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继承了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对于科学技术的主要看法，即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个命题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那里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看法，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进一步论证。马尔库塞提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包含着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图，是统治阶级设计的统治形式。基于对科学技术的这一认识，马尔库塞指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众文化的否定性向度已被技术消除。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不再是中立的。针对韦伯关于“无生命的机器是凝固的精神，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让人进入其服务范围的力量”的说法，马尔库塞指出，所谓“凝固的精神”，其实就是人对人的统治，“因此，这种技术理性再生产出了奴役。对技术的服从变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上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上的政治合理性”[34]。今天，技术和技术的应用已无法区分，“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35]。因此，不能把技术本身同使用它的人和它的用途孤立开来。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设计，技术从来都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人民的需要设计的。也就是说，技术的设计本身就包含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发挥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因此，技术本身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马尔库塞指出，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对人的压抑不同于在它之前的较不发达阶段的压抑，它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因此，“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36]。之所以说技术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就在于它不是依靠传统的暴力统治手段，而是依靠技术所带来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技术的进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出种种舒适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和生活形式证明了这个社会的强大和合理性。这似乎调和了一切对于这个社会不满的抗议，“由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给予证实，由其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给予辩护的现状，否定一切超越”[37]。
文化的否定性屈从于技术的合理性。如上所述，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持有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技术根本不是中立的，它不能独立于它的使用者，它本身就是为了统治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本身。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下，文化、政治和经济都被并入了现存制度之中，“文学的某些重要观念、重要形象及其命运将表明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如何清除‘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38]。西方高层文化是一种前技术文化。马尔库塞指出，由于与技术刻意保持着距离，高层文化“那些最先进的形象和立场似乎没有被吸入受管理的舒适条件和刺激因素中……它们是对如下事实的表达：从已确立的生活形式中摆脱和有意识地异化出来，由于这一点，文学和艺术甚至在对已确立生活形式加以点缀的地方，也是与已确立生活形式相对立的”[39]。然而技术合理性却清除了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和超越性因素。马尔库塞认为，文化的这种否定、超越向度是文化的本质所在。只有当其形象是拒绝和反抗已确立秩序的力量时，文化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进步却逐步清除了文化的这种语言。马尔库塞曾因为文学艺术维系着社会矛盾而把异化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但他发现，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暗中破坏了艺术异化的形式，而且也破坏了它的基础。这就是说，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使某些艺术“风格”失去其合法性，而且还使艺术的要旨（即反思、批判）失去其合法性。可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进步而取得的一切成就逐渐弥合了曾经公开保存于艺术异化中的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随着裂隙逐渐被弥合，那种使人“能够呼吸来自其他星球的空气的间距”也被克服了，否定的向度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此时，艺术异化的文本和情调仍然存在，但它已经同新型剧院和音乐厅一样，是从使用的观点来设计的。于是，异化作品被纳入了这个社会，它们就变成了商业性的东西被出售，并给人安慰，或使人兴奋。与此同时，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
关于技术合理性清除文化否定性的途径，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使高层文化无效，个性、人道主义、悲剧、浪漫的爱情，这一切都不再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理想。然而“正在发生的不是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堕落，而是高层文化被现实所拒斥。现实超过了它的文化”[40]，即现实证伪了这种高层文化。[41]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现代人已经解决了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它因而显得比高层文化中的英雄和半神更有能耐。于是，高层文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就没有地位了。“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42]马尔库塞认为，文化中有价值的否定向度被清除的途径，不是通过对它们的贬低和批判，而是通过将它们吸收进现存体制之中，同时把它们当作生活用品和设施，利用现代技术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这样一来，异己的和正在异化的精神文化作品就变成熟悉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这种大规模的再生产和消费绝不仅仅只是一种量变，或一种文化民主化的发展，更本质的变化是在此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克服了它反思和批判社会的间距。“征服对立面、达到一体化，在高层文化向低层文化转化的过程中，有其意识形态上值得夸耀的东西，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人们得到进一步满足的物质基础上。”[43]
因此，清除双向度文化是清除匮乏和征服自然的副产品。当技术改变了物质状况，发展生产力、消除匮乏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精神状况，消除了它的否定性，“这个社会的那些难以解决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变得可以驾驭——悲剧和浪漫传奇、原始梦想和焦虑在多大程度上被变成易受技术解决和处理的东西，这一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其自身”[44]。从而，对这个社会的拒绝就成了有问题的问题，拒绝本身则被由技术所带来的苦难的减轻所拒绝。“当城市、公路和国立公园取代了村庄、峡谷和森林，当汽艇在湖面上飞驰，当飞机划破天空，这些地区也就随之而丧失了它们作为根本不同的现实、作为矛盾地区的特征。”[45]
应该说，批判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人类精神生产生活的影响不是马尔库塞的专利。技术理性是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共同使用的一个概念，但是相比较而言，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发掘和思考则更加深入。在马尔库塞眼中，韦伯关于技术的价值是中立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技术理性只考虑“资本核算”中的成效与收益，取消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它就因此成了为既存的统治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最好途径。经过多年的思考，马尔库塞最终把技术理性定位成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新的控制形式。
《单向度的人》一书是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主要文本。技术、技术理性或者技术合理性等词汇在该书中频繁出现，“技术合理性保护而并非取消统治的合法性”则成了贯穿该书始终的关键主题，同时也成了马尔库塞大众文化批判的主线。正是通过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马尔库塞完成了对大众文化商业化、意识形态化等非文化性的说明。马尔库塞看到了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对人的奴役和控制，并看到了技术理性对文化的侵蚀及其后果，这在当时对技术带来的舒适和快感顶礼膜拜的氛围中无疑是醒世警钟。当然，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对技术作了过于绝对的否定，没有认识到技术和技术的使用是两回事，这导致他在技术理性角度对大众文化所作的批判也陷入了主观和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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