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不可能与受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在编译前以及编译的整个过程中就必须要通过其他方式了解自己的所有潜在受众，也就是要对受众进行“构筑”。Perelman在论及“受众构筑”时指出，在构筑受众的过程中，要使预期受众与现实受众尽可能一致。传统修辞中的受众都是比较单一的，如Aristotle曾根据演讲时所面对的不同受众将演讲分为三种：法律演讲、议政演讲和宣德演讲。在法律演讲中，受众是法庭中陪审团中的一员；在议政演讲中，受众是议会中的一员；而在宣德演讲中，受众只是一个在礼仪场合听演讲的旁观者。这种简单的受众构成与当时修辞运用的具体环境有关：古典修辞研究的是面对面的演讲，听演讲的通常是受过教育的公民，而且演讲者一般对他们也有很好的了解；而新修辞所处的环境是现代社会，使用的媒介不再是演讲一种形式，而是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甚至网络；而且，现代社会中的跨文化传播的需求使得修辞者不得不面对非常复杂的受众构成，受众可能有不同的信仰、来自不同的文化，是Perelman所称的“混成受众”。“受众”的复杂性给编译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如何了解自己的受众？从哪些方面进行了解？这些都是在编译之前要考虑的。
受众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受众定位的必要性。修辞学家们强调要了解受众，但了解是一定要在定位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的。定位绝非易事，就拿本研究所关注的对外报道类软新闻编译稿来说，它的受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唯一好确认的是他们是讲英语的西方读者。但那个范围过于宽泛，讲英语的西方读者还可以分成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读者，即使是限定在美国，那么他们属于哪个阶层？从事何种职业？属于哪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如何？对中国有多大了解？是否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这些应该都是定位时需要考虑的。不过，定位需要大量的可使用的关于受众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获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调查分析。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类似的分析，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形式单一（主要是问卷调查）的调查，如CCTV-9曾对自己的受众做过如表3.1的分析：
表3.1 CCTV-9调查期间的受众构成（转引自郭可，2002：42。）
当然，这样的分析是相当粗略的，说明不了太多问题。缺乏深入的受众调查所导致的后果就是目前我国媒体受众定位模糊，导致其缺乏特色与针对性，很多媒体的主要受众十分相似。如侯迎忠与郭光华两位学者曾根据各对外报道媒体网站的资料整理出几大主要英语媒体的受众构成（见表3.2）：
表3.2 我国主要平面媒体对外报道媒体受众对比（候迎忠等，2009：1 13）
从表3.2可以看出，这几大媒体都把受众的范围限定为境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境内外国受众（以工作、学习和旅游为目的）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不过都没有自己特有的受众群，特别是在国外受众这一块定位过于笼统，不能说明问题。此外，侯、郭两位学者还发现我国很多英语媒体都将受众定位在“精英阶层”，虽然“精英阶层”的影响力比较大，但如果它成了所有媒体都想争取的受众的话，未免过于单一，况且该阶层人数占人口比重不大，大家一窝蜂专注于该阶层，就会忽略掉其他阶层的大量受众，这样做势必削弱对外报道的广度（2009：112-113）。
综上所述，摆在中国对外媒体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对受众进行科学有效的调查研究，以确定自己的受众群，尽量避免相互之间竞争同一群体的受众。编译者在编译前需要了解自己所服务的媒体的受众定位，根据服务的受众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材料、文体、措辞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