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对权威的消解

后现代喜剧电影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埋没于社会底层或挣扎于不公命运之中的小人物（屌丝），以男性形象的呈现最为普遍。因此在影片叙述中，与同为男性主体的黑色电影和爱情电影类型中男性是如何摆脱女性的束缚或与女性和解的这些叙事取向不同，后现代喜剧着力描述的是主人公如何通过反抗畸形社会和倒霉命运而超越自身。在影片中，男人往往需在羸弱的处境和恶意、误解、危险等不公平待遇中重塑自身乃至一个群体的尊严和命运，对既有权威进行否定、消解与颠覆。《疯狂的赛车》讲述的是一个倒霉、落魄的前赛车手如何在黑道阴谋和暗杀嫁祸等奇遇中从最开始逃避到不得不面对，最终发展到不顾一切地反抗的故事，主人公对不公平命运各阶段处理态度的转变显示了其自我意识觉醒和涅槃的过程。在主人公被各种嫁祸、迫害和误解缠身摇身一变为众人追寻的“大人物”时因不满其突被赋予的“高位”而幸灾乐祸，又在结尾主人公历经万苦最终获得精神升华时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和净化。

在该片中，宁浩反复暗示对男人力量消解和重建的需求，巧妙设置反差性强烈的细节，糅合调侃、夸张、戏谑、游戏化等手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权威形象。一个本身就极其卑微渺小的个体并不足以撼动男性刚强坚韧这一根深蒂固的刻板想象。若不将人物适度地过分贬低，就难以在之后的情节中让其赢得观众的同情、理解和共鸣。于是，导演巧用了隐喻和反讽的手法，让春光满面的反面人物法拉带领着身穿超人服、扮相滑稽的员工拍摄广告，每人衣服背面各有一字组成广告口号“超男人，不行都行”，结果这几个字经常错置排列成“男人都超不行”，这个画面在影片开头和结尾重复出现，形成强烈的戏谑和反讽效果。在此宁浩仿佛向观众宣告，坏人毁灭了男性坚实有力的形象，急待好人来将其重塑。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标榜着男性权威的奸商法拉在家因被强悍丑陋的妻子压迫，苦闷到不得不买凶杀妻的地步，最终将凶杀罪名嫁祸主人公，迫使其走上自我拯救的路途。如此巧设细节以产生对比效果，喜剧效果顿然而生。

《心花路放》也是描述“失败男人”的电影，较之《疯狂的赛车》，该片里小人物的塑造及其对权威的消解方式更为细节化和日常化，迎合了影片的现实主义倾向。主人公耿浩是个渺小力微、没勇没识，对生活心灰意冷又心存愤懑的"loser"（失败者），影片从开头就不断强调其loser的定位，他走路的步调loser，乱发和苦脸loser，不懂得猎艳loser，三番两次闹着回家loser，他的挚友也反反复复骂他loser。影片第一场戏，镜头拍摄到主人公的手臂上有个“戒烟”纹身，而此时他正好在吸烟—生活不如他所愿，自己又随波逐流—具体细节使男性形象的轰然崩塌得以形象化地呈现出来，显得更加极致和残酷。但到了影片结尾，当主人公一次次地觉醒，最终抛下心中巨石的时候，没有观众笑他是loser了，这不仅仅归功于他抽象意识的涅槃，导演于此还有更为具体的呈现，在观众不知不觉中，影片前段那些主人公loser的表征，逐渐消失不见了。

与《疯狂的石头》相异之处还有，《心花路放》中的男性权威并不诉诸于力量的表现，而是更多地在情感观念和两性关系中进行描述。该片作为“两个失败男人的电影”，主人公耿浩和“好基友”郝义的情感观大相径庭，但无论是痴心执念还是恣情快意，两个男人在最终的情感结局中都有些许被动和无奈，耿浩直面情殇，郝义浪子回头，归根究底都是同现实的和解，极富屈服和妥协的意味。男性权威被置于一段段奇特的情感关系中，不仅在女性的魅力和决绝之下力不从心，还在现实的玩笑面前左右为难。耿浩和郝义的相处模式是乖僻喜剧^[4]的变型，两个主人公在嬉笑怒骂、嘲笑挖苦中不断化解矛盾隔阂、弥合着彼此的观念距离，观众在这种游戏体验中感受到中善意的友谊，体味到人物逐渐明朗宽容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