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门卓然高弟

姜寿田

在当代书坛，北碑重镇孙伯翔以其对北碑的创造性成就而成为开宗立派的人物，其北碑创作引动当代北碑潮流，沾溉后学，追随者众， 已成为当代碑学的重要流派。在孙伯翔的及门弟子中，王树秋无疑深受孙伯翔器重。王树秋为人平淡低调，尊师重道，是一位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深厚的书家，也是一位对书法怀有终极关怀的敏学深思之士。他默默追随孙伯翔先生30余年，在魏碑创作上，潜心研悟、苦心孤诣，得恩师孙伯翔真脉。虽名声不著，但欲论魏碑创作真价，则推为当代书坛一流作手而无愧，堪称孙门卓然一弟子。

毫无疑问，“孙家样”北碑对传统北碑笔法的深入洞悉和苦心挖掘及孤诣体证，都使得要真正掌握其笔法，登堂入室，难之尤难。不花二三十的苦功是难以讨得真脉的。从气象上说，魏碑的金石气、碑榜气、全以力出， 以神运，而非仅作意而能得，更非描头画角所能得，它需书家潜气内转，调动全身之力以力透纸背；从笔法上说，魏碑的曲涩、紧耿、绞转、峻厚、方圆交臻、刀笔交融， 皆内含复杂，高难度笔法挥运，如灵府无程，下笔无由，则思遏手蒙，难窥其妙，更无力遣毫以化于腕下；从风格而言，魏碑拙厚皆有异态，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如根基不厚，则不揩作法，直流于任笔为体，聚墨成形，一味变形之魔道。王树秋之卓荦，正在于他对魏碑怀有一种敬畏。他知道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不能靠讨巧、侥幸获致成功，更不能像名利客一样视书法为沽名钓誉之工具，而需像希腊神话中希绪弗斯一样不断推石上山，苦其心志，与命运搏斗。在这方面，恩师孙伯翔的人生态度与书法观念无疑对王树秋造成深刻影响。孙伯翔先生认为，真正的学术、艺术，都是从清贫中来，从寂寞中来的。而写字即是写天、写地、写民族精神。王树秋从恩师身上汲取了这种淡泊从容、不慕荣利的平民意识与昂扬精神。所以他能够以隐忍的心态，于寂寞中发愤为书，而摒却热闹与名利，在这一点上，王树秋体现出了书家应有的风骨与担当。

王树秋在魏碑创作探索上也是苦学派，于摩崖、碑碣、造像、墓志北碑四大体系多方研悟。当年王学仲先生曾要求孙伯翔将魏碑写成铁打的、钢铸的。这个好像非常简单直白的要求，玉成了一位北碑大家。表面上看，写成铁打的、钢铸的，只是一种形象的要求与类比，实际上这恰恰是能否将魏碑写出生命力的要害所在，而其中所内含的笔法难度与要求更是匪夷所思，须耗尽心力才能够窥其堂奥。长期以来，王树秋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积30年之力，王树秋的魏碑已以浑穆磅礴之象迥出时流。他的魏碑雄浑、拙厚，与魏碑时尚风气崭然有别，这使他成为孙门碑风与有力焉的发扬者与承继者。

“有所能而后有所大”。王树秋遵循恩师孙伯翔教诲，在《始平公》《孙秋生》《郑文公》《嵩高灵庙》《张黑女》诸碑打下深厚扎实的根基后，开始试图谋求一种个性化创作路径。他以《霍扬碑》为基，力追其表意性与宏大性。《霍扬碑》寓方于圆，朴拙浑厚，具有一种漫漶之美，与河南《龙门体》的方正劲利趣味有别，而与山东云峰山石刻及《郑文公碑》在审美上不无合契。王树秋之所以青睐于《霍扬碑》，就在于它兼有北碑的方圆之美，体现出力与韵的张力。对魏碑的真积力久，使王树秋具有极强的书法造型能力，这使其能够避开一般性的夸张、变形趣味追寻，而使其北碑风格具有更高的审美表现。从而北碑的严谨理性与朴拙浪漫在王树秋北碑创作较完美地达成一致。在王树秋的书法审美理想中，抒情性与画意、画境是他谋求实现的审美目标，而在这一方面，《霍扬碑》的写意之美，为他提供了这种审美价值追寻的文本。

即使在孙伯翔先生门弟子中，像王树秋这样对魏碑有着深刻理解并具备极强创作能力者也不多。而更可贵的，王树秋并不一味埋首创作，不问世事。他的尊师重道，敏学深思，使他对魏碑的传承发展始终抱着一种忧患意识。他认为，孙伯翔作为当代碑学大家，他对魏碑笔法的创造性阐释体系，应当受到重视并应提到传递北碑学术薪火的高度。而经过他的梳理认识，认为从康有为、徐悲鸿到王学仲、孙伯翔，实际构成一个近现代碑学传承体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碑学传承的书史积淀，孙伯翔才可能在北碑创作上取得超越性成就。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非常客观的，也与书史相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树秋的睿识，其中不乏责任担当。

王树秋无疑是一位有着远大发展前程的书家，他对北碑的钻坚仰高证明了这一点。对北碑的深厚积累和全面修养，使得正值创作盛年的王树秋处于一个创变的临界点上。相信在可以预期的短时间内，王树秋会以其不凡的创作实力为书坛所瞩目。

（姜寿田，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导报》副总编，河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获第三届青年理论家书谱奖，全国隶书学术研讨会二等奖，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第三届中国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曾出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评委，第八届全国书学研讨会评委，第二届全国草书论坛评委。出版专著有：《中国书法理论史》、《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批评》。主编《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