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普及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对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来说,科技理性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生。站在“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命题的基础之上,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文化工业”一章中,对以技术为基础产生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
现代大众文化是在现代性的温床中诞生的,技术是它们产生、发展的根本支柱之一,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生产为显著标志的,它的物质前提与载体——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都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就连文化本身的制作也离不开技术。“技术化”是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里,把大众文化称作“文化工业”是最为贴切不过的。基于对科学技术的否定,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技术化”倾向也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史专家马丁·杰伊一针见血地评价道:“技术在美国广泛服务于文化工业,恰像它在欧洲帮助权威政府的控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无线电之于法西斯正如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28]。
技术对于大众文化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大众文化内容安排上的技术化,即文化作品内容选择上的机械性和可计算性,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的内容都是按照整个计划被设定好了的。其次体现为大众文化生产过程的技术化。在前技术时代,文化作品的形成过程更多的是一种主体自然创作的过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成熟,技术合理性席卷了整个社会领域,文化的生产也在技术理性的操控下日益技术化。文化工业的各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技术手段也越来越统一,它们无一例外地利用技术制作而不是个人创作来生产大众文化产品。最后体现为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化。技术在大众文化中的作用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电影、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络等是大众文化的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它们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大众文化对人们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这些先进的技术传播方式使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渗透力更强,它使整个社会都无法逃避文化工业的过滤和整合。
文化工业的这种从内容安排到传播方式的高度技术化必然导致文化的标准化。阿多尔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技术指的就是扩散的、机械复制的技术。“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29]。因此,在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的技术并不是用来改善作品的内在组织和内在逻辑的,而是用来标准化的和系列的生产的。甚至“有一个时期,文化工业的技术,只不过用于标准化和系列生产,而放弃了对作品的逻辑与社会体系的区别。但是,这并没有强调技术运动规律的本身,而是强调技术在今天经济中的功能”[30]。所以技术在文化工业中并不是用来区别作品的内在逻辑和社会体系,而是用来获利的。因此,阿多尔诺一再强调,对于文化工业中“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而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
文化工业所利用的标准化的、机械复制的技术使得文化工业必然呈现出标准化的风格。在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利用自己完美的技术取消了过去的低劣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是粗糙的,但它们却是高水平作品产生的基础。取消了它们,也就意味着取消了高水平作品。现在,拥有完美技术的作品有一种新特点,那就是所有文化、艺术和娱乐消遣的作品,都按照一个虚假的公式,使文化工业不断地实现完善化。但文化作品的更新不是通过内容的不断更新,而是通过大批量机械复制完成的。“没有谁的祖国可以幸免于不被冲印在胶片上,这些胶片被用于赞美它,并因而把其独特的性格(这正是它成长的基础)转变成一种可以互相交换的雷同性。”[31]
文化工业标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真正的艺术品所应包含的个性的消失,艺术品成为无个性的模仿和标准化的批量复制。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接受者,技术使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和进步都以“牺牲个性为代价”。技术对文化的侵蚀,还从根本上摧毁了艺术本身。故而阿多尔诺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由无线电台播送的交响乐没完没了地重复播出,请问如此重复播送的东西,是否还是交响乐?”[32]
应该指出,尽管他在这里没有看到技术在文化生产中应用的历史必然性,对技术在文化中的消极影响和作用也作了过度批判,但是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技术化倾向的指认是准确的。他指出了文化工业的技术并不在于改变文化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是旨在经济目的,并因此导致大批量的重复生产和消费,这一认识对于我们如何避免技术在文化中的不合理使用具有警示意义。
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技术化倾向的态度无疑是悲观的,他看不到技术在文化中应用的必然性和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伙伴本雅明倒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的技术虽然导致“灵韵”的丧失,却带来了“震惊”的效果,解放了文化,扩大了文化受众的层次和数量。本雅明对技术作用的肯定和乐观遭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一致批判。于是,在关于如何看待现代技术对文化的作用这一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就有了两种相反的论调。总体来看,阿多尔诺和本雅明都没有意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前者没有看到技术的积极作用,后者则没有看到技术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他们都没有区分技术和技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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