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法家上条信山说:多看、多听、多学习是古贤人传下之书法三大秘诀。首先,须多鉴赏好的字帖、范本,最重要的是培养出能判断作品之优劣、雅俗之鉴赏力。其次,尽可能多听前辈的有益的经验谈以供自己的参考。最后,则为多练。
姜维群:魏碑有一个现象不得不让人疑问,魏碑是指南北朝的刻石、墓志,但是历代文人书家对魏碑似乎忽略不计,视而不见。应该说对魏碑的忽视一直延续了千年。直至清末,康有为登高一呼,提出“卑唐崇碑”,魏碑开始得到重视,并得到诸多书法家的响应。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魏碑一直是非主流书体?
王树秋:隋唐至清,中国书法史的“家谱”是一部帖学史的家谱。书法家、理论家的学术思想都是从“二王帖学”体系里展开的。但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篆隶与“二王帖学”一直被传承,唯独魏碑没有相应的重视不说,甚至把它排斥出主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
首先有它根深蒂固的“血统论”,因为封建帝王重视血统、重视正统,汉民族的血统。而魏碑的确立时期是鲜卑民族——一个建都山西大同(非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且时间较短,未能在当时对中原汉文化形成主要影响。并且魏碑的内容大多也是家族式的对亡人的纪念,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也不利于它的广泛传播。
中国书法非常注重人文思想,如汉代的词赋、盛唐诗歌。所以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少数民族文化未能对中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而是中原汉文化深深影响了它。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佛教的盛行北盛于南,而当时南方是“禁碑”的,而碑在北方则比较风行。
此外,盛唐时期帝王推崇大小王(王羲之、王献之),造成社会对“二王”的追捧。不仅是书法,也包括其他的艺术门类,在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帝王的好恶是绝对的主导。少数民族在当时是边缘化的,尤其是在唐楷的出现,并达到极高的水平。魏碑更是无法登上文化的主流。
姜维群:为什么偏偏是清朝开始崇碑,为何不是其他朝代呢?
王树秋:中国有一个规律,凡是大一统的朝代就整齐划一,在思想的活跃度上就差,“百家争鸣”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魏碑出现在南北朝,清朝末期恰恰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在我们这里十分活跃的时期。在康有为之前,金农的漆书中就有汉隶的笔势,出现书法非主流的现象,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人也开始对秦碑、汉碑的书法加以关注并实践。为什么书法家对碑学开始关注了呢?因为帖学出现了颓势。
帖学的主流,从唐代的楷书到明代的台阁体对人的性情的束缚,已有好几百年,无法满足当时人们在书法中性情表达的要求。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金石考据的兴起、甲骨文的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碑学、金石书法,书法风格取向的选择更加多元。与其说这是书法的求异求新,毋宁说这是思想的求异求新,所以清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碑学。
图27 龙门二十品杨大眼造像局部
清代审美出现多元化。从清代开始,人们对书法的审美开始从追求“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追求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逐渐开始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如傅山、徐渭、王铎,他们的书法更加恣肆,奔放。
中国书法对个性的追求自古就有丰厚的思想基础。汉代的蔡邕在《笔论》中就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清代,在朴学及金石考据等理论基础的支撑下,书法艺术追求个性的思想进入了全新的时代。这是书法家实践的必然结果。
另外,历代先贤们对秦碑、汉碑、魏碑的广泛宣传,当时还出现了三位碑学理论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他们的理论著作将碑学从以帖学为主的主流中发掘出来,以个人的学术思想魅力,特别是康有为,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将碑学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姜维群:通过介绍,我们可不可以做出以下理解:①帖学一直作为国家的主流提倡。从汉字的功能角度看,帖学书法是帝王认可的官方字体。无论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化,还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化,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用字体审美的统一化达到实用性的目的。由帝王倡导全民遵循,最终确立隶书、楷书的终极形态。尤其是唐楷,更是这一现象的最好阐释。唐楷在当时帝王的推崇下,已上升到国家统治工具的高度,为中华文化的汉字实用和审美奠定了基础。
图28 华岳庙碑
王树秋:是这样的,读一读南北朝书法理论家庾肩吾的《书品》,就能知道书法是怎样进入上层建筑和统治领域的:“书名起于玄洛,字势发于仓史。故遣结绳取诸爻象,诸形会诸人事,未有广此缄滕,深兹文契。是以一画加大,天尊可知;二方增土,地卑可审。日以君道,则字势圆;月以臣辅,则文体缺。及其转注、假借之流,指事、会意之类,莫不状范毫端,形呈字表。开篇玩古,则千载共朝;削简传今,则万里对面。记善则恶自削,书贤则过必改。玉历颁正而化俗,帝载陈言而设教。变通不极,日用无穷。与圣同功,参神并运。”其实这是在强调文字书法的正统意识,《书品》之所以成为重要的书法论著,作者文中挑选了以东汉张芝居首的草、隶书家共128人,按品位分高、中、低三等,每等再分上、中、下三级。此书的特点在于不是就每件作品加以品评,而是就每一级集中综合品评,区分优劣,从中让人看到“正统”。
图29 赵之谦临杨大眼
姜维群:历史常常是这样:“江山不幸才人幸”,江山不幸书法幸。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的动乱时期、外族侵略时期,却注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汉文化也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化。外族侵入中原的过程也是许多边缘文化融合中原文化的过程,最终导致中原文化的光辉灿烂,是这样吧?
王树秋:确实如此,当代学者余秋雨在点评云冈石窟和大雁塔两处古迹时,讲述了中国历史如何从乱世走向大唐的精神历程。他说,云冈石窟表明了“北方蛮族”鲜卑族在掌握北中国政权后对于汉文化的谦虚态度,而且除了学习汉文化之外,他们以同样谦虚的态度。接纳了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包含在石窟的佛教造像中)。几种大文化的高度融合,形成了一种有可能铸造一个伟大朝代的恢宏之气。在这之前,再高明的诸子百家也已疲惫,缺少了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大气。余教授说,从5世纪开始,中国历史经由鲜卑族之手,由山西的云冈石窟进入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这是通向大唐的两座“石门”。而到了唐代,仍然吸纳了世界各大文明,大雁塔是贮藏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卷和佛像的地方,证明虽然到了大唐,还是以开放为主轴。
图30 赵之谦对联
恰恰是不成熟的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借鉴与融合导致了魏碑文化的出现。汉字从篆隶到行楷,至汉代已经非常成熟,至明清走至极端,已无路可走。所以才会出现黄道周、倪元璐等追求个性发展的书法家,实际上已经开启了书法多元化审美的一个潜流。而此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提出碑学的理念应合了时代的变化,符合时代的审美需求,所以能够登高一呼,天下景从,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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