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在该书中,卢卡奇系统化了他的物化理论。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和概括,但卢卡奇本人不满足于马克思所作的这种经济学分析,相反,他提出要将这个问题抽象化、一般化,提高到一种并非政治经济学、而实际是文化哲学的高度和层次。[25]
(一)物化的产生、内涵及基本形式
卢卡奇认为,物化的产生是商品普遍化的结果。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开始,卢卡奇就强调指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一点间接地得出结论:卢卡奇认为,物化的产生是商品普遍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与商品关系不但与生产过程建立了表面上的联系,而且渗透到社会一切领域。商品结构成为普遍的形式和社会的支配力量,物的关系开始掩盖人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和物化也随之出现。
在什么是物化这个问题上,卢卡奇采取了从现象看本质的研究方法。他首先指出,物化的基本现象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卢卡奇概括了物化的含义:“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6]由此可见,卢卡奇认为物化就是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活动或劳动成了某种自律的东西,反过来统治和控制着人本身。这个规定也表明,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物化现象就是人的活动或劳动的物化。
卢卡奇进一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对人的活动或劳动的物化作了分析。从客观方面看,人的活动或劳动的物化就是产品的物化。物化造成了一个存在于人之外的一个必然王国,这个王国就是由商品及其运动构成的,它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为人所认识,但是却无法被人们克服和改变,它作为一种异于人的力量与人相对立。从主观方面看,人的活动或劳动的物化就是劳动主体的物化。对于劳动主体来说,他自己的活动也成了一种商品,与其他任何种类消费品一样,人的活动作为商品遵循着商品世界的规律,在不依赖于人的前提下进行着自己的运动。于是,人的活动渐渐变成了独立于人之外的,并逐渐与自己疏远的客观事物。
(二)物化在劳动领域的负面效应
卢卡奇对物化的阐释,一开始就是在人的活动或劳动领域进行的。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仅是对马克思关于物化理论的经济学分析的演绎或概括,而是对物化理论作了新的解释,这就是,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范畴引入了物化理论,从而“他就赋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韦伯主义的色彩”[27]。这样,所谓劳动物化的后果,就是劳动过程合理化的后果。按照卢卡奇“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这种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对工人的人性的排斥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工人整体性的丧失。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日益加强,劳动过程被准确分割成各个组成部分。这导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职业越来越专门化,每个人都被局限在一个愈来愈小的圈子内重复同样的机械化操作。他们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整体性认识,也逐渐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认知、理解和判断能力,进而丧失了整体性。
另一方面,工人个性丧失,主体被客体化。在合理化的规则下,劳动不再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来确证人的本质,而是意味着把人作为物来计算和安排。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即消极的、被动的,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态度。“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28]
(三)物化的普遍性和物化意识的产生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的普遍性首先表现在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人的命运。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商品范畴的普遍化,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为了劳动过程合理化,不仅工人的时间和心理被资本家当作物来计算,资本家本人的生命也被同样地加以计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都难逃物化的命运,无产者和有产者都同属物化的对象。物化的普遍性还表现在物化渗透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合理的机械化”和“可计算性”被应用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即物化现象不仅存在于商品经济领域,政治、文化生活也同样被物化了。
物化的普遍化导致物化意识的产生。既然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的、必然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必然在人们的观念中反映出来,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意识”或“物化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意识上留下了它的印记”[29]。由于物化意识的渗透,人们只能通过直观的方法达到对眼前事物的一些直接性认识,而无法深入去把握真正的现实世界。
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他指出:“物化意识必定会无希望地陷入到粗糙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这两个极端中。”[30]所谓“粗糙的经验主义”,也就是说,主体意识成了它自己必须顺从而从来不能加以控制的客观法则的消极的旁观者。所谓“抽象的乌托邦主义”,一方面,它不主张社会革命,而是寄希望于个人伦理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无限夸大主体的力量,相信奇迹会改变一切。乍看上去,它似乎极端蔑视客观法则的力量,实际上,正是在客观法则的重压下,主体意识茫然失措地表现自己。“粗糙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这两个极端看似相反,实际上,它们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由于物化意识在侵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无产阶级没有发挥它的阶级意识的作用,而是陷入了“阶级意识危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物化意识是这个制度的保护层。
综上所述,卢卡奇创造性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通过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哲学概括和创新,创立了他的物化理论。卢卡奇立场鲜明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认为要想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统治,获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恢复无产阶级意识,即实现无产阶级主客体的统一。
(四)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关注的不只是马克思著作中强调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紧紧抓住了新的社会条件下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如现代官僚体制的物化问题、文化领域的物化问题等。卢卡奇发挥了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从物对人的控制入手揭露了现代资本的统治逻辑;他从人的主体性维度出发,致力于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怀与拯救,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先河,其物化理论也为后来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开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卢卡奇的这一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结合时代特点,以物化逻辑为基础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批判理论。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性批判为主要形态的文化批判思路”[31]。
卢卡奇物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不仅进一步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物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指出了物化现象、物化意识的普遍性和工人阶级在这个物化的世界中被“原子化”的过程。当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家指出资本逻辑和技术已经侵蚀了社会一切领域,文化领域也不能幸免,这显然是卢卡奇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普遍性的思想在闪光;用大众社会取代阶级社会和阶级意识,当“原子”“原子化”成为阿多尔诺等人描绘大众的常用词语,可以说,他们正是从卢卡奇关于物化导致人的消极后果的论述中吸取了资源和灵感。尤其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关于“虚假需求”“单向度的人”及技术理性的批判等大众文化批判的经典理论形态,更是直接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作为了重要的话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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