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传播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图书等大众传播媒介在负载、传输、播发着文化信息、文化科技知识及其文化价值意识”[6]，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大众文化传播一方面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信息、知识和娱乐产品，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处在纷繁复杂、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文化信息洪流之中，导致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碰撞愈演愈烈。
一、文化学视角下的大众文化传播效果
（一）文化增殖
概括地说，文化增殖就是一种文化放大现象，是在文化融合和同化的过程中，新的血液流入原有的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又产生出新的价值或意义的现象。文化增殖中还包括“值”的增殖。“值”的增殖是指信息在传播中价值意义的增加。比如说，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文化在向日本和东南亚传播的过程中，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文化增殖。日语中的汉字、韩国国旗上的太极八卦图案，均可表明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有了新的价值意义[7]。
文化增殖虽然是文化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但它也完全适用于大众文化传播。大众文化传播所带来的首要效果就是文化的增殖。在大众文化传播的每一个传播环节中，传者和受者都在原来的文本意义上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创造或衍生许多新的文本和意义，并随着传播活动的扩散转入下一个传播过程，被更多的人进行主观加工和意义生产。这一个个的循环过程是大众文化传播连续扩散的过程，也是新的文化元素引入而使大众文化实现增殖的过程。“大众文化增殖的源流有两个：一个是原有大众文化文本在传播中的异化或突变，另一个是其他非大众文化元素进入到大众文化中。文本异化或突变是一种相对增殖，其增殖效果被文化流的效果所抵消，与传者、受者的知识水平及媒介密度有直接联系。而其他文化元素的引入则是大众文化的绝对增殖，它是大众文化发展的补充剂，与社会文化水平和受众的知识水平有直接关系。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大众文化的信息增殖。”[8]
伴随大众文化信息增殖的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增殖，具体来说，就是市场上文化产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文化产品的制作和流通又对生产工具和传播工具产生了增殖的需求，使这些相关产业部门也实现增殖。因此，从社会整体看，大众文化传播的最终效果就是社会文化与物质的总体增殖。
（二）文化分层
就文化的整体而言，它绝不是单一层次的，而是一个复合体。文化分层是文化分类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段，它从阶层性出发对文化进行划分，有“两层分”说和“三层分”说两种分法。“两层分”说将文化分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上层文化意指上层的士绅文化，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哲学家等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而下层文化意指一般的社会大众所创造的民间文化或者民俗文化。而以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讲，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下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功能”[9]。
信息格差理论和知识沟理论指出，信息的传播活动会带来社会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阶层。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阶层之间会出现“知识鸿沟”，并且鸿沟会不断变宽，差距会不断扩大。在文化领域，类似的现象也在发生，大众文化传播有拉大不同群体之间文化层次的作用。不同年龄、职业和文化背景的群体对文化产品的选择和接收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文学作品、报纸杂志、流行歌曲所收到的传播效应也因群体不同而各异，甚至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知青文化”、90年代“非主流文化”等不同年代群体之间的文化代沟。
此外，地理区域对于大众传播导致的文化分层和信息沟通也有影响。以中国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江、浙、闽、粤沿海一带处于与国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的前沿，因而接受外国信息较多，形成了与内地层次不同的文化圈，比如《深圳日报》《南方周末》等报刊的内容就比内地报刊更为灵活和激进。
二、对精英文化、主导文化产生的影响
我国的当代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打破了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呈宰制状态的传统文化格局，使当代文化系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文化景观，并与其他文化类型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对其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主导文化、民俗文化等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侵占其他文化的市场、掠夺其他文化的资源、抢夺其他文化的受众，使得这些文化在和大众文化的竞争中表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世俗化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文化的急速扩张和广泛膨胀的过程中”[10]。21世纪以来，在市场机制压力和西方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我国社会在文化层面加速了大众世俗化转向，各种综艺狂欢、相声小品、搞笑肥皂剧、时尚盛宴等流行文化现象层出不穷，出现了娱乐至上的文化奇观。大众文化与生俱来的这种草根性和世俗性消解了精英文化的“雅”和“高”，“就连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放弃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英立场，崇高、悲剧和诗意隐退”[11]；大众文化还通过戏说、拼贴和复制等传播手段瓦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冲击主导文化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传播也为其他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和机遇，精英文化、主导文化等都从大众文化中吸收有益的文化资源，利用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为自己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都吸收了大众文化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广泛地借用大众传媒、商业途径来进行宣传，等等。
三、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复杂化状态
从大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具有多层次结构，而文化价值观念是文化环境结构的最高层次和中心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取向，主导价值观是区分不同文化类型的核心标准。大众文化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跨越了时空和地域的局限，席卷了当代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几乎无所不在的文化背景。大众文化传播信息量大、速度快、追求新奇和刺激，表现出极强的快速流行和快速消费的快餐文化特征，使得各种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层出不穷，各种社会价值、意识和意见也异常活跃和混乱。如果将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来考察，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开放和包容，接受文化价值意义的受众情况也更是千差万别，这使得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状态也变得非常复杂和多元化，且往往对同一则文化信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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