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雅文化的推崇具有合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始终是以高雅文化为参照标准进行的。因此，他们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标准化和意识形态化等负面特征的同时，就表达了他们对文化的自由创造性、超越性、批判性的提倡，表现出了他们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

在他们看来，文化作为精神性的活动及其产品，首先应该是自由个性的创造物。每一件文化作品都应该是创作者个性与理想的体现，而非雷同的、无个性的标准化产品。正如霍克海默在《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纯粹的美感是独立主体的个人反应，是不受流行的社会标准制约的个体所做的判断……在审美活动中，人可以说已摆脱了他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只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主体起作用。”^[23]因而，他们都认为个性是艺术创造和判断中的真正因素。他们所推崇的高雅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越性和批判性，对此，他们在批判大众文化的世俗化、意识形态化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加以强调。对文化、艺术的革命性的强调和重视在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成员那里是一致的，稍有区别的是，本雅明认为所有文化、艺术（包括大众文化）都具有革命性，而其他成员则认为唯有高等文化才具有革命性。

大众文化的出现是20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变化之一，它强烈地冲击了文化曾经拥有的批判、超越的旨趣。大众文化追求的是商业利润，在这个过程中，高级文化的自由创造性、对现实社会的反思、批判和超越性几乎被抛至脑后。而这个社会的确不需要这样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吗？显然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它有太多的方面需要文化指引人们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高雅文化反思、批判精神的高度褒扬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其实，不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需要高雅文化的自由、反思、批判精神，社会主义社会也一样需要这样的精神。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也不乏丑恶的现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远未实现。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高雅文化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倡导，即使到今天也仍有历史合理性。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文化也应该是个性自由的创造物，它不受外界现实条件的束缚，只表现真理本身。马克思曾指出，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都有着其特定的自由的运转方式和规律。为了理解和维护某个特定领域的自由运转，我们必须从这一领域本身的内部特征出发，而不是从它的外部关系出发。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的生产活动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有着它自己本身的独特规律。发展文化，我们必须首先尊重文化作为精神生产活动的规律，而不能用市场规律来统领它。马克思还曾在多个地方述及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不能把物质生产规律当作精神生产的内在规律。

文化与现实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的基础和源泉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文化的发展及其具体形态的变更，归根结底依赖于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更。文化不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相脱离的东西，相反，它与人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之中。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文化就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人的发展。文化当然包括物质和精神产品本身，但它更主要展现的是人的尺度和人的发展程度。这样，文化就必然要反映现实社会，反映人的现实关系。这种反映当然不只是单纯镜子式的直观、机械的反映，文化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不仅要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更应该本着消除人的异化从而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超越，引发人们对现实状况的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是高雅文化的批判和超越性，但这并不是说只有高雅文化才能做到这一点。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和方式，通俗文化也可以对人的生存境遇进行反映，并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能进一步获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列宁在评《自由》杂志时指出，《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因为它妄称自己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其实并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通俗化绝非是庸俗化和哗众取宠。通俗作家也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应该相信，所有读者都是愿意动脑筋思考的，并且愿意引导、帮助所有读者开动脑筋，帮助他们迈开最初的几步，教他们独立行走。列宁认为，只有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才是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的。可见，在列宁看来，通俗文化应该、并且能够做到启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哗众取宠，追求名利。

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高雅文化的自由创造性、反思、批判性的强调，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现实合理性。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他们坚持批判现存体制的人文知识分子精神也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在目前这个大众文化喧嚣的时代，他们对文化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强调尤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