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捐赠何时不再具有“中国特色”

富豪捐赠何时不再具有“中国特色”

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83亿元的巨额捐赠，虽然在国内可以戴上个人对慈善基金捐资最多的桂冠，虽然基金会开展的三个项目中已经有很多学生拿到了助学金，但是，这没能阻止别人对陈发树的质疑，而且，从媒体呈现的声音来看，质疑的声音远远大于褒奖。

这真是太具有中国特色了。虽然陈发树与比尔·盖茨相比，无论门下的企业规模还是辐射范围，无论是个人的国际声望还是捐赠数额，都不具有可比性。但是，盖茨的捐赠获得了世界性褒奖，陈发树的捐赠没有走出国门就已经舆论缠身，确实具有可比性。因为，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

不过，陈发树只是中国富豪捐赠之“中国特色”的一个新版本，不是起点也不会是终点。但是，这个新版本上演引发的戏剧性效果，令人深感正常又深感困惑。

从小的背景来看，令人感觉正常的是，陈发树的慈善基金会是在其没有走出“逃税门”的阴影下成立的，虽然陈发树及其公司，以及在其手下打工并担任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的唐骏，都出来加以解释，但还是没能消弭公众的质疑。从大的背景来看，令人感觉正常的是，中国富豪个人财富积聚的过程，总是充满了很多神秘之处，至今无法解释清楚，而且，只要有解释，就会有更多的质疑出现，要求进一步澄清。于是，虽然“原罪论”吵翻了天，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陈发树因其小背景下的迷雾，从而在大背景上也遭人质疑。这算的上是富豪捐赠的“中国特色”之一：只要捐赠，就会立刻引发对财富来源的公众追溯。而且，此前有些富豪的捐赠做法，因其并不是全都是面向慈善，而让人质疑富豪捐赠的“神秘目的”，比如牛根生及其家人成立的“老牛基金会”，不仅具有慈善公益性的一面，还兼具投资性质。有论者指出“所谓的老牛投资基金因此成为介于慈善基金与股权投资公司之间的一种非驴非马的产物，既能够进行慈善事业，也能够通过基金进行隐秘的运作。”陈发树的基金会也有人如此疑问。

但是，令人深感困惑的是，在富豪慈善的媒介话题与社会话题中，只有出钱捐赠的富豪和出声质疑的公众，唯独没有具有裁判性质的第三方声音。这造成了富豪捐赠的又一个“中国特色”：最终所有的口水官司都不过是些无头公案，真正知晓其中弯弯绕的或许只有富豪本人。

那么，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够加以改变呢？从而让捐赠的富豪有着伟岸的高大形象，不至于让人家出钱找骂，不让后面的富豪再行捐赠有点投鼠忌器，以至于宁肯花不完放着也不捐赠，省得自找麻烦。同时，也让公众和接收捐赠的人知道这钱是干净的，是人家富豪辛苦努力挣来的，因为花不完而且不想留给子孙，专门用来回报社会的。这样，在财富社会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建立起来良性互动的氛围。

或许，这个设想过于理想；或许，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但是，我坚持认为，至少可以有点办法让现在这种富豪捐赠及其效果的“中国特色”有所转变，可以让“为富有仁”之人获得整个社会的应有尊重。比如，即使在“原罪论”无法定论甚至不必定论的情况下，像“逃税门”之类的具体问题，公权力部门不应当保持沉默，让人一头雾水。这不是公权力部门的奉献，而是义务。在当下的社会状态中，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默认法则：公权力部门保持沉默，私人财富及其行为即为合法。

这样讲，不是让公权力部门为富豪的所有财富进行合法性背书，而是说在具体的案例中，在具有特定用途的财富中，参与其中的公权力部门能够有定论。比如，陈发树到底有没有逃税？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会”到底有没有违规？还是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调查结束，抑或都还没有具体的规范法则，使得这些问题都还处于模糊地带。假若是后者，“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已是刑法实践理念，也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富豪捐赠及其效果的“中国特色”，或许只能用转型社会的论调加以解释，但是这种论调在当下法治中国的走向中不应该管用一百年，因为，即使我们不追溯历史，也应该给眼前发生的民众关心的事情有个于法有据的阶段性结论，难得糊涂之精神可以是一种个体人生观，但不应该是一种社会价值观。西方社会中富豪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群体，就是因为其成长过程及其行为始终是清晰可辨的。即使退一步讲，因为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尚没有如此清晰，但至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对当下的事务有着清楚的厘定，比如尽快不让富豪捐赠及其效果如此具有“中国特色”。

（本文发表于2009年10月24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