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的知识结构

在职场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人们大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展开职场活动。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撰稿人也不例外。

电视片撰稿行当的专业工作是写作。按常识来说，似乎“能写的”大都应该是学文科的。实际上，这个行当里的人也确实大多来自于文科专业，诸如文学、戏剧、影视、新闻、历史、哲学等。

在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诸多文科专业学生“被认为”在校期间受到的写作训练较多，因此其写作能力至少比理工科强，尽管实际情况并不经常如此。于是，文科专业出身的人被选定为撰稿人的概率相对较高。同时这似乎也在表明，对撰稿工作而言，只要能“写写”就行。广义的文科专业出身者“被认为”大致都站在相近的门槛上，跨入撰稿之门只是一抬腿的事，成为电视片撰稿人的门槛并不高，“上手”并不难。给电脑写程序代码的人员需要高度专业的训练，仅仅沾边的人士无法上手。给电视片撰稿看起来就有很大的“专业宽容度”，基本上能写散文便可上手。而当今已经进入“全民散文化”时代，于是，似乎“全民撰稿”也是可以期待的。电视撰稿好像是只要能够把句子“大致”写通就行，稍有不通之处也没人较真，反正觉得大家看电视不过都一瞥而过，没时间细琢磨，毕竟电视片也只是大众传播。这样想来，电视片撰稿对写作技术标准的要求貌似不高。

实际上，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撰稿属于相当专业化的职业，专业训练是必备的，专业知识是必需的。虽然电视纪实片行业对撰稿工种并没有量化的准入标准，但行业约定俗成的准入门槛则是必需的。

概而言之，多元知识的融汇组合与并协互动，是加速掌握知识与提高知识使用能力的好方法。

多元知识的融汇组合与并协互动就是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不是一个静态框架，而是一个在有机融合与调节中增量增效的动态系统。知识结构的建构途径包括学校教育和自我训练（自学）。

合理的知识结构应是专博相济，广知通识。质量与数量兼备，深度与广度统一，共同构成一个优化的知识系统。这种知识结构中的各部分虽然不会精确到按比例予以量化组合，但精深的单科专项与多元的广收博采互为助力，自如调用，肯定会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在现实中，建立知识结构的努力无处不在。

有些职业活动不是一两项专业知识就能够应对的。为了弥补个人知识面的不足，经常需要把具有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人组合起来，形成一个跨专业的知识结构完备的团队，共同完成那些复杂的职业任务。一项事业，一个实体，大都需要由具备不同专业知识的人才组合起来，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够有效发展。

个人也是如此。当今社会处于高度专业化的时代，绝大多数智力密集型职业的从业者都受到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同时还会注重学习相关领域的各种学科知识，否则他们便难以胜任其职。例如，一个专门行当的工程师，基本上都需要专业训练。同时还需要一些本专业之外的相关技术知识，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才能很好完成自己的业务工作。一个专业精深的科学家如果能够拓展知识领域，就常常可以在跨学科的努力中获得突破性成就。艺术领域也是这样，中国古代不少诗画兼通的诗人就善于经营比“纯画家”更为丰富的意境。这些效果都是知识结构使然。

在现代人群中，建立相对丰富的知识结构已经是相当自觉的努力。在大学中可以看到，那些富于独立自主学习精神的学生愿意在自己的本专业之外，去另一个专业领域修第二学位，也有些理工专业的本科生在研究生阶段去考取文科专业。这样的学生虽然是少数，但其主动扩展知识结构的追求极为可嘉。这些自觉丰富知识结构的努力都会成为他们未来成就事业的极好助力。他们通过跨学科学习而充实起来的知识结构会成为拓展视野、丰富学理素养、提高方法论水平、强化工作能力，乃至增加就业选择机会的“硬通货”，是标志个人能力的硬指标，也是有益终生的个人“软实力”。

每个专业工作者，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都是以自己的知识结构作为职业立足点，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出发来完成本职工作的。知识结构的自觉拓展将使其职业生涯大为受益。

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的撰稿人也不例外，丰富的知识结构对其撰稿工作会有很大帮助。在现实中，文科出身的诸多撰稿人却经常表现出知识结构的种种缺陷。这可以从现存学校教育体系上寻找其原因。

当今中国的文科教育基本上还是在沿用“中世纪”的模式，以一元独断论的思想方法，对学生实行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不鼓励主动活跃的多向思维。听取这种教育模式里的课堂讲授直如接受催眠，而不是刺激活泼的求知趣味。学生在这种单向灌输中获取的主要是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的知识，得不到现代多元学术方法论的探索性训练。这就很难普遍刺激起学生旺盛的探索欲，很容易让学生们的求知精神陷入僵化与被动，养成收敛式思维习惯，默认思想单一化的合理性。现代教育本应是为年轻人敞开通向知识的无限之门，而今几近画地为牢。

现存高校文科的各专业之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相互有太多的“同语反复”，致使文科的各个科别之间表面看内容各异，“思想方法论”却惊人一致。而且知识更新速度缓慢，对学科研究的社会现实变化缺乏灵活敏锐的互动机制，反应迟钝，思路黏滞。如此中长期学习的后果必然是距离现代学术理性愈发遥远，缺乏介入前沿的活力，很容易在给定的框子中原地踏步，难以形成跨学科学习的主动风气。学生如果在校园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即使离校后进行不同途径的自学，那学习内容也主要是数量上的增长，不容易实现质的突破。这种从学校教育就开始的知识结构残缺和思想方法封闭，直接造成职业工作中的贫血。

凭着这样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充任撰稿工作，也就只能利用文科专业所给予的写作能力，去转述或改装一些老生常谈，宣讲一些以无知为有趣的旧话，或编纂一些只有廉价娱乐价值的“故事”。本来高度人文化的写作变成了丧失灵魂的技术性“码字”和卖乖取巧的“编段子”。

在一些纪实性的栏目类电视节目和纪实片中，主创人员（包括撰稿人、策划人、编导以及有一定创作能力的制片人等）经常会因为知识结构缺失而出现立意偏颇扭曲、理念粗简陈旧、论说残缺武断等问题。例如，有关家庭问题的题材常会受到纪实性节目制作者的偏爱。在这类电视作品中总是或明或暗地传达一个观念：家庭是讲情、讲爱、讲奉献的地方，而不是讲理讲法的地方。实际上，这类电视作品的主创人员如果有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对于法学、社会学等具有一些基础性理解，就可以避免传播这类偏颇的认知。中国社会正处于自古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冲击力度的转型期，家庭观念与家庭结构也都处于这种转型期中。从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变已经在全面展开。如果说传统家庭是一个家长制下的“无限责任实体”，那么现代家庭就已经在转向权利义务对等的“有限责任实体”。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在讲情、讲爱、讲奉献的同时，已经在渐进而务实地讲理、讲法，讲求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界定。尽管这一切是在温情脉脉的形式之下展开的，但毕竟已经在讲了，而且讲的力度和深度一直在与时俱进。面对现实的纪实片（或纪实题材栏目）创作者对此不能看不见，更不能看不懂。简单宣讲家庭内感情取代一切，绝对无条件地讲情、讲爱、讲奉献，是鼓吹伦理蒙昧主义，这不是应有的现代社会道德。传统家庭制度和理念在现代的不适，倒是纪实电视应该正视和深入挖掘的。例如，由男权中心传统遗留下来的丈夫强权化的家暴，家长制传统造成的父母对子女命运的包办安排，以及由此衍生的父母对子女的无限度付出，此外还有个体对家族的依附传统所造成的年轻人放弃个体独立的无度啃老，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传统家庭缺少权利和义务对等界定的有害遗留。这些家庭问题是应该真实纪录并以多学科视角解剖的。有纪录而无解剖性的视角，只能是散漫的无主题絮说，与街头巷尾的闲妇饶舌并无本质不同，哪怕其中包含着热泪滚滚的道德“劝世文”。

在类似的电视纪实节目中，还能够看到在许多眼泪汪汪的“真实故事”中包装并传播着“家庭至上”的观念和极致化的“家庭中心”论主张。其实，无前提地鼓吹这样的理念，会导致公民意识的削弱，社会关怀精神的衰减，浓化社会的自私倾向，使人只想闭门专注小家小业。现代学理研究表明，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等集合性人类主体，都有自己的适宜功能，各自拥有相应的权利内涵和权利界限，合理存在于应有位置上，并各自秉持适度的互动关系。无条件地鼓吹某个主体的“至上”或“中心”，都是要出问题的。作为大众传播作品的电视纪实节目，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传播健全的道理。试想，如果无条件的“家庭至上”或“家庭中心”观念完全笼罩人间，并成为行为准则，那么社会与国家的组建都将难以实现，家庭最终也将难以成立。类似的“至上论”或“中心论”是任何时代与任何民族都难以贯彻施行的。而我们的电视纪实节目策划人、制作人、撰稿人一直长时间地、热情洋溢地宣讲着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实属自我迷误，并向社会传播迷误。这种思想意识的残缺当然源于知识结构的残缺。

处于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中国，社会体制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在不断演化，生产生活体系的内涵日益丰富，利益关系和人际互动方式错综复杂。身处这样的社会，个体与集体的社会角色都已经多重化与多样化，并且身份处于“不断切换”的过程中。无论对个体进行解读，还是对群体进行概括，显然都需要学术理性的启迪和引领。可惜的是，最具直面现实特点的纪实片创作却明显缺乏这方面的努力。即使偶尔一见，也大都表达得不够到位。这直接反映出纪实片制作者和审查者不具备这种社会视野和学理思考能力。这主要是知识结构不足，缺乏学术眼光使然，而不完全是宣传口径的限制。纪实片人应该有一个经常性的自问：真给我很宽的口径，我对可纪录世界有多少发掘发现的能力，我能够说出多少值得说的东西？我为自己积累过多少具有原创性文化潜力的知识资本？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谈到“微观纪录片”注重个案纪录，对纪录对象予以细致而连贯的微观描述，力求原生形态的周详呈现。目前，“微观纪录片”的偏爱题材经常是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市凡人好事，社会角落里的小人物命运等。可是，这类片子多数给人的感觉是讲得貌似深沉，但实际很肤浅；貌似很细腻，但理念很模糊；片段的描述很铺展，社会观方面的角度却很片面。这种情况的出现常常是因为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缺陷。如果多一点这方面的准备知识，作品质量应会有所提高的。

自然科学常识的不足也同样带来很大问题。这可以把美国Discovery Channel（通常译为《探索》频道）播出的纪录片拿来作对比。因为国内纪录片人一直把其纪录片奉为圭臬。

《探索》频道自1985年起在美国播出，至今已是具有世界文化影响的电视频道，从运营体制到制作方法都堪称典范。《探索》频道的纪实片也讲究娱乐性，也讲故事，甚至也作场面和规模宏伟的“宏大叙事”。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叙述，其作品的科学与文化含量都很高，这不同于廉价的“浅乐”，不同于“娱乐至上”的傻乐，那种浅乐与傻乐的娱乐性纪实片是让人乐完之后，就风过水无痕了，在观众心里留不下什么有长久价值的东西。文化品质与科学精神是《探索》频道的品牌灵魂。在这里，把自由求知变成至上的乐趣，这是真正的“寓教于乐”，引领观众深入洞察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内在奥秘，成为其乐无穷的教育。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极富科学精神的探索和由无穷探索热情推动的人间科学。这些纪录片人从探索的观念到探索的技术操作，都是被深厚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

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的一些纪录片人貌似对《探索》频道的作品程式亦步亦趋，但那种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结构确实还没有学来。2014年年初，中国主流媒体播出了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于一座中国名山的片子，基本上就是人文地理纪录片的常见路数，其中一个段落引人注目。该段落颇为细致地描述这座山上的野生石蛙怎样肉味鲜美，富含营养，当地人如何捕捉，甚至连捕捉方法都完整呈现——灯闪网扑，手到擒来。小生命在直立掠食者的掌中惊恐挣扎。捕捉的结局当然是对这些小生命活刳扒皮，油锅鲜炸。片子还赞叹一番入口如何美味。这为当前中国纪录片的“庖厨热”也增添了小小一笔。

在《探索》频道的片子中，所看到的是人对动物世界的无侵害的深入探索，人与动物的友好互动，富于平等精神的认知研究与讲述，对野生动物的观察都充满着人性温度和人文情怀的科学精神。而在中国式的仿《探索》频道片子中，对野生动物多是故作亲昵却距离感很强的表面纪录，当然有时还会流露出情不自禁的占有欲和“食用欲”。

在《探索》频道有关自然界与动物的片子中，都表现出对大自然充满科学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倾心求知欲，以严谨操作技术武装起来的深入其中和全身心投入；中国同类纪录片多是躲在镜头后面的观察，配以文艺青年式的“美文描述”。理解方式倒很善于使用“移情思维”，对动植物进行一些拟人化比喻，例如蝴蝶情侣的爱情，猴子家庭的天伦之乐等。说得再多些再深入些似乎就常感无力了。

中国纪录片与《探索》频道片子的主要差距不在于拍摄周期和资金，而在于科学意识、充满科学精神的操作能力和自然伦理的情怀。

中国纪录片中科学题材类的好作品严重偏少，而人文地理类纪录片中也普遍暴露出自然科学常识不足所造成的缺陷。这与创作队伍的自然科学素养较低有直接关系。

当今是科技时代，科学素养是知识结构中的必需组成部分，科学理性是基本思想方法。在很多电视拍摄领域，如果没有科学常识，工作起来是很吃力的，并且这个缺陷在寻找选题时就会阻碍撰稿人乃至选题审批者的眼界。缺少科学素养的撰稿人在参与科学内容较多的选题时会懵懵懂懂，难以设定丰富的话题，甚至听取一些行业常识话题都很费劲；在写作中阐述相关内容也极为吃力，与科技专家进行初级对话的能力都严重缺乏；甚至拿到专家采访的谈话纪录也无力准确截取，专家语言安放不到稿子的准确位置上。上述情形在纪实片领域绝不罕见。

另外，中国现行的纪录片投资机制对科学类选题也严重缺乏热情，这与投资的决策人缺乏科学素养和科学兴趣同样有直接关系。

2006年7月5日，中国新闻网转载《学习时报》文章，称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自2004年初开始，经过两年的调查、统计与分析研究，首次得到了中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状况的基本数据。结论显示，中国地厅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8．2％。

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报告》结果显示，52．4％的县处级官员有迷信观念，甚至相信超自然力和超自然现象，盲从于神秘主义。还有不少官员追随各类大师，在自家阴阳宅和公共工程建设中都迷信风水等。这都是缺乏科学意识的重要体现。

至于因缺乏科学素养而认知偏差、决策失误的事情更比比皆是。2014年6月15日《京华时报》载，湘地某镇300多儿童血铅超标（简称“超铅”），疑与附近工厂排污有关，记者就此采访镇长，镇长告之曰：“小孩在学校读书，那个圆珠笔、铅笔，用铅笔的时候在嘴里咬，也可以形成超铅”。这位公务员把重金属铅和现代铅笔芯的石墨“铅”混为一谈了。公务员队伍的科技素质也可见一斑。这个生动的例子也表明，在科技时代，如果科技素质欠缺较多，连自辩自保都会“吃力”。这位镇长颇具“科技含量”的辩词被多家媒体转载，一时传为贻笑天下的新闻，也被有心人解读为“丑闻”。

2010年11月25日，中国科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到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是3．27％。这显示中国人整体科学素养偏低，在与欧盟15国、美日等国的同类内容比较时发现，中国人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排名倒数第一。

目前还没有传媒文化领域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普遍调查，但上述三个调查数据是很有力的参照。传媒文化领域从业人员的科学素养不会比公务员队伍更高。如果说公务员队伍中有相当部分人士是学习自然科学专业出身，不全是文科生，那么传媒文化领域从业人员中的自然科学教育背景人士比例一定小于公务员队伍，其主要人员构成是中国现行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文科生。

近些年国内拍摄了不少人文地理题材的大篇幅纪录片，但知识结构的不足明显拉低了这些片子的文化含量，致使其基本立意都没有超出普通文学游记的水平，做不出电视纪录片独有的探索与发现。有些纪录片人是很排斥“文学化”叙事的，但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简陋，缺少文化准备和科学精神，发现性的观察力和探索性的行动力严重不足，最终还是不得不从中世纪游记的“文学范儿”中寻求一些获取题材的方法。这致使多年来人文地理题材的纪实片大多带几分中世纪流连山水、玩味田园、感怀乡愁类的腔调。而且模仿者的文化造诣到不了中世纪文人的程度，这就使得片子在某些旨趣上看来像是一个中世纪游记的劣质做旧赝品，连高仿都达不到。摄录工具虽然是货真价实的现代高科技，但审美精神却是伪古典浪漫主义的。

可惜的是，当只有符合这种口味的片子才能够拿上播出线的时候，大家也只有这样写和这样拍了。

就纪实片这种电视文化作品类型的本体性质而言，它不应被当成“美文”来做（“电视散文”和“电视诗”那些尝试性的电视作品又当别论）。电视纪实片是在现代电子摄录技术体系的基础上，从努力获取真实本相的原则出发，以科学理性为思维方式，对客观世界予以认知的记载方式。而“美文”是通过唯美表达感知对象，以实现高度主观的心灵内涵抒发。二者之间的工作对象、工作方式与表述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纪实片的当务之急不是引进外国形式当模本，也不是审美趣味复古，而是要呼唤“赛先生”（科学）来当老师。五四先驱对“赛先生”的呼唤，对中国纪实片领域而言，至今都不过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贫血”依然是普遍现象，无论文理科出身。

自然科学方面的准备性知识不足，是中国纪实片的贫血病灶。社会科学知识准备不足，同样处处示短。在一些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选题策划会或作品研讨会上，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说法：我们的片子一定要注重人的命运，要有人的故事；一定要抓住情感主线，一定要以情感人，诸如此类。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有些片子所面对的不是人物命运主题，显然不适于以情感人。如果依然是这样的几句话，是这样的高度和角度，显然是由严重的知识贫乏所致，难出新意，而只能不断地自我重复。

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即便是命运和情感类选题，也是具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纪录者也需要探究这些命运和情感的发生与嬗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使是去纪录那些貌似人人都能够看懂的命运与情感类题材，撰稿人也要比普通看客看得更为周详和深入，既有直观的具象层面，还要透视到更深的社会和历史层面。这仅仅靠着朴素的移情、同情、感慨、悲悯等“情感工具”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即使是纪录人心相通的命运和人情，也需要使用“经过训练的眼睛”，需要有知识结构武装起来的眼睛。“大白眼”是不够用的，不管里面包含多少泪水。

在结构复杂的当代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的文字生产者容易陷入盲目。没有学理性知识结构指导的“纯纪录”经常成为爬行的纪录、近视的纪录、碎片化的纪录、细腻而肤浅的纪录。

撰稿人面对复杂的现实，要想做出内涵丰富而深刻的纪实片脚本文案，如果没有相应学科基本知识垫底，就什么也看不明白，想不清楚，文字也写不到“点儿”上。那就只能表面化地讲几个故事，请有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几句“采访点评”，也就算做完了一期栏目性节目或完成一集片子。这类片子在今天的中国电视屏幕上颇不少见。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以撰稿人为起点的主创人员的知识结构严重残缺，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当面对一个社会内容丰富的纪实片项目时，撰稿人以及整个主创队伍若以感性化的文艺方式和常识思维去创作，显然是难以奏效的。从确认主题指向开始，就需要借助学理思想和学术意识，确定思想角度，深化观察，强化对表现对象的解读能力。用学理意识透视观察对象，并以之统领素材，才有可能架构起一个纪实片的合理叙述模型。

丰富的知识结构至少可以具有如下功能：

提高撰稿人的理性水准；

支撑电视撰稿人的思想高度；

强化撰稿人准确捕捉纪录现象的能力；

为撰稿人提供观察角度和深度。

甚至，知识结构相对完善的撰稿人还能够帮助项目节约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例如，让制片方少开很多次言不及义的策划会，从而节省不少会议费；让摄制组少跑很多冤枉路，节省不少制作费等。这是纪实片制作界至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问题。

如果说多数职业都主要是面对一个相对确定的工作领域和业务内容，那么纪实片撰稿人的具体对应领域就比较多变了。上一个项目写的是水利内容，下一个项目或许就碰到畜牧业，再下一个项目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撰稿人的写作对应领域基本上是无边际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猝然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纪录对象，仅靠文笔是无力应对的，文笔写不出执笔者自己都不懂的事。较好的写作能力当然也是撰稿人知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撰稿人仅有码字的文笔功夫是远远不够的。

纪实片撰稿人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知识结构，才能够相对有效地应对几乎是漫无边际的题材领域呢？

撰稿人极为需要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生态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作为根底，以及一些必要的人类学知识等。这些都不仅仅是浅尝辄止的“知道”，而应是系统化掌握后能够相对熟练地应用。

一、社会学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形态、组合成分及其运行变化的学科。社会学使用调查和统计等实证方法，对社会行为、社群结构、个体角色、阶层形成、家庭关系、民族构成、城乡演化、社区建构、婚姻内涵、宗教功能等领域予以系统考察，以认知社会运行规律。因此，其研究工作与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极为密切。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内涵纷杂多变。撰稿人特别需要社会学知识，以提高自己认识和分析社会现实的理性能力。

二、经济学

狭义的经济学是研究物质产品和服务性产品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的科学。时至今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张。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普遍方法论，还被应用到政府管理、卫生与教育投入、公共选举、法律援助，甚至战争推演等诸多方面。经济学甚至已经涉及历史变迁、政治制度沿革与社会结构演化等方面。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太多的社会领域与经济密切相关。撰稿人若不了解一些经济学知识，就很可能看不懂一些社会现象。

三、政治学

这里所说的政治学不是传统的政治哲学或政治宣传教育，而是指作为现代学术的政治科学，是研究个人与团体的政治行为、国家政治体制、社会权力转移和权力资源分配等领域的社会学科。现代政治学越来越注重学术研究与现实的联系，致力于寻求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方法和现实路径。最近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制一直处于持续演化状态，社会政治变动剧烈。这些政治变动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当今中国又处在政治改革深化期，一个以中国社会为纪录对象的撰稿人，如果完全不懂现代政治学常识，他是否能够思考或写作离不开政治的中国社会现象，这显然会成为问题。

四、历史学

对当今的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历史学的学习是早有基础的，大家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学习历史课。在日常的阅览中，有关历史的各种读物很多，有关历史的电影和电视剧也不少。对中国人而言，历史无处不在。但这不意味着大家都懂历史学。

什么是历史学？有多种定义，我们采用最简单的说法：研究历史的学问就是历史学。

不同的人对历史学有不同的需求。对于纪实片撰稿人而言，历史学能够提供广远的联想空间和类比材料，丰富自己的思想资源，培育解读事实内涵的能力，深化对当代社会的理解；历史学也可以帮助撰稿人给可纪录对象以深长的时间参照系，有助于给小事件确立其在大历史中的定位。

同时，撰稿人在熟悉通史的基础上，多掌握一些农业史、水利史、科技史、交通史、工业史、政治制度史等专史方面的知识，可能具有更为实际的工作意义。

历史学是“百学之母”。

对于一个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撰稿人而言，只要条件允许，在历史学上面花多大工夫都是值得的。从通史到专史，务求精熟而广博，活学活用，培养历史的解读和阐释能力。

现在常见一些“歪批”历史与“恶搞”历史的做法。其实这就是因为无力找到解读历史的有效思想资源，自己又没有能力对历史做出有价值的解读，却实在渴望显示一下自己新颖的思想，希求以此哗众而引人注意。于是只能采用“歪批”与“恶搞”的办法，把几句现代俏皮话套入历史；在俗念恶意中矮化历史巨人，使之与自己“等高”，以弱化自己的渺小感；丑化历史现象，把历史的价值内涵邪恶化，迎合低级趣味。这些都是无力对历史做出有效解读，又急于自我表现的噱头。这很像一个顽劣的孩子，没有能力用自己的纯真童趣或可爱才智引起大人注意，于是只能用恶作剧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一个有能力适度认知并解读历史的人，都不会走恶搞或歪批之路。这肯定不是有益的历史研习之道。一个真心学习的人显然无法靠这种方法对历史学知识做有效积累。一个长期用恶作剧方法填充自己成长历程的孩子会怎样，早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当今不少历史人文类的纪录片都很喜欢从那些没有充分实证依据的历史传闻中寻求噱头，设置悬念，进而任意推断，妄猜历史；并喜欢使用最早、最大、唯一之类极端化的词语，讲述历史故事，以求耸人听闻。这些做法对观众的历史认知有着极为不良的引导作用。其实这都是片子制作者无知于历史的表现。而这恰好是负有大众传播责任的纪实片人所应该避免的。

五、生态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本身、生物体之间，以及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强调生态的系统性。生态系统的理念是把一定时间和空间中并存的生物与非生物理解为一个互为关联的统一整体。正是从这个理念出发，地球才被看成一个“生态地球”。生态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与地球环境息息相关。如今，生态学已经作为一种文明价值观或思想立场，主张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不要无限索取，不可凌驾于自然之上。生态学作为一种国家发展理念，坚持国家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在保证自然生态完善与可承载的基础上，统筹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既注重当下需求，也郑重考虑后果；作为一种全球共识，主张全人类采取公平、合作的方式，面对生态危机、资源耗竭、全球气候变化等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以共同选择一条生态文明化的生存之路。因此，如今生态学已经成为“显学”，它是与各个社会学科结合最为广泛和密切的自然科学学科之一。在生态学范畴内认识地球，保护生态，指导社会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社会理念，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文化基础，是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准备。

中国为近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暴露。资料表明，中国因环境问题诱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自1996年以来，这类事件一直保持年均近30％的增速。仅从2005年算起，引起较大舆论关注的就有以下案例：2005年4月，浙江东阳市“4．10”环保事件；2007年6月，福建厦门化工项目引发众多村民不满事件；2008年8月，云南丽江兴泉村水污染引发村民抵制事件；2009年11月，广东番禺兴建垃圾焚烧厂引发群众抵制事件；2011年8月，辽宁大连化工项目引发群众抵制事件；2011年9月，浙江海宁丽晶能源公司污染环境引发群众抵制事件；2011年12月福建海门华电项目污染引发群众堵路事件；2012年4月，天津一化工项目开工引发市民“集体散步”，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2012年7月，四川什邡环保事件和江苏启东环保事件；2013年5月4日，近3 000名昆明市民手持标语，聚集在昆明市中心的南屏广场，质疑即将在昆明安宁新建的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2014年5月10日，杭州市余杭区民众因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发生规模性聚集。可以预料，类似的严重“生态事件”清单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越拉越长。单纯生态问题和环境保护诉求很容易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生态问题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专门的“生态政治学”的学理诉求。中国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不能不深入关注生态领域，因生态问题引发的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其中包含着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时代问题。

有关生态与环保题材的纪实片正在成为政府部门、企业和诸多社会实体的热门“订货”。这个领域不能成为纪实片撰稿人的知识盲点。

1990年，笔者应邀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撰写八集纪实片《穷则思变》（每集45分钟）的解说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描述环境恶劣是如何导致极度贫困的，以及探讨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中应如何妥善保护环境。该片解说词于1992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2002年，笔者应邀为水利部撰写有关长江水利的片子的解说词，长江上游生态植被保护也是重要一笔。次年为国家林业局撰写“退耕还林”纪实片，全片都是生态保护问题。2005年笔者介入纪录片《森林之歌》的策划与撰写。在2009年至2011年连续三年里，国家林业局、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每年都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一部电视片，宣传“国际湿地日”及其主题。这三部片子都由笔者做前期采访与撰稿。2015年，上述单位宣传“国际湿地日”的电视片亦由笔者撰写。此外，笔者还直接参与其他一些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的大小纪实片，如2013年中央电视台与三北防护林管理局联合摄制的四集纪实片《绿染三北》等。

这些直接经历让笔者感到，生态学知识对于纪实片撰稿工作的意义十分重大。

六、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有很多分支，这里只谈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的人类文化实体（如传统聚落中的群体、现代社会中的团体、民族种群等）的形成过程、文化性质及其类型、延续和变迁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很关注人类实体在文化上的自我复制和传续、关注文化存在模式的形成对环境条件的依存以及与环境的互动，在平等视野中比较研究各文化模式之间的相互差异，力图由此认识人类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演变规律。人类学进入现场的“田野考察”途径，深入周详的实地观察方法，尊重真实的客观立场，都是纪录片特别值得学习的方法论原则。

影视纪录片久有钟爱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以长期的实绩积累证明着学术理性对于纪录片的意义。

早在电影刚刚进入工具性应用的时代，人类学家就把它当作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资料纪录手段，开展以影像语汇书写民族志的专业工作。这就是最早在文化人类学原理和工作方法论指导下拍摄的“纪录片”。这些人类学家的学术案例式的纪录片成为早期人类学纪录片的经典，后来甚至出现了“影视人类学”这样的专业工作领域。

2013年年初，中央电视台资深编导周塬（周小力）邀请笔者为他的系列纪实片《海之南》撰稿。当他详细讲述了拍摄目的、基本内容构想，并提供了他所搜集的大量资料之后，笔者建议周导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指导材料分析、现场拍摄和解说词撰稿工作。周导本人对文化人类学也有很好的了解。经过多次交流，我们达成深度共识。这个沟通过程其实也表明编导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如果周导本人没有这个知识储备，深度交流也就失去了理性基础。最终，全片基本上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海南民族生产生活纪实题材予以梳理描述。当然这个纪实片不是人类学田野考察报告。

由于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的20多年里，为拍片前往海南十余次，深入其城乡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对海南有所了解，加上周导提供了大量详细的前采资料，因此该片稿子从开始就按照剪辑用的解说词文本撰写。该片于2013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由于具体工作原因，撰稿署名有所变动，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人类学知识介入纪实片的例子。

笔者为纪实片《海之南》所撰《海南滋味》一集的部分原文如下：

《海之南》之《海南滋味》

1992年，考古学家们在海南三亚落笔洞发现了一处原始文化遗址，时间处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距今大约1万年。

遗址中发现了智人牙齿化石、石制品与大量动物化石，其中贝壳数量达7万多个，上面多有焙烤痕迹，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够用火，习惯于熟食。

落笔洞里7万多个烟熏火燎的贝壳十分引人注目。那是1万年前的海鲜烧烤。

那个时代居住在洞穴里的先民要解决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吃什么。解决了这件大事才能够保证自身生存与种群繁衍。在这样的文明阶段，食物只能是就地取材。他们的食谱写在身后的山间和眼前的大海上。

对于1万年前的三亚落笔洞人来说，他们获取食物的范围就是自己脚力所能够达到的最大半径之内。他们在这个范围里能够拿到手的可食用资源，决定着他们族群人口的数量，决定着他们在这里居住多长时间，甚至决定每个人的寿命。

他们从陆地山野上猎捕到各种动物，采集来野果野菜，还从附近的浅海里捕捞到鱼和贝壳类海鲜。洞穴里的遗留物证明，他们的食谱是宽广的。他们的“饮食文化”是自己所处环境直接塑造的。

万千年前，地球各地的先民想办法寻找一切可吃之物，无论荤素，致使人类在原始时代就把自己培养成食谱最丰富的杂食动物。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最高策略和最大成功。食谱越狭窄的动物适应性越差，越容易濒危。而人类超强的开拓食谱能力，终于把自己养活成超越一切动物的最强大种群。

三亚落笔洞人获取食物的策略和食物加工技术传统，一直在这个大岛上延续并进化。

火是人类所用的第一种最重要的食物加工手段，火的使用大大拓展了人类的食谱。火让人类把许多不可吃的东西变得可吃，把一些不好吃的食物变得好吃。先民用火来烧熟食物，这是烹饪文化的萌芽。直到人类高度文明化之后，火候还是烹饪的核心技术。烹饪就是食物加工术。食物加工是先民文明进化的重要努力方向。烹饪是拉动文明进化的有力纤绳。

每天下午，海边的渔民们开始准备第二天捕鱼的工作。麦家夫妇要在下午出海前，把饭菜都准备好，吃过这顿，可能要在海里忙活到凌晨才能回来。对于在近海打鱼的人来说，下午这顿饭很重要。

这天，麦家主妇要为家人们准备的菜是“椰子鸡盅”，也就是椰子炖鸡汤。

“椰子鸡盅”的主料当然是鸡肉。这鸡就是散养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鸡。鸡们把随时看到的蚂蚱、蚯蚓、草籽、野菜等，当成顺口零食。这些东西都含有人类难以入口或肠胃不能转化的各种营养。但鸡们的肠胃能够转化。所以，鸡们食用这些零食，人再来吃鸡。鸡是人拓展营养来源的工具。

做这道菜要选用最新鲜的椰子，当然就是做菜前几分钟从树上直接摘下来的。

在海南，人人都是爬树的好手。哪怕是长到几十米高也没有一个树杈的椰树，海南人照样徒手攀援，轻松到顶。海南的很多食材都长在树上，只有爬上树才能够找到吃的。所以，本地人的重要取食技能自然是爬树。这是生存环境赋予本土人群的生存本能。这让世居平原的人惊叹佩服。在平地上就能够找到足够吃食的人，不需要学习爬树觅食。

在中国，可以生长椰子的地方固然不少，但因为气候等原因，海南椰树结出的椰果公认为风味独特，肉厚汁甜，是得天独厚的可食资源。所以海南岛素有“椰岛”之称。

制作海南“椰子鸡盅”必须以椰壳为容器，把鸡肉、椰肉和略作淡化的椰汁放入椰壳，酌加佐料，温火煨煮宜时，便可肉嫩汤鲜，汤色乳白，滋味清新柔美，绵软细腻，回味悠长。

这样的一道菜全部是就地取材。从树上长的，到野地里面敛的，家里养的，是一条因地制宜的食物链。整个椰果是最大限度利用，整只鸡的食用是最低限度抛损。这些做法是传承悠久的食物资源利用策略，这道菜是具有深厚本土依据的饮食文化佳作。

说到底，饮食文化是食物链的打造手段，是食谱拓展的加工技术体系。

关于海南“椰子鸡盅”的由来曾有一个说法：历史上，很多海南男人远赴南洋谋生。离家时，妻子总要为夫君做一顿好吃食。她们摘下家中庭院树上最好的椰果，选出家中最肥嫩的鸡肉，做出“椰子鸡盅”。那鲜美淳厚的美味饱含着妻子的满怀深情，也让丈夫留下对家乡和亲人的无限眷念。而今时光虽然早就斗转星移，这种烹饪佳作也普遍流传开来，甚至进入大饭店。

天下名菜大都是从最底层的民间原创而成，随后其基本原理被很多大店名厨所采纳，才形成了诸多名贵的招牌菜。例如海南名菜文昌鸡。

20世纪初，文昌县人伍毓葵开办饭店，把一味民间菜肴文昌鸡打造成大店名菜，给所有吃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被文昌人当成家乡美食的代表。哪怕是其中有人远赴南洋谋生，家乡的文昌鸡还是让他们念念不忘。

很多华侨回到家乡，都会找到这家老字号，都要找文昌鸡饭。他们要在这个家乡名菜中吃出乡情，吃回当年岁月。

人类对于食物及其味道的记忆特别长远而复杂，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所吃食物的形象记忆和味感回忆特别持久而亲切。青少年是最容易感受饥饿的人生时光。那时经常吃的食物，永生都不会忘记。所以对于游子来说，家乡饭才最好吃。

远行人吃到家乡饭，实际上是在吃回忆，吃乡情，反刍深埋心底的亲切时光。物质层面的东西由于渗入太多的心灵因素，而变得滋味丰厚。这是别人吃不出来的滋味。人在旅途吃到的那些家乡美食会带着你重新回到在家乡食用时的环境、天气、风景，想起当时的分享者，在味觉世界复制出回家的感觉。

长大后远行中吃到的家乡风味特别美好，是因为它以味觉与心理的双重记忆被体验，美好的时光与美好的滋味同时涌荡在舌底与心头。海南人无论走多远，走多久，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海南滋味。

如今沿江饭店是海外华侨来海南吃文昌鸡的首选之地，每年的清明节时店里最热闹，因为华侨都要回来祭祖，他们总要来吃上一口文昌鸡。平常日子里也几乎每天都有东南亚的旅游团队到饭店用餐，许多海外乡亲还打包将文昌鸡带回去，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品尝。

海南文昌鸡的一大特点是“鲜”。海南常年气候较高。在没有冷藏技术的悠久岁月里，绝大多数就地取材的食物都不能在高温下久放。再加上食材可以随采随用，不必陈放，自然也就形成了以“鲜”为上的饮食习惯。这同样是环境造就的饮食策略。

“鲜”有两个含义，一是食材新鲜，不可久放；另一个是，用新鲜食材烹饪而形成的鲜美味道。在中国年均气温较高的地方，都有烹饪“尚鲜”的普遍习惯，而以海南为最。

“鲜”成为海南菜一大特色。海南菜肴以“清”“白”手法烹饪居多，只有“清”可以保持海南食材原味、真味，突出原料之鲜与香。

……

代代相传的地方美食，是地方文化的独特载体，细品一道美食，可以体味出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所特有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

海南最“通俗”的地方风味小吃当属海南米粉了。北方的面条是由小麦碾粉做成；南方的米粉则是由大米磨面制作。中国南方的稻作区里，几乎都可见到米粉。但海南制作米粉之用心尽力，求新出奇，是很出众的。

每一个大城小镇都有数不清的米粉店，每个米粉店都有自主创新的愿望和实践，不少店也确实摸索出了自己的做粉秘方，形成了独特风味。海南不少县市都有自己的招牌米粉。例如抱罗粉、陵水酸粉、后安粉、儋州米烂、塔洋粑炒，便是以地望命名。

2012年海南评选出了十大小吃：海南粉和抱罗粉竟然勇夺冠亚军。

抱罗粉其实就是抱罗镇的米粉，但制作工艺有所创新，配料与汤汁也做了改变，由此形成特有风味。

凌晨2时，文昌市抱罗镇的夜色湿润而略带凉意。符老伯一家这时已经起床。

符老伯家是以卖抱罗粉为生的。抱罗镇上经营抱罗粉的模式多是小院前面是铺面，用来卖抱罗粉；小院后面是一个手工小作坊，用来生产抱罗粉，前店后场，自产自销。符老伯家也这样，从生产抱罗粉到最后销售抱罗粉，全都是自家人动手。符老伯和老伴儿、大女儿、儿媳妇、孙子，孙媳妇，大家各司其职，流水作业来完成泡米、磨浆、熬浆、煮粉、洗粉、压干粉、装筐、做配料、柜台售卖等。

一天的日程大概是这样安排的：凌晨两点起床，一直忙到中午，才能有片刻休息；下午，要收拾铺面，清洗用具，然后浸泡大米，开始下一轮生产流程。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不做抱罗粉，其余的日子，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这样干活。符老伯家制作抱罗粉的技艺是世代相传的，从他爷爷的爷爷就开始了。

符老伯全家每天要生产约200斤抱罗粉。浸泡这道工序在头天做，清水中泡米15个小时，发酵好。其余的工序必须当天完成。即使当天生产出来的抱罗粉，如果到中午还卖不完的话，就要倒掉。因为过了中午，粉条就要变酸。正因为这样，抱罗粉作坊每天的劳作都很紧张。当然，不管预算得多么严密精确，供求量的差异总会出现，倒掉东西的事时有发生。但是，符老伯家宁可损失收入，也不能损失质量和信誉，产品的味道中直接散发着做人的味道。

就是千百个符老伯这样的家庭米粉作坊，支撑着海南人日常的“米粉生活”。

米粉本身基本无味，但可以合流五味，搭配百料。海南米粉因各地有不同的做法，习惯使用不同的配料而滋味多变。

滋味丰富的海南米粉养育着每个海南人的百味人生。千百万海南人就是母亲用手里的米粉碗养大的。海南人儿时走在街头，最具诱惑力的就是可以加入各种调料的米粉。此后不管走到哪里，海南米粉以天生的细腻柔韧，缠绵着每个食用者的人生记忆。

那些弥漫在幽巷里的美食气味，那些萦绕在乡村里的饮食风俗，在每个游子心中百转千回，诱导他们去寻寻觅觅。这些内心最熟悉的美食飘香里，有家的味道，根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吃”这样一种最物质化的行为，有时会让人心头震颤，泪眼回眸。

……

【注：本书用稿删除了人物同期采访。由于片长所限，完成片对文本有所删减，段落顺序和词序句式也做了些许调整。】

最近几年来，关于地方美食的纪录片竞相播出。美食作为纪录片题材的热度看来还会持续一阵子。以饮食消费强化娱乐的主题当然可以是纪实片的主题指向之一。当今时代是以消费为最高娱乐的时代，一切都在被“消费”着。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普世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美食的确是个“以消费强化娱乐”的加味好题材，按照既消费又娱乐的主题指向走，显然也很符合“普遍的时代性需求”。这当然会带来不错的收视率。

由于知识结构的简陋和思想开发能力的不足，随着这类片子的自我延续和大面积跟风，其题材的自我重复感也越来越重。这显示出的不是创作力的旺盛，而是开发主题能力的贫乏。除了很文艺范儿的乡愁和亲情的装饰之外，这类片子大都在极尽细致地描述食材的产地风貌和材质特色、烹饪术的传承和操作精妙等，以至于离开了纪实叙事的本意而变成了特色烹饪术的秀场集锦。这当然都是可以描述和渲染的，但却再也无力做出更多阐发了。如果在思想视野和主题开掘方面缺乏继续拓展和更新，这类片子的最终形态就只能一直以精致的纪实形式，重复那些特色烹饪示范教程加地方美食欣赏了。

实际上，美食可说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人类学也许可以成为对美食类纪录片进行深度开掘的重要学理指引之一。中国当代纪录片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式，拍成过多部好片，甚至获得了国际奖项。那些成功的先例证明了学理意识和学术方法介入中国特色纪录片的有效性。有些电视人拒斥纪实片的学理性介入，真实原因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纪实片撰稿人需要掌握的多学科知识，当然远不限于上述简单罗列的6个领域。根据实际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这个多学科的需要是无限的。例如，对哲学的了解与运用，就一直是许多文化艺术人士的热爱。组建知识结构时列入哲学，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过去曾经有一个相当普遍的认识，认为哲学对其他诸多学科具有总体性的指导作用，似乎学好哲学就可以获得唯一正确的认识论，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对其他学科的学习就可以获得居高临下的地位，只需把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下放”进去，就可以轻松解决那些具体学科的问题了。

在人类的学术水准还处于相当粗糙幼稚的阶段时，理性成果较少，经验材料有限，分类能力不足，各学科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产生，诸多学术学科也无力做出明晰确切的区分。许多学科都萌芽性地隐含在哲学中。例如，在古典时期，处于幼稚状态的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甚至天文学、炼金术等，都隐含在哲学中。这时候，学会了哲学，的确就算是掌握了“百科之源”，哲学家甚至被看成先知般的“万能学者”。西方的“哲学崇拜”就是在那些时代的蒙昧状态中形成的。这后来固化为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的一个重要习惯就是推崇哲学对其他学科的统领性地位，认为哲学可以成为保证其他学科研究方向正确性的绝对前提，迷信于掌握了哲学就可以指导其他一切学科，甚至可以替代对其他学科的具体研究，就可以明了世界本源问题，并解决人的根本认识问题。西方这种“哲学崇拜”的传统几乎一直延续到西方古典哲学的终结期，并以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变种形式，向东方传播。

在学术理性高度成熟的现代，哲学早就失去了它对其他学科的“总体性指导地位”。或者说，被现代学术理性武装起来的现代人，已经或应该放弃西方的“哲学崇拜”传统，这个地位的丧失早就开始了。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写道：“随着18、19世纪实证科学的兴起，哲学就不再自命不凡地要为世界万象提供合理解释。哲学所自诩的独立性及其自足性也由此毁之殆尽。从此以后，哲学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语言科学和社会科学联合才能继续探究合理性的主题。”（〔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学术都在坚持各具体学科对哲学统治身份的“祛魅”（Disenchantment），消解其“绝对知识之源”的神圣性，致力于“从哲学王的头上摘下桂冠”（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语。转引自〔法〕弗朗索瓦·多斯：《解构主义史》，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认为哲学是百学之王，可以为天下所有学科立法，并以之宰制天下人思想，这是中世纪水平的哲学野心。认清哲学只是无数学科中的一个普通学科，哲学不可能成为其他学科的理论前提，对哲学的学习不能替代或居高临下地指导其他学科的学习，哲学学习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解只是平等地相互丰富和相互启示。人类学术发展到当今时代，任何哲学都已经失去了对其他学科的“高屋建瓴”地位或“科学之王”身份。除非你宁愿身在21世纪，而在思想上还死守中世纪的“哲学崇拜”传统。

对哲学的学习有了“冷静”的认识，不是希望用它来完成懒汉式的“学一当百”，而是让哲学的学习回归合理位置，发挥合理作用。

哲学是古老的学科，几千年间积累了大量经典。这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望而却步，其实不必“怕”。

就以西方哲学为例。从古希腊哲学到西方现代哲学这两千多年中，在各阶段选取几本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大致“浏览”一番，知道一下脉络，就可以作为一种入门阶段的适宜水准了。让20岁左右的人“弄懂”每一本这样的经典，很可能是一个“少慢差费”的办法。在这个人生阶段，不要在这个领域计较“一本一卷”的得失。这时没有弄懂，完全不必装懂，这一点儿都不丢人。即使是学习哲学专业的成年人，谁又敢说自己真懂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呢？年轻学生待到人生阅历渐长、准备知识渐多时再来深究哲学，也不迟。

需要了解的倒是，西方哲学大致到19世纪下半叶进入了转折期，也就是西方古典哲学的“终结期”。其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全面性“转换”。职业哲学家和哲学爱好者们对于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玄远的“哲学基本问题”不再多花心思。传统哲学体系本身也发生了裂变，哲学家陆续进入相对更加具体的哲学对象领域。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域、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话语方式等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例如，从玄奥而空洞的古代本体论思辨走向了近现代的认识论探讨。而且一些古典哲学的思辨概念被“下放”到人文学术或实证科学领域去细化并印证，比如康德的“先验理性”，就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获得了不同形式的“落脚点”。还有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热衷于哲学化的生存状态感与人生价值论分析，如存在主义等。这也使得现代西方哲学与人间现实和“人的问题”更为逼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方现代哲学（而不是古典哲学）方面多花些工夫，似乎更切近于实用，更有启发于实际。

从建立与丰富知识结构的角度来看，哲学当然是相当重要的学术领域。但必须是先思索，后信仰；重视实证与实用，远离空洞的意识形态哲学和神秘主义哲学。无自然科学知识基础的文史专业人士相对容易接受神秘主义。犹如现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仍然比较容易相信超自然力，相对容易参与邪教。虽然神秘主义哲学并不等于邪教。

从学习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说，适当阅读一些“科学哲学”的著作，是有用的。尤其是那些自然科学家出身的科学哲学学者撰写的著作。这样既可以接触自然科学，又能够学习哲学方法论。

纪实片撰稿人学一点哲学，无疑是充实知识结构的必需。

不少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都以不同学科的理念作为自己的主题支撑和题材发掘工具。多年来，有些“像样”的非虚构类内容的大型电视片常是“多学科介入”来完成的，有不同学科的专家作为顾问、策划人，或接受出镜采访，充实片子的思想内涵。这都是多学科介入纪实片领域的显例。

电视片撰稿人如果能够认真了解多学科的学术成果，并灵活运用于自己的实际撰稿，当有可观收获。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多学科准备知识，在借助各学科专家的智力资源时，能够较好领会多学科语言，也会增加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视角，为文本增加更为充实的内涵，提高电视作品的思想品质。

从事思想性工作的人当然要有思想资源。持有低质量的思想资源，那就只能拿出低质量的工作成果；如果没有思想资源，那就只能胡思乱想，乃至在实际工作中走投无路，或者在崎岖的路径上颠簸劳碌，最终撞墙。不仅纪实片制作如此，其他有文化或有科技含量的工作也是如此。

丰富的知识结构就是撰稿人的思想资源。

使用怎样的思想资源就进行怎样的工作。

思想资源直接决定工作路径和工作成果。

在电视撰稿领域，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占有更多思想资源，就是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也就是，学以致用是硬道理。知识结构的积累不是拿来作为“侃大山”资料而炫耀的，而是为了有益于具体操作，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结构有时会直接决定撰稿人能够赢得多少事业机会，提高撰稿人在电视应用文写作市场上的地位、声望和职业形象。

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从小学就开始严格按照应试教育模式，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课程设置，使得学子只关注课本知识，极度依赖课堂讲授，以应对考试。学子对课外知识的好奇心被严重抑制，甚至课外阅读都会被学校和家长共同禁止。这样的中小学学习经历使得学生视野狭窄，缺乏自由探索新知的独立性。

进入高教阶段，大学里依然贯彻应试教育模式，把学生严格限制在固定学科中。中小学时代的学习习惯在大学时代没有得到纠正，而是进一步强化，致使大学生对本专业教科书之外的知识依然相当冷漠，导致知识结构的简陋单调。在这种体制下，学生个人在课程学习之外，以自觉独立的方式，建立跨学科知识结构的追求就显得十分必要，可以弥补学历教育存在的某些不足，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因为社会现实对具有跨学科知识结构的人才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实际需求。

对于希望掌握电视片撰稿技能的在校学生而言，独立自主地建立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应是重要的学习目标，并需要做出明确的计划。

这首先是时间安排。

现代知识领域精细地划分为若干学科。学生在完成课内学习的基础上，每一个学期可以集中课外时间和精力，专读一个学科。每两周读完一本基础性的专门学科著作，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任务。一个学期时间能够读十多本，这就可以粗知一个学科的基础知识系统了。

4年大学共8个学期，一个学期攻一门学科，就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8个学科有一个相对系统的常识性了解了。这不是一个过高的期望，而是一个步骤清晰的可行之路。

为建立跨学科知识结构而展开广泛的课程外阅读，不会耽误课程学习，只会增进课内学习效率。一个在学术眼界上日益拓展的学生还会被那一点功课难倒吗？

如果希望获得社会科学领域的跨专业知识，在课余时间的阅读方面就不能太任性。首先就要摆脱“休闲阅读”。漫无目的的“休闲阅读”是学习障碍和对时间的浪费。春天看一本言情书，秋天看一本武侠书，冬天看一本星座与性格研究，这是一种常见的“碎片式”阅读。最终在记忆中也就只剩下一些碎片式记忆。按照这种碎片式阅读的方式搞下去，就算看一辈子书，也还是满脑子碎片。

碎片式阅读形成的碎片式记忆是最容易散失的。只有编织成网的知识结构才能稳固拥有，才会读而能用。因此，即使想读一读“休闲书”，也要选择与学习计划相关的类别，把它们归入知识结构的建设计划中，让选择性阅读的“闲书”中所包含的内容也成为恒久性知识结构中的有效组成部分。让“软书”成为“硬书”的溶解、补充、追记与巩固。这是一种“关联性阅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段内，专注于内容关系密切的关联性阅读，是巩固知识结构的可行方法。

关联性阅读就是选择阅读的多本书之间都有内容方面的相关性，某些相关知识点在不同的书中得到反复讲述，并且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叙述方式，不断提示，强化记忆，相互补充，深化理解，丰富认知。这样，所得知识就可能积淀在自己恒久性的网状知识结构中，不容易散失了。

一个人当然可以无休止地看“闲书”。这也是“读书人”的自由。如果你是中世纪的富贵闲人，当然可以这样安然地长期“闲读”下去。同时还需要明白，现在的不少“闲书”其实是“烂书”。在任性的阅读中被烂书占有时间和精力是巨大浪费。这是阅读领域的“温水煮青蛙”，长此下去，“精神的跳跃能力”也就丧失了，最后是默默把自己“煮烂”。

为了有效读书，当然需要找到好书，习惯于接触好书是一个好习惯。当一个人有了相应的知识储备之后，自己就具有了选择性阅读的能力，对“烂书”也看不上眼了，自然会持之以恒地看“好书”，这就会把看好书作为恒久而规则的精神“自健”活动。

当今流行的网上浏览式阅读是增广见闻的重要途径，但很容易诱导人习惯于“碎片化泛读”。这种泛读的结果是处处蜻蜓点水，“结算”下来是用处不多。对于这种网上的碎片化泛读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度，按比例分配。一个有专业成长愿望的人，还是要进入学术专著的系统进行深入阅读。

初读那些从未接触过的学术著作，一个最大的顾虑是怕没有人讲解，怕可能会看不懂。

实际上，依据现代学术规范撰写的基础性学术著作并不难接受。它们都以循序渐进的叙述规程，从初始概念的阐发起步，逐级展开逻辑化陈述，最终把整个学理系统清晰呈献给阅读者。这其中包含着知识的“可让渡原则”，即保证通过规范的著述性讲解逻辑，使知识可以让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无知者”逐渐理解，直至习得和运用。这种通过阅读而实现的“让渡”，是知识体系的传递方式，也是知识体系建构合理性的自我检验方式。能够通过规范的书面陈述而正确转移给别人，使得别人能够接受并重复性使用，这样的知识才算是经受了验证。其实，所有规范的现代学术著作的撰写都在坚持知识的“可让渡规则”。这保证了知识的正确传播和积累。当然这也就方便了自学，而不必总是依赖面对面的讲解传授。

在现代人类接受知识的所有途经中，学历教育中的课堂讲授是获取知识的有限方式之一，也是很初级化的方式，哪怕是大学里的课堂讲授。没有哪个专家一辈子靠课堂里听别人传讲来提高自己。独立自主的研读是最重要的求知方式。所有技能精湛的专业人士只是通过学历教育中的课堂讲授，完成几个有限专业的初级入门，此后的能力加深和拓展都是自己独立研读的事。

一个只会依赖课堂讲授获取新知的人就像一个迟迟不能断奶的孩子，学生对课堂的讲授依赖相当于孩子的哺乳依恋。求知的“课堂哺乳期”过长，对“课堂知识哺乳”的依赖过大，会严重影响独立求知精神的成长。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强制性实现了“课堂断奶”，终止了“讲授依赖”。那些没有“课堂喂奶”就不会吸取新知的孩子，由于没有形成独立吸取新知的习惯和能力，就基本停止了系统的新知学习。而在校没有形成顽固性“讲授依赖”的学生，离开学校之后，正好走向自主阅读，深化自学，就能够保证自己的知识结构一直处于持续性自主更新和系统充实的进程中。一个想要掌握电视片撰稿能力的人，尤其需要如此。

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处身其中的每个人即使完成在校的学历教育之后，离开学校后也要继续学习。对每个人而言，教育早就变成了终身教育，知识结构的更新与创新是与生命同在的永续过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在系统描述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之后指出：“在流动的现代环境下，教育与学习（若想拥有任何用处）必须是持续的，并且也确实是终身的。舍此再也想不出其他种类的教育与（或）学习；……我们需要终身教育给我们带来选择。但是，为了挽救使选择成为可能，并且使我们有权利做出选择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终身教育。”（鲍曼：《流动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38页）一个从学历教育过程中走出来的人，走上社会之后其实都需要继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克服应试教育可能造成的“积习”，超越狭隘的本专业束缚，建立起按学科、有计划进行学术阅读的习惯。

学术阅读决定文化视野；学术准备决定思考质量和思想高度。

只有无知者才会相信不学而知。

丰富的知识结构是由诸多知识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存在于人的记忆中，以备随时调用，发挥功能。这样的知识结构通常包含三个方面：

1．扎实的主项专业知识。这是个人知识结构的根本。这个主项专业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复数。个人知识结构的建立总是以自己学有所长的主项专业知识为中心的。主项专业是建立知识结构的“自组织中心”，以此谋求“滚雪球”式的知识积聚，以实现知识结构永不停息的动态增长。

这个“永不停息”不是泛泛之词。有不少人离开大学校门就停止了自觉充实知识结构的努力，在知识增长方面就停下来了。除非是实务迫使，否则他们就不想触碰任何专业性书籍。这实际上是知识成长的“早衰”。这种情形尤以文科生为甚。

“永不停息”的知识结构充实是让职业生涯常葆青春的源动力，也是职业尊严的基石。在知识社会，没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作为主要支撑，就无法获得基本的职业尊严。而职业尊严是现代社会人的最重要尊严之一。

处于知识结构核心地位的主项专业，可以是在学历教育过程中建立起来之后予以长久稳固的，也可以是远离学历教育时代所学专业，而另外自学确立的。对于漫长的“终身教育”而言，大学学历教育的时间毕竟是相对短暂的。四年的专业学习显然不一定（也不应该）框住此后40年的专业钻研方向。

一个人即便不再以高校学习期间掌握的专业作为主项专业，也不意味着“荒废”。因为那个学历教育给予的专业并没有被真正抛弃，它依然存在于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中，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没有什么知识会是“白学”的。“改行”并不一定就是专业的损失。

2．广博的辅助性知识。对主项专业邻近的知识领域主动了解，自觉拓宽，熟悉深化，乃至模块化拓展，使之有助于主项专业知识的巩固，使得主项专业知识得到其他相关专业良性辅助，共同提高知识的精专深度和占有总量，保持不断充实的状态。

3．主辅知识领域互动增效。加强主项专业与辅助项专业知识的联合性实际应用，以提高处置实际问题的效率。丰富知识结构的努力最终是为了处置实际问题，有效完成实际工作。而且处置实际问题更是扩展、充实和巩固知识结构的绝佳途径，也是对知识结构的最直接而有力的检验。同时，丰富的知识结构让有知者能够更为敏锐地感受现实，切近现实，深入行业前沿，而不会沉睡于象牙塔。

电视片撰稿人丰富知识结构的途径，包括持续而有计划的跨学科研读，不断参与实践工作，还包括增长广泛的空间阅历，深入广阔天地，熟记山川地貌、民俗风情、城乡生产生活场景等。培养自己的形象记忆力，扩大自己的形象记忆库。尽可能多走多看，万事留心。这是笔下言之有物的根本保证。

纪实片业界有一个说法，每做一个项目，自己就必须做一番“恶补”，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翻阅大量相关资料，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知识准备。大家普遍如此，必须如此，也应该如此。实践证明，这种临阵磨枪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每做一个项目都是知识结构拓展的一次机会。

如果此前就有长期自觉的知识结构建设准备，这时的“恶补”就会更有效率，更加从容而扎实。这进一步验证了一句老话：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建立丰富的知识结构就是打造“有准备的头脑”。

说到底，大众传播事业是文化普及性事业。如果传播者自己就无知，那就只能是拿着功效巨大的传播工具去传播无边无际的无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试看当下炽烈的“转基因问题大讨论”。打开网上相关争论的留言，全是激烈对立的情绪性攻击言辞，很少看到冷静理性的分析，心平气和的提示，更看不到相互给对方推荐一些值得分享的科学论文或专著。可以相信，争论双方都是希望中国人少受伤害，都是希望中国过得好些。在共同的目的下却弄得势同水火，这是否属于对相关科学专业的无知，笔者不敢断言。但这至少属于对“科学精神”的无知。孔夫子曾言：“吾尝终日所思，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同样可以说：“终日所争，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中国传媒人应该在这个事件中获得很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对建立“知识结构”重要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