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在“文革”期间的传播

余朝晖1　陈　蕾2

（1.咸宁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北　咸宁　437100；2.咸宁高中，湖北　咸宁　437000）

摘　要：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也是伟大的诗人。他所创作的诗篇，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诗，又是闻名中外的千古绝唱。他的诗气势磅礴，激情奔放，深刻地概括了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人格和个性。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先后出现过四次热潮（即20世纪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及八十年代）；受众包括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各种年龄、读书人和文盲各种层次。“文革”十年毛泽东诗词空前广泛传播既带来了正面效应，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了解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版本的传播，不仅能使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发展状况，而且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这面民族文化的旗帜对于中国革命和民族未来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版本；传播；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A841.4；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革”十年，是毛泽东诗词编印、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时期。毛泽东诗词通过广播、影视、报刊、歌曲、像章、书法、篆刻、表演等多种形式，广为传播，以至盛况空前，家喻户晓。从国家级出版社到地方出版社，再到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等，都出版、编印了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诗词，估计品种在万种以上。据报道，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共有1820家印刷厂承担了毛泽东诗词的印刷工作，十年间共印刷《毛主席诗词》达4亿册，真可谓史无前例。平均每年有40余种毛泽东诗词版本问世，其中1967、1968两年的出版数量尤为可观，各种版本达200多种，占整个“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种类的二分之一。各地印制的毛主席诗词大都附有注释、诗词手书和毛主席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图片，有的印制非常精美，内部印刷发行比较多。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诗词本身的艺术魅力外还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密切相关。

一、毛泽东的诗词成为“文革”的工具与武器

1966年5月，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它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关系高层权力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产物，也是国际政治大气候与国内政治小气候相互作用的结果。国际上，美国继续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坚决援越抗美；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被孤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被严重边缘化。而此时的国内，一方面，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从而对经济建设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党内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地步。文革的颠覆性极强，造成了国内局势的极度混乱。“文革”最大程度地冲击和破坏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文艺领域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但毛泽东诗词的出版发行，及其注释本的不断问世，并没有受到丝毫的阻碍。

在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毛泽东始终处于权力中心，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尊“神”。在“兴无灭资”震天叫喊的口号声中，一些传统的政治观念，正悄悄地死灰复燃，甚至摇身一变，一跃成为主流政治文化。而人们往往按照历史上对待封建王朝的做法，来对待新的政权和新的执政者。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被神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从客观条件来看，也是时势造英雄。20世纪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转折时期，它需要英雄也产生了英雄，毛泽东应运而生，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了其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选择。就主观条件来看，毛泽东胸怀天下，生性好学，博闻强记，成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因而，毛泽东既是最高的政治权威，又是最高的文化权威。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惟一的政治理论，对毛泽东的极端个人崇拜在全国蔓延，毛泽东个人完全被神化，任何有损于毛泽东的言论都会受到批判。同时，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造“神”运动，利用媒体大肆宣扬毛泽东，对他的才力、人格作超乎实际的溢美，甚至夸张，致使全国八亿人民对毛泽东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凡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深知：文革时期，每个人每天都要对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每次开会、打电话、写信、写报告，开始都必须念念不忘“最高指示”。难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四人帮是鬼不是人！”

沿着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轨迹，也能发现毛泽东被“神”化的过程与原因。从《沁园春·长沙》中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沁园春·雪》中与封建帝王的比量，都凝结着作者关乎时代、社会前途的深沉思考，烙印着他对民族、对祖国的命运的灼热关注和苦心求索，抒发了对中华民族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而解放初创作的几首诗词则多少流露了他沉浸于个人历史功德的一面，如《浪淘沙·北戴河》中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和《水调歌头·游泳》中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固然表达了对新社会的喜悦之情，乐观浪漫的情怀也的确不同凡响，但志得意满的一面也有所表现。

而“文以人重”是古今文艺界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影响诗史的一个社会学因素。文以人存、文以人重的特殊现象，使许多作品的艺术价值更多地淹没在创作主体的人格光芒中。毛泽东诗词也因为其“神”的身份，一跃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圣经”。“文革”期间的毛泽东诗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传播明显地偏离了文学的轨道，沦为政治的传声筒。

“文革”时期由于没有版权限制，任何版本都可以被随意翻印。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凡有条件的单位与团体，都重视毛泽东诗词的学习与注释本的出版，因而毛泽东诗词出现了大量的翻印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纷纷加入编印毛泽东诗词的行列，出版的数量和种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十年动乱期间，“六三年版”又以各种开本大量印行。当时各个造反组织自行印发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解说本，绝大多数都是以“六三年版”为底本的。1976年1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本，只是在“六三年版”基础上增补了两首词。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印行的数量之大，在世界出版史上都可以称得上是一大奇迹。

当然，在一个文学被禁锢的年代，在一个文学已哑然失声的时代，毛泽东诗词的空前普及，更有其特殊的文学意义。它既为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食粮，也为中国古典诗词保存了一丝血脉，因而使古典诗词艺术得到了流传。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多对毛泽东诗词耳熟能详，很多人对古典诗词的兴趣也是被毛泽东诗词唤醒的，因为那个年代见到的只有他的诗词（多篇被选入当时的大、中、小学课本，几乎每家都有红色塑封的《毛主席诗词》），另外就是与其唱和的郭沫若和柳亚子的几首诗词。

二、毛泽东诗词在崇敬与膜拜中传播

“文革”期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大多以“六三年版”的《毛主席诗词》为蓝本。196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所收内容与“六三年版”基本相同。1966年9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让伟大领袖的光辉诗篇更普遍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诗词》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出版。事实上，1966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开本小，装帧简单，字体简化，且印刷发行数量极大，便利了毛泽东诗词进入人民群众中去。此后十年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均以此为正本。1967年，“文革”处于高潮，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5月重印了《毛主席诗词》，其内容与“六六年版”基本相同。1967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全国各地报纸，都用很大篇幅刊载了新华社编发的《毛主席诗词》等三本文艺论著重新出版的消息，这使毛泽东诗词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这本《毛主席诗词》印数极大，成为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据1967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单是1967年一年内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就达5700多万册。这只是国家正规出版社的统计数；若加上全国各地造反组织印制的，其印行数量之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此后，又多次重印。1969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种袖珍合编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128开，红色塑套装。它由《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和《毛主席诗词》三部分组成，诗词部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毛主席诗词》为蓝本，收录诗词37首。

“文革”期间，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诗词，许多团体编写了各种注释本、注解本。1966年12月26日，为庆祝毛泽东诞辰73周年，新北大公社“傲霜雪”战斗组编印出版《毛主席诗词注解》。该书首创在每首诗词后附以“注释”、“时代背景”和“解释”的方式进行诠释，这种三段式诠释方式在此后十多年里为全国各地编印者所仿效和沿袭，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但许多注释牵强附会，编写者在书前《说明》中说：“我们思想水平不高，学问不多，没有多少资料。只凭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赤胆忠心，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克服重重困难，编出这本《毛主席诗词注解》。”这是“文革”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本子，后多次修订再版。相对而言，高校编写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质量要高些。文革时，毛泽东诗词还被大量选入大、中、小学课本，几乎所有高校的中文系都开设《毛主席诗词》课程。各校纷纷以教材的形式，编写了许多不同的内部使用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如北京大学的《毛主席诗词注解》、北京师范大学的《毛主席诗词试解》、福建师范学院的《毛主席诗词笺解》、南京师范学院与南京大学合编的《毛主席诗词注解》等。其中，这些注解本有许多曾得到郭沫若的指导。郭沫若曾在1967年两次写信给北京大学《毛主席诗词注解》编写组，对《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枯木朽株齐努力”的解释、《浪淘沙·北戴河》是否有寓意和《七律·答友人》中“友人”是谁等问题作了指导。还给北京师范大学《毛主席诗词试解》编写者回信，对《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等近20首诗词中的疑难问题，“信笔作答”。 1967—1968年间，郭沫若为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诗词做了许多指导性工作，有助于毛泽东诗词在群众中的传播。

这些“文革”时期出版的注解本，大多以“革委会”“战斗队”和“学习小组”等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名义编印出版。编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文学素养较差，注解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已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解释。编者重视政治性的诠释，轻视艺术鉴赏，甚至断章取义，任意曲解，肆意拔高，互相抄袭，鲜有独立思考和个人见解，学术价值不大。如文革时最常见的红塑料套封小开本的《毛主席诗词》（当时被称为“红宝书”），不仅有毛主席诗词原文、注释、时代背景、解释，还有各种参考资料及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也即他们对毛主席诗词的理解，大都与当时的政治结合紧密，解释时多从主观理解出发，按政治意图来阐释诗意，而不从诗歌本身来解读，有一定的误导作用；而且，在阐释毛泽东的诗句时，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每一首诗后，都有类似“毛泽东思想光辉照遍全世界，世界必定一片红”、“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完全是文革时期的口头禅。在解释诗句时，更是主观臆断，如“挥斥方遒”解释成“正在向旧社会猛烈开火”；“沉沉一线穿南北”解释成“南北军阀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组织反革命战线”等。尽管存在这些硬伤，但不可否认，这些版本对大力普及毛泽东诗词功不可没。

《毛泽东诗词》还在军队内部广为流行，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67年8月海军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1967年12月总参谋部政治部印本、1967年12月海军政治部印本、1967年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印本等在部队内部印行。1968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包括毛泽东诗词在内的《最高指示》。这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的合集。后于1969年3月、10月和1970年重印。《毛泽东诗词》在部队内部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队里的干部、战士几乎每人有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大家反复吟诵，熟记于心，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成了激励革命斗志的座右铭。毛泽东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用诗词写成的中国革命史。通过吟诵毛泽东诗词，干部和战士们接受的是一部形象的革命史诗教育。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还借助于音乐、手迹和像章等形式传播。这些传播方式虽很特别，但在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史上也是不可忽视的。“毛泽东诗词的传播，音乐为之插上了翅膀。已故作曲家李劫夫以优美的旋律和通俗的音乐语言谱写的一首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是我们最爱唱的。诗词乐曲，让我们加深了对毛泽东诗词意境的理解。这些歌曲至今仍在传唱，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 ［1］“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被大量谱写成歌曲，在社会上传唱。许多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歌曲选》，如《解放军歌曲》编辑部于1968年9月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歌曲专辑》（1968年第7、8、9期合刊），收入诗词歌曲64首。这里收入的被谱成歌曲的毛泽东诗词比专集上的要多得多，一个是毛泽东部分诗词的传抄件在社会上流播，另外有些被误认为是毛泽东的作品。文革时期，还印制了许多较为精美的毛泽东诗词手迹和书画名家书写的字帖。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在六七十年代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沈钧儒书，1961）、《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郭沫若书，1965）等20多本字帖。1966—1970年，毛泽东诗词手迹单页大量印行，这4年共印制发行129种。发行量较大的手迹主要有《浪淘沙·北戴河》《七律·送瘟神》《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忆秦娥·娄山关》《蝶恋花·答李淑一》《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六盘山》《清平乐·蒋桂战争》《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采桑子·重阳》等。“文革”时期，还印制了大量的毛主席像章，其中一部分是诗词手迹像章。这些像章，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毛泽东诗词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如大型毛泽东《长征》诗手迹像章，正中为毛泽东高浮雕头像，下部为毛泽东《长征》诗手迹以及红军浩浩荡荡翻越雪山的图景。背面镌刻有“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字样。

直到1976年，毛泽东才有新诗作问世。《诗刊》复刊后，1月号发表了毛泽东于1965年填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同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毛主席词二首》，该单行本还收录了《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一文。这两首诗均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暗喻，嘲弄那些把物质进步放在第一位的人。其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虽体现了文学创作所允许的夸张，以及诗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但从中也多少能感觉到诗人晚年的“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

197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新发表的毛泽东词二首同原来发表的37首合编在一起，以精装和平装两种装帧出版了新版《毛主席诗词》，排印方式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同月，文物出版社也以开和20开两种开本出版了线装增订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字体为集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字。《人民日报》于1976年1月20日在第一版刊载了新版本的出版消息，标题为“《毛泽东诗词》新版本出版”。这本《毛泽东诗词》基本上收集了毛泽东一生创作的精华，因而奠定了毛泽东这位伟大诗人在诗坛上的历史地位。

1976年1月，毛泽东词二首发表后，人民音乐出版社于当年2月出版了由中央乐团集体创作的《为毛主席词二首谱曲》。上海书画社又出版了木刻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

文革十年，毛泽东诗词被广泛引用，影响所及，熏陶了整整两代人。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传统诗词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虽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学领域搞“厚今薄古”，不让人们更多地接触优秀的中华文学遗产，但通过学习、吟诵毛泽东诗词，使中华诗词艺术得到了有效的传承。

三、毛泽东诗词传播呈现扭曲、语录式与病态美的特点

“文革”十年，毛泽东诗词生活在一种扭曲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既指政治环境的扭曲，也指文化环境的扭曲。“一切为政治服务”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主导，将“为政治服务”惟一化、绝对化，而这个政治在总体上又是逆时代潮流的，是不符合人民大众的意旨的。我国文化事业更是受到空前的破坏，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被禁止，学校停止了上课，专家、学者被赶进了牛棚。一系列为政治斗争服务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被极力推行，整个“文革”期间的文学在总体上呈现荒芜、枯竭和畸形发展的局面。在这种文化贫乏的年代，毛泽东诗词却一枝独秀，借助于政治的力量迅速得到了普及。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诗人，政治活动是他诗词创作的生命所在，诗词创作也是他政治生活的延续与艺术化。在“文革”中，毛泽东诗词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成了最高指示的一部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始终把学习毛主席诗词当成全国的头等大事。当时的主要媒体与各地方单位都积极参与毛泽东诗词的学习、宣传。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垄断，是特殊政治时期的产物。这种垄断危害性极大，一方面造成了封闭与盲目，使人们沉浸在自我良好的感觉中，从而失去了判断力；另一方面，使个人崇拜急剧升温，在封建时代盛行的奴才意识死灰复燃，民主意识逐渐丧失。

在这样一种垄断话语环境中，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逐渐剥离了文本，大多只停留在一些个体语言符号中，只作语录式解读，不从诗词自身的规律去探讨。其实，分析某个体语言符号，一定要结合整体语言符号系统来分析，应将个体语言符号置于文本整体语言符号之下。如果仅仅抓住了某个体语言符号，那极有可能导致误读或概念式解读。“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的许多注解本就存在概念式解读的问题。当时，最流行的“红宝书”的附录中，就有“遇到问题从毛主席诗词中找答案”的内容，这纯粹是从本本出发，从概念出发。如“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想一想”毛泽东的诗句“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帝修反猖獗时想一想”毛泽东的诗句“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等。在缺乏学术自由的社会背景下，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情况下，毛泽东诗词的阐释被严重功利化、狭隘化。美国当代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著名的《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将政治视角“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2］，政治视角构成了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而有效的阐释立场。就传播而言，政治强化了毛泽东诗词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功能，使毛泽东诗词偏离了文学的轨道，走向了政治话语的立场，成了政治的“代言人”。

“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发行量巨大，十年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达数亿册。这在古今中外的出版史上确实罕见。毛泽东诗词的影响深远，它渗透在学校、军队、文艺等各种领域中，大到国家方针政策，小到柴米油盐，都离不开毛泽东诗词的导引。其文化传播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诗词文本本身，影响甚至走出了国门，走向海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在祝酒词中就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说：“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在游览北京八达岭长城时，他又乘兴吟诵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并向在旁的我外交部人员表示想要一本英文版《毛泽东诗词》。［3］

由于政治的保驾护航，毛泽东诗词的人气指数急剧飙升。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热爱不亚于对他个人的崇拜，致使毛泽东诗词呈现一种“病态”美。这种“病态”，是人们的狂热所致。这种“病态”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表现是，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喜爱已经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其中的名句更是被“各取所需”地引用到各种场合中，如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就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又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运用文字的夸张手法，从鼓舞人的士气方面来看，是允许的。但从科学领域来看，“只要登攀、不讲科学”，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唯心主义的！又如，“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75年4月，武汉某大学中文系就是如此解说的：“……这首词，是我们批评孔孟之道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把人民当成无知的‘群氓’、‘阿斗’的反动路线的理论武器……”。其次，溢美之词过多，使人们忽视了对诗词本身艺术魅力的探究，只重思想内涵，且有拔高的痕迹。如《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臧克家在1957年的《毛主席诗词讲解》中是这样评价的：“短短的八句，写出了死者的精神，写出了作者对他们的追念，也写出了作者对李淑一的同志情谊。” ［41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也与诗词内容契合。但“文革”时的那些注解本就完全不一样：“这首词以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高昂激越的格调，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表达了对革命烈士最深切的悼念，热烈地赞颂了烈士感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功业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将一首真挚悼念战友的诗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同时赞美之词过多，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参考文献：

［1］陈维琪.念奴娇·读《毛泽东诗词》有感［N］.河西报，2003-12-30.

［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3］吴寿松.为赠送尼克松而出版的《毛泽东诗词》［N］.党史信息报，2002-04-10.

［4］藏克家.毛泽东诗词讲解［M］.周振甫，注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80.

（原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