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议程设置假设就一直是传播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它探讨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是如何相互制约从而影响公众行为的。

对议程设置的最早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著作中首次对新闻“守门人”的现象进行的论述：“记者、编辑或新闻机构记载、报道的事件，都是他们认为相对重要的或者有价值的，而其余的新闻事件则被他们湮没或者遗忘。每天都有数量巨大的新闻被如此‘扼杀’。”⁽¹⁾

议程设置作为一个概念体系的正式提出，则是以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与唐纳德·肖的研究为标志。他们在对夏贝尔山地区的政治选举进行研究的时候，发现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政策议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以此为基础，他们撰写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阐述。

麦库姆斯认为，议程设置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基本的议程设置假设的扩展，即新闻的报道方式影响公众对当时重要议题的感觉。

第二阶段将媒介效果研究与“使用与满足”研究相结合，从原先研究的“什么是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的效果”，变成了“为什么某些选民比其他人更乐于接触特定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²⁾。

第三阶段的研究将议程扩展到公众议题之外，并对比各种不同议程（包括各种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之间的区别。问题细致到竞选报道接触与选民政治兴趣的相关性、内心议程、社区议题议程和可见的公众行为议程。

第四阶段的研究则已经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量转为因变量。最初“是谁设置了公众议程”的问题，已经变为“是谁设置了新闻议程”。

实际上，由于新媒体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更全面和多样的参与，后者已越来越成为媒介议程设置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