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

少儿出版作为社会生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些年的经济产值直线上升，成为整个出版业中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一个部分，其经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传媒学者约翰·内斯格在《传媒、社会与公共性》中指出:“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是什么条件，图书市场上的消费主力军永远是青少年。谁赢得了青少年，谁就占领了先机。”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世界读书日”上发表致辞时讲道:“图书在当今社会的教育、文化和经济领域承担着多种重要角色，这是老生常谈，我们也经常强调出版物兼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工业产品和具有版权的二重性，因此这种无形的人文遗产理应在道德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得到保护。”另外，图书作为广阔范围内一大批社会活动和业务的驱动力，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收入来源，由此，在全球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图书便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因素。但是因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更为强调少儿出版的精神属性，强调其文化产品的特性，对于少儿出版经济价值的研究与重视一直都逊色于对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部分少儿出版人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不能正确处理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关系，过于强调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于少儿出版经济运作方式的强调与重视超过了对图书内容质量的追求与重视。部分少儿出版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转变了观念，树立起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但是却忘记了少儿出版者更加不能忽视的文化意识、责任意识和对少儿读者的服务意识，忽视或减少了对少儿出版社会效益的强调与重视，把少儿出版的市场化片面地理解为顺应市场，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什么有市场就做什么，结果导致了一些迎合少儿不健康需求的迷信、色情图书的出现;导致大量跟风热门选题的出版，使得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同种选题的图书，销售量上不去，结果造成了出版资源的严重浪费;因为城市少儿图书消费能力比较强，就将出版和图书营销的重点都放在城市，忽视了农村少儿对于图书阅读的需要，这对于城乡间的和谐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不利的，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究其根源，都是由于对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缺少正确、全面的认识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因而我们有必要系统研究与分析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以使少儿出版能够兼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少儿成长和社会进步助力。

一、少儿出版的商业属性

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源于少儿出版的商业属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它是用来交换的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体。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使用价值则是指它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少儿出版的产品少儿读物就具有商品的基本特征，即价值和使用价值。少儿读物的生产，是一个运用科学技术，将经过编辑加工再创造的文化作品进行复制，然后通过图书发行人员进行销售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同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具有共性。少儿读物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纸张、油墨等，所需要的设备——计算机、印刷机等，这些都是物质生产所需要的条件。少儿读物的生产过程，需要作者的创作、编辑的加工、排版、印刷、装订、运输、发行、销售等一系列的环节，这个过程中凝结了作者、编辑、校对、印刷和发行人员等工作者的劳动，因而少儿读物具有价值;同时，少儿读物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到达少儿读者的手中，可以满足少儿读者获取知识、信息、社会经验、审美享受的精神需要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而具有使用价值。虽然从少儿读物的内容来看它具有满足读者精神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属性，但它同时具有物质商品的形态，是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到达传播对象手中的，具有商品的特性和商品价值，少儿读物因而是一种商品。少儿读物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少儿出版具有商业属性。

通过发行，少儿读物经过流通和销售，到达消费者少儿读者的手中，使出版发行者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以抵消少儿读物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并获得一定的利润，整个过程就实现了少儿出版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少儿读物的出版，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发行与销售到达少儿读者手中，吸引其阅读，使其在阅读中接受读物中传递的精神文化和知识信息，实现少儿读物的使用价值，出版者通过图书的销售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获得继续生产与发展的资本。如果少儿出版者出版的读物，不能进行很好的售卖，最后下架运回到库房成为积压品，直至最后成为废品销毁，不仅浪费了作者、编辑、印刷等劳动者的劳动，也使出版者的经济效益受到损失，严重者会造成出版者的亏损，哪里还谈得上发挥少儿读物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呢? 少儿读物如果不能被读者消费、阅读，就失去了生命，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少儿出版的商业属性，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按照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实现少儿出版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少儿出版的繁荣与发展。

二、确认出版商业属性的历程

出版物具有精神属性和商品属性双重性，这个今天看来并不难以理解的客观事实，在出版发展的过程中，其确认的过程却漫长又曲折。

在我国古代，出版有官刻和私刻两种形式，官刻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不追求经济利益;私刻则大多追求商业利润。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出版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民营出版业发展起来，图书的销售也开始了商业化的发展，出版的商业性开始凸显出来。随着出版技术的进步，图书生产量大为增加，图书生产成本开始下降，更多的普通人有了阅读图书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业还是以民营为主，出版的商业性非常突出，人们也普遍接受出版物的精神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双重性。但是，随着出版业公有化的改造，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业基本上都由国家进行控制和管理，私营出版社已经不存在，出版业由依靠私有资本运营转变为由国家出资运营，按照计划经济的运行体制进行运转，而不再是根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指挥棒”来运转，出版的价值追求也转变为满足政治需要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当时出版国营化的一个好处是图书定价由国家来统一调控，图书定价普遍很低，使得购买图书的人不必承担过重的经济负担，对推动人们阅读具有一定的好处。而且作者进行创作没有市场销售的压力，在国家统一管理和倡导下，许多作者创作出了形式上为人们喜闻乐见，内容积极健康向上的作品，发挥了出版物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精神教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出版国营化也带来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出版管理的行政化、官僚化，使得整个出版运行状况极为僵化，并且过于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作用，使得出版内容不够丰富，并且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过于模式化，形象流于“高、大、全”，缺少对人性和个性化的追求。当时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均由国家统一管理，图书由新华书店发行。新华书店按照行政区划，均衡分布，均衡发展，各自圈地经营，条块分割严重，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形成了图书流通的壁垒。[1]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出版物的商品属性被逐渐否定，而精神属性、意识形态属性日益得到突出强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以前，极端之时，人们根本不敢提出图书商品属性的问题，就连图书的经营单位，也不得对图书以“货”相称。这期间，我国出版业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无论是出书的品种、数量还是质量，都严重下降。

这种极端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基本国策，经济体制改革引进了市场这一因素，思想也得以拨乱反正，对出版的商品属性极力否定和回避的状况逐步得到了改善，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出版物的商品属性和出版的商业属性。同时，图书发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也制约着出版业的发展，因此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摊和书贩》的通知;1982年6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确立具体的改革措施:改一贯包销为多种购销形式，出版社自办征订批销，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积极发展集体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过去新华书店独家经营的体制被打破;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计划经济”重新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8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起草小组在北京成立，这些为出版业的转轨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之后出版管理进一步放开，放权承包，放开发行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联合。

1992年10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趋向，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和机制逐步形成。出版改革的不断深入，促使了人们思想上的解放，出版的商业属性不再是需要避讳的问题，出版社开始由原来单纯的生产型文化单位向生产经营型单位转化，出版单位由原来的只管出书不管销售变为了既要出好书又要做好销售养活自己的自负盈亏的行业。当然，在经营压力增大的同时，出版单位具有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包括图书选题的决定、图书定价权，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人事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和资金的使用权等。可以说，正是出版商业属性的确认所带来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措施，给出版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少儿出版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从表1．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三、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

关于少儿出版的经济价值，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表1．1 1960—2014年少儿图书出版统计[2]据

(一)少儿图书存在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未成年人的数量达3．2亿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3650亿元增加到了2015年的676708亿元，相应的家庭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使我国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在食品、日用品和居住上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逐步上升。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现在的未成年人基本为独生子女，上述因素都令家庭在未成年人的消费上有了更多投入的能力。根据美兰德信息公司1998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五大城市中0—12岁儿童家长进行的调查，当时这五个城市平均每个家庭用于孩子身上的消费达672元，占家庭收入的18%—30%。根据美国麦克尼尔教授的研究，1999年中国大城市里4—12岁孩子每年自己的支出约为530亿元，而中国大城市中孩子的消费金额每年将以9%的速度增长。2002年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所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小学生的消费调查显示:1万名中小学生家庭中的6—15岁儿童，平均每人每月消费500—800元的占74．5%;家庭收入中三成用在孩子身上的占90%，五成用在孩子身上的占56%。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现在家庭用于孩子身上的消费金额更多。这些数据使我们对少儿图书潜在消费市场有了一个明晰认识。这个巨大潜在市场的存在，是少儿出版实现经济价值的基础和有利条件。

(二)少儿出版是社会经济的产业部门之一，直接为社会创造产值

中国近代的出版业是从19世纪中叶起步的，到20世纪初，出版业已经初具规模。这一时期，出版业显示了强大的经济活力。比如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商金港堂各出10万元合资经营， 1914年商务印书馆收回日股，核算下来，日方除历年分得的红利外，回收时得到45万元，增值3．5倍，而商务印书馆本身的资本也达到了200万元。这说明，发展中的中国出版业，在旧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门类。[3]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少儿出版是社会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出版发行活动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多样的少儿读物或通过出售版权而创造产值，构成了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2000年《哈利·波特》系列图书被引进我国，并成为销售业绩骄人的畅销书之后，少儿图书市场开始了畅销书的时代，少儿图书市场快速成长，成为整个图书市场中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细分市场领域，其创造的产值也进入快速增长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少儿出版的发展状况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整个国民经济高水平的发展必将推动少儿出版的进步，而另一方面，少儿出版发展水平也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1980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开一项历时三年的有关书刊印刷和出版业对经济、教育、文化等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书刊印刷水平，是该国经济、教育、文化等发展水平的标志;印刷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有很高的相关关系(其关系指数为0．9);印刷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项研究工作的结果进一步显示了出版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密切关系。

(四)少儿出版通过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未来生产力的发展

人是生产力的主体部分，人力资源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社会经济已经走向了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是科学技术的掌握者和使用者，人的素质高低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以发挥作用的程度，因而劳动者的生产技能、知识水平等素质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就曾强调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4]在文化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出版都能够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少儿出版通过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社会经验、道德规范、劳动技能以及外来优秀文化，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开阔少年儿童的眼界，从而为社会生产培养未来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社会未来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少儿出版培养社会未来劳动者的重要意义，从党和国家关于少儿出版的有关会议内容和制定的规划中便可见一斑: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要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力量，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1994年8月召开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总结了多年来少儿读物的出版工作，提出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发展目标，是要提高少儿读物的整体水平，为培养跨世纪接班人服务。少儿出版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确实没有辜负党和国家所赋予的重任，在培养少年儿童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张秀红:《“图书是特殊商品”与新华书店体制》，《大时代》2003年第5期。

[2]据来源:《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社。

[3] 王建辉:《出版与中国近代文明》，《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总第43期，第97－98页。

[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