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扬碑的迁移

要辨明历史上有关霍扬碑的疑惑，首先需对碑的保存和迁移情况做出考察。

霍扬碑自北魏景明年立石以来，1 500余年一直位于今临猗县境内霍氏墓地。清乾隆时期王正茂等所修《临晋县志》对霍扬墓址有简单的记载：

霍荣祖墓在县东二十五里霍村。（原注：残碑云讳扬，字荣祖，博陆侯七世孙）[1]（卷七）

可见至清代初年，霍扬墓尚有遗迹。据王正茂原注，知霍扬碑是时仍在霍村。注中所记碑主姓字与碑文一致，然博陆侯霍光为西汉武帝、宣帝时人，距霍扬之世五百余年，碑文称霍扬为其胄裔，并非七世，王氏失考。

至1920年左右，霍扬墓封土已不存而石碑尚在。当时的临晋县知事俞家骥是一位注重搜集古物遗迹且颇具保护意识的人士，他对霍扬碑评价甚高，曾拟修建碑亭以保护。俞氏在所修《临晋县志·金石记》有如下附记，值得今日文物工作者一读。

今因纂辑县志，公余之暇闻有破庙荒村及前代废冢，辄与宣讲高君铭瑛策蹇而往。瓦砾之场，翻检必遍，时仅三月，已获古刻三十有三，皆从前著录家未见之品。其名为著录所有而拓本尚未流传之霍扬碑不在其内。由是推之，县境深谷閟崖沈湮者何可胜数？所愿在籍士绅对于已发见者留心维护，未发见者随时搜罗，则后之所见必且益广于今，其以是书为椎轮者又何可限量也。[2]（卷十三）

据俞修《临晋县志》，他在任期间对临晋境内郊野散落的古刻遗物多移至县城内祠庙保藏，但对霍扬碑并未计划迁移。1920年，霍扬碑被蒲坂中学迁入其校内，此即霍扬碑首次移出原址。俞修《临晋县志》对碑的情状及此次迁移细节记述得很明确：

魏密云太守霍扬墓：扬字荣祖，旧志载墓在县东北二十五里霍村，残碑犹存云。今按墓已湮灭，惟巨碑及石羊虎尚存道旁。碑文完好无缺，为本省发见魏碑之冠。民国九年冬移置县城北关蒲坂中学校内庋藏（并详《金石记》），碑座曁石羊虎各一，仍存地主陈庆发地内。[2]（卷十二）

密云太守霍扬碑：景明五年正月分书，篆额密云太守霍扬之碑。旧在县东霍村，今移北郭蒲坂中学校。通篇仅十数字漫漶，余皆神采焕发，笔法遒古，酷似陆凉之爨使君碑。以僻在边隅，不独历来录碑诸家所未见，即杨秋湄学博搜采金石亦未之及，其纂修《通志》时，称是碑为后人所题，不能目为汉刻云云，岂彼时未见原石欤？民国九年县知事俞家骥以元魏遗迹传世益少，且诸家金石皆未著录，尤为可宝贵，拟筑亭护之未果，旋为蒲坂中校移去。[2]（卷十三）

蒲坂中学于1919年由临晋县后土庙改建 [2]（卷二），即今临晋中学前身。2004年临晋中学由临晋镇北关迁至临猗县城内新址，原址现为临晋中学西校。霍扬碑1920年迁入此址，存放至抗战爆发。在山西沦陷后的1940—1941年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助教授水野清一、副研究员日比野丈夫在山西进行古迹调查，曾见到霍扬碑仆倒在蒲坂中学院中，并留有相关记录与摄影资料。[3]（p196-197）之后霍扬碑又屡经迁移，曾一度迁至临晋文庙，再转至城关高小。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霍扬碑被移至临晋县邮电所，并建碑亭加以保护，直至1990年交移临猗县博物馆收藏。

在俞修《临晋县志》以前，著录此碑或霍扬墓的文献除乾隆《临晋县志》外，尚有明成化《山西通志》[4]（卷5）及清光绪《山西通志》。但前者仅记有寥寥一笔，后者则视之为伪造：

若留侯张良、孝子董永、霍荣祖墓诸碑，则皆后人所题，不能因其书为分隶，遂目为汉碑刻矣。[5] （卷九十）

此评语出自光绪《山西通志》之《金石记》，为著名方志学者、书法家杨笃（杨秋湄）所撰。杨氏雅好金石，颇具功力，然视霍扬碑为假古物，故而俞家骥推断他并未见到过原石。

在民国时期对霍扬碑批判得最为猛烈的是碑帖学者欧阳辅：

霍扬碑：十七行，行二十七字，大寸许，无书撰人名。有篆额云：“密云太守霍扬之碑”八字，作方形，略无笔意，殆非雅人所为。书法学北魏人而粗俗已甚，多构别体而乏古野之趣。其模糊之字非自然剥落，实故意敲破挖坏。细审一过，竟无一是，显为伪托。额两行居左右，中间上为造像，下为穿。北魏碑额作造像者有之，而作穿者殊少。当时是，迷信最盛，凡造像者，无不金容圆满，妙相端正，位置天然，雕刻精工。虽不及汉石室画像浑朴，而美丽过之。即断裂剥蚀，仅留半面半身，亦足令人赏玩。盖风气盛行，石匠有专工于此道也。虽无画师着笔，自能信手开雕，装成神佛，绝不致如此刻之粗劣。大似罗刹夜叉，绝无慈悲之形态，即此可断其伪托。末题景明三年，是时佞佛之徒精诚具足，更不应有此潦倒恶陋之作。近始发现，乃亦有人珍之，不可解矣 [6]（卷二）。

欧阳辅批评霍扬碑字体粗俗，不值一提，还特别抨击碑首造像丑陋粗劣，并说仅由此佛像之形而不必再看碑文即可断定碑是伪造。其文中讥笑他人“珍之”者，似指俞家骥。欧阳氏态度轻浮草率，不对霍扬碑进行考论，只一味炫夸自己精通北魏造像，缺乏成熟的学者心态，应未曾细审拓片。且其文称霍扬碑“近始发现”，可见也对此碑刻的来历背景并无了解。

在这之后的碑帖研究著录者或直接继承俞修《临晋县志》中的内容，或径自沿用欧阳辅的判断，皆未进行更多探讨。前者如《善本碑帖录》：

北魏密云太守霍扬碑：正书，十七行，行廿七字。额篆书，二行共八字，中间刻佛像龛。魏景明五年正月廿六日。碑在山西临晋东霍村，后移北郭蒲坡（笔者按：“坡”为“坂”之误）中学。旧无著录，民国十年左右发现，载癸亥新修县志。[7]（p67）

后者如《碑帖叙录》：

霍扬碑：楷书十七行，行二十七字，字大寸许，无撰书人姓名。有篆额云“密云太守霍扬之碑”八字，作方形，略无笔意。书法学北魏而粗俗已甚。多构别体，而乏古雅之趣。其模糊之字，非自然剥落，实故意敲破挖坏。显系伪托 [8]（p240）。

即使重视霍扬碑价值，欲为其正名的学者，对欧阳氏的批驳也不甚有力：

密云太守霍扬碑：正书，十七行，行二十七字。篆额为“密云太守霍府君之碑”（笔者按：篆额误），景明五年（504）。在山西临晋蒲坂中学。此碑为1920年临晋县霍村出土。此碑确为真品，唯字为石匠錾錾之，故欧阳辅以为伪造，纯属臆说 [9]（p155）。

要对霍扬碑的文物价值做出肯定与评价，需结合碑的形制、书体和碑文内容等因素进行考量。从形制上来看，霍扬碑具有显著的过渡特征：它仍具有碑穿，这是东汉碑碣通行的形制，然自汉末起逐渐衰落，在北魏已不普遍。其碑首对称螭龙造型的身体部分以抽象线条表现，弧度贴合碑首边缘，具有汉代的晕首碑向螭首过渡的意味。俞家骥认为它类似刘宋大明二年（458）的云南陆良的爨龙颜碑，水野清一等则引用了关野贞的意见，认为它继承了北魏太安二年（456）的嵩高灵庙碑的形式 [3]（p196）。以上两通石碑皆圆首具穿，饰有螭龙，其龙形较霍扬碑具象。此外，北魏太和十二年（488）的晖福寺碑的碑首形式也与霍扬碑近似，但其碑身作束腰形，与霍扬碑不类。

霍扬碑在碑首采用佛造像为装饰，则或与霍扬本人信仰有关。东汉碑首常见的纹饰有四神纹（如鲜于璜碑）、鸟雀纹（如张迁碑）等，与霍扬碑年代与形制较为接近的爨龙颜碑则刻饰日月之形，其日中有伏乌，月中有蟾蜍——这些图案均示意着中国传统的思想与信仰。佛教是外来宗教，在北魏流行，其时石刻造像大盛，但元魏一代以佛像图案装饰神道碑者，或因传世品甚少而未见他例。霍扬碑作为神道碑与供养像结合的较早一例，于中国古代碑碣形制研究中颇具价值。

霍扬碑的书法特征与价值有书法家祝嘉做出过评价。他在1935年见到霍扬碑拓本后，认为此碑的书法“在六朝碑中应该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之后两度撰文介绍，并于1958年写成《霍扬碑研究》[10]（p199—223）一文，从书学角度作以论述。霍扬碑碑文兼具篆隶笔意，字形由隶向楷过渡，字体雄厚，盘屈向内，结体紧密，笔画兼用方笔与圆笔，佚荡不拘，平正者少，结构多奇。据祝嘉对比，霍扬碑碑文中的字形分别有与北魏碑刻嵩高灵庙碑（太安二年）、石门铭（永平二年）、郑文公碑（永丰四年）、张猛龙碑（正光三年）近似者。由此可见，霍扬碑的书体既有其本身的特点，也富于时代的特征，是一通十分典型的魏体碑刻。

另外，虽然霍扬碑之名直至清代始见记述，实际上从元代诗作中已可一窥其身姿。乾隆《临晋县志》中描述县境形胜，引用元人王思诚书临晋厅事诗云：

条山河水壮封疆，城外眉原百里长，蒲阪东来通猗顿，桑泉南下接虞乡。唐家旧德推玄素，汉世元勋忆霍光，故国松楸今尚在，穹碑高冢映残阳。[1]（卷六）

并称诗作“可谓尽一邑之胜矣”。此诗在成化《山西通志》中所引略有不同：颈联“玄素”作“裴寂”；尾联“松楸”作“风流”；末字作“伤”，疑讹[7]（卷十六）。

王思诚字致道，为至治元年（1321）进士，曾任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这首诗描述的是元代后期临晋的风物。诗中玄素即张玄素，他和裴寂皆是由隋入唐的勋臣，霍光则是西汉名臣，这些汉唐名人的故乡都在山西南部临晋一带。故国松楸即指这些古人的陵墓遗迹，但实际上霍光葬于长安，裴寂葬于闻喜。因为霍扬家族称出自霍光之后，故诗人借以指代，所描写的“高冢”实是霍扬之墓，而“穹碑”则为有穹孔碑穿之石碑，显非西汉、唐代之制，正是霍扬碑了。可见在元代时，霍扬墓尚有高大的封土，冢前石碑宏伟，是临晋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