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律成了文化创作的内在法则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哈贝马斯对其前辈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所持的是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他也批判在资本法则和技术理性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大众文化，但他并不认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的批判。总体来看，哈贝马斯对大众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批判了公共领域的大众文化。

从经济维度出发，哈贝马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规律侵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文化和精神领域也不能幸免。市场规律成了文化创作的内在法则，导致大众文化不仅从形式上看是商品化的，从内容上看也被商品化了。于是，文化批判的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即使是文化批判本身也具有了商品的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作品具有商品的形式并不是新近发生的事，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过去文化作品形式上的商品性并没有影响文化作品本身，相反，它是大众接近文化作品的途径。正是由于它的商品形式，文化才得以流传并产生影响。此时，市场的功能仅限于分配文化商品，以将它们从个体所有者手中解放出来，从而面向大众。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市场规律渗透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致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型。相应地，公共领域的文化也因被市场规律所支配而发生了变化，它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都被商品化了，市场规律成了文化创作的内在法则。

首先，这导致了公众的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哈贝马斯指出，文学批判过去是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分开的，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展开的文化批判因此得以保持独立性。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规律控制了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文化，大众文化由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文化消费品，而原来文化批判的公众则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人们不再通过孤独的个人观察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是通过与他人共同做事的方式；甚至共同观看电视节目也有助于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24]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信息的公共交往，即公共领域内的批判也消失了，“在本世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文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禁戒”^[25]，即使是公共批判本身也具有了商品形式。如上所述，当市场规律入侵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就会转化为消费观念，批判就将被禁戒。但另一方面，公共批判的现实合理性却依然存在，只不过是被有效组织的、以商品的形式存在。

其次，文化市场的功能从减轻大众接受文化的经济负担变成了减轻大众接受文化的心理负担。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市场规律的深入，文化作品的商品化就突破了原有的界限。如今，不仅作品的形式趋于商品化，作品的内容也被商品化了。相应地，文化市场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商品化是为了减轻大众阅读和批判的经济负担，而现在的商品化文化却为了增加销售量而力图接近大众的趣味，减轻了大众阅读的心理负担。“大众文化这一可疑名称之由来就在于，它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以增加销售，而不是将大众导向一种实质未受损害的文化。”^[26]这种文化接受之心理负担的减轻导致倒退的经验。当文化不仅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变成商品的时候，它就失去了一些只有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掌握的因素，在这里，“获取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对文化的预先塑造，亦即使文化商品成为符合大众口味和接受能力的消费品，确保无须严格的前提条件就可以使之被广泛接受。但人们在轻松地和此类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的必定不是累积的经验，而是倒退的经验。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市场规律渗透到文化商品的形式和内容，并成为文化创作的内在法则，消费意识就取代了批判意识；文化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依据策略来进行的，文化市场的功能变为主要从心理上减轻大众文化消费者的负担，使大众轻松接受它们的内容。这种文化商品不是把大众带入高级文化的殿堂，而是自己俯身屈就大众的品位；而大众就在这种文化消费中积累着倒退的经验。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专家和没有批判意识的文化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