女作者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大约在两期后，林意菲登陆《少年漫画》，成为《少年漫画》的主打之一。

有一个叫叶丁的作者，现在的读者已经不熟悉了，很有个性，他的作品很有诗意，想像力丰富，可惜的是他画完那部作品，就转到游戏等行当中了，再没有他的消息。

唯一一部Q版漫画是吴宁的《司马光炸缸》，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最完整的Q版漫画。他是浙江人，家乡好像交通不便，一次我去南方，还约过他。但他自从创作这部作品后，好像不知如何再创作似的。后来他到北京发展，在冯伟的工作室工作，画了很多稿子，估计挣了不少钱。但我始终认为，他有些可惜，过早地开始画流水作业式的稿子，丢掉了可贵的灵性。

创刊号上发表了两部境外的漫画，香港许景琛的《球王传》，日本武内直子的《美少女战士》。《球王传》画得很好，内容适合少男看；《美少女战士》在日本正火，在中国大陆盗版者也很多。我们采取与日本期刊同步刊载的策略，市场反响很好。至于这部作品的牵线者，我以后再讲。

需要提及的还有封面设计和绘画。前面讲过，《精忠报国》的封面设计是杨会来，我同样请他设计《少年漫画》的封面。这个封面我们定的是电脑设计，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有心者可以看看当时漫画刊物的封面。我看过一个金融刊物的封面字是电脑制作的，有金属感，非常漂亮，于是要求“少年”两个字制作成金属字，是王平制作的，一点点修，效果不错。封面画作者是刘延江，刘延江是我的搭档，连环画册编辑室的原副主任，调到出版部当主任，他的这张水彩画很细腻，水准很高。

六

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什么是东风？资金！发行渠道！没有东风，刊物怎么能印出来，发出去。而这时，刊物都快发稿了，发行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老毛病，口腔溃疡犯了，几个大泡，张嘴都疼，按中医的道理，这是焦虑的结果。

同行的四本漫画刊物都有出版社的强力支持，某出版社连同上级单位，给自己的漫画刊物投入160万元启动资金，可谓财大气粗。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没有给《少年漫画》一分钱启动资金，怎么办啊。

此时，一个救星级的人物出现了，她是张昆。张昆是某出版社的编辑，1994年曾想调入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我见过她。她曾在讲谈社进修过，日文非常好，尤其懂漫画。《少年漫画》创刊号上的日本漫画《美少女战士》就是她搭桥牵线，并翻译的，她也是《少年漫画》的编委。后来，她在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漫画的独特语言》，将漫画分析得很透彻，我认为，在日本都见不到。她向我介绍的是四川希望书店的总经理周先生。周先生是《画书大王》刊物的发行人，主要做漫画书刊的发行，资产上亿元，一个星期内，保证图书运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卖不出去，负责退货。这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发行理念和行动都是一流的，他是二渠道绝对领袖，当之无愧（至于后来因为逃税等传说的原因，书店被查封，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当时，《画书大王》因为某种原因已经停刊，他在寻找新的漫画刊物合作，做发行代理。我和他谈了几次，意向有了，他以先款方式订书，后给他刊物，他有一个包销数，这样资金和发行问题就同时解决了。

但风云突变，就在拟合同时，传出有关部门查封希望书店，周先生出逃的消息。这原本对《少年漫画》而言是祸，但也是福，如果他发行了几期《少年漫画》，再出这样的事，《少年漫画》必死无疑。

在那段时间内，也有发行单位来谈，但我觉得不理想，我突然觉得二渠道不安全，但《少年漫画》这样的刊物必须进入二渠道，才能生存，又必须找二渠道发行，我面临两难的境地。又是张昆，她向我介绍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下面的一个发行公司，当时，由出版社办发行公司的还不多，四川人民出版社成立的发行公司是第一家。来谈判的两个人我认为值得信赖，一位是发行部主任兼发行公司总经理的杨方杰，他是学法律的，有想法，可靠；另一位是他从原希望书店挖来的黄明康，黄年岁较大，注重信誉，口碑好，在发行界有较高的威望。他现在还在发行业界。发行的形式与原来和周谈的差不多。包销的基数是3万册，折扣较低，但《少年漫画》完全可以运作起来，至少不亏损。两个难题就这样轻易解决了。后来，《少年漫画》一路在全国范围开花结果，与最先进入二渠道有直接的关系。

2004年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一个同行的主编，第一次说出真话。他说，我们同时创刊的一家漫画刊物，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一直由上级单位拨款，付清所赔的资金，只有2003年，账面上没有亏损，由合作单位承担了亏损。这种情况不是唯一的现象，我们同时创刊的几家漫画刊物多数亏损，原因很多，主要是创刊伊始未坚决地进入二渠道。

这种模式，在当时并不多见。出版法规严禁买卖刊号，它的核心是不允许编辑思想受投资者的影响，也就是不允许投资者参与编辑，我谈的合作是包销发行，而不是全面合作或卖刊号。直至1998年以后，中国连环画出版社被重组到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我一直听说一些人还在谈论《少年漫画》是否违规，是否在卖刊号，直接问我的人也有。直到2003年还有这样问的。我反复解释，大家才理解，这也说明在当时运作的模式新。其实，大约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一次会上，问过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这个问题，他听后，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做得没有问题。

我一直认为自己运气好，无论是与出版社，还是与二渠道打交道，没有出过经济纠纷。《少年漫画》与他们合作8年，直到2004年，出版社将发行权收回，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1995年9月中旬，我和张昆一同去成都，准备印刷《少年漫画》，她还有《美少女战士》图书的责任编辑的工作。

发行公司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是攀枝花的一家国有印刷厂，也是国家定点印刷企业，那家印刷厂来了两个小伙子，谈吐让人信服。我一直强调质量问题，否则，就不会继续在这家印刷厂印刷，当时，印刷业也是买方市场，他们很诚恳地答应了各种条件，于是，《少年漫画》创刊的消息交给他们印刷。

9月底，《少年漫画》印了出来，共3万册。没想到，内文纸张和印刷极其粗糙，创刊号印成这样，难以容忍，以后，也有类似的印刷问题，但这次是最严重的。虽然费用我们没有付，但损失是巨大的。我让重印，发行公司也无奈，但不同意重印，时间也来不及了。没有钱，毕竟气短。后来，印刷厂又用胶版纸印了100册，留在世上绝对极少，现在如果谁有这本创刊号，可以参加拍卖。

回到北京，刊物已经出现在各个报摊上面了。

我下一步要组织宣传了。搞宣传是要钱的，在报纸上登一条消息，要给编辑或记者“车马费”。如果不给人家“车马费”，让人登稿子，被普遍看作天方夜谭，不懂事。可是，我们当时确实没有钱，只好请记者朋友帮忙，也让其他编辑请记者朋友帮忙。我记得在10家媒体上刊登了《少年漫画》创刊的消息。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初中生报》等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我找到大学同学武晋先，他在“新闻联播”组，但他们不同意登载消息，我找到值班的主任，反复强调和说明“中国动画“5155”工程”的重要性，居然说动了那位主任，他同意在“晚间新闻”播出消息。《少年漫画》创刊的消息如期播出，效果不错，有的朋友，包括外地朋友看到后，纷纷给我打电话，祝贺《少年漫画》诞生。

这10家媒体发布《少年漫画》创刊的消息，没有提出要一分钱，我很感动。

当时，几家漫画刊物都憋着抢先出版，我们也不例外。某家刊物宣传是最先出版的，其实，按出版时间或上市时间，《少年漫画》在前，1995年9月底它已经先行在成都上市了，那时，一般的刊物都守规矩，只在当月发行，但刊物印成这样，谁还有心去争先出后出呢。三万册估计大部分没有卖出去。当然，卖不出去，也不都是因为印刷问题。

七

《少年漫画》千难万难，终于出版了。

现在说编辑的人选。前面讲过，《少年漫画》归中国连环画出版社连环画册编辑室，而当时编辑室连我在内，只有4个人，其中副主任刘延江调到另一个部门。只有三个人了。我和张煤、叶曦。叶曦是老编辑，经验丰富，属于案头文字编辑，守家的那种，做执行编辑是合适人选。张煤当时较年轻，原来是画古典连环画的，80年代初，十几岁时，就出版过连环画册，功底较深，传统连环画从1985年陷入低谷后，他转向画低幼连环画，也得到社会的认同。我告诉他，将来的连环画很可能是连环漫画的天下，不妨学学，试试。他也试过画Q版漫画，画了几期，可能感到辛苦，画得少了，现在，画起插图来，还有新漫画的影子。他是那种话很少的人，合作起来，我感到很轻松，但你千万别以为他不动脑子。他有自己的想法，看问题常常直接切入要害。2002年，他做《少年漫画》的执行主编，负责全面工作，坦率地说，他比我办得好。

人手不够！我盯上了社里低幼读物编辑室的王塞利，她原本在一家玩具厂做副厂长，后调入出版社做发行部的负责人，那时她刚刚从总编室调入低幼读物编辑室。我和她谈了一次，她对连环漫画很有兴趣，同意到《少年漫画》做编辑。好在低幼读物编辑室原主任常胜利大人大量，默许了我挖人的计划。王塞利来时快50岁了，她居然很快和学生、年轻人打成了一片。记得她刚来上班时，剪了一头短发，是年轻人的样式，有位同事到我们办公室，以为我调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原来是学绘画的，又好学，很快进入了状态。无论是编辑，还是展览、办会等事，多是她操办。后来，她做了《少年漫画》副主编直到退休，又返聘了两年。1999年到2002年，《少年漫画》的日常工作，我都交给她负责。

人手还是不够，重要的是，《少年漫画》的编辑必须懂得漫画发烧友的心理和语言，虽然，我们都在认真研读日本的漫画，但毕竟隔一层，如果有刚刚毕业的懂漫画的小编就好了。1996年初，王塞利推荐了铁岭的吴海涛。吴海涛是中学毕业。开始画的是单幅画，很有想像力。发表之后，他很兴奋，又创作了一个中篇的连环漫画，内容是学生生活，有生活气息。来编辑部时，他拿出原稿，我告诉他，这些原稿放在一边，先多看看，学学，重新画。他很聪明，临摹了大量的香港的、日本的漫画，重新画出故事，受到读者的好评。刚来时，他一直做编务工作，像回信、寄刊物，很辛苦，可能编辑部的工作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似乎不到一年，他便离开了编辑部。一段时间里，他在北京的漫画圈子里名声不错，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

第二个调来的小编是黄金。黄金是浙江浦江人，她的文字水平不错，我是看了她的文字，认同她的。她画过一个《315宿舍》，画风是Q版漫画，漫画语言运用得到位。她来后，主要负责编辑工作，第一步筛选几乎就是由她执行，我们对她的感觉很信任。我曾经说过，如果中国有三个合格的漫画编辑，她就是其中一个。黄金出身书香门第，聪明，许多事一点就通。她大约是1996年3月来的，她是《少年漫画》的“元老”之一，如今是《少年漫画》的绝对主力。

第三个来的是赵春音，她的到来与众不同。她是黄金的同学，对漫画同样迷恋得一塌糊涂。她大概比黄金晚来两个月，当时，就编辑部来讲，人手刚刚够，还没有想再进新人。我们也和她讲了这个意思。她表态，不要报酬。她这样说，也是这样干的，白天按上班时间来，帮助大家工作，中午，自己买饭票吃饭，晚上和黄金住在一个租的小平房里，一干就是两个月，我们都不好意思了。1996年的北戴河漫画笔会，就让她同去。开会期间，发现她眼里有活儿，无论是早起，还是大家集合出去，她都是默默无闻地找人。就是那几天，她认识了一同开会的张昆老师。回来后，张昆老师将一套房子无偿地借给她用，她的魅力可见一斑。她被《少年漫画》聘用了，承担了期刊的重要工作。

叶曦、王塞利相继退休，张煤任《少年漫画》半月刊执行主编，黄金和赵春音都担纲重要的职责。

八

1995年10月，《少年漫画》创刊，但同年只出了一期，而同时创刊的《北京卡通》出版了3期。为什么是这样？

《少年漫画》的主打作品之一是日本的《美少女战士》，《美少女战士》的图书出版后，有盗版的，我们的内容是日本期刊上的，是接着图书的，按说，我们抢占了制高点。但《少年漫画》刚一出版，我们做好下一期的版，就发现了新的盗版，盗版的内容正好比我们出版的速度快半拍，我们撤换内容，还是没有盗版的快。这样，我们变成给盗版做广告了。经过与日本讲谈社联系，我们谈好期刊同步连载，时间正好空了两期。

接着，出版变得顺利了。

《少年漫画》1996年的第一期封面是粉红色的调子，黄头发的“美少女”格外惹眼。这期用纸白度较好，我总算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

我们在1997年策划了寒假的“《少年漫画》免费讲座”，一共有四讲，有王庸生先生、庞邦本先生、张昆女士和我。王庸生先生讲的是日本漫画发展的概况；庞邦本先生讲的是欧美漫画的形态；张昆讲的是漫画的语言；我讲的是漫画脚本创作问题。

免费讲座自然是不要钱的，谁都可以来听，我们想，真正来听的人可能很少。还怕场地太大，坐得太空。地点选在北京工艺美校（今北京工业大学设计学院），校长是王塞利的同学，我们一同去的，校长听说我们的来意，表示全力支持。工艺美校提供了免费的场地——多功能厅，能坐四五百人，视听设备一应俱全。

讲座一共是两天，我记得那天早上异常寒冷，风又大，我都担心会不会有人来，因为毕竟是漫画讲座，只有喜欢画漫画的人才可能有兴趣。讲座是9点钟开讲，没想到，当我8点半左右到工艺美校时，门外已经聚满了年轻的漫画爱好者，有的由家长带着。门卫不敢放人，好在我们的人到了，开始分发讲座票。

这次来听讲座的人来自各个城区，海淀、丰台，还有其他郊区的，最远的大概是天津的，也来了不少人。我看见了一位大学同学，他毕业后分配到怀柔，十几年了，一直没有见面。我很惊奇他为什么在这里，原来他是陪女儿一起来听讲座的。尽地主之谊，只有给他的女儿安排几个签名。

这是我国对新漫画第一次较全面的授课。除了我的课之外，几位同仁的课很受漫画爱好者欢迎。每个人大约讲了3个小时，除了漫画爱好者，还有几位同行来听。那时，大家对漫画都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过来，也就不奇怪了。这次来听讲座的都是哪些人，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相信，在这批人当中，许多人在漫画领域，或在从事与漫画相关的工作中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这次免费漫画讲座的意义是深远的，我以为，她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漫画的“黄埔一期”。

九

知道颜开的名字，还是在办《少年漫画》之前。1994年，他在《画书大王》出道，便显示了他的独特的对漫画的理解。《雪椰》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部作品还是他的处女作。成熟的故事，而且他对市场的敏感恰恰切合了文学艺术的理论，那是花季年龄、科幻故事、少女情怀、社会生活的结合；流畅的造型和笔法，这在年轻一代漫画作者中是极其少见的，尤其是唯美的略带忧伤的阿雪的造型，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漫画语言是一道难关，他却能够轻松逾越，运用自如。

《少年漫画》创刊前，不少人向我们推荐颜开，我很想向他约稿，但担心他会拒绝。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一些同道就告诉过我，曾经多少次碰壁。因此，我想，先把刊物办起来再说。

《雪椰》封面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

1996年年初，在出版《少年漫画》的同时，我也在考虑对漫画要有个立体的操作，像日本出版的形式，有刊、有书，将来可能的话，再向动画界介绍漫画作品。日本的动画就是这样的运作流程。具体就是出版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一流的漫画丛书，名字是“漫画明星丛书”。那么第一本，非颜开莫属。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人，她是李惠荣，她原来是做社科图书发行的，属于二渠道的精英。我是在冯伟那里认识她的。我策划的“红蜻蜓丛书”与她有关。她策划出版了一套幼儿安全方面的图书，是用电脑制作的，可惜，这套书出版后，她转了向，不再编辑出版少儿图书。我在她的基础上，策划了“红蜻蜓丛书”。这套书是国内第一套用电脑制作的幼儿故事图书，它的出现，使高档的电脑制作的低幼图书进入了平民百姓家，也迅速引来了模仿者和盗版者。在与李惠蓉交往过程中，发现她对漫画有极大的兴趣，她以前并不懂漫画，买了大量的漫画书，看其中的奥妙，最终计划在漫画图书上下功夫。她同意包销颜开的《雪椰》。

终于举起电话，拨通了颜开的电话，出乎我的意料，颜开与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细细的南方口音，略显柔弱却异常坚定。我们马上赶到深圳和他签约。这个结果让许多同行感到不解，其中一个业内的朋友对我说：“我都要给他跪下了，他都不给我，凭什么给你？”我笑笑说，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诚意和缘分吧。这书一出版就是五年多，可以说是中国新漫画界的一个记录了吧！而《雪椰》的印数，第一册发行了7万多册，至今，《雪椰》已经出版了8集，也是无人能打破的记录。而他在《少年漫画》上的《颜开日记》和曾开办的“颜开心里话”都受到读者的喜爱，相信大家对此都还记忆犹新。

《雪椰》由于一些原因一直未在《少年漫画》上连载，许多读者问我，为什么图书在你们社出版，而连载却在其他的刊物上，我不好正面回答。后来，她曾经落户《少年漫画》，只是因为颜开的创作速度慢，以及收入低等其他因素，他后来到某个著名的动画公司设计动画。2004年的新年，他打来问候的电话，我得知他已经结婚，妻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个颜开迷，而是从事与漫画毫不相关的行业，也好，有个距离美。听他说，陈翔、郑旭升都有了小孩。回首一想，真快，当年的不到20岁的小伙子，都已成家立业了。

书刊互动一直我追求的目标，在出版社出版期刊，就有出版图书的优势，好在我当时任《少年漫画》主编的同时，还任编辑室的主任。在出版界，主编是业务主管，而编辑室主任是行政主管。二者的管理是有区别的，刊物的主编没有权力出版图书，而编辑室有出版图书的权力。我利用兼任的优势，出版漫画图书，是将漫画出版的外延扩大，将漫画的市场做大，充分体现社刊的优势。

1996年6月，中国第一批新漫画图书由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同时，配发了大幅广告，在每本漫画书中赠送一张彩页。《雪椰》《小山日记》等漫画图书的出版有掠人之美的嫌疑，毕竟它们不是《少年漫画》的首发，但不由我们出版，也会有其他出版社出版。后来的一系列漫画图书，几乎都是从《少年漫画》走出的，那一批漫画图书出版了十几本。发行的力度和影响都是不错的，不仅有赢利，同时对《少年漫画》的品牌起到了提升的作用。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曾接到一封读者来信，来自东北一个初三学生。他在信里把我书刊互动、做大市场的想法抖了个底儿掉，惊出我一身冷汗。别的出版社没有这样做，固然有各种原因，但如果大家有这个意识，也不会让我们这样从容出版了。这也说明，思想无所谓超前，关键在做。

十

前面，我介绍过编辑部的同仁，这之后，也有一些人陆续进来，陆续退出，也有些人帮过忙。像黄薇，从编务干起，现在正式调入，成为了编辑部的骨干，还有一些人，像白玲、张京京、夏丹丹、肚子、陈茵等等，正是这些年轻人，给了编辑部无限的活力。

在这里，要特别介绍几个人，他们是社会上的成功之士，给了《少年漫画》许多实际的支持。

第一位是王庸生先生。王庸生先生大名鼎鼎，原来是《画书大王》的主编，在这之前，他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的老总，曾在邮票界卓有名声。退休后，他义无返顾地从事新漫画的推广工作。

漫画在日本如此辉煌，我们谁都会想，如果我们做到其十分之一，就该有一大块市场了，我们总不比人家弱吧，我们的文化多少年了，况且，当年，日本人是向我们学习的。《画书大王》及当年几本刊物基本上走的是与日本漫画同步连载的路子。成功也在于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本身是日本漫画的高峰期，加上我们同时将日本的几十年漫画精华，还有些我们的读者以前从未见过的暴力、色情漫画，统统投向了市场。当时的漫画如何不泛滥？开拓者在收获丰收的同时，也收获了荆棘。在我所从事漫画的编辑过程中，还经历了相当的曲折，作为耕耘新漫画这块土地的第一人，王庸生先生所受到的磨难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他主编的《画书大王》的时候，着意培养了一批漫画作者，后来，这些人中多数都成了精英。像颜开、陈翔、郑旭升、自由鸟等。前三个人，成为当年的中国漫坛三大高手，自由鸟后来也成为了中国漫坛的大姐大。

《少年漫画》多年来的绝对主力——赵佳，是王庸生先生给我介绍的。我是上王先生家拿到《黑血》稿子的。中国的第一届漫画大赛，“文传杯”全国中篇漫画大赛，也是他同香港文化传信有限公司联系后，交给《少年漫画》运作的。

在许多问题上，我得到王庸生先生的支持和理解，从宏观的角度看，他给予了《少年漫画》许多支持。我曾经对他说，在街头买了一批以前出版的《画书大王》，想做资料用，当然是不全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一段时间，他要搬家，特意让我去，送给我他仅有的全套《画书大王》。这可能是国内绝版的极少数全套《画书大王》杂志。

第二位是庞邦本先生。其实，我和庞邦本先生的交往始于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之初。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后，筹备期刊《中国连环画》月刊，那时，我还在学校教书，业余时间去出版社帮忙。《中国连环画》编辑部人最多的时候，有7个人，虽然没有明确分工，但他是美术编辑，我是文字编辑。那时，在连环画界，他已成名。连环画《我的叔叔于勒》《伊利亚特》等是他的成名作，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在编辑部内部，我和他的思想常常能够不谋而合，我们都是想突破连环画的某种形式，以改变和摆脱连环画当时的低谷状况。

上世纪80年代末，他策划了几套连环画，我至今仍然记得。《米老鼠》彩色连环画，是他最先拿到稿子，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慢了半拍，结果被别的出版社抢先出版（当时中国还没有签约《伯尔尼版权公约》）。他还策划了《超人》《蝙蝠侠》《人猿泰山》等国外的连环画，其中，连环画《超人》卖出了约20万册。中国台湾蔡志忠的中国传统漫画进入大陆市场，他是第一位引进者。当时，他拿到了蔡志忠的《庄子说》，并由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编辑出版，印刷了大概5000册，还让我写一个短文，上了内参。一些数据我记得很清楚，《庄子说》在台湾地区曾两个月内再版36次，半年之内，一直列图书销售榜首。这本书在大陆开始没有出版社要，武汉一个书商看中了它，短时间内，添货500册。这本书开始有了畅销的苗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再版了1万册。那时，我国还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但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了。于是托三联书店的沈昌文帮忙去谈版权，谁知，此时的三联书店面临经济危机，加上从香港三联调来的董秀玉又是出版行家，结果蔡志忠全套漫画版权给了三联书店。这些事重新提起，是说明庞邦本在连环画界的影响和努力。

庞邦本先生对《少年漫画》的贡献不必多说，香港的大部分漫画，是他介绍的，台湾的大部分漫画也是由他介绍，转载到《少年漫画》的，这些工作都是无偿的。每次大型展览，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说，《少年漫画》的事，他有求必应。

在《少年漫画》初创时期，有许多人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像苏海涛，稿子的价格很高，但为《少年漫画》提供稿件，不计得失。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年后，他来参加北京的图书博览会，顺便来编辑部看看，选择的是下午两点。那时，同行来，多在上午，可以吃一顿工作餐，他特意避开上午来，是替我们着想，替编辑部省钱。还有许多人和事，不能一一列举了。

十一

1996年的6月间，中宣部准备就中国动画“5155”工程的5本刊物做个宣传的想法。中宣部的同志通知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编辑和记者要来采访。

当时我们正在策划《少年漫画》第一届“北戴河漫画笔会”，请的人有颜开、陈翔、郑旭升、自由鸟、林意菲等人。借势宣传的想法，一下子跳到我的脑子里。

当时的形势，是少年读者非常喜欢我们的刊物，虽然对我们的内容和绘画水准不甚满意，但终于有了自己的漫画刊物，每天来信都很多，记得当时，是每封信都回的。我在一段时间里，将稿件的生杀大权交给小编，自己每天负责拆信。来信最多的一天，我指的是一般的日子，不是节假日后，一天来信近300封。

但这时，我们听到的非议也同比增长。社会上对我们的漫画形式非议最大，我希望，通过媒体说说我们的苦衷和对漫画的理解。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非常重视这个专题，派主持人方宏进联系。方宏进到了编辑部，听我谈了谈，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说，我们正在策划《少年漫画》第一届“北戴河漫画笔会”，如果能等到7月初，学生放假，再拍专题，效果肯定会很好。方宏进也认为这样更能拍到好的镜头，就一口答应了。

转眼间，7月到了，我们召集的全国的漫画高手到了。我记得有颜开、陈翔、郑旭升、自由鸟、姚非拉、林意菲、席滢、关凯、赵鹏、赵鸣等人，一共10个人左右。他们大约下午到齐的，准备第二天一起去北戴河开笔会。我们不希望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同行，但这个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那天来了几十个漫画发烧友让颜开他们签名，最远的有黑龙江来的漫画社团代表，非常热闹。这之前，我们还没有看见过漫画的作者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节目组到了。他们的效率很高，采访了我，《少年漫画》的编辑王塞利，颜开等作者、家长。节目录制得很顺利。我记得回答了方宏进的两个问题，他就不再问了。

录制完毕，方宏进对那天的采访感到很满意，他对我说，本来要去其他四家刊物采访，现在看来不必了，好像他们也不热情，这些素材足够了。我听了挺高兴，这个节目等于给我们《少年漫画》一家做了广告。

但问题根本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

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的第二天，我们开车去北戴河开漫画笔会。

1996年，《少年漫画》在南戴河举办第一届漫画笔会，图为年轻的漫画画家们在海边

实际上我们去的是南戴河，是编辑叶曦的关系。每年7月10日左右，是北戴河最紧张的时候，定房间最难。我们还要求优惠。但一切叶曦都办妥了。我们请了张昆等人，与漫画作者们交流漫画心得，也请张昆讲讲漫画语言。

那个地方是民政部的一个招待所，地点在南戴河东边的尽头。招待所的门前就是大海，海滩十分好，而且人又很少，适合我们休息和疗养。

后来，我们也去过。招待所的领导对我们很热情，记得还动员漫画作者给他们留下画，画画出来了，小编舍不得，给他们几张小的，那幅大家画的画曾经挂在《少年漫画》办公室里很长时间。

漫画笔会开了几天后，我离开南戴河，去大连开全国连环画报刊“金环奖”的会议。想不到的是，《少年漫画》或是我开始走背字了。

十二

在那段日子里，我开始走背字了。正应了一句俗话，“人要是倒霉，喝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当时，《少年漫画》一日千里，集合了一批优秀的作者和作品，人气狂飚，发行量迅速增长。有郑旭升的《繁华如梦》、陈翔的《小山日记》、自由鸟的《狂夜》、林意菲的《无痕》，以及中国香港的《球王传》和日本的《美少女战士》，等等。“发烧友俱乐部”等参与性栏目率先启动，《少年漫画》形势大好。

我当时的感觉是，大家一起跑，有说有笑，跑着正来劲，也许自己跑得快些，忽然跑进了一个黑黝黝的隧道，后面的欢笑声渐渐远去，这时候，没有一点得意，而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开始发现，地上是那么黑，到处都可能有陷阱。

第一件事是，《球王传》连载要结束了，我打算引进一部香港的漫画，是黄玉郎的《天子传奇》。漫画本身有些暴力，但我们可以删改。这样的漫画需要向上级领导机关报批。我们的上级单位有两个，我和上级单位的领导较熟，但哪个上级单位都不肯先同意这个选题。经过一系列的运作，两个单位都同意了这个选题，都签了字，盖了章。这个选题就通过了。

这本是值得喝庆功酒的，但当我们把这期刊物印出来时，我们接到某上级机关的指示，必须把这套漫画拿下来，原因是有暴力镜头，有黄色镜头。我拿着期刊想找上级领导，让他们找找，哪里有这样的镜头。但出版社的领导阻止了我，让我执行命令。我知道，有些事不能较劲，只好服从命令，销毁了那期刊物。今天如果谁手里有这本杂志，也是绝版的。这期《少年漫画》净损失了几万元。后来才知道，是某同行向上级领导机关告的状，上级机关不问青红皂白，就让我们停止发行那期刊物。

这件事放在谁的身上，都会很生气，我当然也很生气，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我冷静下来，不想再恨谁了，毕竟都是业务上的事，许多事说不清。这件事就过去了。

1996年7月，我代表《少年漫画》去大连开全国连环画报刊会议。在会上，我谈了关于漫画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道理虽然对，但我的话太冲，不留余地。我在会上介绍了《少年漫画》的发展情况，提出，即使我们的新漫画有些模仿，也不要紧。我们先是学习，然后才可能有自己的风格。我在会上谈道，日本的漫画语言模式，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再者，即使是日本漫画中有尖下颌、大眼睛、细长腿，也没有什么。日本人眼睛小、单眼皮、短腿，于是他们理想中的人物就是大眼睛、长腿。缺什么想什么，这本是人之常情。我甚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广为运用。其实这都是无奈的选择。

我本以为，这是连环画的会议，在这里谈，就像在家里谈一样，发了言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除了少数人同意我的观点，或有所保留，我印象中，多数人对我的发言持反对态度，反对并不要紧，讨论是对等的，你也可以谈出你的观点，但有的人提不出具体的反对意见，只是情绪和语言极为激烈，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倾向。

其实，过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人的态度都有所变化，当年极力反对我的人，甚至拿我的论据来说明道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从大连回来。大概是第二天，我被某上级机关传唤，让立刻带着几本新的刊物过去。我急忙带着刊物来到这个上级机关。他们让我放下刊物，问我刊物上有没有日本字。我感到莫明其妙，又是谁在告状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我回去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那期《少年漫画》，发现除了一个年轻的作者在表现漫画语言时，写的是拼音，写得很草，猛一看，不像拼音，倒像日文。

今天看来，刊物当中即使有个日本字怎么就值得大惊小怪的。再说了，当时《少年漫画》上连载《美少女战士》，在原稿上发现日本字也是很正常的，没有日本字倒显得不正常，就像我们看日本的电影，都是中国字，连街道上的字也都是中国字，肯定不正常。据说，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少年漫画》差点被停刊。在当时，大家心上的弦绷得太紧，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后来，我也知道是谁告的状。但我渐渐学会了理解。我对那位同行很好，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估计，那位同行说过什么，自己也忘了，也不知道会有那么多的事发生。如果今天问起他来，他一定会说，不是他告的状，肯定是误会。世间的事情就是如此，不能过于认真。

第三件事，对《少年漫画》来说，更是贵人相助，躲过了一场劫难。

大连的全国连环画报刊会议之后，我想不到的是，一个灾难来临了，而且，是一年后我才知道。一位同志将一些不利我的话对某上级单位的领导说了，那位领导不问青红皂白，下令认真审读《少年漫画》，看看有没有错误，并说，我们既然能批一本漫画刊物，也能停一本漫画刊物。

一位上级机关的同志受命审读《少年漫画》，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不，是一夜，审读报告写到第二天凌晨5点，每一篇漫画作品，都写了详尽的审读报告，一共大约10页，报告的结果是，《少年漫画》是一本健康的娱乐性较强的刊物。这份报告后来到了我的手里，是一份珍贵的资料。

这件事，我一年后，在一次会上聊起来才知道。我有说不出的惊讶，同时，我感谢那位秉公办事的同志，可是至今，我对她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表示，这份感谢只存在心里。《少年漫画》在众多的同志的保护和支持下走过了艰难的道路，《少年漫画》有贵人相助，躲过了一场劫难。

十三

最大的考验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工作中，一直比较顺利，但自从做了漫画之后，听到了太多的指责。但我绝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前面讲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录制了《少年漫画》的笔会前的活动。我一直等着播出的时间，我几次接到播出的通知，后来发现都没有播出。

直到从大连回到北京，我也没见到播出那集“焦点访谈”，我的直觉告诉我，事情有变。

我终于接到通知，告诉我晚上注意收看“焦点访谈”。那晚的“焦点访谈”的确是关于漫画的访谈，大屏幕是颜开的《雪椰》图书出版的招贴画。但电视的采访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分别采访了5本漫画刊物，而不是当初说的只访了《少年漫画》一家。据说，这个访谈整理后，让上级领导审查，有的单位有意见，需要访5家漫画刊物，这也对，连环漫画首次上“焦点访谈”，也不容易。但批判的成分较大，尤其是一些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删去了不少，留下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时任《少年漫画》编辑的王塞利的话，她大概是这样说的：“如果说我们的漫画是向日本漫画摹仿的话，日本过去的绘画还是向我们汉朝、唐朝摹仿的呢。”

关于对我的访谈，在采访时有两段，按说应当播出来，但没有播出来，我当时也没有在意，只要《少年漫画》上了电视台，漫画这个题目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最好让大家理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后来，社里领导还就这件事和我提起过，说，应当有社领导出面谈谈，至少应当有对我的访谈。我也没有在意。

看完“焦点访谈”，说实话，我不太痛快，毕竟和想象的不一样，今天看来，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约是8点多钟，家里来了个电话，我去接。对方用电视里熟悉的语调说：“我是方宏进，”他停顿一下继续说，“哥们儿，站直了，别趴下。”和方宏进只见过两面，甚至没有在一桌吃过饭，走在街上，他都不会认出我来，刚听了他这一句话，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眼泪在眼窝里打转转。

方宏进告诉我，他经常在外面跑，见得多了。他认为我做得对，要坚持下去。最后说，要我注意公关，我当时并不理解这“公关”指的是什么。

在做《少年漫画》之前，由于一直做编辑业务工作，也没有更多的机会与上级领导机关接触，加上，我们那时受的教育，就是尽量不要和上级领导接近，免得有“拍马屁”的嫌疑。因此，当我看到一些期刊的主编经常去汇报，心里还有些不舒服。其实，这样的处事方式，带来了许多麻烦。

也是一年后，我在一次会上，听到上级机关一位和我熟识的同志谈起这件事，问我，知道电视里为什么没有你的形象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当时一位领导听了大连全国连环画报刊年会的汇报，谈到我在大连会上的发言，汇报的人说我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此，领导下令，不许我的形象上电视台。当时，方宏进为此据理力争，说我的话是对的，为什么不许我上电视，领导说，就是不许。时隔一年，我才明白方宏进对我说的话。但即使隔了一年，我还是非常生气。我想，我们在前方作战，不讲任何条件。如果让日本漫画进入中国，做个比喻的话，那么日本人相当于日本故事，日本军服相当于日本的漫画形象，三八大盖相当于漫画语言，日本漫画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漫画故事和漫画语言。我们要创作自己的故事，不用说，肯定是我们的故事，但我们要拿到好枪，我们不能再拿着土枪和人家干了，我们要掌握漫画语言。而开战后，我们仅仅穿着对方的服装，就认定我们是汉奸吗？关键是看他向谁开枪。我们发现，当我们向前开枪时，背后已经被许多爱国的人士打得像筛子了。

几天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和一句话。照片是大海上一艘黑黝黝的船。照片说明是：“在海上漂泊的，没有不受伤的船。”

“在海上漂泊的，没有不受伤的船。”自我安慰，如果美化自己的话，我也是在海上漂泊的一艘船了。

后来，一些人开导我说，谁谁谁不许上电视了，你是第几个了，听听这些话，心里颇惬意，慢慢地也就坦然了。

十四

大概在1996年的春夏之交，某一天，上级机关的局长和两个干部来到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当时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副总编辑陈惠冠和我接待了来宾。

我们是在会议室谈的，记得开场白是陈惠冠说的，说自从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以来，这个上级机关的领导还是第一次来社里。我和局长，还有其他两个干部都挺熟，因为平时业务上的联系较多。寒喧了几句，局长切入了正题。

局长的态度很严肃，他谈到，中国动画“5155”工程启动后，几个漫画刊物出版了，有一定的成绩。上级单位专门搞了几次不同的座谈会，包括学生的、专家的、社会上普通人的。大家主要的意见是对漫画里的形象比较反感，因为这些形象太像日本漫画了，形象几乎都是大眼睛、窄下巴，细长腿。

说完了，问我们有什么意见，陈惠冠副总编辑说，回去好好议论一下。又问我有什么话说，我虽然没有准备，但还是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出乎我意料的是，几位领导都没有再说什么，从他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对我们所做工作的理解。后来，局长解释了一下，是把开的几个会的意见反馈给我们，希望我们注意。

就漫画形象像日本漫画中的形象问题，我写了若干篇文章，在各种会上也谈自己的认识，在那个会上，我没有办法，说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按说，这是缺乏国际常识的语言，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顾不上语言的严谨了。这句话后来被支持中国漫画的朋友广为引用，也是没有想到的事。多年后，我听到某上级机关的同志就“形象”这个问题问部长。那个部长反问：“形象有阶级性吗？”这个回答真是巧妙，四两拨千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人家到底是国家高级干部。

1996年6月，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迟乃义调到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任总编辑。他上任后，对连环漫画持支持态度。7月，从大连回来，我能感觉到，社里一些不满意漫画的同志，对他讲了一些话，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但骂人中最高级的词汇“文化汉奸”，已经在空气中传播了。见怪不惊，我虽然生气，也没有想到去理论。

这时，迟乃义总编辑在社里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到会的除了《少年漫画》编辑部的同志之外，也请了社里的其他编辑室的主任和编辑，让大家面对面地讨论连环漫画的发展问题，当然，漫画形象太像日本漫画是主要的议题。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可能又要挨批了，但我另一个想法是，大家摊开了说，可能反而利于我们，毕竟是面对面地交流。

毕竟是面对面，许多同志的发言都非常理性，听完大家的发言，我想，会议就该结束了。谁知，迟乃义总编辑让我最后说说，这出乎我的意料，我可是没有做任何准备，我是等着挨批的，会上大家这么宽容，已经让我很感动了。后来，我想还是说说吧。按以往的经验，我要在会议上发言，之前一定要有所准备，至少会列出提纲。我很羡慕那些张口就来的演说家，我没有准备，不知该从何说起。但那次发言，就好像写出了完整的文章，思路清晰，有条有理，诚恳地讲自己对连环漫画的看法及分析，因为以往缺乏真正的交流机会，大家听得不多，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些内容也是新鲜的。但这毕竟是我一年多的思考，效果之好，出乎大家的意料。

虽然肯定有的同志对连环漫画还有看法，但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听到社里对连环漫画提出较为激烈的非议。会后，《中国连环画》的编辑，后来曾任《漫画大王》主编的颜铁明对我说：“平时总听你开玩笑，没有正经的，想不到你的发言逻辑性这么强。”其实，谁到了这个份上，都会有奇迹发生，老话讲，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迟乃义总编辑教会了我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

十五

《少年漫画》从1995年、1996年起步，到1999年发展到一个高峰，每年的发行数量增长都在20%以上。这个时期，由于方方面面都比较顺畅，才能出这样的成绩。2004年，我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见到当年在大连会上几乎唯一支持我的施振广先生，他是连环画家，一直想在漫画编辑出版上有所作为，可能由于各种原因，他离开了连环画界，现在主要从事美术画册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很突然地对我说：“你那时很强势，不顾周围的意见。”我第一个反应，是那样吗？再一想，可不是嘛，当时，的确无法谁的话都听，就像走在沼泽地上，到处都是陷阱，稍一停留，就可能葬身泥沼，只好凭着求生的直觉前进。因为在漫画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失败。现在想起来，有没有当年的闯劲呢？少了许多。如果有个结论的话，漫画是年轻人的事业。

比如在创刊时，要给《少年漫画》一个定位，大家都很容易地将读者定位在15岁左右的少年。但在采用什么样的作品时，分歧是较大的。尤其是日本漫画的形象问题。我认为，既然这种漫画要给熟悉日本漫画的读者看，就必须用这种形式。因此，在选稿的时候，从创刊始，几乎没有采用老连环画家画的新型漫画。几年过去，我们发现，这是成功的，到目前为止，老的连环画家没有一个在漫画领域得到少年读者的肯定。最让我犹豫的是徐锡林，他的作品，我们在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过，又曾在《画书大王》上连载，他有兴趣在漫画领域里有所作为，张越曾经为他打过草图，他认为张越的漫画语言到位，画得也认真，但我始终认为，徐锡林的作品如果让年轻的漫画读者认可，恐怕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少年漫画》很难担这个风险。

其实，在社会上对日本漫画形象有很大意见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漫画最大的不足是什么，是文学脚本。漫画的绘画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变化，中国人不会满足于模仿，中国人的需求是外国人难于理解的。比如，外国的快餐业进入中国，其世界的标准化操作让我们感到威胁很大，一个汉堡的大小、味道，在全世界是一样的，这曾是外国快餐的骄傲。但我们今天看看，外国的快餐在中国增加了多少花样。

漫画语言的问题很重要，但我们是善于学习的民族，我们很快就会学到并掌握漫画语言的。事实证明，像张昆的《漫画的独特语言》，分析之精辟，连日本人都自愧不如。

漫画理论图书的出版很重要，我曾先后组织和运作了三本漫画理论图书，除了张昆的一本，还有王庸生先生的《故事漫画纵横谈》，自由鸟等人共同编写的《新漫画快捷之路》。

但漫画脚本的问题，我认为始终没有解决，任何好的漫画作品，故事是第一位的，故事不好，画得再好，也不能称其为优秀的作品，从1995年至今，甚至再往前数，没有一部漫画作品在图书界获奖，就是一个证明。

1996年，我认识了卜卫。卜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青少年媒体的研究员，是个理论工作者。我和她不是在开会时认识的，我是在孙云晓主编的一本刊物上见到这个名字的。在对我们漫画一片喊打声中，我看到卜卫在为新型的漫画说一些比较客观的话，她在一篇文章中评价《北京卡通》及漫画现象。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又是那样渴求，说明当时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了。我从朋友处得到她的电话，电话中与她谈到对漫画的看法，我们竟然一“说”如故，许多想法不谋而合。我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漫画在理论上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应当与她的努力分不开。

十六

1997年夏天，《少年漫画》计划在云南举办第二届《少年漫画》笔会。这个笔会得到了李惠荣的大力支持与赞助。奇怪的是，无论是她还是我们，在云南都没有更多的关系，为什么在那里举办笔会，已经记不得了，主要还是靠她。

那次笔会，有许多人参加，有颜开、郑旭升、姚非拉、自由鸟、嘉瑶、赵佳等新一代的漫画作者，王庸生、张昆也来了，还有香港的彭永才、李志清等人。那次会开得成功，玩得也尽兴。

对于我来说，却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居然在自己租的车上将一台单反相机丢了。在找住处的时候，我先下车联络，等大家纷纷住进房间时，我记起相机还在车上。车已经走了，打电话问司机，司机说没看到。这是小事。

第二件是去滇池龙门游览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滇池龙门是昆明久负盛名的公园，按说不该发生什么意外。那天，我们先坐缆车，再爬到山顶，由于路远，大家走得较为分散。我们约好回来时，都坐缆车，缆车票也买好了。

1997年，在云南昆明举办《少年漫画》第二届笔会。图为作者在昆明石林留影，之后，便遇到小麻烦

可是回来时，自由鸟和嘉瑶不见了。路只有一条，不会迷路的，他们上哪里了？大家都很着急。我让王塞利等人在缆车附近看着，我回去找，两个姑娘，万一出事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条路我大约找了三个来回，人渐渐少了，还是不见她俩的身影。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无法联系。到了六点，最后一趟缆车，他们都下去了。我说再找一圈。等我再次回来时，王塞利从下面打电话到缆车服务处，让他们告诉我，自由鸟和嘉瑶先期到了下面。

我放心了，看来只有徒步下去了，我倒是不怵，平时喜欢爬山，估计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就能跑下去。我顺着缆车的工作人员指的路往下跑，他们说，下面有路。

那天我穿的是凉鞋，背着相机，手里有半瓶水。开始路有台阶，我跑得越来越快，顺着缆车的方向，在一个土路上走。渐渐地，远离了人群的喧闹，我发现，路上不断有蜘蛛网糊到我的腿上，我没太在意，可能最近没有人上来，蜘蛛都开始结网了。

跑了大概十几分钟，太阳已经在山后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缆车的一个粗壮的水泥柱子下面，再往下，没有路了。问题出在这里，如果我及时地往回返，即使走了冤枉路，也不至于有难。我当时想了想，觉得横向走，肯定能回到主路上去，可以省些时间。道理是这样，但我忽视了一点，我对前面的情形不清楚。我开始横向走，没走多远，我发现脚下没有路了，我使劲拨开灌木丛，费力地向前走。

又走了一段，我的面前是泄洪水的道，几乎直上直下，土很少，掉下去，不死即伤。对面有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距离有两米的样子，就像今天的挑战极限，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保险。我准备了一下，把相机背到后面，那瓶水塞进短裤的口袋，吸一口气，跳了过去，双手扒着大石头，穿凉鞋的两脚居然稳稳地落在石头上面。

往前又走了一段。横向走，到这时，大概有半个小时，我却觉得很漫长。天渐渐暗下来，昆明这个地方很凉快，即使是8月，到了这时，已经有些凉了，但还有夕阳。这时，我走到了一段绝壁上，下面，我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开凿石头，他们在收工了。我向下面喊，下面回应我，但是听不清，意思却很明确，前方没有路。的确没有路，我想了想，该怎么办，往上走，不会错，只要能上到山顶，就会安全，毕竟是公园的山。但我想得太简单了，脚下没有路罢了，全是荆条，根本踩不到土！踩到的是荆条被强行分开的根部，也许几百年都没有人走到这里来。再往上，有几块大石头，好容易爬上去，面前都是荆条，无处下脚。全国各地，我爬过无数的山，想不到，居然栽在了昆明的公园里。我开始琢磨，不行的话，原地等等，等第二天再说。

天渐渐暗了，我想了想，不能往上走，再往前试试。又走了一段，前面又是一个小沟堑，我四处张望，天啊！我居然在前面二三十米开外，依稀看见了亭子的一个角！我大为振奋，有救了。我稍事整理，跳过小沟堑，往前走，没多一会儿，我便走到了一条石板路上，那是下山的正路。我终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很快下了山，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我在山下看到一个小饭馆，进去洗脸，我看见服务员奇怪地看着我，真的很狼狈，一头土，有许多蜘蛛网，腿上、两个胳膊被划了许多血道子，万幸的是，这里的荆条不像北方的荆条有刺。为什么这里的荆条没有刺，大概是没有人去伤害它们的缘故吧，否则，我的身上肯定成血葫芦了。

等我找到大部队，已经晚上8点了。有惊无险。

自由鸟和嘉瑶成就了我的一段经历。后来，赵佳拿他俩作原型画了Q版，并“恶毒攻击”，他们肯定心里不高兴，却没有反击。

我们在一个渡假村开了两天会，张昆那次与大家交流了对漫画语言的认识，来自香港地区的李志清也与大家交流了经验。这是《少年漫画》笔会中去的最远的地方。

十七

我比较喜欢合作，玩扑克，我喜欢“打三家”和打桥牌；下棋时，虽然喜欢象棋、围棋，但更喜欢四国军棋。四国军棋大家都认为是小孩玩的，的确是，但这种谁都能玩的“弱智”棋，更能体现你的智慧，四个人玩，玩的是配合，玩的是双方默契。

中国新漫画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至今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联合。竞争当然重要，但对于我们现在的动漫产业，恐怕联合更重要。

主编《少年漫画》时，我常常因为策划这类联合的活动受到同事的不满意，尤其是本单位，都希望自己组织活动。我却认为，每个刊物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力量。虽然有时我们在编辑或营销上有些经验，但与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比，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快速地向前发展，发展就必须联合。1996年，我联合了《北京卡通》《中国卡通》《卡通王》《漫画大王》《科幻世界画刊》等七家刊物，共同举办了1997漫画短篇大赛，年底评出一些好的短篇来鼓励新秀。1998年，联合了四家少年刊物举办单幅画擂台赛。后来又联合几家刊物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当代连环漫画原作展”。

1998年，在“中国连环漫画原作展”上，作者为读者签名

1997年，香港文化传信有限公司派代表彭永才来北京，计划投资举办中国的漫画大赛，先与王庸生先生联系。可能王庸生先生想将这些活动交给我们举办，约了我，我们三人在燕莎底下的一个餐厅见了面，谈了举办中国中篇漫画大赛的事。由香港文化传信有限公司投入一部分钱，用于组织大赛，计划评出八篇优秀作品，其中前三名作为大奖，大奖的获得者前往香港领奖，并获得一定的奖金。中国内地方面，适时举办发奖大会。

这个赛事，得到了各个刊物的普遍响应，大约有六七个漫画刊物参加。作品很快寄到编辑部。评委有《漫画大王》主编于大武、《北京卡通》主编于虹、《科普画王》主编王宣铭、《卡通王》编辑部主任鲍济贵，还有王庸生、香港漫画家余志荣和我。

《少年漫画》对这个评奖非常重视，组织、精选了一批好稿件。

由于名额限定的是8篇作品，为了平衡各个期刊的关系，要求每个刊物最多报送三篇。《少年漫画》不得已，撤下了一批好的作品，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郑多强的《明天》和刘阔的《冷却的心》。故事不错，画技也非常出色，但《少年漫画》选送的前三名太强了，是胡蓉、自由鸟、赵佳的作品。郑多强和刘阔的作品最终没有送选，后来，郑多强和刘阔双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刘阔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看来动漫是相通的，刘阔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动画业界的骨干，此是后话。

首届中国中篇漫画大赛的评奖在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经过先后五轮的评判，终于结束。前三名是胡蓉的《把希望锁在抽屉》、ANN的《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自由鸟的《天籁》，赵佳排在第四，很遗憾地落选。大家都为赵佳惋惜，她拿出的作品是《二值逻辑》，内容有看头，画风写实。不过，《少年漫画》毕竟在几家漫画刊物中大出了风头，三个大奖中占了两个，另一个是《北京卡通》选送的ANN的作品。

1998年7月，由于胡蓉临时有事不能去，于是，我带着ANN、自由鸟去了香港，参加香港每年一度的书市。香港书市几乎就是漫画的书市，一般的图书，包括世界各国的参展，都没有多少人，唯有漫画展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挨人，人挤人。许多漫画发烧友头一天晚上就在会展中心的外面排队，在头天晚上10点前，已经有1000多人排队了。在热闹非凡的香港书市上，香港文化传信有限公司的代表给中国中篇漫画大赛的亚军和季军ANN、自由鸟颁了奖。

展会期间，我们参观了香港文化传信有限公司，看他们的流水作业，并与他们的创作人员交流。

期间，我还受邀参加了香港玉皇朝有限公司的漫画酒宴，在那里结识了台湾漫画出版社的同仁。

关于去香港参加书市的事，我曾经写过文章在《少年漫画》刊载。

1998年，作者带队去香港参加图书展。图为两位漫画获奖者参观香港文传公司

十八

1998年，《少年漫画》最大的亮点是策划组织了首届“当代连环漫画原作展”。举办全国性的连环漫画展，目的是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我们一下子想到了中国美术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日本的漫画鼻祖手冢治虫在日本这个漫画王国，以他在漫画界至高的地位，也是直到他去世，他的作品才在日本的美术馆展出。

1998年，《少年漫画》策划组织第一届“连环漫画原作展”，图为作者与时任新闻出版署出版管理司司长的吴尚之在一起

如果，我们的漫画作品能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将对中国的漫画事业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的漫画作者要进入主流美术，也必须通过在美术馆展出，得到美术界的承认。许多传统的连环画作者在20岁左右成为连环画家，原因是他们加入了中国美协，而加入中国美协需要一定的程序，比如三次以上参加全国性美展，比如获得过全国性美展的几等奖。

许多画家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或参加画展。

但中国美术馆进得去吗？

1998年，《少年漫画》对“当代连环漫画原作展”进行了周密的策划。

巧的是，王塞利的一个同学在中国美术馆工作，而且负责展览业务。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结果对方没有提出异议，只是要求提供一些相关文件。这太令人兴奋了！

我们一边准备材料，一边向同行征求意见。我们计算了一下，经费大约仅需要3万元。庞邦本联系了香港的玉皇朝有限公司，香港方面答应赞助一部分，我们又联系了七家漫画刊物，有《少年漫画》《北京卡通》《漫画大王》《卡通先锋》《科普画王》《科幻世界画刊》《卡通王》，大家都表示支持。最后决定，大家共同出资，举办中国首届“当代连环漫画原作展”。

我们在中国美术馆预定了时间，大概是1998年8月中旬。这里也有一个小插曲，各个刊物按这个时间刊登了展出时间，但临到展览前，美术馆临时改了时间，提前到了8月7日。这个时间，各个刊物都来不及刊载了，只有《少年漫画》临时改了稿子，写的是准确的时间。为什么强调这件事，我想说明的是，展出第一天来的人，肯定是看了《少年漫画》上刊载的时间，或者听到转告的才来的。如果大家刊载的时间一致是8月7日的话，来的人会更多。

《少年漫画》编辑部寻求中国版协连环画艺委会的支持，中国版协连环画艺委会主任姜维朴表示支持。因此，主办方之一是中国版协连环画艺委会，另一个是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少年漫画》等7家漫画刊物承办。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在美术馆谈办展览时，美术馆展览部的同志好心地问我们，这样的展览是否会有人看，因为在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学生自己买票看展览的很少，几乎都是学校组织看，才会有人看的。

看展览的人之多，首先出乎美术馆工作人员的意料。

当我到达中国美术馆的时候，还未开馆，但外面排的队，已经从售票处向东到了十字路口，并向北拐弯。

我们没有搞开幕式，因为展览在西北厅，所以，那里被挤得水泄不通。

1998年，《少年漫画》在中国美述馆策划组织首届“当代连环漫画原作展”。图为买票的同学排起长龙

展览的作品，包括各个刊物提供的作品，中国首届中篇漫画大赛得奖的作品，还有庞邦本约来的台湾及香港地区的作品，香港方面，黄玉郎、马荣成、李志清等人的作品都首次出现在展会上；台湾方面，孙家裕、游素兰、高永等人的作品也有。

漫画作者，那次来得少，我看见姚非拉和赵佳，他们的出现都先后引起了轰动。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是，他们走到哪里，人群就跟到哪里。都要求他们签名和画自画像。

姚非拉跑到了外面的走廊里，人们还是不放过，他站在走廊人们休息的座上，趴在柱子上签名或画自画像。下面的人群呈一个塔型，不知这样的照片还能否找到。

赵佳也是一样，她出现了，就逃不脱，甚至吃饭时也走不开。

在展览期间，我们召开了首届中国中篇漫画大赛的颁奖会，并举办了当代连环漫画的座谈会。会议由中国版协连环画艺委会副秘书长庞邦本主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卢玉忆同志参加了会议，肯定了连环漫画的方向，中宣部及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漫画读者在参观漫画展

有人说，这是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人流量最大的三个展览之一，一个是罗丹画展，一个是人体油画大展，第三个就是首届当代连环漫画原作展了。这话是中国美术馆的同志说的，我认为，说得过了头，但这个展览的举办至少创造了如此多的学生自发买票看展览的记录，至少，在中国美术馆不曾有过。为此，美术馆增加了许多工作人员，并不断地向我们提出各种要求，保证安全。

多年后，当人们谈到连环漫画的发展历程时，经常提到这次展览，它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使得社会渐渐认同了连环漫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十九

1998年8月，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连环画出版社、荣宝斋出版社等单位重组，成立了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我的工作像以前一样，既负责《少年漫画》，又负责低幼编辑室。1999年，我将《少年漫画》的日常工作交给了副主编王塞利，直到她2002年上半年离开。

1999年几乎是《少年漫画》发展最好的一年，发行量达到了4万9千册，利润完成得也不错。

现在看来，这段时间是我国漫画得以喘息的时期，一些竞争者退出市场，新的竞争者还未登台。漫画作者也比较稳定，游素兰、自由鸟、赵佳等人，是《少年漫画》的主笔。后来他们的退出对刊物是有影响的。

1999年夏天，《少年漫画》编辑部在四川举办了“海螺沟漫画笔会”。大约在同时，《少年漫画》编辑部在全国同行中率先开通了《少年漫画》网站。具体操作网站的是当时正在电影学院动画系学习的炎炎。

《少年漫画》网站凝聚力很大，很快地吸引了一些漫画爱好者，许多问题不用再写信了，通过网站解答。访客也直线上升，很快就突破了100万。据说，现在每天访客超过一万人次，节假日的人数还要翻番。

当然，网站的自由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有个别不负责的人在网上说些不负责的话，造成一定的影响，这当然也影响到《少年漫画》。我想，自由是要付代价的，这也是我们支付的成本之一吧。

我们听到了不少作者的好消息，比如陆明。陆明那时还未上大学。他拿来稿件，被王塞利一下子看中了。那是4幅彩稿，完全的欧美连环画风格。看惯了日本漫画，陆明的画让我们眼睛一亮。记得我拿他的画去总社办公室，路上遇见刘延江，刘延江当时已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连环画编辑室主任。我说，你看看这画怎么样？他扫了一眼，问我是哪个国家的。我说是年轻的作者，只有19岁。刘延江感到很惊讶，我曾经将陆明推荐给一所著名的大学，那所大学表示有兴趣，可惜陆明的录取分数不够，那年没有考上。

同年，赵佳被一所大学破格录取，在成为大学生的同时，身兼学生和老师的职责，在中国的教育界也是一个好看的景观。

身兼学生和老师的不止赵佳一人，《少年漫画》的主笔之一阮筠婷，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同时任教。

而远在广西的阿梗，考上了广西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她的作品入选了第十届全国美展，这是漫画作者中第一个作品进入全国美展的。

说到阿梗，还有一个小插曲。大概是2001年，阿梗的魅力突然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年，北京展览馆举办卡通博览会，《少年漫画》作为受邀单位，在北京展览馆中展出漫画作品，举行小型的漫画签名会。阿梗是受邀的作者，他们一共大约有七八位。那天来签名的人排起了长龙，大家都想得到心仪漫画家的签名或自画像。我记得，为了维持秩序，《少年漫画》的编辑黄薇把嗓子都喊哑了。

美国华纳公司也来参加展览，巧的是，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和他们有版权来往，华纳授权将《猫和老鼠》给了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我与华纳的副总裁迈克相熟，我带他到了我们的展台，逐一向他介绍漫画作品。突然，迈克指着一幅画对我说，这幅画好，我喜欢，我一看是阿梗的作品，恰恰是我们在征集作品时，希望阿梗提供些民族风格强的作品。下面的事，是找来阿梗相见，阿梗不大不小地出了一个风头。

二十

到2002年，我们在漫画市场上已经拼杀了六七年，但效果并非想象的理想。这其中有许多需要总结的原因。

在中国动画“5155”工程开始的时候，境外的漫画占领了中国连环画市场的90%以上，国内漫画在发展初期是需要政策保护的。那时，政府出台政策，外版漫画出版需经新闻出版署批准，而那时，新闻出版署一般不再批准境外的漫画。但时过境迁，我们应当像引进国外电影一样，有目的地引进国外优秀的漫画，让我们的青少年在享受世界文化的同时，学到许多优秀的创作经验。

我们对境外优秀漫画的引进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我们应当有个类似于审查委员会的机构，将境外的优秀漫画介绍进来，同时，打击盗版活动。

中国的市场还未走到法制化的程度，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中国的漫画盗版现象是最严重的，在日本能够畅销的漫画图书，在中国的市场上几乎都能见到。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盗版者有，但盗亦有道，过于黄色的，盗版者也是不沾手的。但今天的盗版者，已经全然不顾忌这些，在大街小巷中，只要你想买到这类的盗版漫画，就能买到。这类漫画对于中国脆弱的漫画市场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一些盗版的刊物，居然创出了品牌，在市场流行了若干年。漫画出版界，我们曾经联合十几家刊物举报某些恶劣的漫画盗版书刊，在文件上郑重地加盖印章，送到新闻出版署扫黄打非办公室。开始，我们怀有着很多的期待，但后来，不见下文，我们也没有再去追问。想想，我们国家改革刚刚起步，要做的事太多，假药、假种子、假农药，甚至吃死人的假奶粉都没有彻底清除，相比之下，解决盗版漫画问题恐怕还要再等等。

有盗版的漫画存在，中国的漫画就难以有更大的作为。

在漫画的内容方面，我们比日本、韩国和欧美国家有着更大的差距。我们的创作者多是年轻的学生，他们的阅历还浅，知识有限。作为流行文化，我们国家比起日本、韩国，起步要晚得多。韩国的流行文化，近几年有赶超日本的迹象，他们的漫画、电视连续剧，都具有世界漫画语言的特点。他们经常把故事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挖掘人性中的特点，注意细节的铺陈和处理。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将他们创作的故事推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的漫画故事不成熟，和整个中国流行文化走向几乎一致。因为在这方面投资远比电视连续剧的投资小得多，没有好的故事也就不奇怪了。

作为中国的漫画刊物，应当更好地认识所处的位置，该坚持的还要坚持。比如，漫画刊物所载的境外漫画的百分比，应当有所控制，一般来说，外版漫画只能占漫画总数的30%以内，如果超过50%，对我们现在脆弱的国产漫画是致命的打击。台湾地区的漫画就走过这样的路。韩国的漫画发展，中规中矩，漫画刊物所载的外版漫画控制在30%；而图书出版，外版的比例较大，这样既引进了优秀的漫画，又培育了自己的漫画家。

目前，在国内，有些漫画刊物搞恶性竞争，70%的漫画刊载外版漫画。有些单位，借助国外的资金，采取低价占领市场的方式，这样长久下去，中国的原创漫画将面临灭顶之灾。而中国原创漫画的缺失，将引起社会舆论的再一次讨伐，结果必然是导致政府对漫画的新一轮封杀。中国漫画将走回原点。

2002年，我卸去《少年漫画》主编一职，由《少年漫画》元老之一，张煤出任。张煤是学美术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过传统连环画，应当说是连环画的老兵。那时，连环画界正处于高潮期，连环画界高手如云，能够画单行本的却只是少数，他能在不到20岁就出版连环画单行本，是个奇迹。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涉入出版界，画过许多连环画、卡通画，画过大量的插图，也编辑过大量的连环画作品，不少作品获过奖。张煤是《少年漫画》的元老级干部，一直做漫画编辑，对漫画非常熟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不同于别人，他工作一直低调，说得少，干得多。应当说，这几年市场的变化很大，但可喜的是张煤有想法，将《少年漫画》办得更专业，更有水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不知不觉中，两年多的时间，竟写出了这20章、3万多字的篇幅，这是我想不到的。看来，《少年漫画》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少年漫画》。

2003年至2004年在《少年漫画》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