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群
儒家学说讲到人有 “三立”，即立德、立言、立行。汉字书法传世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立碑和立论。碑可以宽泛理解为碑碣、造像、摩崖、墓志。当这种形式将书丹者的名字镌刻在碑崖等石面时起，书法已经成为独立于文字的内容之外的显示，于是书写者的名字和他书写的字一并流传下来，我们姑且称之曰“立碑”。
书法家将字写出来立碑以传，但对书写的识见、感悟与赏析等说出或写出文章来，这就是立论。不说远的仅说近的，清代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就是书法的立论。
王树秋，自幼及长，由长及壮，临池是他生命中的不可或缺，但对于书法的思考，和写字一样如影随形，王树秋堪称书法家中的“思考者”。
一说书法，必言师承，师承常常能界定出书法的流派。王树秋拜师孙伯翔，追随30余年，孙伯翔是当代北碑的巅峰人物，王树秋必定也是北碑坚定的守望者、追随者。
学生书法的入径和路径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老师的拓影。孙伯翔以《始平公》杀入，在此中不计寒暑、难分昼夜，终于写出如“铁打钢铸”一样的魏碑。王树秋几十年寒暑无间用《始平公》筑基，并有了自己的体悟。他认为学碑必须继承“经典”，经典就是从古到今被人一致推崇的碑帖，精研几种、旁涉他碑，书法必不堕俗格。
王树秋早就认识到，达到书法的高峰不能仅靠“华山一条路”，至少双路并行。从1987年开始，他发现了《霍扬碑》并开始了30年的临习研究。晚明大书家傅山曾几近武断地说：“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 “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
《霍扬碑》于1912年在山西临汾出土，碑文载建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五年（公元504年）。正像祝嘉在《霍扬碑研究》一文所述：“古朴若《嵩高灵庙》，奇逸若《石门铭》，精丽若《灵庙碑阴》，茂密若《张猛龙》，高美若《爨龙颜》，绵密若《郑文公》。可谓集诸碑大成，真神器也。”
实际上，《霍扬碑》集隶之变，挟碑体之大成，自得一家之险崛。学此碑不仅得碑之楷法，亦得隶法。王树秋深谙隶楷之化、方圆之变，浸淫此中三十载。为一试多年心摩手追之业就，于2015年，静心屏气，一气临写《霍扬碑》400余字，成八尺立幅27轴。观之有神鬼莫测之机，有似川剧变脸之神，更有柔中寓刚、拙中含巧、相欹而正的禅意，气势磅礴而夺人心魄。
碑碣、摩崖之正大气象与奇崛运势王树秋于《霍扬碑》《始平公》中尽得之，既可扬颂，堪可流传，走笔至此可以说，王树秋是书法的践行者。
王树秋是书法家中的思考者，就像围棋中的长考，他将书法视为棋枰，当今的书坛是一局棋，自己的书法取法法源更是一局棋。把棋下好，心中须有棋谱，要有稳扎稳打的路数，还要有出其致胜的招法。乃师孙伯翔曾如此夸赞他：“志学经典，技进乎道，与先贤对话；师法自然，人文、社会皆为笔下点线万物生灵。”
孔圣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此句式借到书法上：“临而不思则罔，思而不临则殆。”只是一味临池只能是技巧的熟练或精熟，思考会远离迷惘茫然。然而倘只是一味地思考而不临习，同样也不会成功。王树秋是书法北碑的远征军，同时更是书法北碑的长考人。他认为，从理论上讲，“识”的建立非常重要，而支撑“识”的基础是具备史学乃至书法史的高度。根据历代书法家成功的曲线，他找到了创作的“八字理念”，即法、情、意（递进关系），碑、帖、画（融合关系），破、化（初始终极关系）。
“法”是法则、法规程式化，任何艺术必先遵法，此乃书法创作的基础和保障；有遵法的自如愉悦，方有情的抒发，进而表达宣泄作者的情愫；“意”是作者的主体意识，即在理性状态下的抒情，最终实现抒情写意高度的自由发挥。如此，法、情、意的递进关系形成，而碑、帖、画的融合使形式内容达到完美统一；但一味求平正，完美依然欠缺，必须还要有一个“破”的环节，圆融美观不是书法的高境界，而需要打破均衡平正，制造矛盾、破坏平衡，最后求来一个“化”字，书法必入化境、入化境而成巨丽大美。
唯物辩证法讲实践出真知。王树秋以几十年的书法实践将艺术量化，把玄学变成实学，把思考放在实处，让北碑后学者的道路尽量平坦。
王树秋总结出两个量、两个放、两个气、两个态，堪为书学颇为实用的立论。
两个量：点线的含金量，字形的信息量。点线是汉字书法的最基本元素，它的含金量高就光闪闪、亮晶晶、光彩照人；字形是信息的总汇，多的少不了，少的多不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转益多帖、转益多碑，信息量就多，当然就好。
两个放：书写时要放慢，静态时要放大。这是经验之谈。李可染晚年告诫学生，落笔要慢，慢则笔不浮滑，则线条厚重不虚。自己在静态时把字放大，用以体悟、观摩细部。
两个气：宏观要气象，微观要气息。有的书家注重微观的细部，往往丢了大的气象；但舍掉微观其宏观必然缺失美的支撑，也会坍塌。把微观的气息做足，把宏观的气象攫住，二气共存，必有可观。
两个态：意态体现才情，形态体现功力。书家抓形态易，毕竟功力能传导，能将功力转换为形态；而意态（即气韵、书卷气）的表现就难了，字需要才学和激情，需要字外功。
书学往形而上一推即成玄学，往形而下一拽便成了俗学。王树秋的理念就是让书学既不是玄学亦非俗学。所以他总结出“四先四后”，更让人读到他苦心孤诣的学书精致之论。
他以为学习书法必须：先经典、后民间；先求精、后求博；先方笔、后圆笔；先仆人、后主人。道理看似浅显，但确为精辟之论。
凡睿智擅思之士必是忧世之人。王树秋认为，天津是北碑大家云集重镇，又是北碑当今领军人物孙伯翔先生的坐阵之地。怎样薪火相传，如何登高一呼，这是目前必须思量的方略。怎样中兴天津碑学、全国碑学，常是他萦心摅虑的大事。他曾建言，以孙伯翔先生北碑为纛旗、为领军，成立北碑书法研究院，把全国的北碑大家吸纳过来，在天津打造北碑平台、北碑书法中心，众人拾柴火焰高，盛世呼唤正当时，这样就能把中国书法的“北碑梦”做大做强。
真可谓其志可悯、其心可鉴、其情可嘉。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以陶公之言赠予王树秋。
201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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