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由孔子创立，经过孟子、荀子发展，特别是经过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再经过宋明理学诸家特别是朱熹的系统整理阐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至深，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人的道德精神和伦理生活。“儒家—两千年来之文化风俗，学者思想，无不由儒家之礼教陶铸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认者也。”^[2]但是，儒家思想既不是客观化的知识系统，也不是纯粹经验的集合，而是关于人生日用和社会理想的伦理思想。

忠恕之道。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仁”的本义是对人亲善，友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伦语·颜渊》）但是“仁”本质上是德性，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范畴，是众德之德。首先，“仁”是人生修为的道德标准，“礼”、“义”、“忠”、“恕”的本质都是“仁”，都是个人美德修养。“礼”是“仁”的精神的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义”是人生价值取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忠”就是从肯定的方面推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就是从否定方面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忠”“恕”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人伦日用中常引以为底线伦理的“忠恕之道”。其次“仁”又是人格完善的道德理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体现了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性，而理想的人生则是“内圣外王”，“内圣”也就是“修身”，即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孟子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到朱熹集注《大学》时突出“正心—诚意”的“修身”路径，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更加固化了。此外，“仁”还是美好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理想，孟子主张施仁政，“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熟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他的仁政是一种社会理想，“仁义”是理想社会的价值标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儒家伦理带有明显的个人修养境界的意蕴，是现实的人生道德，也是超越的社会道德。正如中国当代伦理学者万俊人认为的那样，儒家伦理“具有一种由内而外、由家庭人伦而社会（国家）伦理、由道德而政治的思维特点，因而在道德理论上也就表现出一种由美德伦理外推社会规范伦理的论理进路”。^[3]

社会正义。儒家伦理这种既现实又超越的特点，包含着社会正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个体人格的“浩然之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这里的“气”是一种节操，更是一种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孙丑上》）就是他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须与义和道相配才能存在，所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下》）孔子也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二是自觉修为的社会责任感。“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透着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4]三是家国同构的和谐社会关系。孟子把社会的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同时提出推恩而及四海的社会交往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四是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这是孔子设想的美好的大同世界，也是儒家的社会正义理想。

关涉新闻正义的道德根据。儒家伦理既重视个人道德人格修养，又富于社会正义精神。儒家伦理思想在新闻实践中的借鉴是全面的，因为它已经是渗透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中国的新闻从业者逃脱不了它的影响。儒家伦理为新闻正义提供的道德根据是广泛的。一方面，新闻从业者的个人美德和职业道德的养成，要有儒家以仁为核心的积极道德内容，要领会运用儒家伦理关心内在品格，关注内在人格的建构。新闻从业者在具体的行为中也应以忠恕之道多加考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可以作为道德法则的。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要有浩然之气，要有正义感，要“铁肩担道义”，敢于为社会理想为社会正义仗义执言，勇于为社会理想为社会正义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