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前的具体准备

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的专业制作人士（包括撰稿人、编导等）的电视片选题大致有自主选题和订制选题两种情形。自主选题是自己确定选题，自己独立制作；订制选题是别人确定了选题之后，电视专业人士接受聘用，参与制作。

如果这个电视专业人士没有独立投资能力，或自己不拥有独立制作实体，那么做自主选题的可能性趋近于零。哪怕他自己想出来一个好题目，一般也只能是作为个人创意，提交给有投入和制作能力的实体，争取认可与投入。这依然不属于电视专业制作人士个人的自主选题。

电视专业人士和纪实片产业制作实体还是面对订制型选题的机会较多。订制类选题制作是纪实片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的常规模式：社会需求方确定自己需要的纪实片选题，给电视专业制作实体“下订单”。制作实体按照订单选题，组织实施制作，撰稿人受聘参与其中。

当然也有纪实片播出单位，例如电视台或网络新媒体等，确定选题，实施制作。撰稿人在其中承担自己的工种职能。

类似上述情形，不管谁在主持制作，对参与制作的撰稿人而言，都属于订制选题。

这些订制型选题的内容有些是撰稿人接触过的，有些则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即便是有所接触的内容，大多也不至于熟悉到上手就能写。因此，准备工作是必需的。

首先会是订制方给撰稿人概要介绍项目情况，表达诉求，言明作品艺术标准等。这些是可以迅速完成的。哪怕订制方的想法以后还会多次重复和改动，也都属于常规程序。

撰稿人自己需要投入精力所做的第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阅读订制方提供的相关文字材料。虽然订制方一般不会提供很多材料，但这些材料毕竟代表了订制方的某些关注点和重视方面，需要撰稿人仔细揣摩。

在目前的社会阅读环境下，撰稿人为项目寻找文字资料的主要来源大多是网络。网络资料的搜集和阅读肯定很重要，但这些资料基本上是普及性水平的、常识性的，甚至有些是粗略而不够准确的。所以，撰稿人不能完全依靠网络资料，还需要查找一些专业的论文和专著。

按照通常的工作心理，人们总是喜欢接触自己熟悉的，至少是知道一些的东西，在已知的基础上做加法似乎更便捷。但在纪实片的前期资料准备中，撰稿人应该特别在意寻找那些自己不熟悉的，没听说过的，深入阅读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资料。因为那会拓展视野，消灭盲点，有助于扩大即将撰写的文本内容的含量，也会增加未来完成片的新鲜度与可看性。

撰稿人在为项目进行资料阅读时，总是会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貌似有用的资料太多而阅读资料的时间不会太长。在当下的产业化运作中，慢工出细活的“创作”方式已经被限时完成的“赶活儿”制作方式所取代。紧迫的订货周期要求电视制作系统内的各工种必须以进度为重要指标，快速配合，流水线式作业。这使得前期文字材料阅读时间很难宽裕。因此，这时靠的就是平时的积累加上临时的快速突击，撰稿人和项目中的其他主创人员都不可避免地要对选题相关知识进行“恶补”。这时，如果对相关学术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具有比较系统的认知，拥有较为扎实的相关准备性知识，对项目内文字材料的阅读效率会大为增加。也就是说，以往的知识积累会成为“恶补”的强劲加速器。

这时候就会让人想起知识结构的意义。前期资料的寻找与筛选效率、理解和掌握运用能力，正好取决于撰稿人已有的知识结构。如果撰稿人已经具有了丰富而扎实的知识结构，他查找和选择有用资料的速度一定会更快，理解得一定会更加准确，并善于运用。

撰稿人搜寻和选择有用资料的眼力、阅读理解速度和资料运用能力，属于“内功”。这只能是由长期积累练成的，而不会源于临阵磨枪。“内功”的形成没有什么捷径或诀窍。人的知识无法瞬间扩大——在人脑中迅速植入存储大量知识的生物芯片是科幻式的后话。现阶段，人的知识“内功”修习不会是朝夕之功。恰好是这种“内功”决定着撰稿人前期准备阶段的工作效率，当然更决定着预设文案的撰写质量。

在订制类选题的市场化竞争中，经常性的情况是，上午制片人或编导突然给撰稿人打电话，说下午有一个订制方想约谈一个项目，“务务虚”，听听想法。而订制方在初次接触中所听到的主创人员想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对承制方的选择。像这样的“猝然迎战”，经常是思考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不可能有更多资料阅读时间，这时候撰稿人只能拼“内功”。这也是一种“项目思维”特点与启动方式，甚至是常见方式。撰稿人在市场化生存中，很少会有四平八稳，按部就班“上项目”的幸运。至少在目前的生产状态下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到，撰稿人的知识储备甚至有力影响着订单的接取。有能力的撰稿人是帮助承制方拿下订单的有力谈判成员。这也经常是撰稿人在撰稿工作开始前的一种挑战性“准备”。撰稿人介入这种谈判会使自己撰写的文本更具有市场生命力。

此外，撰稿人如果在前期准备阶段看到一些影像资料，当然也很重要，甚至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项目的影像资料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如果能够在预设文案的准备阶段看到一些相关的影像资料，会很有助于启发电视形象思维，给文案的写作增加不少生动性。

在撰稿人获取各种资料的时候，其他各工种的工作人员也有必要适当接触相关资料。特别是编导和制片人，这两个工种至少应该把主要资料都看过。当然多数情况下，不能在资料阅读量上把制片人或编导与撰稿人等量齐观。

项目主创人员在各自都对相关文字材料具有相当掌握之后，应该不断进行摄制组的内部讨论，这是集体创作思路的深度动员和统一认识的方式，有助于此后各工种之间的工作协调。因为最终的电视作品毕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资料阅读与掌握是项目认知与思考的开启。这种开启显然不单是撰稿人一个工种的必需，而是创作集体的必需。只是撰稿人应该是资料阅读量的第一人，有义务把选择出来的主要资料提供给自己的创作集体，大家传看共商。

在摄制组主创人员阅读了一定数量的相关资料之后，就可以陆续展开专家采访。在对相关领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采访专家，是对专家的不尊重和对专家资源的浪费，也是采访者对自己时间的浪费。撰稿人要在熟悉一定数量的资料之后再去采访专家，是因为在阅读文字材料时，特别是在阅读相关论文和专著时，撰稿人已经能够了解到，哪些专家对项目相关领域研究有素，采访哪些专家可以更有收获。

在对专家进行采访前，撰稿人大量阅读了相关文字资料，加上自己原本已有的知识结构，才有能力设计“靠谱”的采访话题。因为接受采访的专家有时会在电话里先问一下需要谈些什么话题，甚至要求把话题事先发过去看看，以便做些准备。这些都体现出专家的认真负责。如果作为采访者的撰稿人或摄制组的其他主创人员，在电话或电邮里告知话题时显得很外行，说得“不着四六”，会让专家感到来访者毫无文化基础，粗陋不学，对自己要干的活儿还处于十分无知的状态，这会直接影响专家接受采访的热情，甚至导致专家拒绝采访。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因为珍惜光阴的专家们会感到，不值得为这样愚蠢的来访者浪费时间。

值得强调的是，采访那些撰稿人直接阅读过其论文或著作的专家会有助于展开沟通。因为在采访前阅读过该专家的著述，并在采访时体现出来，这是对专家的尊重，会迅速赢得采访对象的好感，让采访马上建立起“互信基础”，迅速找到贴切的话题，与专家展开有效对话，理解专家话语的价值，把专家对项目的内容贡献最大化。否则，采访者就会听不懂专家在说什么，也无法跟专家进行哪怕是初级意义上的对话，只能懵懵懂懂地貌似在听，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撰稿人在采访专家前有较为丰富的准备知识，既可以设计出让专家有“谈兴”的话题，也可以在面对面采访中跟进话题、追问话题，随机应变地扩展话题、衍生话题、转换话题。准备性知识的丰富会让采访者在与专家交流中显得颇善谈吐，而不像无知者那样只会“吐痰”。

在采访者具有了一定的“倾听和对话”能力的基础上采访专家，也会使得采访者对专家拥有一点“评价和选择”的能力。至少是“评价”专家的说法有多少可以用于片子，对专家访谈内容采取怎样的用法。

我们经常看到，不少赫赫有名的“大片子”，去采访的都是国内外的大专家，可是截取到片子里的就那么三言两语，而且那些大专家说的都是普通人也能够说出来的“平常话”，根本体现不出专家对片子的“思想”点睛作用，也看不到专家深化分析的见地。不难理解，一定不是这些专家说得不好，而是撰稿人或编导没有能力选出那些该用的精彩部分。

包括撰稿人在内的摄制组人员采访专家可以对专家形成“观感”，由此初选出能够接受出镜采访的专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是每一位专家都适合于直接“出镜”。选对“出镜”专家，片子会增色不少。

撰稿人在采访专家时，一方面要虚心听取专家自己关于相关领域的见闻描述和思想观点的阐述；另一方面，如果可能，撰稿人很有必要向专家请教不同学术立场的观点。在知道了不同学术立场的持有者之后，撰稿人也有必要“循迹而去”，登门求教，听取不同的学理观点，这会对片子的丰富性有很大作用。

在实际采访工作中，只要与一位专家建立起良好沟通，撰稿人就可以通过连锁“推介”，找到相关领域的专家群体，包括不同观点的专家。

采访专家比较有效的方法基本上还是一对一的直接采访，而不是“大帮哄”的策划会。

对于多位专家到场的策划会，难免相互观望，出言谨慎，诚恐言多有失，自然所说也多泛泛之词。没有哪个专家会在这样的会上把自己真正的研究心得和正在研究的前沿问题谈出来，不同观点最多也只会点到为止。这样的会议谈话对片子的实质性贡献其实极为有限，而且在这种多位专家参与的策划会上，每个人说上十几二十分钟，加上中间的客气介绍和起承转合等程序，一上午或一下午就过去了，谁也没有谈透谈深。

而在人人忙碌的当下社会，让专家们坐下来整天开会也不现实，更何况把多位专家的参会时间协调一致，召集同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事。多位专家到场的策划会使得大家支付了很高的协调成本，但实质效果却不成比例。对专家进行一对一的直接采访，则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需要采访的专家可以有多种类型，可以是书斋里或实验室里的研究型专家，也可以是在社会工作第一线的实践型专家。实践型专家可以把相关领域的实践状况及其理性思考传达出来，为片子提供新的视野和内容。

在选择被采访专家时，电视界有一个倾向是，力求找到最有名的专家去采访，其实不必这样做。因为最有名的很可能是最忙碌的，这就导致采访时间“难凑”，联系和预约的时间成本过高，要等很长时间。而且即便得到允可，采访的受重视程度和访谈时间可能都难以保证，也许只能听到几句泛泛之言。

更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界采访者都追着寻找最有名的专家，使得一段时间里，多部片子转来转去，出镜接受采访的总是相同的那么几个人和那么几句话，重复感过强，了无新意。面对业界追求采访名家的诸多弊端，还不如换个思路，不去追寻最有名的，而去寻找最有用的。

怎样找到那些对片子最有用的专家呢？还是需要片子主创人员的判断力。判断力如何获得呢？还是要打造那个足以支撑自己判断力的知识结构。大家之所以一窝蜂去找名家采访，一方面是想扯大旗装点自己，借助名家来拉动一点收视率；另一方面是自己缺少判断力，只好听人家说谁最有名，就赶紧追随过去。结果常常是费力不少，好处不多。其实大多属于“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一类。

在资料阅读阶段就留心寻觅对片子最有用的专家，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这其实并不复杂，就是看哪位专家的文章把相关领域的问题说得透彻周详，他的思路能够给片子的创作思路提供多少启发，而不是去听大众传媒把哪个专家炒得有多热。纪实片固然需要植入吸引社会广泛关注的元素，并重视收视率，但纪实片本身毕竟不是凑热闹，所以不必在选择被采访专家时也凑热闹。

不同的纪实片对专家类型也需要有所侧重。例如，有些人文地理类纪实片应特别注重采访一些拍摄点所在地的本土文史专家。即使片子是“国家级大项目”，也不可轻视当地文史专家，虽然他们可能只是“小邑名家”，甚至在小邑中也籍籍无名，但只要他们有独到之知，可以提供特有素材，他们在片子里就应该与“国家级专家”平起平坐。或者哪怕他们只提供了现象性材料，而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揭示，只要他们的见闻现象是翔实而独到的，就值得纳入片子的阐释系统。当地文史专家的价值在于告诉项目主创人员，本土那些值得拍摄的现象都在哪里，当地文史专家是这些有价值现象的提供者。而对这些有内涵的现象进行意义化阐释，那是撰稿人和编导的事。现象总是质朴地生长着，它们的意义化存在可以在阐释中延展。

纪实片制作过程中采访专家的主要意义在于，借助社会上的高端智力资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突破项目团队的知识局限，为作品提供学理角度，提升主题高度，扩大素材视野，充实作品的科学与文化内涵。

撰稿人在文稿撰写之前如果能够进入拍摄区域，开展前期实地采访，是极有价值的准备工作。

在订制选题的实际操作中，由于投资方对拍摄时间周期的极力压缩，摄制经费尽量节约，经常会省略撰稿人前期实地采访这道工序。这也是撰稿人乃至承制方（乙方）无力决定的事。有时，承制方也会出于同样的原因而省掉这个工作环节。

撰稿人前期实地采访的时间和经费虽然是一笔支出，但所占不多。撰稿人前期实地采访能够使文本内容设计更为确切和丰富，并会使摄制组实地拍摄路线得到更为合理地选择安排，找到的实际拍摄对象更为准确。而没有撰稿人事先的“田野考察”，会让多人构成的摄制组，搬着设备到处绕路摸索，漫无边际地寻找拍摄对象和故事。这样的时间和旅费支出就大多了。相比较而言，撰稿人前期独自实地采访的支出毕竟是很少的，其收效可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在现存的制片实践中，还是有少部分选题是允许撰稿人进行前期实地采访的。这就涉及撰稿人该如何进行自己的前期实地采访的问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撰稿人必须准备一种“好心态”，让自己做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专注而不挑剔地面对现实。不要指望这种前期采访工作进程会按部就班，不要苛求一切准备会及时就绪，不要认为有人应该为你提供一切必要条件。至少在现存环境中，必须放弃一切理想状态的想象，才能心态平和地工作。哪怕你干的是国家级项目，名义上有庞大的官方体制可以借助，那也不要存任何奢望。

你会遇到一些采访工作的接待者，他与你素不相识，却尽心尽力帮助你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哪怕接触时间很短，你们也会建立一种友情式的关系。甚至有些无法采访到的必要内容，他也会帮你寻找替代办法，予以补救。

如果足够幸运，你还会碰到身在官府的“儒吏”，他会充分理解并帮助你的工作，坦诚讲述那些你所需要的内容，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你也会遇到诚挚的本土文史专家或爱好者，他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只因为他喜欢。

你也会面对这样的工作境况，你要进入的现场看起来一切都正大堂皇，就是有人不愿对你开放。哪怕这个现场中没有什么需要掩饰和保密，但也要履行很多上报和审批程序，最终允许看的那部分仍然只是一角。哪怕你的身份得到了从上到下的证明，你的项目完全是正面描述，至少有助于提高地方良性知名度，结果依然很可能是你要见的人见不到，你要看的事看不全，或见到了人却没有说出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事；你不需要见的人或不必听的事，会被“热情”推荐过来，而这些东西恰好都与本片创作主题无关甚至相悖。这些采访工作的“接待者”似乎内心里都有一个原则：既然你的采访活动是借助本土“体制”安排的，那就必须先满足了本土“体制”的需求，再捎带支持一下你的工作需求。如果我在其中没有好处，凭什么理你——当然这也很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这是中国社会开放度的另一个侧面。

假如遇到这样的采访工作状况，心理上不必有什么不适。这个过程也同样值得深入观察。其间他人的许多无心之言，都应该转化为采访者的有意之得。世事洞明皆学问。这当中的一切体验都是重要的采访收获，有助于了解社会。

采访工作的顺与不顺，是概率性事件。这一切都是采访工作应有的组成部分，要点在于你自己的性格弹性与适应力。

进入实地采访的撰稿人，应该勇于面对一切困难。不管遇到什么障碍，都应该耐心挺下去。一切干扰都不能影响你心气平和地寻觅，这就是工作。撰稿人必须经得起一切冷漠、敷衍、推诿，甚至刁难。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成为必要的观察对象。当你能够冷静观察别人对你的冷漠、敷衍、推诿，甚至刁难时，这些东西还会对你构成心理负担吗？

如果进入现实的撰稿人像一个少不经事的小资文青，太过清高和挑三拣四，这个活趁早不要干了，而且也根本没有必要走出书斋门。纪实片撰稿人这个职业基本上不属于书斋。只是写稿子那一小段时间里需要“借用”一下书斋。或者没有项目的时候，坐下来读书，需要书斋。这时，你是读书人，不是撰稿人。为人家做采访、写稿子的时候，你是撰稿人，你面对的是现实的“江湖”。这也才是纪实所面对的“实”。

近年来，主流播出领域以普通劳动大众为主角的大片子越来越少了。不少主流片子里面貌似多有大众身影，但点缀性作用居多，主要是临时拉来当作某些主题的佐证。通常项目工作计划不会给撰稿人更多的大众人物采访时间，采访大众也变成“快餐”式的了。这就需要快速介入。快速接近大众不难，只要他第一眼看到你的衣装“不装”，说话时你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不外行”，你的话题思路跟他的思路“不拧”，你可以直接盘腿坐在他家的土院子里或田头的裸土上，随手抱起他的满脸鼻涕嘎巴的孩子真实亲切，甚至拿起他干活的家什还能比划几下子，用他的杯子喝水不擦杯口，坐在他的小摊旁说得出他的货有多好，价钱高低，关心“城管”何时出现，他就会觉得你离他近，对脾气，看着顺眼。这时假如身边又没有监控的第三人，那他就可以放开了聊。即使你的口音跟他不同都没关系。反正这年头大家的口音也都“串了”。当然，聊的内容如何进一步“考据”，那是你自己的事。

进入实地采访的撰稿人应该是拥有无限好奇心的探寻者、冷静的观察者、诚恳的发问者、谦虚的求教者、对现场所有人（即使是现场内的对立各方或争议方）都持有“同感共情”精神的倾听者，以这些身份接近一切可能接近的人，走近事实，为随之而来的实际拍摄捕捉尽可能丰富的素材。这一切是职责所在。

在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而安排节奏高度紧张的城市采访中，公务员或白领的采访当然就照办公室和写字楼的游戏规则来。

对于参与前期实地采访工作的撰稿人而言，给多少时间做多少事。这也同样需要一份理解和从容的心态。作“订制选题”是不能奢望长期体验生活的。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捞到最多的实地采访到的有效素材，是撰稿人特别重要的基本功。

这一切阅历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时代，你脚踏实地地在场！无处不在地在场！

对于项目而言，既然是为了确定的选题进行前期实地采访，那么以下问题就需要特别清楚：第一，实地采访秉持主题性和目的性，一切采访都围绕主题，都指向一个工作目的，范围不能散乱，思路务必清晰；第二，在明确的主题范围和目的规定下，一定不要忘记超目的范围的采访拓展，这很可能带来项目内外都有用的意外之得；第三，在实地采访中善于以学理化角度观察并选择可以纳入片子的实地现象。这些现象的捕捉和理解将是撰写拍摄用的预设文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为随之而来的摄制组拍摄工作选择目标人物，以及备选的目标人物，当然还需要挖掘围绕目标人物可以展开的诸多故事线索；第五，留心一切有助于凸显主题的现场新奇点和可镜头化场景，予以准确纪录整理，提供给摄制组，作为拍摄参考。

撰稿人完成了上述指标的实地采访，并以此为基础，撰写出拍摄用的预设文案，其对实际拍摄的吻合度会明显提高。

当然，不同选题有不同的实地采访方式。对于地理文史类选题，实地采访方式一般也会更“文化”一些。

2013年7月，北京一家影视制作公司邀请笔者为九华山撰写一部三集的纪录片。该公司同九华山方面（甲方）已经建立了较好的沟通关系，有了合作意向。但由于一直没有一个令甲方满意的文本，实质性的合作就一直无法落实。

为了项目推进，影视制作公司希望笔者能够尽快写出一个可用的文本，并为此安排了前期实地采访。

采访过程很短暂，当然也有诸多事务性的琐碎环节，但对脚本撰写工作极有助益。笔者结束实地采访，走完最后一段山路时，曾写下一首纪行的小诗：

访九华山大觉寺寮房

悄离尘海避炎光，岭首松竹出世凉。

蛛缀千丝营废殿，茗芬三界度虚窗。

闲翻古偈品溪语，漫赏蔬蜂评蜜香。

僧话低昂蝉唱和，无声星月入山房。

小诗本身并没有特别意义，它只是纪录了笔者“出离红尘”炎光，融入“清凉世界”的感受，以及与采访“目标人物”的深入沟通。这八句话算是前期采访过程纪要。实际上也就是在描述前期采访工作的“在场感”。

实地采访结束后3周，笔者完成了初稿。甲方看后比较满意，提了一些枝节性的修改意见。笔者按照这些意见修改后，甲方甚为满意，马上与北京的影视公司签约。恰当的文本对于争取立项的实质性作用在此有所体现。

作为承制方的影视公司随后拿着这个文本去联系电视台播出，也顺利得到了播出方的接纳。该片定于2014年底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也表现出，合适的文本对于片子争取播出机会的价值。

以下是三集纪录片《九华山》的第一集《万法归山》的解说词：

在4亿～6亿年前，九华山一带还是扬子海的滨海区或浅海地带。在1亿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期，地质构造运动强烈，使九华山片区急剧抬升，由此形成了独特景观：群岭竞秀，险峰插云，怪石嵯峨，幽谷深邃，并由此孕育出瀑泉飞涌，植被丰茂，鸟兽麇集。

这样的造化优异之山自然成为上古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幻想其中有神仙居住。

九华山原名九子山。在历史传说中，九华山里是真有山神的，而且风姿绰约，明艳动人，称为“九子山神”。这样美丽的女性山神形象，正是九华山奇秀风格的象征。

唐代高僧金地藏独坐九华山修行时，曾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美丽善良的九子山神赶来救治，并且道歉说：“我的小儿很无知，伤到了您。我愿意开出一眼山泉，以方便您取水，作为补过。”话刚说完，就有一口清泉当面涌出。金地藏此后便不用辛辛苦苦，爬山取水了。这眼清泉就是九华山上至今犹在的龙女泉。

在这个动人的传说里，山神的小儿子化作毒蛇，侵害外来的佛教传播者。而对于金地藏的修为认知渐深的山神表达了歉意，并对金地藏的苦修生活予以实际帮助。这是九华山的山神崇拜与外来佛教文化的戏剧性链接，象征着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从疑惧排斥到接纳善待的过程。

在中国的神话文化中，山是神的居住地。登山乃至在山上长期居住，是与神沟通、向神学习的绝佳方式。在金文中，“仙”字的“人旁”在山字上面。到隶书出现后，“仙”字是“山旁加人”。总之，仙就是山上人，山中人。自古以来，中国修行的人必须上山。深山修行是人成为仙的最佳途径。

据九华山旧志记载：九华山在汉代被称为陵阳山。早期道家代表人物窦子明在西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5年）为陵阳县令，人称“陵阳子明”。窦子明在任陵阳县令期间，以黄老无为之术治理县政。常入九华山中修炼“神仙术”。西汉文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5年）在《列仙传》中说，窦子明在九华山修行了百余年。传说修成之后乘白龙飞升。这正是人上山而修行成仙的故事。九华山也因窦子明的进住修行而与道家结缘。后来其他宗教的修行者也陆续进驻。

中国各家宗教都喜欢选择山岳作为自己的聚居地，这个习惯本是来自于历史上的山岳崇拜。

《尚书·大传》说：巍峨的大山生长草木，繁衍鸟兽。无私供给人间以无限材用。而且还能够出云雨，通天地。“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上古的经典记载了古人崇拜山岳的理由。

《国语·周语》还说，国家兴盛的时候，山上就会降临祥瑞。山成为国家安宁的依据。

在上古的国家礼法中，对山岳的祭祀和封禅是国家政治的最高仪式。伟大的山是国家权威和正统地位的象征。在中国的山岳崇拜传统中，山不是用来征服的，而是用来供奉和祭祀的。

有山必有神。《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山里有云雾风雨产生，很神秘。那里面见到的怪物，便都被先民称为神了。山岳崇拜的神格化方式就是设定山神。山岳崇拜与山神崇拜是合二而一的。而山神崇拜也属于一种信仰。

在历史的文化演进中，古老的山岳崇拜与信仰崇拜也逐渐合二而一，把山当成信仰圣地，而信仰者前赴后继地上山修行。这成为中国山岳崇拜又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洞天福地大都在山中。道教有自己的四大名山，佛家也有自己的四大名山。这便是著名的例子。

九华山既是山岳崇拜传统的礼敬对象，也必然成为宗教栖居的佳选。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首先入驻九华山。道教以土生土长的优势，把九华山列入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内。

继西汉窦子明之后，三国时，道教人物赵广信，从东吴来到九华山，采药炼丹。相传炼成的仙丹就取名为“九华丹”。

到晋代，九华山迎来了道教丹鼎派创始人葛洪。他深爱这里远避尘嚣，山蕴灵气，就在这里立鼎炼丹。现在九华山真人峰、宝陀岩等处的葛仙洞、丹井，均为葛洪留下的遗址。

在葛洪炼丹于九华山的晋代，天竺僧人杯渡也来到九华山，搭建起茅痷，开始自己的山中修行岁月。其实，并没有人知道这位天竺僧人的真实姓名，只是因为他习惯使用一只木制的杯子涉渡江河，所以称为杯渡。杯渡的茅庵旧址被后人视为九华山佛教的第一块圣地。高僧杯渡使用的渡水木杯应是一只大木盆，只是传说把它神化为一只小木杯。犹如达摩“一苇渡江”的苇，应是一捆芦苇，而不是一片苇叶或一根芦秆。

自杯渡和尚进山开始，道教与佛教在九华山就历史性地相逢了。九华山从此开始佛道兼容的历史。

九华山上的修行岁月与人间沧桑一直密切相关。

当唐王朝立国之后，开国皇帝把自己的家族世系上推到老子李聃，连皇帝都认为自己是道教始祖的后裔，道教当然因之大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九华山云门峰下建成道教大庙，称开元观。今九华山的观冲即是唐代开元观遗址。

九华山凤栖峰下有一块巨大岩石，岩旁生长着茂盛的桃树林。十分神奇的是，这里的桃花会呈现绿色。巨石便被称为碧桃岩。

相传在九华山修炼的唐代乾宁年间著名道士赵知微和弟子，在凤栖峰下修行时，遍植桃树，盛开的花朵碧绿如玉。桃树果实成熟时，任凭掉落深涧，漂流而去。山民从涧里捞食甘甜如蜜的碧桃，都说这是仙家赐给的“仙果”。涧溪因此得名为“浮桃涧”。今天的桃林便是赵道士手植桃树的后裔。

九华山小花台原名会仙峰，峰顶石柱如人群罗立，参差有致。相传还是这位赵知微在中秋登峰赏月，宴请群仙。南宋诗人陈岩专门写诗，描述赵知微在这个地方宴乐群仙：“仙袂飘飘拂翠巅，知微来此宴群仙。人间风雨山间月，始信仙家别有天。”

九华山关于道教的传说如此优美，正是道教在此兴盛的表现。

唐代道士赵知微还在九华山开坛授教，徒众甚多，并在九华山凤凰岭创建延华观，在九华山沙弥峰设炉炼丹。朝廷屡次征召，赵知微坐山不出。皇帝特赐予“碧云星冠，青霞羽衣”。

在九华山道教日益走向繁盛期的唐代开元年间，一位朝鲜半岛的新罗国高僧来到皖南池州一带。

这个时期，新罗国的佛教十分兴旺。君王提倡，民间崇信。入唐求法的新罗高僧络绎不绝。有短期留学的，有长期留住的。当时的中国以自己丰沛的文化原创成果，对周边国家形成巨大而持久的吸引力。新罗僧众们从朝鲜半岛南部乘船，至中国吴越地区登陆，一部分北上长安，寻访名师；还有一部分就沿长江西行，求法名山，在皖江流域活动。

当时，九华山周边的池州一带在文化上有得天独厚的幸运。整个南朝时期，这一带的佛教文化一直很繁荣。

特别是南朝的萧梁时期，池州一带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封地。昭明太子在自己的封地上扶持农桑，重文兴学。同时崇信佛教，信仰氛围十分浓郁。

池州文化之邦的底蕴和佛教氛围，让一位新罗僧人流连忘返。新罗属于汉文化圈。中华文化的深入影响，天下佛教是一家的信仰体系，使这位新罗僧人能够自然融入皖江文化区。

新罗僧人俗家姓金，法号地藏。通称金地藏。唐代开元末期（约719年），他选择驻锡池州九华山。

金地藏选择九华山修行，实际上也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山岳崇拜意识的深刻影响。

金地藏初到时的九华山本来就人烟稀少，而金地藏更是选择了深山更深处的山洞居住。只有深山采药者和猎人，才偶尔会见到这位山洞里的修行者。山民不知其名，直呼为“洞僧”。此时此刻，在同一座山中，还有道观的存在。只是僧道之间还没有交往。

后来，苦修的金地藏被九华山的乡绅们发现，他才开始与山区社会逐渐沟通，并与九华山中的道士建立起交情。金地藏曾招请道士汲泉烹茗，以茶会友。这个“道侣相会”之处被取名煎茶峰。宋人陈岩《九华山诗集》中记载：金地藏曾经携道士在山岩间一同打坐入定，共同修持。他希望佛道融洽共处，友善相待。煎茶峰成为昭示九华山佛道相容的圣迹。一山而和谐容纳二教，显示出九华山的博大包容。

即使九华山佛教极大兴盛后，也并没有终结九华山道教的存在。九华山道教经唐宋的繁荣，明清的传承，直到20世纪都有延续。

明清时期，九华山区先后出现云峰堂、玄夷堂、九华正院等道教宫观，一些古老的岩洞，如太极洞、古仙洞、伏虎洞等处，均有道人聚居。

九华山上有一个“灵官护法”的传说。言道韦陀本是佛教的护法神，九华山辟为地藏菩萨道场后，他自然来执行护法职责。可是，一日失手犯了杀戒。地藏菩萨执行惩处，把他斥退，并请道教大神王灵官来为九华山护法。如今九华山的“灵官殿”就位于十王殿东南侧。其实，道教中的灵官取代了佛教中的韦陀，来做地藏道场的护法神，正源于九华山佛道融合的传统。

九华山佛道融合的特点多有表征。拜经台的大雄宝殿既供奉大佛塑像，又供奉玉皇大帝等道教神像，都体现九华山佛道兼容的风格。

九华山不仅有道教的宫观，佛教的寺院，还有儒学的书院。儒学以九华山为据守和传播之处，也始于唐代。

唐代元和二年（807年），青阳县士子费冠卿得中进士，居长安待授官职。后因母亲病逝，回乡守孝三年。此后便不再外出游宦，长期隐居九华山五老峰下，过着清苦的隐士生活。长庆二年（822年），唐穆宗诏征费冠卿入长安，想要任命他为右拾遗。费冠卿辞不应诏，仍安心在九华山中过自己的耕读生活。这位读四书五经，应举进士的读书人，当然属于儒生。他在自己的隐居生活中，也坚持自己的儒家立身之道。

费冠卿去世后，人们把他隐居的旧宅辟为“费拾遗书院”。就是这位隐居九华山的儒士费冠卿，写下了关于金地藏在九华山修行历程的第一手文献记载。

唐代九华山见于文献记载的书院将近十处，有十数位儒家学者在九华山隐居读书，或聚徒讲学。九华山碧云峰和香林峰等处，都是唐代书院的奠基之处。

唐代天宝年间，李白在九华山与友人高霁、韦权舆（字仲堪）共同谱写《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李白留下名句：“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九华山由此得名。李白还曾乘舟至秋浦江面，遥望九华山，想起友人青阳县令韦仲堪，特赠诗《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一首：“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相传李白曾一度卜居九华山东崖龙女泉侧读书。

南宋嘉熙初年，青阳县令蔡元龙进入九华山，寻访李白遗迹，在化城寺东侧始创太白书堂。宋代在九华山建成的书院不只这一所。

著名的《岳阳楼记》是滕子京嘱咐范仲淹写下的。这位《岳阳楼记》创作的策划人滕子京，曾在九华山隐居，并筑书院于云外峰下，称“九华山书院”，后更名“谏堂山书堂”。后世称为滕子京书院。

当宋代的儒家学者在九华山钻研儒学的时候，九华山寺院里的高僧竟然在做“以儒入佛”的工作。

南宋时代的高僧宗杲因为反对奸相秦桧的投降政策，受到迫害。他曾长期在九华山传法弘道，赢得九华僧众的无限敬仰，被尊为“定光佛”。在金人大举南侵的现实下，宗杲在九华山大力宣扬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将佛教的“菩提心”比之于儒家的“忠义心”，认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这有力促进了儒家思想观念向佛教的渗透。他的弘法爱国举动影响深远，后世许多高僧大德在国难当头之际，都做出“爱国读经”的选择。

明代高僧智旭也曾久居九华山华严庵，自称“地藏之孤臣”，长期有意识地从事儒佛会通的工作。他说∶“以禅入儒，是为诱儒知禅”。他把禅学导入儒学，诱导儒学来了解禅学。这种文化努力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智旭自称“身为释子，喜研孔颜心法示人”。作为和尚的智旭，却喜欢教别人孔子和颜回的“心法”。这确是趣事，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智旭甚至认为，儒家的圣人都是菩萨化现。智旭著有《周易禅解》《四书藕益解》等佛学著作，提出“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他认为儒家与佛教都推崇孝道，表明二者的深度相通。这与他久居九华山，深受这里地藏孝文化影响有密切关系。

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是深研佛学的大儒，曾先后两次来九华山。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上九华山的那一次，居停时间长达月余。山居期间，王阳明登览天柱、列仙、翠微、云外等远近诸峰，凭吊了诸多前贤遗迹。他认为“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对九华山描写不多，诗也过于“潦草”，就写诗评价道：“从来题诗李白好，渠于此山亦潦草”。王阳明自己为九华山留诗50余首，算是写了个淋漓透彻。

王阳明还写下了著名的《九华山赋》，除了对九华山风光极尽赞美，更书写了自己游览的开怀舒畅。掬取清澈的金沙泉水，饮尝钵盂峰顶的朝露（“掬金沙之清潦，饮钵盂之朝露”），让他深感惬意。甚至想常住九华山：“九华之矫矫兮，吾将於此巢兮”，以此避开尘世嘈杂：“避乎群喙之呶呶”，“共太虚而逍遥”。

王阳明以自己精深的学术造诣，与九华山诸多名僧高道，谈经说法。在游东崖时，他还学金地藏的样子，经常在峰顶巨岩上端坐（“尽日岩头坐落花”）。九华山“宴坐岩”因此名传天下。

王阳明到东岩宴坐，常与山中名为周经的和尚下棋。明武宗听信谗言，曾派锦衣卫跟踪侦查王阳明的行动。锦衣卫回京报告说，王阳明总在东岩打坐或下棋，看不出谋反之意。皇帝听后笑道：“此道学人也。”就此放心下来，又叫王阳明做官去了。

宴坐岩至今还留有王阳明当年下棋的石桌、石凳。附近的两块黑色石头，传说为监视王阳明的锦衣卫侦查员所坐，故名锦衣石。

王阳明在宴坐岩为周经和尚题写摩崖偈文：“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老虎，只履踏破巉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予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偈文用洒脱活泼的笔法，生动描绘出和尚友人的自在通脱，折射出一代大儒与名山高僧的相知相乐。偈文题写时间是明正德庚辰（1520年）农历三月八日。字迹虽已漫漶，仍是九华山儒家与佛家相亲的见证。

王阳明山居时就住在化城寺。山中的僧人们都争着拿上宣纸，请王阳明写字题诗。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有时候王阳明会写得通宵达旦，但他竟然乐此不倦。当时的九华山寺院因此留下了一代大儒的许多墨宝。

当时远近学子听说王阳明先生在九华山，都上山聚会，恭听讲学。先生走后，学生们在化城寺与肉身宝殿之间的山上，建起阳明书院一座，以作纪念。正堂书曰“勉志”。后门写有“仰止”二字。王阳明先生让后学们有“高山仰止”之感。后学们愿励志勉学，追步圣贤。

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池州知府邀请湛若水来九华山讲学。地方官吏士绅筹资，在化城寺东构筑讲堂斋舍，并确定讲堂名称为“甘泉书院”。

湛若水当时是与王阳明齐名的大儒，居官30多年，历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肃正清廉，颇有政绩。一生热心捐助书院，得到他资助的书院将近30所，遍布半个中国，对当时教育有突出贡献。90岁时，湛若水还让人抬着棺材，出门讲学，其杰出的学术及人格影响遍及天下。

嘉靖十五年（1536年）农历八月二十三，已年高71岁的湛若水率众多学生，来到九华山讲学。在九华山期间，他先后游览了化城寺、阳明书院、金地藏塔等景点。作文三篇，吟诗十余首，其中《望九华》诗云：“多年梦与九华通，到眼山山似梦中。已见九华同面目，九华疑与此心同。”表达了这位大学者对九华山曾经抱有的向往之情，更有登临后的亲切之感。

王阳明、湛若水这样的超级大儒相继讲学于九华山，留迹九华山，使这里的学风为之一振。自此有双华精舍、凤台精舍、南台精舍、还素精舍等书院，相继建立在阳明书院和甘泉书院周围，聚集起大批儒家学子。九华山儒学呈现空前盛况。本地儒学文化发展在明代达到鼎盛。

直至明代末期，理学家施达（1573年－1636年）还在泰昌元年（1620年）举家隐居九华山天柱峰，建“天柱书堂”，收徒讲学，江南之士登门求学者甚众。施达在九华山中著书立说，以度岁月，长达17年。

清代，九华山还建有东崖天籁轩、云波书院等。

从唐到清的一千多年里，九华山见于文献记载的书院有数十所。这在天下所有名山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九华山成为皖江儒学经久不衰的重镇。

九华山儒家与佛教文化的互渗和融汇，不仅体现于书院与寺院共存，甚至还表达于神明的供奉。

九华山半霄亭旁有一座土地祠，里面供奉的土地神竟然是唐代大儒韩愈。韩愈曾经奋力辟佛。主张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就是烧经书，毁寺庙，逼和尚尼姑还俗。这态度之激烈，不比20世纪60年代的红卫兵差。当时唐朝皇帝迎请佛舍利入宫，韩愈写下言辞激烈的《谏迎佛骨表》，予以阻止。直截了当地把佛骨称为“枯朽之骨，凶秽之馀”，认定佛家是夷狄之法，乱国之道。对于这样一位坚定的辟佛斗士，佛教圣地九华山竟然把他当作本方土地神来供奉，充分说明了九华山佛教对于儒家的包容态度。

收入《九华山大辞典》的400多首咏九华山诗文，多有著名诗人之作，如刘禹锡、梅尧臣、王安石、苏辙、袁枚、康有为等。他们咏颂秀美壮丽的九华山水，表达对九华山的热爱与崇仰，这是山岳崇拜古老文化传统的文学化表达；他们也在诗文中阐释着自己对佛道哲理的体悟，抒发着儒家知识分子对于佛道教圣地的赞美，表现着儒道释三家的审美精神融合。

九华山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积淀，形成了博大宽宏的包容精神，在这里实现了儒道释三教的共存并流。九华山的这个文化特点，在佛教四大名山中是独树一帜的。九华山不仅是佛教圣地，也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渊薮，形成了独具风采的“九华山文化”。那些名山盛事就是九华山文化的经典体现。

九华山的人间标高，不依赖于它的地理学刻度，而是源于它在历史地平线上的文化海拔。

（完）

笔者依据实地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加上相关资料的阅读，建构了一个可作实际拍摄翔实依据的脚本。如果没有这样一次前期实地采访，即便可以凭借文字资料写出一个解说词文本，其在实拍过程中的可用性和内容饱满程度也一定不如有实地采访阅历的文本好。

在纪实片创作过程中，提供必要条件，允许撰稿人做好相对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对于整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确实有“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效用。

但在电视纪实片行业的运作现实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负责纪实片项目运作的有关人士突然找到撰稿人，言明聘用意图，也签订劳务合同，也预付稿酬，要求当然也很紧迫，一部多集的片子，约定写作时间，或三五天一集，或七八天一集。写作条件是，文字材料有限，可访谈专家难找，知情者介绍也没有，前期实地采访更不安排。意思是直接落笔就写。仿佛撰稿人就应该是什么东西都能够倒出来的宝葫芦。制片方到期拿到稿子之后，接下来就是“高度失望”——觉得稿子完全不是想象中那样“好用”，甚至完全不可用。然后只能是返工重来，或者另请高明。原本很着急的项目，为赶进度而不顾文本写作的实际需要，最终还是在准备文本阶段就窝工拖期。这会让工作进程更加匆忙，进而导致作品粗率，影响顺利播出，损害制作方市场声誉。

纪实片（包括专题片、论证片等）的本性是直接纪实，撰稿人无法对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给予“纪实”。他坐在写字桌前，看不到纪实现场那些不停演进的事件场景，那些充满故事的生动人物，那千姿百态的鲜活细节；对于自己没有直接观察的东西也给不出看法和观点。这时让撰稿人写出一个可用于实际拍摄依据的底本，实际上是一个很外行的要求。而在实际操作中，类似的要求却经常出现，撰稿人达不到这类要求，就被认为是水平不行。这恰好表明了这个行业自身不够成熟，没有形成符合操作实际的程序和规范；这同样也是项目运作者不懂得纪实片脚本创作规律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属于“初级阶段”现象。

在现实操作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把撰稿人前期准备工作环节当作必有的工作程序予以实施，是项目顺利推进的奠基性条件。

而对于撰稿人来说，除非你自己的业务阅历丰富到足以应对猝然面临的陌生题材项目，否则，贸然接受没有前期准备的项目是有风险的。保险的办法是不接这个“活儿”，这是对甲乙双方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