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理论视野

一、国家与社会理论

“国家与社会”是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常用视角。“由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尤其注重考察制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它对于分析近代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及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运动，尤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清，1994）

“国家与社会”分析视角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分立的基础上，以解答由于这种二元分立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近代之前，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当然无法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概念。因此，把 “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理论分析工具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在近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终于能借助市场的力量发挥自主性，摆脱软弱无力的状态，并导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而这样一来，就 “使得既有社会秩序和权威模式成了问题”（杰弗里·亚历山大，2002，51页）。正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得以重建，才使代议制政府得以顺利诞生，形成 “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从此，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重构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公共利益也是国家与社会分化后出现的事物。

“国家与社会”分析视角在中国的兴起，是对客观现实进行理论分析的需要。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都处于国家政治的直接控制下，国家 “吞并”了社会，完全取消了社会与国家这两者间的差别和界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促使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得到流动，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社会结构的分化打破了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仅从国家的角度已无法解释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无法证明企业自主、社会自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国家与社会”理论成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中常用的理论 （刘先江，2006，18页）。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 “国家与社会”，并非指那种特定的 “市民社会反抗暴政国家”的、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范式。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国家与社会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零和博弈，两者既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并且两者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融合地带，而这些融合之地，正是中国媒体大放异彩的舞台。

二、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1]是一种民主治理理论，它强调平等、自由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在平等对话和理性讨论中达成共识，通过共同协商制定决策 （陈家刚，2004，3页）。

协商民主的优点在于，它并不是将政治仅仅理解为权力或者控制，而是强调理性基础上的公民协商对话，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它具有温和与理性的特征，并且以公共利益为归依，充实了政治的合法性，因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伊恩·奥弗林 （IAN O'FLYNN）在 《协商民主与分裂社会》一书中指出，协商民主的政治平等、互惠原则和公平原则，非常有利于解决分裂社会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OFLYNN，2006）

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社会不公与冲突加剧问题，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度将不断扩大，而政治领域仍然属于低度参与。中国政府对大众传媒、民间结社、集会等公共领域的有效控制，使社会的政治参与要求被成功抑制。这两大领域 “一松一紧”，形成了中国特色的 “新权威主义”模式，它使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这一模式的缺点也逐渐显示出来：“滋养特殊利益集团，增加交易成本，使民主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大打折扣，媒体舆论无法形成对政府滥用职权的监督制衡机制。”（李炳烁，2006）这就使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日益明显，协商制度的缺乏又使矛盾冲突很难得到化解，社会稳定受到挑战。

要解决社会冲突，首先要进行利益协调，再者要增进沟通理解，而这两点正是协商民主的长处。在政治参与度很低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式的渠道有效地体现于公共决策之中。而协商民主则强调，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是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都能平等参与到决策的形成过程中来，这就为普通大众表达自己的利益提供了渠道，使利益博弈不再完全被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所主导。另外，社会成员之间的理性讨论与协商，也会增进公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一个经过充分讨论和利益协调后出台的政策，与未经讨论就出台的政策相比，肯定是前者更能促进社会的团结，也更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使政策的推行更为顺利。而且，协商民主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安全阀”和 “缓冲区”的功能。

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媒体是一个关键环节。无论是利益表达，还是辩论与协商，媒体都被视为最开放、最重要的渠道。协商民主理论视野下媒体作为 “公共论坛”和 “利益聚合平台”的设想，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媒体角色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书目

包心鉴：《高度重视 “后危机时代”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视野》，2010年第3期。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蔡雯：《美国 “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对美国 “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与分析》，《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1、2期。

陈家刚：《协商民主：民主范式的复兴与超越》，陈家刚选编： 《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陈韬文等：《传媒的公共性是传媒研究的核心议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8期。

〔美〕大卫·克罗图、〔美〕威廉·霍伊尼斯：《运营媒体：在商业媒体与公共利益之间》，董关鹏、金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耿步健：《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谈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求索》，2005年第9期。

〔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郦红、那滨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周末〉个案研究 （1983年—2001年）》，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胡泳：《众声喧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胡正荣：《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我国媒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闻大学》，2003年第3期。

〔英〕杰弗里·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邓正来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董天民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李炳烁：《超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李继东：《英国公共广播政策变迁与问题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2004年版。

李良荣：“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之圆桌论坛，2009年12月。

李良荣：《公共利益是中国传媒业立足之本》，《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

李良荣：《论中国新闻改革的优先目标——写在新闻改革30周年前夕》，《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社会理论》2007年第1期。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第100期。

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刘海龙：《谁之危机？何种危机？——以瓮安事件和晋宁事件为例》，“传媒与公共性”第二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2009年。

刘先江：《“国家与社会”视野中的政府管理社会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罗世宏：《自由报业谁买单？新闻与民主的再思考》，《新闻学研究》（台湾），2008年第95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文1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潘忠党：《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 （总）第6期。

秦晖：《改革战略中的 “尺蠖效应”》，《人民论坛》，2009年第15期。

〔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张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美〕唐 （W．F．TANG）：《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张东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陶卫华：《吴敬琏谈中国改革30年》，《小康》，2008年第4期。

汪晖、许燕：《“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王缉思、王逸舟：《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吴清：《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与发展的政治动力之谜》，《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3期。

夏倩芳：《公共利益与广播电视规制》，武汉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徐勇：《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化的原生点》，《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学习之友》，2006年第3期。

姚君喜：《社会转型传播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衣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北方论丛》，1995年第4期。

殷大奎：《关于建立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新浪网，见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60920／15262932019．SHTML，2006年9月20日。

曾繁旭：《国家控制下的NGO议题建构：以中国议题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8期。

曾庆香、李蔚：《论发泄型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特征与媒体报道》，《现代传播》，2010年第8期。

〔美〕詹姆斯·W·卡利：《新闻教育错在哪里》，李昕译，《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英〕詹姆斯·库兰等：《大众媒介与社会》，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张建中：《政治、权力与选举：大众媒介与墨西哥的民主转型》，中国传媒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张金海等：《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兼论传媒结构的合理建构》，《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7年11月。

张静：《公共空间的社会基础——一个社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

张宁：《中国转型时期政府形象的媒介再现》，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张志安：《新闻生产中的 “自我审查”——以2008年 “毒奶粉”等事件为个案》，“传媒与公共性”第二届中国青年传播学者研讨会，2009年。

章平：《大众传媒上的公共商议》，《新闻大学》，2010年第4期。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2期。

赵月枝：《批判·理性·正气》，人民网，见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5／22072／2329964．HTML，2004年2月10日。

COOK，TIMOTHY（2005），“THE FUNCTION OF THE PRESS IN A DEMOCRACY”，IN G．OVERHOLSER AND K．JAMIE－SON（EDS），INSTITUTIONS OF AMERICAN DEMOCRACY：THE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URRAN，JAMES（2005），“WHAT DEMOCRACY REQUIRES OF THE MEDIA”，IN G．OVERHOLSER AND K．JAMIESON （EDS），INSTITUTIONS OF AMERICAN DEMOCRACY：THE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RICH，CARL J．（1950），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BOSTON：JINN AND COMPANY， P．462．

GANS，H．J．（2003），DEMOCRACY AND NEW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NHAM，NICHOLAS（1992），“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IN CRAIG 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IT PRESS．

GUNTHER AND MUGHAN（2000），DEMOCRACY AND THE ME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FLYNN，IAN（2006），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DIVIDED SOCIETIE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 也译作审议民主、商议性民主、商谈民主等，以陈家刚的 “协商民主”译法最为学术界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