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稀释背后的路径依赖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的报业体制变革属于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渐进式改革。回顾我国报业体制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开端，报纸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从创办都市报到组建报业集团，从资本上市到跨行业发展，报纸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断确立。2011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报社的转企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截至目前，转企改制在全国已基本完成。都市报作为非时政类报刊中的主力军，与党报的改革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从诞生之初就完全面向市场。目前，都市报这一报业群体已经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报业体制。

从微观层面看，围绕采编、经营、管理、发行等各环节，都市报已建立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套制度曾经极大地推动了都市报的发展，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相对低效率的制度如果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制定者的矛盾心态、原有制度矩阵、观念上的迟滞、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等等。虽然都市报的读者群体人数在减少，经营收入在下降，但其尚未走到关乎存亡的时刻，只是日子没有以前好过，挣钱没有过去多，影响力没有以前大而已。如果将目标定位于生存这一层次，都市报目前实行的制度依然有效。然而，都市报如果想重现辉煌、实现跨越式发展，该套制度的相对有效性反而会强化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从而造成转型乏力。

我国都市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采编经营管理制度。这套制度涵盖了都市报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从内容生产到广告经营，从报纸发行到人事管理。制度中的各个环节已建立起了相对均衡的状态，使得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了平衡。现存制度下的均衡与转型要求的尝试产生了矛盾：原有制度不再适应新的市场需求，要转型就必须改革；现存制度的保守性以及制度间的关联却使得制度变迁的惰性更强。

一、政策制定者的矛盾心态

目前，多数都市报都是报业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不少报业集团也因为旗下创办的都市报享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市报作为报业集团的主力军和顶梁柱，担负着为集团扩大影响力和经营创收的双重任务。对于报业转型这个带有相当风险的改革，报纸负责人往往会出于全局稳定的需要，既希望都市报能够在转型中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担心转型失败会影响整个大局的稳定。由于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处于矛盾心态之中。

都市报管理层当下的心态与都市报创办之初截然不同。改革开放初期，都市报创办之时，报纸没有历史包袱，并且正逢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市民的信息需求旺盛，都市报的采编经营制度运转又比较高效。当年只要办出来的报纸，基本上都有市场，都能挣钱，都市报也出现了十余年的黄金发展时期。

我国的都市报大多属于党报集团旗下的子报，同时是党报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报纸的政策制定者对都市报可观的经济效益及这种效益带来的巨大改变有了充分认识，导致对都市报的经营利润过分重视。这种重视与都市报转型的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导致政策制定者产生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转型方向模糊和动力不足。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不一定能保证转型成功，但转型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当拿着都市报越来越难赚到的钱投入到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利润的转型中去时，决策者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

报业集团的政策制定者大多是党报集团的负责人，拥有报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政策制定者的官员身份决定了其在制定决策时更多的是考虑求稳，回避转型带来的潜在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往往采取渐进式转型的路子，试探性地前进。

同样，在西方的报纸转型中，报纸带来的利润也使其转型进程变得彷徨与多变。《纽约时报》作为世界报业转型的先行者，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我们的领导层知晓这一点并且我们已经涉足这些方向。然而日益清晰的是，我们并没有带着足够的紧迫感去行动。这或许是编辑部门与其领导层要面对的唯一且最重要的长期挑战。我们能够理解，当下一些因素放慢了这一复杂的转型。四分之三以上的广告收入和订阅收入仍然来自于报纸，我们大多数的员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所锻炼的是在纸媒中成功的技能。”[1]

都市报转型是一场都市报与读者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需要颠覆原有的制度重新架构新的制度才有可能实现。渐进式转型策略看似回避了风险，试图通过对原有制度的小修小补重新赢得市场。然而，试探性的改变而非系统性、整体性的转型缺乏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转型成果难以为继。

渐进式转型决定了脱胎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从一出生就“先天不足”，在配套机制、资金、人才上无法和真正的互联网企业相提并论。因而，传统媒体的报网互动、全媒体转型等等虽然推进了多年，但“报人办网、十年不成”，至今仍缺少成功的案例。

二、效率优先制度体系的过时

都市报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决定了都市报的制度体系是以市场效率为第一标准建立起来的。因为都市报要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无论是新闻采编还是广告经营，都必须优先考虑效率。这种对效率的追求表现为都市报的制度体系的建立以绩效考核为核心。

绩效考核是一种以量化指标为参照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适应多个部门、岗位各司其职、进行标准化生产的激励制度。而在今天，这种绩效考核下的都市报运营已经不再适应分众化、个性化的用户需求。用户需要的是有个性、有创意、真正贴近需求的产品，这种产品的生产不再单纯依靠效率，而是取决于创意和整合。

当都市报从上到下都在绩效的“指挥棒”下为了稿件的数量和经营指标而忙得身心俱疲之时，谁还能独善其身地去思考用户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即便有这样的思考和行动，也很快被淹没在更为实际的绩效追求之中。

（一）绩效考核主导的制度体系不断透支发展潜力

在都市报现有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层面的绩效考核制度是媒体实现质量管理和调控的重要途径。绩效考核直接与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挂钩，因此也是媒体对从业人员能力评价的主要标准之一。尽管都市报还设有其他制度进行质量控制，如每天的采前会、编前会进行新闻调度，每周的新闻例会进行点评，每天评选好新闻、好版面等，但这些制度的执行力度和贯彻效果不如绩效考核那么显而易见和相对稳定，受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大。

绩效考核既面向基层从业人员，也涵盖了中层乃至高层的管理人员。除了“用数字说话”之外，绩效考核还包括软指标，例如报纸影响力的扩大、受上级宣传部门嘉奖的次数（一般是宣传部门的新闻阅评）等。基层人员的考核主要通过每月稿件、版面数量对记者、编辑进行考核，同时引入稿件、版面的质量指标；管理人员的考核则主要对中层人员、高层人员在一个时间段内（高层人员一般以年为单位，中层人员考核时间段并不固定）所负责的报纸经营收入利润为指标进行考核，同时也会参照其他新闻采编指标。

学者肖燕雄在其2008年出版的《微观新闻制度论》一书中曾指出绩效考核的弊端：重量不重质，功利思想趋向严重，激化内部竞争等。在创办及快速发展时期，都市报的转型需求不像今天这么迫切，这一弊端的负面影响也尚在都市报的可控范围内。然而今天，过去的绩效考核制度已经严重束缚了都市报转型的手脚。无论是报纸的高层管理人员还是一线采编人员，面对着严格量化的考核指标，无一例外地会继续沿着过去的路径前行。一方面，走老路的风险小、成本低；另一方面，从业者对转型的收益预见不确定，积极性很难被真正调动起来。即使认识到转型改革带来的好处，原有考核体系内的人员也不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搭便车”心理流行。南都报系行政总监刘庆认为：“市场化的报纸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建立了一套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激励机制，为报业采编、经营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为报社创造了巨大价值。但评价标准的长期稳定，让员工失去了创新的动力。”[2]

1．阻碍专业人才的成长及其作用的发挥

都市报最为宝贵的资源是专业人才。绩效考核过度追求新闻数量，忽视新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专业人才的成长，降低了新闻行业的专业水准。“名记者”“名编辑”等专业人才长期以来培养不出来，即使培养出来也用不好、留不住。这种阻碍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闻品质下降，难以出现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稿件。绩效考核体系下，从业者的写稿、编版数量直接与收入、年终评优等各种待遇挂钩，导致新闻从业者的功利化趋向，即为了挣钱而写稿，他们的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水准不断被金钱冲淡。

绩效考核主要以稿件数量和稿件篇幅为指标对记者的工作量进行评价，“多写稿”“写长稿”比“写好稿”“搞调查”更占“便宜”“性价比更高”。于是“跑场子”“硬写”成为一些记者的工作常态，800字的消息“注水”到半个版的篇幅。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时便找实习生代劳，甚至开始“编新闻”。都市报新闻内容的专业性在“注水”“垃圾”稿件中被不断稀释。笔者在对某都市报工作量排名前三、多次被评为“优秀记者”的一位记者进行深度访谈时获知：“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稿子，写完了就是写完了，甚至连自家的报纸也不愿意看，唯一看的动力就是看看自己的稿子当天见报了没，发了多大，至于内容从来不会再看第二遍，不过我每天都会看我的工作量排名，有时候一天看上好几遍，一边看一边算，看看这个月能排第几，收入能不能过万。”

二是新闻工作沦落成拼体力和热情的工作。年轻人凭借体力和热情的优势，不断“冲击”老记者。资深记者的经验和思想无处发挥，成无奈换岗，或走上管理岗位。“我国新闻媒体没能为优秀编辑记者提供上升空间，人才流失现象严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记者难以适应一线快节奏的工作和竞争状态，如果不能被提拔为领导，就只有跳槽走人。”[3]

长此以往，都市报一线采访队伍中的大部分人便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跑的还是那些行业，走的是“前辈”走过的路，但因为没有老记者的经验传承，这些年轻人依然要经过低水平的采访阶段，等到有了经验和阅历发现自己又成了老记者，就开始思考“退路”了。“从新闻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新闻从业者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女性一过30岁、男性一过40岁就觉得老了、没有发展空间了，就纷纷为自己找退路。”[4]这种新老从业者的恶性循环，造成了都市报最为宝贵的专业人才资源的浪费和流失，使得都市报的专业经验积累变得非常薄弱，产生不了高素质的“名记者”“名编辑”，也生产不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闻，从而使都市报的所谓内容优势在转型中能发挥多大作用变得不可预知。

2．追求短期利益，忽视转型布局

绩效考核容易使决策者追求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这在经营指标的考核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都市报每年都会制定新的经营任务，其利润同决策者包括员工的收入直接挂钩。在这一机制下，事关都市报发展的决策制定便容易偏重短期效益，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战略布局。“光产出、无投入”的状态严重透支了都市报的发展潜力、固有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与都市报转型的长期性、复杂性形成矛盾。

都市报转型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要顶层设计的配合和持续不断的尝试。试验的过程难免会出错，经济上的损失也不可避免。《纽约时报》早在1996年便开始其转型之路，虽然转型效果至今仍存在一定争议，但其探索的勇气和执着却值得称道。我国都市报如果过度执迷于眼前利润，不能主动积极地进行转型探索，无疑会在激烈的竞争中错失机遇。

（二）专业培训和职业上升空间的制度性缺失

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的编辑杰克·沃特福德在《新闻业处于黄金时代吗？》一文中谈到：“规划职业道路，员工的训练、培养和晋升方面所遇到的挑战依然是最大的，或许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当前的状况大抵如此。不同的是，现在多数报纸投资巨大，因而很容易忘掉每天从报社流失的人员才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资本。”[5]

这一问题在我国表现得也十分突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卓宏勇在《我国新闻记者现状及管理情况分析》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人才培养方面，媒体重使用轻培养，人才流失问题凸显。”[6]

在绩效考核制度不断被强化延续的同时，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发展空间却面临着较大的制度性缺陷。这一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员工的专业素质无法有效地得到提升，这里的专业素质既包括采编人员的新闻专业素质，也包括经营人员的经营素质；二是都市报从业人员上升渠道“狭窄”的瓶颈始终无法突破。

1．专业培训缺失

都市报现有的培训仍是以邀请名人学者讲座、业务研讨会、短期外出培训等为主，培训内容并不专业，培训效果也流于形式，科学合理的专业培训制度尚未建立。

专业培训制度的缺失既受决策者的认识水平问题的限制，也受都市报发展现状的制约。都市报的决策层面更倾向于在具体办报实践中提升员工的专业素质。此外，都市报出版节奏紧张，人手相对紧缺，组织专业培训必然会与报纸日常工作发生冲突。

然而，专业培训制度缺失带来的问题正在慢慢凸显。已离职的某都市报记者A在刚入报社时充满了理想和干劲，却在从业第六年辞去记者一职并考取了公务员。笔者在对其进行深度访谈时，他提到：

在报社六年，我已经这么卖力了，但我的新闻写作水平和一年前、两年前是没有区别的，虽然我自认为我在报社属于写稿不错的，但是我已经停留在那个地方了。当我把这个担忧告诉我们主任时，我们主任却说你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的稿子已经写得很好了，没事，别担心。我也有很多机会去别的岗位，跑别的更好的口，我之所以没走，是因为我想一直在这行业里干上十年、二十年，探索出一条路来，既是专业记者，又能和其他结合得很好。但是我发现我已经进入“瓶颈”了，当然我也有惰性，当有的通讯员与我通了电话，我就大概知道这个新闻该怎么操作，因为我已经摸透了写作的路数。但关于稿子如何写，如何结构设计，如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这就没人管了，编辑只管一段一段地删，主任只看错别字。这样下去我只能算个好记者，底子还不错，但成不了优秀的记者，因为缺乏传帮带的人才培养机制。

报社缺少一个可以准确测评记者当前处在什么阶段的合格的人力资源部。根据多年来大家的成长历程，报纸应当根据记者所处的阶段进行具体的指导，比如需要去高校培训还是去其他报社交流锻炼等。我们报社没这样的机制，记者进来以后就是“放羊式”的成长，一般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方向，也很少有人把自己的职业梦想设置到40岁。当专业水平上升到一定阶段，大家就开始熬资历，干五年和干十年的区别是认识的人不一样，人脉广度不一样。很多老记者干到最后，他的业务水平也不一定比得上刚入行的新记者，因为他的最高水平就是入行后的第二年的水平，之后他保持这个水平就可以在报社混下去了。他可以不出彩，但他知道如何投机取巧，怎么写一个整版，特别是在版面多、稿子少的情况下，无论对稿件怎样注水，也不影响稿件评比、评优秀记者，这就是报纸面临的状态。

从辞职的记者A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因人制宜的专业培训，从业人员的新闻理想和新闻职业专业性会随着工作年资的增长和惰性的增长而不断被消解。当记者职业变成一种狭窄的“熟练工种”时，其职业归属感、工作成就感和职业吸引力便相应下降。在新闻业本身绩效考核压力大、工作节奏快、收入一般的情况下，从业人员便开始流失。

2．上升渠道狭窄

目前，多数都市报采用“半企业、半事业”的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从业者被划分为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两大类。作为业务人员的编辑记者要想提升，只有进入管理人员的序列中，通过“当官”的途径来实现。

在职务晋升体系下，更高层级的职务相对稀缺，新的人才能力评价标准尚未确立，都市报逐步“积累”了一批有一定能力而又没有职务的编辑记者和经营人员。特别是在报社工作了五年以上的编辑记者，他们开始面临职业上升空间和经济收入瓶颈的双重焦虑。

都市报新闻从业者面临着后有绩效考核、前无发展空间的双重挤压，其中少数人通过职务升迁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但更多的人只能在这一挤压下继续原有的工作。当只有“当官”一条路时，都市报从业者的职业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与职业发展相对等的收入待遇也长期得不到相应的改善。面对这种现状，不少从业者或者“思变”，或者自我“边缘化”。所谓的“思变”，是寻找合适的时机跳槽；而“边缘化”，则是在报社组织内不再有所追求。

近年来，都市报的离职人员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流失方向主要为公务员、银行保险业、国有企业、高校等。从当年都市报创刊时大批人员辞去公务员职位去当记者，到如今一批批编辑记者辞职去考公务员，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体制因素值得我们深思。笔者在对某都市报人力资源负责人进行访谈时了解到，2007年，该报从全国几大名校招聘的十二名记者中，有六名记者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辞职，其中有的进入北京的网站工作，更多的是考上了中央或省级的公务员。

三、既得利益群体和观念上的迟滞

制度变迁是“非帕累托改变”，任何一种体制改革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改变。都市报创办三四十年，转型难免会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

尽管都市报的从业者对都市报的发展现状不满意，也有对改革的期望，但这并不足以推动都市报真正实现转型。决定都市报能否或在多大限度上推进转型的，是报社既得利益群体的态度和行动。这一人群多是报社的管理人员和资深采编人员，他们进入报社时间较早，经历了报社的“福利时代”和都市报的快速发展期，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对个人现状较为满意。都市报转型带来的不可预知性，使其从内心深处保持审慎的态度。在科层制的组织关系下，报纸负责人基于任期和升迁的考虑，在转型上通常采取稳妥甚至保守的策略，这也是都市报转型尝试十余年却鲜有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多数都市报并非独立法人。一方面，集团对旗下都市报制定了严格的经营利润考核指标；另一方面，都市报在事业发展上并没有相应的自主权，涉及资金的项目需要集团层面审批。都市报上报的项目除了审批流程繁冗之外，还有可能因为与集团总的发展规划或者集团负责人的发展思路相冲突而被否决。

此外，都市报内不成文的非正式约束，如领导喜好、办报理念、经营理念、做事习惯、工作氛围等，逐渐内化成每位从业者的日常行为准则。

某都市报一位离职记者在谈及都市报现状时坦言：

制约都市报转型的因素一种是惯性，一种是惰性。惰性就是我们虽然活不了更好，对未来缺少更好的期待了。比如记者年薪20万、30万，可能几年前还能设想一下，现在也不想了，报纸还能活，日子还能过，一改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倒闭了、破产了，或者说裁员了。如果不改的话，我们也能维持。毕竟我们盘子这么大，广告多一点少一点，大家收入降也降不了多少，就是个工作而已。还有一种是胆识，不敢为天下先，连模仿的对象都没有，所以不踏实。报纸转型成功的标志应该是不但能活着，而且能活得更好。

[1] The New York Times Innovation Report，检索于http：//www．presscouncil．org．au/up－loads/52321/ufiles/The＿New＿York＿Times＿Innovation＿Report＿－＿March＿2014．pdf。

[2] 刘庆：《融合环境下媒体组织架构的调整与响应》，《中国记者》2014年第10期，第48－50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创新工程“新闻传播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组：《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2012－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38页。

[4] 曹茹：《新闻从业者职业倦怠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5] 屠忠俊：《南十字星座下的新闻学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创新工程“新闻传播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组：《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2012－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