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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价值的内涵与外延

时间:2023-05-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价值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价值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2]都市报价值的主体是都市报的读者。都市报价值以读者这一主体为中心,以读者的立场、尺度为标准加以衡量。两个群体的信息需求不同,都市报对两者而言价值也不同。聚焦并不意味着都市报

价值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价值得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一切媒体价值存在的基础也是关系,即媒体与其用户之间的关系。不同媒体的价值由其各自独特的传播介质所决定。报纸的价值存在于报纸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中,电台的价值存在于电台与听众之间的关系中,电视的价值存在于电视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中。报纸的价值是以文字为介质而构建起的报纸与读者的关系,电台的价值是以声音为介质而构建起的电台与听众之间的关系,电视的价值是以图像和声音为介质而构建起电视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互联网的出现,把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传播介质融为一体,改变了简单的“传者—受众”的单向传播模式,形成了“传者—用户”的双向传播模式。传统媒体纷纷借力互联网,以媒介融合的方式跨界传播,传统时代读者、听众、观众的界限逐步淡化,用户成为媒介融合时代的主体。

一、关系基础上的都市报价值

对都市报价值的探讨应该在读者(用户)主体性和都市报客体性的关系中进行。所谓“都市报价值”,其价值主体是读者,价值客体是都市报,二者通过符合都市报范式的介质(文字、图像、声音等)建立起稳定紧密的关系。它是读者(用户)的需要期待与都市报自身属性的统一,或者说是都市报的特殊性质满足了用户的需要期待。作为社会主体的用户有选择评价的自由,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都市报价值的决定者和主导者。都市报及其独特属性在多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用户)的需要和期待,决定了都市报是否具有价值及具有多大的价值。

都市报价值体现在为满足读者(用户)需求,以都市报为载体并提供相应的信息内容和服务上。其价值存在的基础就是立足于满足用户需求而与其建立的较为紧密稳定的关系,其核心价值是内容,其延伸价值是服务、渠道、终端。对于都市报核心价值是内容这一观点,学界和业界都已认可。但对于其延伸价值及其与核心价值的关系,认识尚未明晰。报纸内容固然重要,但仅仅抱着内容这个核心价值,是不能正确认识都市报价值的丰富意义的。“而在这其中,内容尤其是新闻内容也许是同质性最高、不可替代性最弱的一个要素,如果内容不能与其他要素打通、融合,而只是作为一个孤岛存在,那么它的影响力的释放就会受到很大限制。”[1]就像“木桶理论”所言,决定木桶盛多少水的,并不是由最长的那块板,而是由最短的那块决定的。作为都市报核心价值的内容就是那块长板,其延伸价值就是短板。延伸价值事关都市报的生存问题,核心价值事关都市报的发展问题。无论是核心价值还是延伸价值,都必须紧紧围绕用户关系这个中心服务。

二、都市报价值的特征

价值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以“主体的尺度”为本性,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性质。同时,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特征: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价值;同一客体对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价值;同一客体对同一主体的同一方面,在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的价值。此外,价值只有同某个时代人们的某种需求相联系,成为人们需求的对象,它才能成为价值,这便是价值的时效性特征。

(一)都市报价值的主体性

“价值作为一种特定的主客观关系,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以主体(人)尺度为尺度,依主体(人)不同而不同、变化而变化的,具有鲜明的主体性。”[2]

都市报价值的主体是都市报的读者。都市报价值以读者这一主体为中心,以读者的立场、尺度为标准加以衡量。读者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需求、立场、尺度的不可捉摸。都市报读者这一主体的客观性在于,任何读者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其需求、立场和尺度是人的一般本性和历史变化着的、社会的本性的统一。

都市报对读者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读者能否恰当地评价这种价值,应该如何实现这种价值,都与读者自身相关。读者主体及其结构、地位、规定性、能力等因素对价值、评价、选择、创造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读者主体及其本性、目的、需要与能力都处于发展着的历史进程当中,并具有永不满足现状的超越性,因而都市报价值及其相应的评价、选择、创造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在认识都市报价值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便是价值主体的混乱和错位。都市报的记者、编辑常常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好恶”标准去选择、评判并创造都市报的内容,例如报社内部每天都会评选好稿、好版。但是在很多时候,记者、编辑们自我感觉不错的新闻,读者却并不买账。

(二)都市报价值的多元性

都市报价值的多元性来源于价值主体——读者——的多样性。读者作为都市报价值的主体并不是“铁板一块”,按照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民族、信仰、收入水平等标准,他们可以被划分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之间又有着交集。都市报价值是面对着由不同层次、不同利益、不同能力、不同需求的读者构成的价值主体而存在的,面对不同群体,都市报价值是不同的。例如,在都市报读者中,公务员群体更关注政治新闻,而商人群体则对经济信息更感兴趣。两个群体的信息需求不同,都市报对两者而言价值也不同。

诚然,都市报是为满足读者群体的“最大公约数”的需求而存在的。这个“最大公约数”的需求来源于社会发展变迁中市民阶层的逐步形成和稳定,同时,“最大公约数”的需求也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市民阶层为帷幕掩盖着的不同群体的各异需求进一步放大、分化,导致读者主体不断裂变,这就使得都市报比以往更难满足“最大公约数”的需求,所以读者群体的流失是必然的。因此,都市报完全没有必要为读者群体的流失而懊恼,而是认识读者主体的多元性,从而重构“最大公约数”的需求。

在互联网发展的催化下,读者主体多元性的加速裂变宣告了都市报“大众传播”时代成为过去时,但这并不意味着都市报的消失。正如同汽车的普及并未完全取代自行车一样,很多家庭二者兼有,自行车从交通代步工具转变为骑行休闲工具。都市报需要摆脱“大众”的定位,努力在“大众”和“窄众”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点就意味着要对读者主体做出取舍。

都市报应该摆脱力图覆盖更多读者群体的定位,缩小读者主体的范围,聚焦目标读者的特征需求,充分利用读者群体的流失,重新聚集新的读者主体。聚焦并不意味着都市报发行量的下滑,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发行量的提升。打个比方,一辆有30个座位、在10个站点停靠的公交车,运行一圈的时间大约是1小时。经过改造,该公交车只在5个站点停车,运行一圈的时间缩短为30分钟。改造后的公交车的乘客数量不一定比改造前少,一些在乎时间的乘客会选择速度占优的线路。该公交车在站点便利和运行速度之间所做的平衡,看似放弃了一部分站点的乘客,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却吸引了更多赶时间的乘客。

(三)都市报价值的时效性

“价值的时效性是指,每一种具体的价值都具有主体的时间性,随着主体的每一变化和发展,一定客体对主体的价值或者在性质和方向上,或者在程度上,都会随之改变。”[3]以蜡烛为例,在没有电的时代,它作为照明工具而存在;有了电以后,蜡烛照明的价值发生改变,成为酒吧、餐厅制造浪漫氛围的装饰点缀。同样是释放光线,从照明转向了美化,这是蜡烛价值的转变,也是蜡烛价值时效性的体现。

价值的时效性决定了价值具有重塑性。一种能满足特定时间内主体需要的价值,在脱离了特定的时间和主体的需要后,就转化成了一种具有一定功能的事实。该事实具有与多种主体需要再次结合的可能,可能再次参与到主体需求中,从而具有再次实现价值重塑的可能性。

从价值理论的视角看,报纸起源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对商业信息的原始需求,报纸的发展源自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渴望以及人们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政党报刊是其典型代表。大众化报刊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对政治的热情开始转向对经济和生活方面的信息需求。报纸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在不同时代的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

基于读者主体能力和信息需求的变化,都市报价值同样具有时效性和重塑性。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赋予了读者选择信息和互动反馈的权利,读者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成为主动的信息传播者,实现了由受众到用户的转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和社会阶层的细化,读者群体日益发生分化,“大锅饭”的口味不再能够满足读者个性化的口味和需求,具有定制性质的“精神食粮”成为必然选择。都市报价值中的精髓部分能否适应读者需求的变化,通过重塑形成新的价值,将决定都市报的未来。这种“精髓”能否成为价值、成为什么样的价值,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待和塑造它的活动方式。正如黑格尔所言,“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4]

三、都市报价值的消解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以免费的海量信息、用户的选择自由度、携带的便捷性对都市报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被都市报视为核心价值的内容开始免费、无门槛地进行传播;原本具有多元化需求的读者在融合平台上获取了信息选择权、发布权、解释权,享受到精准化、社区化的服务。都市报与读者通过内容而构建起来的价值关系,随着内容平台的转移而迅速消解,衰减成一种被动的、间断的弱关系,而新媒体与用户之间具有相对稳定和持续的强关系则开始构建。都市报价值衰退的过程,恰恰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价值递增的过程。

(一)人的主体性要求

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其主体性是现代人最重要的特性之一。自由既是对人本质的终极界定,也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新闻业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类对未知信息的需求,这种满足的走向应该是信息获取门槛越来越低,而人在获取过程中享有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信息获取的门槛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便捷性)。媒体的发展历程表明了该门槛不断降低的规律:从对识字有要求的报纸到只需要听得见的电台,从看得见的电视到点击鼠标的互联网,再到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报纸的进化历程也体现出门槛不断降低的规律:从小范围传送的手抄报进化到大范围发行的印刷报,从固定人群的政党报刊进化到面向普通人们的大众报纸,乃至免费报纸。在信息获取门槛不断降低的过程中,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越来越大,从被动的“受教育者”变成了可以自由发声传播的“主人翁”。尽管“主人翁”的存在感有时候是虚拟的,但对此存在感的渴求却符合人的本性。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不断降低信息获取门槛的同时,不断放大着用户的“主人翁”感觉。原本作为都市报核心价值的内容开始免费传播,都市报与读者之间基于内容而建构起来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互联网搭建的平台赋予原本就有着多元化需求的读者以信息的选择权、发布权、解释权,并提供了精准化、社区化的服务,使读者群体开始分化。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现实社会的虚拟存在,比传统媒体所构筑的拟态环境更加真实、广泛和互动。随着内容转移至互联网平台并被附加“海量”“免费”“互动”等多种特性,都市报主要依靠内容而构建起来的与读者之间的价值关系迅速瓦解,网络与从传统媒体争取来的用户的新的价值关系开始构建。都市报价值衰退的过程,恰恰以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价值递增的过程。

(二)现实影响因素

由西方商业报纸主导的市场新闻业一般同时是在受众市场、资本市场、广告市场、新闻来源市场进行新闻资源交易。[5]与西方商业报纸类似,我国都市报只有在读者市场、广告市场、新闻来源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存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其中,都市报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人,即都市报的读者。此外,从都市报发展的历史来看,它还要受到政治、市场、技术、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作用于人,进而影响都市报的价值。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并不相同。

一是政治环境。在中国,政治对媒体的控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治对媒体的影响往往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或暴力干预。例如1913年癸丑报灾发生时,很多报纸就被迫停刊。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市报的两次发展和一次消失,都受到了政治的直接影响。当前,党管媒体的原则没有动摇。

二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都市报价值产生的源头。都市报的读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民阶层。都市报的价值建立在与其读者之间的关系上。此外,与党报不同,都市报直接面向市场发行,其受众群体作为碎片化的个体存在,其赢利模式依靠市场经济的支撑。

1978年后,晚报的出现与繁荣以及后来都市报的崛起,其根本推动力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通过资源的自由配置,社会阶层实现分化与流动,相应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求也愈发多元。多元化的需求对处在成长期的都市报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但当都市报为满足读者需求而固化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时,面对市场经济推动下多元化需求的不断膨胀,能否快速适应读者需求的变化就成为都市报价值存在的关键。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对都市报内容价值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的侵蚀也显而易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都市报公信力的下降。

三是科学技术。媒体的发展史是一部技术进步史。从手抄报到印刷报刊,从电台到电视,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每一次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都源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每一种传播介质都要依附于物质载体而存在,如文字与纸、声音与收音机、图像与电视机、互联网技术与电脑、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手机等。现代报纸的起源受益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报与纸得以结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新闻信息先后实现了与电脑、手机的结合,也使得互联网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媒体应运而生。互联网技术对都市报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利用科学技术,不断拓展自身形态,重构价值要素,都市报的价值才能涅槃重生。

四是文化发展。市民文化是都市报价值存在的文化基础。市民文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伴随着城市的出现而兴起。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所谓市民文化从根本上讲还是一种精英文化,这从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学者名流的文章就可见一斑。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民文化得以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使市民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定制化、便捷化、服务化成为新趋向。

创刊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间的一批都市报,虽然面向市场而生,但骨子里仍带有精英文化的痕迹,这种痕迹经过90年代市场经济的洗礼逐渐消去。当下,都市报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已逐步确立,一方面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都市报肩负着舆论引导、社会协调的责任,必须以高品质、高品位的内容引领市民文化,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1] 彭兰:《再论新媒体基因》,《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2期,第7页。

[2] 孙伟平:《价值哲学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3] 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4] 〔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5] 参见〔美〕约翰·麦克马纳斯:《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张磊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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