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进步

一、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体制解放与功能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而发端的媒体市场化经营，撬开了传媒体制改革的大门。为了赢得市场，媒体开始从 “传者本位”向 “以受众为中心”转变，这种竞争性的、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导向的媒体市场化改革，打开了传媒功能发挥的空间，使媒体从单一的喉舌宣传工具向公共信息传播机构和社会公共舆论机关转变。

（一）传统的宣传体制

从1942年 《解放日报》改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新闻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建构起自己的党报理论和传媒体系。对党的媒体的要求被归结为 “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党性为新闻媒体必须具备的四项品质之首，强调媒体的宣传、鼓动、组织作用。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其 “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选集》，1213页）。随着党取得全国政权，私营媒体于1952年年底被完全取消，党报体系进一步得到确立和强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新闻体制和工作传统都是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

在这种体制中，传媒的角色、功能以及工作方式的核心内容如下：（1）传播媒体归国家所有，党对传播媒体的组织控制。（2）传媒是党的喉舌、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3）传媒是党和政府指导工作的工具。（4）主要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宣传政策、群众动员和意识形态教育。媒体的主导内容是：鼓舞性的——鼓舞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示范性的——不断树立先进的典型人物供人民学习和模仿；论证性的——论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说明国家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让人民群众自觉认同和执行 （汪凯，2005，196页）。

在1956年以 《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发起的新闻改革中，新闻从业者试图对既有的党报模式作出修正，从喉舌论的 “宣传本位”回归到 “新闻本位”，并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体现 “公共舆论机关”的本质，《人民日报》宣称要成为 “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报纸编委向中央建议：“报纸上的文字，除了党中央少数负责人的文章和少数社论外，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也可以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因此都有讨论的余地；就是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和社议，也不是不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只要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也可以发表。”（新闻战线编辑部、北京新闻学会，1985）这种观点即便是今天来看，也相当先进，它描绘了另一种形式的传媒角色。但是由于无法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这场改革很快夭折，一元化的宣传体制未能得到改变。

（二）市场机制的逐步深化

传媒体制变革的重新启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财政不堪负担，中国媒体开始了试探性的市场化改革，国家 “逐渐意识到以有限财力支撑日渐庞大的媒体规模，实在不胜负荷，媒介在经营上步入市场，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李良荣、林晖，1999）。1978年，财政部批准 《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媒体实施企业化管理的报告。虽然当时具有试点性质，但这无疑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被认为是我国媒体市场化进程的开端。

市场化的改革一旦开始，就很难再将历史的齿轮倒退回去。因为第一次的有限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地满足媒体和大众对于变革的要求，每一次改革都将引发新的改革要求。与此同时，改革带来决策环境的变化，变化了的环境又迫使政府实施进一步的改革，如果政府拒绝实施进一步的改革，那么它就很可能会付出比实施改革更大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智的”政府为了在新的条件下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将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于是，改革就在这种螺旋式的 “循环”中持续地推进，直到形成新条件下的稳定状态为止。这一连串的 “阶段性”改革也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 “制度变迁”。

传媒市场化也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从1979年 《解放日报》第一次刊登广告，到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再到21世纪初传媒企业纷纷上市。传媒本身所固有的市场性质被逐步发现并实现。我们可以大致将其概括为 “广告——发行——经营体制——集团化——资本运营”（汪凯，2005，199页）这样一个由边缘到中心、逐步深入的过程。

老报人左方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闻改革时说：

那时讨论什么呢，一个是讨论 “短新闻”，怎么把新闻写得短一些。第二个是讨论会议新闻怎么处理，因为会议太多了。怎么写？哪些该写？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尖端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这时候丝毫没有触及真理报模式。

真理报模式就是只认宣传，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所以它的市场能力非常弱，这是它最致命的弱点。你要打破真理报模式，就要抓住它这个弱点入手，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他说报社需要利润，你就告诉报社，必须要报纸卖得出去才有利润交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把真理报模式逐步地颠覆过来。

当然，对传媒市场化的合法性认定也并非一蹴而就，先是有了新闻是信息、媒体要为受众服务等观点的讨论，然后出现了新闻是否属于商品的争议。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新闻界的观念才明显地偏向市场经济，学者们对这个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报纸是商品，党报也不例外。与之相对应的是媒体广告的大幅度增长，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广告司的数据显示，1992年和1993年两年中国广告市场的增速分别达到93．42％和97．57％ （王学文，2003），是迄今为止增幅最大的两年。

在党的 “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大众传媒的事业属性被重新界定：新闻事业就其生产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的精神产品而言，属于上层建筑；但就其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民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而言，属于第三产业。由此完成了传媒事业与产业双重属性的认定，中国传媒的市场化进程获得了 “合法性”的政治加冕。

如果说这一阶段的市场化还主要表现为对旧的政治标准的突破，那么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虽然在市场标准与原来的政治标准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融合趋势，比如 “在市场中保证舆论导向”的说法。进入到21世纪的语境中，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都市报喊出了 “做主流报纸”的口号，而官方的目标则是把党的媒体在市场中 “做大做强”，政治与市场在这里实现交汇，市场的合法性得到巩固。

对中国传媒管理的决策层而言，尽快做大做强中国传媒业，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更有打造国家软实力的政治需要。当前，传媒业已经和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产生越来越紧密的战略关联。传媒产业的发达，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而是一种对国家综合竞争力具有奠基作用的 “软实力”（SOFT POWER）。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面对跨国传媒资本的强势压力，中国传媒产业的强弱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经济收益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民族文化和国家信息安全能否保全、国家软实力强弱的重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经受过切肤之痛的中国政府而言，打造一个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媒产业，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当务之急。“话语权靠什么？不能仅仅靠国外媒体上面播我们一两条新闻，搞一点借船出海的外宣工作，最终是要看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巨头。”（黎瑞刚，2009）李希光也认为，如果中国不按照市场规律和运用商业运作大力发展自己的有竞争力的新闻媒体，“有朝一日中国人必将成为美国在线或NBC新闻的忠实读者，成为美国新媒体巨人与新主流媒体操纵和垄断下制作的新闻品的消费者……而这势必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李希光，2000）。

既然国家有将传媒产业 “做大做强”的必要，媒体自身有逐利冲动，产业化大潮也就顺理成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推进传媒市场整合，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开放性政策。

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 “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这对于传媒领域内的体制改革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2001年，国家允许包括发行、印刷、广告在内的 “经营性资产”上市，向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资本市场开放。（中共中央办公厅，2003）

2003年，有关部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

200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商务部出台 《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允许外资可以以不超过49％的持股比例通过合资合作成立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公司，进行 “非时政新闻类节目”的内容生产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2004）。

2005年，国务院文件提出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艺表演、电影电视剧制作发行等文化产业，支持民营资本参与部分国有文化单位的股份制改造 （国务院，2005）。

据2004年的不完全统计，中国 “投资平面媒体的公司多达40余家，涉及报刊近百家，而更多的合作正在进行中”（王君平，2004）。新闻出版总署在 《中国报业发展年度报告 （2005）》中透露，“深圳报业集团、今晚报社、中国证券报社、电脑报社等单位也都制定了上市融资计划，争取在政策时机成熟时进军资本市场”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 2005）。实际上，当前资本规模的竞争压力迫使 “几乎所有的实力媒体都在考虑上市”（王平，2005）。

随着传媒领域中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它所产生的影响早已超越经营的范围，扩展到新闻操作逻辑、传媒格局、传媒功能等各个方面。

（三）市场的释放作用

1．受众意识的兴起

市场化使传媒的生存方式和行为逻辑产生了深刻变化。传媒开始展现出其自身的利益动机，在保证政治安全的基础上，经济驱动成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影响着媒体的组织运作。如今，广告收入已经占媒体总收入的70％以上，有的媒体甚至超过90％，这意味着媒体能否生存和发展，在已基本失去财政拨款的条件下几乎完全取决于自身能否满足市场的需求。这就必然导致新闻采编流程的市场化再造，也就是新闻生产必须以受众和广告商的需求为中心，按照他们的喜好来决定新闻产品的内容。从媒体的定位到采编人员的具体新闻实践行为，包括选题的确定、报道角度的选择、采访对象的筛选，乃至对报道写作方式的推敲，都必须考虑这一点。就连标准的政治宣传，都强调要用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

在市场的驱动下，媒体从以 “传播者”为中心，转变到以 “受众”为中心，这一变化意味深长。

第一，媒体开始有了 “社会立场”。市场与社会息息相关，面向市场的改革自然促使媒体更加关注社会，关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 “社会立场”的偏好。社会立场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品牌形象与竞争策略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组织化的理性选择行为。为了实践这种立场以获得受众认同，媒体开始更多地从社会和受众的角度来进行报道。曾繁旭在研究了NGO与传媒的互动之后发现，处于市场驱动下的新闻传媒，更可能发展民间立场，突破国家控制，冒风险报道一些对制度形成挑战的议题（曾繁旭， 2008）。

以电视新闻为例，某省级电视台有一档收视率极高的 “民生新闻”类栏目，在本省乃至全国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突出特色就是几乎每天都有站在民间角度对政府部门的批评报道且言辞激烈，该新闻栏目所在频道的副总监、该栏目的直管领导表示：

监督政府当然有压力，但是老百姓爱看，这样才有收视率的保证……电视台什么都跟收视率挂钩，而且分解给我们的要完成的广告额每年都会大幅提高，收视率就更重要了……想些办法吧，政府意见大的时候就收一收，或者拣一些不太重要的报……（张宁，2008，101页）

由此可见，市场力量起到了一种 “释放”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治领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让媒体获得了相较以往更大的话语空间与自由，使其逐渐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某些性质与功能。

第二，增量变革提升了传媒服务于社会的能力。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而催生出许多媒体 “增量”，包括最先出现的 “周末版”，到后来的晚报、都市报，以及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等；当然，还包括媒体的扩版，即增加报纸的版面数量或者是节目播送的时长，扩大媒体信息容量与广告刊播量。增量改革的好处在于它不挑战传统的 “喉舌”功能角色，原有的政治宣传内容依然存在，但不停出现的 “增量”可以满足受众的更多需求，促使传媒类型及传媒话语向多样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转变。

以电视节目的发展为例，1993年，《东方时空》提出 “真诚面对观众”的口号，节目从过去的居高临下变为尊重受众，开始提供观众喜爱的热点、难点、焦点报道，开始了大范围的舆论监督。《焦点访谈》1994年4月1日问世后一炮打响，各地的舆论监督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96年，湖南台推出 《快乐大本营》，这个节目被业内专家认为是中国电视第二次面对市场或者说是中国电视表现出尊重观众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成为电视娱乐时代降临的标志。2002年 《南京零距离》面世，以其民生内容的特色及民本的价值趋向，成为民生新闻的滥觞。

中央电视台 《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认为：“从 《东方时空》到 《快乐大本营》，再到 《南京零距离》，代表了整个中国电视节目回归媒体的传播规律——真诚面对市场和受众。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更多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现在的媒体在承担政府媒体功能的同时也希冀实现媒体的公共传播功能，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这种对公共品质的追求在中国媒体中已经是一种全面生长的态势。”（张洁，2009）

2．多元化媒体格局的形成

1977年，全国报纸的总数仅为180种，党报一统天下。而到2000年，全国的报纸总数超过2000种，非党报占据了主体地位。有三次大规模的办报浪潮改变了整个报业的结构 （汪凯，2005，107—110页）。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 “信息”概念的推动下，一大批以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电台、电视台也纷纷推出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的新频道。信息性的内容在媒体报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大大开拓了新闻的报道面。第二次浪潮是在1992年以后，以晚报、都市报的兴起为主要现象的报纸大众化浪潮。第三次浪潮是以专业主义为特征的严肃媒体的兴起，包括一批全新面目的财经报纸，如 《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以及 《南方周末》等时政类报刊。

在广播和电视媒体领域，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新兴的频道、节目不断出现。此外，网络、手机、大屏幕等新媒体迅速崛起。从整体上看，市场化媒体无论是在市场占有率还是在舆论影响力上，都占据主流地位。各种媒体以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受众定位为依托，形成了庞杂而多元的格局。在媒体产品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创新。这意味着，社会从媒体获得的信息数量和种类增加了，受众选择媒体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从更深层次上说，是公众的传播权利得到了更好的满足。

3．传媒功能的扩张

中宣部前部长丁关根曾对新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作了这样的概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根本性的变革。在改善大众传媒结构，增加报刊种类，形成竞争机制方面，在新闻单位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责任制方面，在改进新闻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增加信息量，发挥多种功能方面，都迈出了步子。” （丁关根， 1994）

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传媒功能得到了明显扩张，“传媒不仅是宣传工具，同时也是信息传播机构、公共论坛和娱乐载体”（汪凯，2005，197页），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得到扩展。媒体先是以维护消费者权利的名义，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然后逐渐扩展延伸到公共政策领域。

在以往的公共决策中，传媒往往扮演着宣传者与动员者的角色。比如在三峡工程中，全国人大开会讨论三峡工程前夕，中宣部组织了阵容庞大的首都新闻界三峡考察团，分两批开赴长江三峡及中游防洪重点地区，开展大规模宣传造势，直到临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闻媒体的宣传攻势才拉下 “电闸”（金小明，1992，12页）。在这种类型的宣传攻势中，往往只有政府意愿的表达，而无多方意见的呈现。

现在，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在公共决策中扮演 “质疑与协商”的角色，这在燃油税、物业税、医改等问题的全民关注与讨论中都有明显体现，有时政府还主动通过媒体来征求公众意见。传媒的协商功能得到发挥，有效地改进了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不再是以前的“我制定，你服从”的模式，而是通过公共空间中的充分讨论，使不同阶层利益得以汇聚综合，提升了政策的公共性。

更主动的方式是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扩张。媒体通过报道和评论将某一公共问题摆在公众面前并引起社会关注，由此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近些年来，媒体议程设置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大，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种新的动向是，传媒开始在社会制度层面发挥积极的改造作用。如2005年一些媒体对湖北佘祥林冤案、河北聂树斌冤案的追踪报道，使最高法院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2003年 《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最终使得国家废除了施行多年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颁布了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体的兴起，使民意获得了新的表达渠道和聚集空间，通过数字技术虚拟的公共领域，实现了公众意见的密集表达，并给现实政治造成了真实的舆论压力，对公共政策进行的信息输入，产生了政治参与的效果。从整体上看，大众传媒 “从单纯的 ‘组织喉舌’向全方位的 ‘社会传播机构’转化，已经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进程”（汪凯，2005，205页），这大大提升了传媒作为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能力，拓宽了其服务的范围。

二、媒体话语方面，专业主义逐渐兴起

中国当前的媒体话语是驳杂而丰富的。总体上看，它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流，同时融合了儒家思想和专业主义的观念综合体。

（一）传统思想资源的继承

在中国历史上，读书人向来有一种积极入世、“济世救民”的思想传统，认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的儒家传统在新闻从业者群体中也得到了传承。一位记者曾经描述过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典型记者形象：

（他们大多）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有些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这样的人，是新闻人中的儒家——千百年来，儒家的理想就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些人来说，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陈涛，2002，369页）

儒家的天下情怀很容易渗透到媒体这种与社会生活有深入联系的行业。无论是梁启超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还是邵飘萍的 “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的民意之前”，再到今天 《南方周末》的 “给弱者以关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任凭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新闻人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职业理想与追求仍旧一脉相承。

（二）新闻专业主义

陆晔教授与潘忠党教授曾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了归纳，他们认为专业主义的内涵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者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于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新闻从业者对于信息的采纳基准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和鼓动者；（4）新闻从业者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真伪，服务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特殊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从业者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陆晔、潘忠党，2002）。

需要注意的是，专业主义是以西方新闻业为蓝本提出来的理想模型，实际上，在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的束缚下，西方媒体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上述要求。相比之下，黄旦教授对专业主义基本理念的归纳可能更符合实际：（1）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2）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3）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4）报纸的运转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5）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黄旦，2005，32页）。

比较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归纳之后即可发现，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核心思想，就是独立于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势力而服务于公共利益。

党报体制建立之后，新闻专业主义因无用武之地而未能在中国发育完善，但是对报道的 “真实”和 “客观”要求依然被保留下来。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媒体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记者的职业意识逐渐觉醒。《新闻调查》制片人王坚平感慨：“我们不应该轻易跪拜在权威脚下，从而束缚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实际上，真正的感悟往往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的。”（王坚平，1999，119页）这段话暗示了新闻从业者角色转换的心路历程。卢跃刚在为 《中国青年报》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代表作品结集作序时，就把这种转换的实质说得更加清楚：“《中国青年报》的嬗变，实质是 ‘职业回归’，还新闻以本来面目。”（卢跃刚，2000，5页）

在这一职业回归的过程之中，呈现出对专业主义的需求与认同。它首先表现在业务层面。传媒行业市场化之后，需要对宣传任务进行新闻化转换，这样，专业主义作为一种业务操作模式就获得了合法性与发展的空间。即使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也在新闻采编业务层面接受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规范。

随着专业主义在业务层面的深度渗透，它在一些媒体中逐渐上升到新闻理念的层次。《南方周末》在2004年的元旦致辞中说：“不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还是新闻网站，我们向你们服务社会、关怀公众致敬；我们向你们坚守客观、公正、理性、良知致敬；我们向你们拓展新闻边界致敬；我们向你们这些 ‘喉舌’致敬！……我们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

有研究者总结了 《南方周末》新闻从业者群体的职业理念和新闻实践特征：“新闻记者是一个独立和独特的职业而非 ‘工具’，公正、良知和理性是新闻记者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新闻报道的职能是通过提供事实和分析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化，调查性报道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记者高度重视的新闻采集和报道手段，借此可以对抗权力及利益集团的介入为获取事实真相所设置的障碍。”（洪兵，2004）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正是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得以发育和成长。当然，迄今为止，新闻专业主义并未成为体制性的实践内容，且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过程，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吸纳与融合。面对专业主义话语的兴起，传统主流媒体以 “扬弃”的方式，对源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述有选择地整合进现行新闻话语体系之中，对其进行 “中国化”改造。

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首先吸纳了专业主义理论中有关新闻工作者应该维护公共利益的核心理念，强调新闻的 “社会责任”。与此同时，“中国化”的专业主义淡化了西方所谓 “传媒独立”的观点，明确要求新闻从业者在 “党和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按照宪法、法律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进行新闻信息报道和市场营销。

中国的新闻从业者还对西方专业主义理论中的新闻 “客观性”概念进行了改造。

西方的新闻理论强调客观性，媒体往往标榜自身 “价值中立”（VALUE－FREE）或 “超然”（DETACHED），实际上很难做到。而在中国，新闻从业者历来遵循的是建立在坚定的基本立场之上的客观公正。专业主义与中国语境结合的结果是，中国的实践者还是不会置身事外，他们仍然具有非常确定的价值判断立场，只不过这种立场从官方偏向了社会而已。比如 《中国青年报》“冰点”前主编李大同就宣称，记录只是中国新闻界的职业底线，而影响社会则应是从业者追求的目标，因为在当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数量庞大的弱势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正在受到严重侵害，新闻信息报道应该通过调查、揭露的方式直击社会不公正，报纸应成为老百姓说话的地方 （李大同，2004，序言1—3页）。

赵月枝认为，虽然从业者已发展出对专业主义的一种初步意识，但 “他们并没有将自己隐藏在被仪式化遵奉的 ‘客观性’之后，也不惮于倡导和作出价值和道德的判断”（赵月枝，2000，584页）。为了社会的进步，他们愿意跨出客观性的篱笆，直接干预和影响社会。这更符合倡导式新闻业 （ADVOCACY JOURNALISM）或参与式新闻业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特征。对比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这实际上是更符合中国现实和需要的一种理念。

在中国当下的媒体话语中，宣传话语、儒家情怀和专业主义同时存在，而且在这三者的接触与碰撞之中，正在形成一种进步主义特质的媒体话语，它活动于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以改良社会为目标，以专业主义为基础，同时具有行动性、倡导性和参与性。

（四）传媒及其从业者对公共利益的自觉表述

在新的媒体话语的影响下，“公共利益”正在成为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自觉表述和行动目标。

有研究者对全国16座城市的813名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中国记者的媒体角色认知正经历由传统 （以宣传教化为主导）到现代 （以信息监督为主导）的转变 （赵凯、陶文静，2009）。在 《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次专访中，白岩松说：“过去我们是党的喉舌，现在我们是党的喉舌和群众的喉舌，这是一种进步……从政府的喉舌，变为百姓的喉舌。站在百姓的阵营里，谋求的是百姓的 ‘公共利益’。”（吴虹飞，2007）北京某主流都市报的评论部主任也坦承：“我写评论的基本立场是公众的立场，诉求点是公共利益。虽然我经常会有意识地多做政策解读的工作，但这种解读不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而是站在公众的立场……我认识的评论界的大多数人，都是贫寒出身，所以我觉得站在公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张宁，2007，43页）这些表述说明，服务于公共利益已经成为部分传媒从业者的价值追求。有人甚至认为，传媒改革 “30年来最重大的进步就是中国媒体有了媒体自身的价值观”（张洁，2009）。

除了从业者之外，一些媒体组织也开始将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旗帜和行为准则。《南风窗》的封面上，印着一条英文短语—— “FOR THE PUBLIC GOOD”，译成中文就是 “为了公共利益”。编者解释说：“为打破垄断部门的利益格局而呐喊，为党内和乡镇的民主实践加油，为民族复兴的大业献计献策，为一切合法利益受损者 （不仅是弱势群体）奔走呼号，或者更日常化一些的，为国内外读者提供精炼的政经资讯，这些都是 ‘FOR THE PUBLIC GOOD’的应有之意，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实践已有的承诺。”（《南风窗》编辑部，2003，3页）这里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对自身 “社会公器”角色的觉醒和自觉担当。

如果说体制外的杂志这么做还 “情有可原”，那么中央级的主流媒体也打出公共利益的口号，则表明这种觉醒和担当并不局限于市场化媒体，还渗透到了体制内媒体之中。《经济半小时》栏目组的座右铭是 “关注公共利益”，它虽身在央视财经频道，却和 《财经》杂志一样，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出鲜明的公共性特征。新华社旗下的 《财经国家周刊》的办刊口号是：“公众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虽然两句相近的口号表明了一种调和，但是提出公众利益至上的理念，对于这样的媒体来说本身就是很大的突破。该刊总编姬斌说：“我们的办刊理念，就是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两个利益结合，就是这本刊物的主流价值所在……我们非常想办成一本刊物，在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事关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一切问题上，能够真正体现客观、真实、全面、建设性的风格，负责任地进行观察。”这样的表述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了 “党的喉舌”的传统话语框架，而呈现出更宽广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服务精神。这种理念上的提升，也重构了媒体的社会角色与功能，大大拓展了新闻实践的空间，对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具有深远意义。

三、实践层面的进步

在传媒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会渐进式地允许媒体创新，但不会直接提供制度安排，只是通过反复观察和考虑媒体的违规行为，再以默许、鼓励、追认和批准的方式，逐渐开放部分控制领域，或者以限制、干涉和禁止的方式来取缔部分违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 “束缚创新”（陈怀林，1999）。在 “束缚创新”的模式之下，新闻从业者有一定的自主发挥空间，因此在不同情境下的 “临场发挥”往往成为他们的基本行为策略 （潘忠党，1997），即面对模糊情境或者新出现的陌生情境，采取带有创新性质与试探性质的策略与行为。而一旦这种创新行为在重复若干次后没有引起制度的强烈反弹，则往往会被固定下来并被整合进从业者的实践行为系统而成为新的 “惯例”。正是在不断的临场发挥中，许多原本的报道 “雷区”，比如对于自然灾害和部分突发事件的报道等，逐渐成为可以正常报道的领域。大众传媒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实践，正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行为边界。

（一）报道空间的开拓与深化

近些年来，新闻媒体在报道的速度、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1）在时效性方面，由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消息的传播速度大大提高。为了掌握报道的主动权，传统媒体不得不提升自身报道的时效性。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使传媒报道的时效性得到了整体提升。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对灾情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在地震发生后不到20分钟，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新华社播发的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比法新社早6分钟，比美联社早8分钟。新华网在14时55分公布了这一消息，而这是网上最早发布的关于汶川地震的消息，距离地震发生仅27分钟。第一张地震图片也由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后迅速发出。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32分钟后，在新闻频道口播了第一条新闻；15时20分，央视打破原有节目安排，推出汶川地震新闻直播，滚动播出抗震救灾有关消息和工作进展。媒体的快速出击，使真相始终跑在谣言前面，迅速消除了人们的恐慌，稳定了社会情绪。

（2）在报道的广度方面，自然灾害、大部分突发事件和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已成为可以正常报道的领域，报道空间明显拓展，社会能见度大大提高。

2008年重庆发生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新华社重庆分社当日就迅速发稿，还一度以“罢工”定义此次事件，并在第二天继续跟进，直言当地政府部门未能将事件成功平息。《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重庆罢运事件和深圳袭警事件的次日，都刊登了相关报道。时政报道在不断艰难探索的过程中也逐渐拓展了自身的活动空间，在报道的题材上，从 “眼睛向上”转为 “眼睛向下”（周葆华，2003），开始关注中国大陆地方政府改革和基层民主的进程；对高层领导人的报道则注重信息的及时传播和尝试对其是非功过进行评说；在法治问题、社会问题、台湾问题、外交和高层人士变动等传统意义上比较敏感的题材上都迈出了第一步。在报道方式上，开始注重对时政新闻的评论、分析和解释。

在报道空间的拓展上，表现最明显的还是突发性事件报道领域。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众多国内媒体打破以往突发事件的报道模式，对灾情进行了全天候、全景式的报道，使灾情真相得以全面、立体地展示出来。

在传统模式中，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宣传管理部门要求媒体对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报道方式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片面强调抗灾救灾而忽略灾情本身，却把受众对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给人留下一种 “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

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新闻价值取向得到了突破。以人为本、以事为主成为主导性的新闻价值取向，灾情本身和受灾群众成为报道关注的核心，而对抗灾政策和精神的宣传则被置于事件的延展过程之中。各类媒体把地震灾情放在醒目、显要的位置予以报道。大到救援工作的总体进展，小到每天最新的财产损失情况、人员伤亡的具体数字，信息的公开程度相当高。众多普通灾民成为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典型英雄人物，普通民众开始在媒体叙事框架中占据主要地位。有学者认为 “2008年，我国新闻实践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董天策，2009）。

（3）在报道的深度方面，媒体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近年来有不少 “民生新闻”和舆论监督都明确指向现象背后的制度性缺陷，并引发了公共政策方面的回应。对 “重庆钉子户”和 “山西黑砖窑”等事件的报道，并没有停留在 “反常”和 “悲情”的层面，而是深入追寻事件的来龙去脉，反思导致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根源，完成了从 “个体性”向 “公共性”的跃升。媒体对于贵州瓮安、山西娄烦、三鹿奶粉诸多事件的深入挖掘与不懈追问，使事件真相逐渐显露，表现了媒体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另外，媒体对公共事务报道的功力也有所长进，比如对于已成为社会公害的高房价问题的报道，媒体从当初的指责“炒房团”，到后来将矛头对准开发商，到现在深入分析地产利益集团的结构构成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呈现出一种逐渐深入的态势。

（4）平民视角和民本价值得以彰显。《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开篇之作 《北京最后的粪桶》，就典型体现了平民视角。与此相近的新闻操作理念，在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中的 《生活空间》《百姓故事》栏目和 《南方周末》中的 《百姓茶坊》与 《百姓记事》版面上，也都有体现。民生新闻的出现，则把民本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以人为本的新闻操作理念，使媒体的报道视角和叙述方式都发生了改变。白岩松认为：“我们这一代新闻主持人如果说作了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对新闻语言体系的改造，脱离了原来的八股体系，关注人、说人话、像个人。”《南方周末》则直接宣称要成为 “一本中国百姓的生存史和思想史”，记录 “流动于社会的民间思想”和 “行进中的中国人的醒着的生活”（徐列， 2009）。

在这种操作模式中，普通民众更容易接近媒体，成为报道的主体，而且他们的形象不再是媒体从宣传需要出发建构的符号，而是自身状态与生活的真实表达。公众的近用权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公众成为编辑部场域中 “不出席”的主体之一，媒体呈现与社会话语的表达日趋多元。

（二）言论空间拓展，公共协商起步

无论是传统的主流党报，还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市民报纸，近年来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就是评论版面的扩大与加强。现在大多数市民报纸都有专门的时评版，一些甚至有评论版组，专门拿出几个版面出来做时评和评论，还将其做成报纸的品牌之一。时评的内容非常广泛，对当下社会的各方面都有涉及，尤其是有重大新闻出现时，报纸评论形成的风潮甚至不亚于媒体报道的火力。在发挥空间上，时评比报道的尺度更为宽松，以批判倾向为主，各类批评官方信息不透明、权力膨胀、道德堕落的言辞随处可见，上至各部部长、地方首脑，下至基层官员，都在被批评范围之列。2010年 “两会”期间，湖北省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就引发了各大媒体的口诛笔伐，要求省长公开道歉甚至引咎辞职，展现了媒体评论的空间和能量。

有研究者指出，时评的繁荣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繁荣，更是 “话语权”扩张和下移的标志 （张淑华，2006）。新时期时评走向繁荣并非偶然，而是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从社会层面来讲，利益群体意见的分化与多元已是大势所趋，而且由于利益博弈日趋明显，公民的表达意愿很强烈，表达能力也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这就积累了相当的表达势能。

从传媒生态上来讲，舆论环境日渐宽松、公民言论空间已经扩展开来，网络上的民意表达因为渠道的易得与少受审查，比传统媒体还要大胆得多，这也促进了传统媒体言论空间的扩张。

从操作层面上来讲，传媒竞争日趋激烈，如何赢得公众？争夺言论制高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从历史传统上来追溯，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报纸都设有专门的读者来信版，公众参与在话语上具有正当性。在1956年的 《人民日报》改革中，头一个月平均每天刊发读者来信近10篇 （丁淦林，1998，432页）；当然，这种读者来信版“主要是人民群众提出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疾苦，把党报当作类似政府信访部门，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发表自己对社会问题、国家大事的个人观点。这样的言论版缺少意见交流，更缺少观点冲突。”（马少华，2002）因此，以前的言论版缺乏公共讨论，公众意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无法得到充分表达。现在的言论版则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一旦有了多元意见的表达与交流，公共讨论与协商的进行就顺理成章了。而且我们通过分析时评版操作者的自述，可以发现公共协商机制的形成是出自有意的制度设计而非无心插柳。

媒体对公民社会的第二个推动作用就是把公共事件带到公众视野，让公众来讨论。这就是说，媒体能带动公共讨论、公共辩论。

《南方都市报》破天荒地每天拿出几个版做评论，刚开始这个模式很多人是质疑的，据说这不符合老百姓的阅读习惯，但坚持下来最后还是成功了，评论成了 《南方都市报》第一个拳头产品，很多读者买 《南方都市报》后第一时间看它的评论，它强制性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南都模式”在中国的都市报当中得到了快速复制，内地但凡有点影响的都市报，评论版的操作跟 《南方都市报》基本上都差不多。评论在市场化媒体中的快速崛起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它们本质上都是公共辩论、公共讨论，而这种公共辩论、公共讨论恰恰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公共产品。

如果说我们的市场化媒体对公民社会起着什么作用的话，公共辩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全中国的公共辩论，是随着市场化媒体在中国发展壮大后才展开的。接下来，我希望它能够逐步扩展到课堂上，扩展到我们人大的会堂上，扩展到我们政协的会堂上，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展开。

通过推动公共事件，通过推动公共辩论，最终推动公共政策的改进，这是媒体的第三个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我本人就是做评论的，或者说我本人就是参与公共辩论的，我参与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影响公共政策，使决策机制更民主、更理性、更科学。

公共辩论全面展开之前，怎样荒谬的法律法规都没有一起事件因为民意而改变，但是，有了公共辩论之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笑蜀，2009）

公共表达与协商的出现是公民权利表达的实践，这不仅彰显了民意、规范了权利的运行，而且提升了公众决策的合理性，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言论的勃兴，还充当了新闻的替补角色。新闻停滞不前时，时评则迂回进攻，这样既能保护记者，又能引起受众关注。“目前的新闻，尤其是一些重大新闻，事情到了关键时刻就没了，于是，时评中的 ‘评’，就成了人们的次选择，希望通过时评，推动事情的发展。”（迟国维，2005）从这个角度来说，时评拓宽并延伸了新闻，也扩展了传媒发挥的空间。

（三）公共参与的扩大

在报道和言论空间都在不断扩展的同时，传媒开始呈现出更为主动的公共政策参与的姿态。

2010年3月1日，《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华商报》《重庆时报》《大河报》等13家报社编辑部共同在头版发表社论，敦促废除户籍制度。社论以 “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之权利”为切入点，向中国政治精英及全体国民公开喊话：提请 “两会”代表与委员们，善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加快户籍改革进度，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该社论也得到了四大门户网站 （新浪、网易、搜狐、腾讯）的一致响应，均在新闻首页显要位置加以推荐。这一联合发表社论的开创性举动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在 “两会”即将召开的时刻。虽然社论的组织者最后被撤职，但是它表明了经过市场化成长和公民社会熏陶后的媒体拥有强大的公共意识的律动和公共参与的能量。

对于公共政策越来越积极的参与态度，在传统的主流媒体中也有反应。2010年3月底到4月初，以新华社六评高房价为发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全部开动，以报道、评论等各种形式炮轰高房价，对政策调整建言献策。重要的是，这并非宣传部门授意下的舆论攻势，也不是为特定的政策出台吹风，而是媒体对于公共政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自发的公共关注。

部分中央媒体关于房价的报道如下：

3月28日：《红火景象下的楼市之忧》（新华社）

3月29日：《不能让楼市成为投机者的乐园》（新华社）

3月30日：《坚决清除房价中的 “腐败成本”》（新华社）

3月31日：《疯狂的房价叫板土地招拍挂》（新华社）

4月1日：《“土地财政”还能维持多久》（新华社）、《中国楼市三问：老百姓如何才能住上房？》（《人民日报》）

4月2日：《税收杠杆应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

4月3日：《日本年轻人：租房住也幸福》（央视 《新闻联播》）、《奥地利房价稳定靠政府干预》（《光明日报》）

4月4日：《面积小价格低纽约小户型受青睐》（央视 《新闻联播》）

4月5日：《实行土地招拍 “价低者得”难在哪里》（《检察日报》）

4月6日：《是否取消房地产预售制》（《人民日报》）、《新华六评能否触动畸高地价房价》（《中国青年报》）、《美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房价稳定》（央视 《新闻联播》）

4月7日：《住房制度改革要不要大幅调整？》 《遏制土地拆征的 “利益依赖”》（《人民日报》）

4月8日：推出专题 “关注疯狂房地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月9日：《北京楼市持续火爆投资性买房占多数》《评论：征收房产税是遏制房价上涨的有力手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月10日：《住房保有税能否抑制高房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舆论压力之下，相关的调控政策不断出台，如 “二套房房贷首付50％以上”“暂停发放第三套房贷款”、探索 “综合评标”的土地出让方式、明确保障性住房比例等，房价过高地区的房价疯涨被明显抑制，出现了量价齐跌的现象，防止了楼市泡沫的进一步扩大。

（四）从业者的理性与韧性

在实践情境中，政府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媒体在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取得政府满意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世界上任何国家概莫能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媒体这些年能在服务于公共利益上取得明显进步，有赖于从业者的理性和韧性。

在中国那些有责任感的媒体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理性而积极的认识，用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的话来说，“我们要承认现实：我们是在一个有限制的环境里做新闻”（张洁，2009）。《南方周末》编辑部则在内部培训材料中如此表达：“我们注定是要戴着锁镣跳舞……需要的是从石头下顽强生长的韧劲。”这是一种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并未因环境限制而放弃自身的责任，而是在承认体制权威的前提下，谨慎地开始了对它的改进。媒体人钱钢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很多事情需要一毫米、一厘米地推进，我把它叫做 ‘毫厘主义’”（杜鹃， 2007）。正是在这种 “日拱一卒”式的长期坚持下，从业者集小改善为大进步，开创了今日之媒体局面。孙玉胜认为，新闻改革不能逾越现有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而应审时度势，在大环境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抓住机遇，趁势而上。

在改进的过程中，从业者也注意讲求 “策略”。为什么 《财经》报道了赈灾中的校舍坍塌事件而没有像其他媒体那样被处罚？胡舒立对此的回答是：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 ‘你说谎了’……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也就是说，强调自身的事实报道和意见表达对国家而言具有 “建设性”，以期通过这样的具有建设性的表达，促使、帮助党和政府能够采取科学有效的举措，改良、改善公共权力的运用，最终实现公共利益。通过这样一种转换与调和的方式，从业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实践中存在的国家与公众之间的张力，使之既符合公共利益，又能让党和政府满意，“在双方之间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张宁，2007，44页）。

媒体在报道中对地方政府使用 “不信任”叙述框架的同时，还使用 “信任中央政府”叙述框架，倾向于中央政府和国家法律的权威，其实也是游走于政府层级之间，寻找运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