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返航是抗争机制缺失的恶果

集体返航是抗争机制缺失的恶果

发生在3月31日的东航飞行员集体返航事件令人震惊，但更令人震惊的是事件发生之后，东航公然睁着眼睛说假话的无畏表现，以所谓的“天气原因”企图搪塞公众。真不知道这些管理者是如何想的，难道全天下人都没有基本的判断能力？难道这样荒唐的解释能够让他们浑水摸鱼？在全国舆论的密切关注下，东航挤牙膏似的消息披露方式简直就是在愚弄公众。

不过，在这里不想就东航对返航事件的处理方式多加探讨，因为它的愚蠢性是显而易见的，是久经实践虽无效果却依然顽固使用的一种危机处理手法，是中国以外的企业都不会使用的手法。我想在此讨论的是，酿成东航事件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不能消除这个因素？东航事件如何才有可能不再发生？它给这个社会提供的警示在哪里？

若是以多因一果的解释方式来看，东航事件的发生当然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诸如管理不当、内部歧视、区别对待、不准跳槽等都是让事情走向恶化的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问题背后存在一个根本原因：劳资之间缺少有效的协商机制，集体抗争制度缺失。正是因为沟通管道不畅，集体抗争才最终步入非制度化路径，飞行员不再继续“反映问题”，转而不惜绑架公众利益迫使东航打开沟通管道。

由媒体逐渐披露的细节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事件之前劳资之间的重重矛盾。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陈道（化名）对媒体说：“今年3月份之前，我们的小时费是按照8%的标准上缴税收的，但之后，公司要按照20%—30%的标准收税。而且，公司要求飞行员按照新的交税标准，将去年全年‘欠交’的税收补上，并规定最后期限是4月7日。这样，一名机长补缴去年的税收就达六七万元。”而东航上海总部，通过合理避税，使得个人上缴的各项税费只占收入的5%。“当分公司员工向领导反映后，得不到解决，这就是这次集体返航事件的导火线。”

不仅如此，云南航空公司和东航合并时，东航曾许诺，云南航空公司员工待遇不会下降。但实际上，云南航空公司员工待遇下降很快。返航事件前的几天，飞行员的宿舍、飞行楼里，贴出了很多张“致东航云南公司全体飞行员的一封信”，信中集中反映了待遇问题。对这些“不当管理”，飞行员们“无数次”反映问题，但均得不到解决。去年“十一”黄金周前，飞行员们酝酿“集体请假”，但被公司及时平息，却没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从事件的根本性质来讲，就是个利益得失问题，就是个员工利益诉求没能得到正面回应的问题。谁都不必遮遮掩掩，谁都不必上纲上线，否则，遮遮掩掩只能欲盖弥彰，上纲上线只能使问题政治化，事情不但不能够妥善解决，反而可能继续发酵。因此，东航及其主管机构都需要大大方方地承认并向公众解释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这不是什么企业的内部问题，因为它已经演变成了公共事件，人们需要东航有个明确态度。

在当下中国的企业中，由于劳资地位非常不平等，双方的话语权严重失衡，劳方的弱势与资方的强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当下的言说体系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员工向领导“反映”问题，领导是“资方”。而且，向工会领导“反映”问题，意味着工会缺位或基本上是个摆设，沟通状态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既然如此，双方就无从谈起协商与博弈，而是命令与服从。这样的状态，当然不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双方在没有调和机制的情况下，玩的是一种零和游戏，即当服从方彻底反抗的时候，命令也就彻底失效，最后谁都不能获益，大家获得是一种双输结果：飞行员铤而走险即使让人理解却不能让人原谅，东航管理层即使能够平息事件却不能挽回损失。

在走向市场经济深化的过程中，劳资问题会越来越明显，从迄今为止仍然对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争论不休，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发生在东航的返航事件虽然是个极端案例，却肯定不会是因劳资博弈而反目成仇的最后一个案例。

在目前中国企业的劳资博弈中，需要迫切改革的是已经被证明行之无效的沟通方式，需要构建制度化的集体协商框架。其实，不但企业需要如此，整个社会都需要如此。暴力式上访之所以频频发生，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绵绵不绝，无不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协商制度缺失，迫使弱势一方采取极端手段，最终没有获益者。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中，有关各方的利益关系，是关联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是可以通过必要的表达和谈判通道进行协调的。现代社会的利益博弈，不是一方吃掉一方的零和游戏，而是需要各方都有妥协的精神和让步的心理准备。但是，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渠道，显然不足以容纳多方利益的诉求。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转，必须要有切实的协调缓冲机制，一方面是有效照顾各方利益，另一方面是释放各方的破坏性动能，从而使得社会运转不至过于刚性而断裂。返航事件就是过于刚性而断裂的案例。

（本文发表于2008年4月18日《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