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遵循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无疑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批判，但它也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现状的批判，遵循着一种社会批判的逻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该学派批判大众文化并非主要出于审美的兴趣。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致力于寻求现代社会合法化的新的理性基础是该学派的最终旨趣。所以大众文化批判附属于该学派的总体社会批判，是该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自然延伸。”^[1]

这首先缘于他们社会批判理论奠定的基调。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闻名于世，社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价值方向。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后，确立了研究所独具特色的社会批判方向。1937年，《社会研究杂志》发表的霍克海默的《传统的理论和批判的理论》与马尔库塞的《哲学和批判的理论》，都把他们的理论称之为“批判的理论”，强调他们的理论研究是“批判的活动”。

霍克海默认为，“批判”是马克思著作的主线，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都是“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活动，而这种活动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霍克海默认为，他的批判理论就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传统理论的特征是对社会现实的认同，而批判理论的宗旨则在于“超出通行的社会活动方式”。霍克海默把研究所的理论叫作“社会批判理论”，强调研究所的研究目的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主张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以人的自由和幸福为己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不合理方面，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要把人从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批判理论就不仅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后代，而是哲学本身的传人，它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而是创造出一个满足人类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批判理论必须尊重这些科学的发展，还依靠这些科学在近几十年来发挥了解放性和激动人心的影响）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2]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反抗和对人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但是两者所设计的革命道路却大相径庭。马克思设计的道路是以实际的革命行动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法兰克福学派则主要试图从资本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观念上层建筑的角度进行这种颠覆。

这首先基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现状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转向更深层次的对人的心理压迫和种种非经济压迫的文化精神控制上去了。所以他们强调，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对现有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

显然，他们的“社会批判”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传统批判，而是把批判的重心集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进行反思和革命，达到使人摆脱奴役、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状态，因此他们的批判首先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批判，是一种从文化层面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这种批判理论的基本精神渗透在他们所开展的大众文化批判之中，而大众文化之所以成为他们批判的“靶子”，其中的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不仅对社会现实缺乏反思与批判，它甚至还成为权威、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帮凶，同它们一道维护社会既定的秩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兴趣，“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3]。

这还缘于他们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精神的继承，以及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熏陶，致使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不仅是文化批判，更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现实所进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合乎逻辑的延伸。”^[4]卢卡奇之所以对资本主义进行以物化批判为主的文化和意识批判，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为西方国家的革命寻找出路，因此他的物化意识的批判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社会批判；葛兰西则认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拥有领导权，而且文化领导权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实现起着主要作用。他指出，要想在西方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并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可见，葛兰西和卢卡奇一样，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批判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遵循着卢卡奇、葛兰西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展开和拓展文化批判的视野，进入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这就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整体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