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Rentseeking）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1974年提出，克鲁格将寻租定义为“那种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4]。克鲁格的这一定义把寻租过程局限于政治过程，是一种狭义的寻租概念。从广义上说，寻租指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直接非生产性的寻求利益的活动”，它的特征是虽然消耗实际资源，但其消耗却是与产出没有关系。因此，寻租行为最终会降低社会总体福利。1988年，经济学家吴敬链把这一概念引入我国，用以解释我国社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随后，这一概念被引入到大众传媒领域，用以揭示新闻的腐败行为。传媒寻租可简单定义为媒介组织机构或其从业者利用新闻传播权，为自身获取不正当的显现与潜在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行为。在传媒寻租这一行为过程中，存在着传媒寻租者与传媒招租者两个主体的行为。传媒寻租者包括各种个人和组织，其通过非法、违规的利益支付方式来谋取传媒资源的使用权，让传媒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传媒招租者是各类传媒组织及传媒从业者，其通过非法、违规的利益索取方式来谋求传媒资源的出让，按照寻租者的意志来配置传媒资源。
近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传媒寻租这一非正常状态在传媒界内部呈泛滥之势，由个体行为演化为组织行为，由秘密寻租演化到公开创租，由单一表现形式演化为多种形态。首先是有偿新闻。有偿新闻是最常见、最传统的传媒寻租行为。我国研究传媒寻租也是始于对有偿新闻的研究。早在1996年，《报刊之友》杂志就刊登了《“有偿新闻”与寻租行为》的文章。文章认为，有偿新闻是一种记者利用版面设租，企业用红包买通记者的寻租行为。它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却能为记者带来利润，因而是一种腐败行为。[5]其二是有偿不闻。有偿不闻是指传播媒体及其从业者在实施舆论监督时，接受被监督单位和人员的贿赂，而放弃舆论监督权。比如2002年的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发生了特大爆炸，38名金矿矿工当场罹难。包括4名新华社记者在内的共计11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收受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共计7.46万元的“封口费”。[6]2008年，一直扮演舆论监督斗士的网络媒体也未能幸免，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因涉嫌收取300万元保护费而屏蔽三鹿负面新闻。其三是广告新闻化。媒体与商家合谋或以新闻的名义传播广告资讯，或在新闻栏目、新闻版面、新闻时段故意模糊新闻与广告的界线，混淆视听，比如最为常见的“软文”，几乎成为传媒界的常规操作手法。其四是新闻敲诈。新闻敲诈是指媒体或其从业者掌握了某个人、某个组织的负面信息后，不是开展舆论监督，而是采取威胁的手段，以曝光相要挟，进行敲诈勒索。如2002年的“湘中名记伍新勇”，作为当时《娄底日报》政法部副主任，伍新勇通过攀附权势、刺探消息，成为控制娄底部分官员的“地下组织部长”，直至2002年案发前的7年间，他以种种手法敛财160万元。除了传媒从业者个人外，传媒组织还参与寻租中。如湖北黄冈的《鄂东晚报》为了创收，报社内部上下“通力配合”，用“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形成一条从报社领导到记者再到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7]这种寻租性腐败，近年来时有出现，如2013 年发生的 《新快报》“陈永洲案”，2014年 9 月的“沈颢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8]
寻租行为发生的根本前提在于具备寻求租金的社会资本，即可与外界实施交换的某种权力。上述的传媒寻租的种种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传媒组织及其从业者利用所掌握的传媒权利获取非法利益。在前面我们论述了传媒是作为一种权力关系而存在的，但这种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其本源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只是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由传媒实施而已。正是由于传媒权力的这种契约性，传媒权力的使用应符合公共利益，而传媒寻租行为的出现显然与此相悖。传媒寻租尽管手法方式花样翻新，但其共同特点是造成了传媒资源配置的扭曲。有偿新闻把原本应用于公共利益的版面时段用于私人利益；有偿不闻造成传媒资源的“闲置”，剥夺了社会公共的知情权；广告新闻化及传媒敲诈具有极强的“传染力”，会导致其他层面的寻租活动，从而引发一系列有害社会的寻租竞争。因此，传媒以“采”谋私，以“编”谋私，以稿谋私，以版面谋私的寻租行为，是传媒放弃社会责任，危害社会的一大恶行，应想尽千方百计予以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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