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是被经济和权力侵蚀的文化

与他的前辈们一样，哈贝马斯也是以自己心目中的文化范本为标准来批判大众文化的。但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是在与前辈们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场中进行的，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大众文化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认为前人的批判存在不规范。为了把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哈贝马斯用了“生活世界”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应该是生活世界中合理化交往的知识背景，但随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经济和权力侵入文化领域，致使文化由人们合理化交往的背景退化为合理化交往的阻碍，它本身也不再是私人性经验的反映。

（一）文化是合理化交往的知识背景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理想中的文化应该是合理化交往的背景。谈到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文化，不得不说他的生活世界理论。生活世界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最有意义的阐述，但是最先阐述生活世界的却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为了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解决科技理性的畸形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胡塞尔分析了生活世界的意识结构。他试图将科技理性的发展建立在生活世界之上，以解决科学自身的危机。哈贝马斯看到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价值，把它引入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以期转换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法上的意识哲学的范式。

哈贝马斯把社会看作一个由系统和生活世界组成的双重结构。系统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又可再分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而生活世界旨在解决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主要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构成。生活世界“使一切社会过程都进入合作解释过程的光圈”，“使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人们可以谈论的透明性”，因此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的背景。交往行动者正是通过在生活世界中形成意见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群体的归属和认同感。

文化的意义在于培养公众的认同感，造就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哈贝马斯说：“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62]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下，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文化、有意义的文化，应该是人们合理化交往的背景和知识资料，人们通过对这一文化的理解和获得、交流和讨论，从而获取某种一致性，形成一种持续的、稳定的交往网络。

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哈贝马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由私人化的、批判性的公众组成的，而这一批判作为公众的私人性，却是由文学公共领域培养的。文学公共领域首先是文学艺术批评中心，正是通过文学艺术批评，逐渐发展出了一个有教养的、能够平等交流和争论的资产阶级阅读公众，“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63]。之后，原本以文学艺术为特征的公共领域在对抗官方检查制度和争取舆论斗争的过程中渐趋政治化。于是，“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凭着关于内在私人领域的经验”^[64]，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敢于反抗君主权威，由此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资产阶级公众与权力机关进行政治和舆论斗争的场所。

（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经济和权力侵蚀文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系统和生活世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维护着社会的运行。随着社会的发展，系统独立性不断增强，独立化的系统反过来干预和破坏生活世界的文化机制，人与人的交往明显受制于社会的权力和制度。哈贝马斯把这种“生活世界从属于物质再生产的体系强制，并从而媒体化”的情形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65]

大众文化是经济和权力系统侵蚀文化领域的结果。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生活世界组成部分的文化也越来越受制于金钱和权力媒介的操纵。这些系统媒介取代了语言理解机制，以单纯的报酬与惩罚为旨趣，造成了“文化的贫瘠”，大众文化就是被系统的金钱和权力媒介侵蚀了的文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大众文化的特征首先表现为文化创作的商品化，文化创作成了文化生产，为了经济动机而放弃了对文化本身意义的追求。“过去，文学样式从素材中产生，现今，则作为具有专利的文化工业公开的生产秘密而得以传播。”^[66]

（三）大众文化倒转了私人性经验

大众文化倒转了私人性经验，阻碍了合理化交往。哈贝马斯认为，在私人通信和私人写作阶段，文化创作总是私人经验的反映。“18世纪，市民阶级阅读公众在私人信件交往过程中，在阅读从中发展出来的心理长篇和中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能够培植一种具备文学能力，并且与公共性相关的主体性。私人正是用这样一种形态，来阐释自己建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关系之上的新的存在形式。”^[67]但随着体系中金钱和权力媒介的介入，文化创作这种私人性创造就被反转了。文化创作不再是私人经验的反映，它成了根据商业原则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当大众传媒从市民的自我理解中撇去了文学外壳，并将此作为消费文化中公共服务的流通形式加以使用时，原先的意义就完全反转了。”^[68]因此，大众文化经由大众传媒在消费者的意识中制造的不过是“市民私人性的表象”，它所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也“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

可见，哈贝马斯与他的前辈们一样，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持批判的态度和立场，他们都认为大众文化已从根本上丧失了文化的本性。但是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对大众文化所做的批判只是一种哲学逻辑上的演绎。为了把大众文化理论建立在经验和规范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借鉴了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对之进行了进一步改造，并把它引进自己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之中。

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是意义生产系统、合理化交往的背景，正是在文化的传承和积淀中，一个社会形成了自身达成共识和共同理解的知识储存，从而保证了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然而随着金钱和权力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文化也被侵蚀了，从而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这样的文化阻碍了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样看来，哈贝马斯不是从所谓高雅文化的自由创造性、批判超越性来批判大众文化的非文化特征，相较于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他的确开辟了一条批判大众文化的崭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