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西方文化批判思潮

正是由于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等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会反映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感受到了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科技对人类的自由造成的威胁，因此20世纪也是文化焦虑的时代。人们是先进的科技手段的发明者，在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中，却又不得不受控于科技手段，从而发明者变成了工具，在机械化的生产中逐步被原子化和机械化。对于人的这样的生存困境，西方众多的理论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形成了浓郁的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诉求的文化批判氛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无情批判现存社会的立场，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姿态和其他批判理论保持对话，并积极吸收其理论精华。“相比之下，韦伯等人对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批判性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理论思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为直接。”^[7]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显然也更直接地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分析直接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之上。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人的一切心理状态、一切行动以及一切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都是无意识的表现。弗洛伊德试图通过对精神病患者的梦的解析，发现人的深层次心理机制的奥秘。他在文化批判领域的成就在于，首次提出以性欲和爱欲为核心的人的本能在社会进化和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力量。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以人的本能日益被压抑为代价的。由此，弗洛伊德挑战了传统理性文明观，建立起了以本能和对本能的压抑为主要线索来解释文明的机制的非理性的文明观。他的这一研究和发现超越了纯病理学的层面，进入了人类文化的层面，是从心理层面展开的对压抑性文明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洛文塔尔曾指出：“文化工业的控制就是反向的精神分析。”众所周知，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通过催眠、自由联想等途径，释放精神病患者被压抑的无意识内容，从而解除其心理障碍。而洛文塔尔认为，文化工业的心理控制则恰好与精神分析相反：它鼓励人们把外在的社会规则内化，并以此把不被社会允许的人的欲望压抑到人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文化工业因此成了社会统治的帮凶。尤其是马尔库塞，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压抑性文明理论对于认识发达工业社会具有很大的价值。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发达工业社会，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物质的匮乏，但这并没消除文明对人的压抑，相反，压抑有增无减，并深入人的生存的各个领域。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入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以爱欲与文明的纠葛为视角揭示了现代人压抑性心理的生成机制，并分析了大众文化是怎样通过控制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是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正如马丁·杰伊在《辩证的想象》一书中所指出的：“阿多尔诺对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是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书。结果，这个研究集中体现了研究所以其权威分析对大众文化的批判。”^[8]杰伊所说的“这个研究”就是阿多尔诺的《弗洛伊德理论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模式》一文。事实上，阿多尔诺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法西斯主义的煽动模式进行批判，很少提及大众文化。但是大众文化尤其是无线电广播无疑是法西斯主义和群众心理之间的纽带，是阿多尔诺当时存而未论的话题。

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把心理现象作为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主张把他们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建成一门社会心理学，这无疑应该归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他们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为理论工具，不仅从人的意识层面，还深入人的无意识层面，剖析大众文化是如何利用人的心理机制，最终利用显层信息和隐含信息控制了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使人丧失了主体性。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又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

（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重大影响的又一文化思潮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韦伯详细地阐发了理性化进程所造成的对人的全面统治。在韦伯看来，合理性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从而得以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主要有工具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两种类型。工具合理性重手段的有效性而轻目的的恰当性；实质合理性则重目的和价值的合理性。韦伯认为，科学技术是工具理性赖以生成的基础，或者说，科学技术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科技越发展，工具理性越是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于是，价值理性被忽视。工具理性充斥社会的结果是一切都按照可计算性来选择和划分，人本身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厄运，成了可计算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再是目的。因此，韦伯主张把价值、目的、意义一类的东西重新引入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及其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加以重新定位。

尽管韦伯认为技术的价值是中立的，本身没有意识形态性，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认识不同，但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受到了韦伯这一主张的启发，将价值、目的、意义等引入科学技术，并作出了“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法性”的论断，这与韦伯“技术中立性”的说法截然相反。法兰克福学派将工具理性这一概念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及科学技术控制下的一切领域（如大众文化）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本身及其所导致的文化工业等都被赋予一种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这种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也逐渐普及，并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的思维和行为定势。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对人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使人的思维程式化，人们更加习惯于对符号作出精确无误的反应，已不习惯于自发的反应，这意味着人的自我的丧失。

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从霍克海默至哈贝马斯，都在韦伯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技术合理性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的影响。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法性”的认识上，全面分析了技术理性对文化领域的侵蚀及其后果。在他们看来，现代技术手段催生了文化工业，导致了文化工业产品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对大众形成了铺天盖地的影响。针对韦伯所谓技术中立的说法，马尔库塞明确地提出了反驳和批评，指出技术本身就包含着统治阶级设计的统治意图，因此技术不是中立的，相反，它是发达工业社会新的控制形式。同样，以现代技术手段为存在和发展基础的大众文化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集大成者，尽管他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研究的思路不同，但是他的研究依然是在韦伯合理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他理想中的世界是生活合理化的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是合理化交往，他所批判的大众文化是不合理的生活世界的文化现象。可见，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影响深远。

（三）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存在和选择的重要性，揭示了20世纪西方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境遇。存在主义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萨特等。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都用“存在”专指人的存在，并试图在“存在”的名义下，揭示人所特有的境况。他们认为只有个人才是存在的，只有揭示个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其他一切事物的意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存在主义者注重研究人的情感或情绪表达出来的关于人自身的知识，尤其重视孤独、沮丧、害怕等否定性情感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提示。存在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强调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个人存在本身，个体的价值正是在个人自由的选择中得以体现的。

存在主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二者在理论旨趣上的相似之处窥见一二。他们都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自由”“异化”等理论出发，解读工业社会人的困境，倡导人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的目的正是在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了达到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法兰克福学派系统分析了大众文化对人的自由选择意识的剥夺、对人的精神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及人在这种控制下的无能为力等，这些观点的影子都能在存在主义中找到。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家对于个体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于人的解放的设想都受到了存在主义学派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注的影响。

以马尔库塞为例。马尔库塞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助手，他对人的生存境遇和自由解放的关注，正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出发的。“或许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影响最大的地方正在于一种本体论的关怀。”^[9]换句话说就是，正是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本体论的影响之下，马尔库塞将研究的目光从抽象的思辨哲学研究，投射到具体的人的存在。从《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尔库塞之所以批判大众文化，正是由于他认为大众文化造成了人的新的异化，造成了对大众的控制，因此他的大众文化批判是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可以说，人的存在是马尔库塞乃至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关注的焦点，对人的本体的关注贯穿了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和思想，这是与存在主义本体论的影响紧密相关的。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也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文化危机和人的存在困境的一种理论上的回应。它与上述文化批判思潮形成于同样的文化困境下，与其他各种文化批判思潮有着广泛的对话和交锋。从这种分析不难看出，20世纪西方总体的文化批判思潮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文化背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也正是在西方社会这个总体的文化批判背景和氛围中得以可能并具体实现的”^[10]。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及消费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可以说，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从经济方面看，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一方面使得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而有了文化消费的要求和可能；另一方面，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催生了文化的产业化生产模式。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下，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蓬勃兴起。同时，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内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经济运行方式的调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得一些人以为工人阶级地位已经提高至“主人翁”的地位。而实际上，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就不会消除，工人阶级更不可能获得与资产阶级一样的地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说它是资本逻辑的产物，并且与整个经济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说它在表面上抹去了阶级差别，使得大众丧失了反抗意识等，无不与上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特征有关。从政治方面看，法兰克福学派亲历了垄断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种种变化，深刻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统治的集权和强制性，也认识到了法西斯政治统治形式上的隐蔽和变化。同时，随着各种新媒体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府和政党纷纷开始利用这些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政治意图，致使广播、电影、电视等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广告。垄断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这些新变化，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深受刺激和震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他们以进行社会批判为己任，自然就会深入寻找这些政治意图能够成功的原因，并对其进行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

因此，我们认为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条件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的背景。正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状引发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于当时人在此种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前景的关注和担忧，并进一步以大众文化这个当时已无孔不入的文化模式为突破口，深刻地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为人的自由和解放设计了一条文化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