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思维的视角探索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一、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科学思维的视角

1.学界关于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吁

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萌生至今不到一个世纪，但就是在这一个世纪里，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学者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一书和诸如《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人类传播理论》等一版再版的西方“经典”理论教材，体现了相关学者试图跟上新时代新媒体新传播现象的不懈、不断的努力。国内国外的学者也曾通过一些高端研讨会、论文集、学术综述类文章呼吁传播学理论的创新，并且认为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要求。其中，亚裔传播学者[1]，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传播学理论是否应该“本土化”，同时又有笔者匿名评审的重点大学博士论文开启学术争论：本土化如何界定?如果它指的是传播理论所依托的实证基础本土化，那么，一个显见的问题是：这样的理论是否还能有普适性的意义?是否还能得到西方学者的理解和认可?同时，它还暗含着一个预设：将“本土”的传播理论与“西方”起源的传播理论对立。事实上，即便在世纪之交，西方著名学者也已经撰文与亚洲学者交流探讨“媒介理论的西方偏见”[2]，并借鉴亚洲国家的传播体验，试探性地提出或许媒体的“新”使命在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3]。总之，无论是西方学者、亚裔西方学者，还是华裔亚洲学者的分析与论述，都令我们重新思考起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究竟是否能够在亚洲、特别是中华土壤上结出新的果实，实现理论突破[4]。

这些纷争零零散散地见诸各种学术传播渠道，但始终没能形成建设性的思想成果和学术成果。本文以此学术现象为由头，在多年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科学思维的视角探索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2.如果传播学创新是一种可能，它将面临何种评判标准

首先，学术共同体对于理论创新的可能应该持何种态度?又如何对待和评价可能出现的创新成果?科学研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已知的知识和已经确立的理论往往是通向发现未知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从思维的角度看，换句话说，最大的阻碍存在于学者自己的认知。这听似矛盾，但现实如此。传播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刻板成见”和心理学的概念“图式”(schemata)也不言而喻地佐证了这一点。再用微观社会学家“发明”的“框架”概念来说，还是同一个道理。什么意思?不论是否有媒体作为中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都囿于“先在认识”(包括个人心理特点、知识、经验)等等。任何看似全新的、外来的信息、知识、理论都会被接收者(而非接受者)的头脑和情绪本能地纳入自己已有的认知“框架”或“成见”或“图式”。这是人性，人之常情，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传播学者，似乎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排除”在这种思维陷阱的威胁之外，仿佛忘了它无所不在，不会因为某人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就得以幸免。依此逻辑推理，如果，学术共同体依然习惯于以现有的公认的规范和标准来衡量对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新表述，特别是以西方早已确立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理论创新，那么，任何突破要得到接受和认可，都十分困难。这其中的不公平，好比拿一个现有的植物品种为标准衡量经过改良的新品种。

发现并承认科学思维的陷阱，我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下一个话题：理论创新思维的规律。许多其他的学科之核心理论都曾经历过“正—反—合”三段式的发展和嬗变历程，我称之为思维的宿命，像社会运动的惯性，又如钟摆一样，从一端摆向另一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一个折中的平衡点。但是，也许由于传播学是特别年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背景杂糅的学科，又由于其研究对象貌似变化最快，传播学理论的演变史体现出一个致命的弱点：有热点，没前沿。读者一定会问：什么才是学科前沿呢? 谁说了算? 其实，既然传播学者研究的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经纬的最为普遍的传播现象，实在没有必要盲目追随和服膺某个权威，唯其马首是瞻，一定要仰赖某些学者“划定”前沿。假如我们误认为每一个新传播技术问世普及并产生大的影响，它就成为学科各分支的前沿，那么实在是舍本逐末，舍道求技。传播的主体是人，传播的真正渠道也是人，传播的参与者和接受者仍然是人。拓展学术视野，超越学科界限，寻找借鉴，不难发现，诸如文学艺术乃至教育之类的学科，都有一个最高的、理想的传播境界：那就是从人心到人心，以人格塑造人格。

奇特而令人费解的是，很少有学者追问传播和传播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个“终极目的”与“最高境界”异曲同工。人类的最低需求和最高追求都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不同的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国古人希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印度哲人吟咏“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悲伤，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话语不同，心灵相通。可见，“从心到心”，是适用于全人类的传播致效的共同追求。打动人心又为什么呢?理想化的说法是，增进传播参与者的幸福感，不论是间接还是直接。至少，在人际传播过程中，这种目的性近乎本能。如果与此相悖，人们会规避。

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是：传播学迄今为止最主流的分支——大众传播，在原理层面是否有可能就是人际传播的规模性放大?也就是说，适用于人际传播“最高境界”的理论、原理，也同样隐含于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只不过被现有的公认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表述方式屏蔽了。

3.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恒定前沿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继续不屈不挠地追问：传播学理论的基础——实证研究，讲究操纵和观测各种变量(variables)之间的关系。在传媒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似乎machine(传播机器/技术)、mechanism(传播机制/组织)、man(参与传播的行为主体)都成了急剧变化的“变量”，甚至作为message (讯息)的substance(内容)和style(风格)也随之而变。传播发展史又告诉我们：传播理论的发展依赖依托甚至依附传播技术的变迁。那么，难题如下：什么因素是“恒量”(constant)，可以作为理论创新和建构的支点?从逻辑上说，如果这个“恒量”与过去的理论赖以建立预设的“恒量”一致，那么，就不必担心今天的“新”理论与过去的理论出现逻辑链的断裂。既有思维上的连续性，又有变化和更新，这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不是别的，正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人之为人的最深层的心理需求，不会因为外在媒体世界光怪陆离的乱象而改变。从媒体报道看，许多人相信今人与古人不同，但那只是表象，本质相同。这就是传播学研究乃至人文社科其他门类研究面临的恒定因素。这个“发现”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既然如此，“从人心到人心”是传播理论研究的前沿。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涉及研究方法。没有理论的研究就没有方向，没有实证的理论就没有基础。目前学界所掌握并承认的研究方法，不外乎定量和定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再加上思辨(这已经包括主流学派和批判学派及其各分支的方法)，但其前提是付诸研究时必须“可操作”。为了能够操作，许多有深度、有难度、有高度的研究问题和假设都不得不胎死腹中，因为它们无法用现有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检验。举个最简单也最无奈的例子：在内容分析支撑的研究中，为了提高不同编码人员之间编码结果的信度指数，多少学者不得不一再降低编码类目的复杂性和难度。恰恰在越来越趋近“科学性”要求的过程中，这些类目距离客观材料的实质越来越远，但我们当然可以用“内容分析只是分析显性内容”作为辩护，只是这个借口显得比较无力。其他的“强迫资料就范”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一开始研究，它就如影随形。

这一切困难，归根结底还是学术思维的特点在作怪。学者的头脑和普通人的头脑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前者更加强调和看重一致性、清晰性、规范性、逻辑性。然而，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并不总是、甚至很少符合这些学术期待。是“一中求异”还是“异中求一”?这是待解的难题。

至于“定量”还是“定性”的优劣高下之争，实在是“伪问题”，没有必要为此而争论。一切取决于研究问题，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有些研究问题，一看就知道必须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解决；另一些问题，则要求定性研究方法；第三类问题，需要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组合。还有无数的超越这三类问题的“大”问题，无论用何种方法组合都无法研究，无法解答，像诱人的大仙桃，让最聪明的孙猴子也无处下嘴。

于是，我们的学者就处于两难的境地：若研究可能产生根本性的理论突破的问题，方法无法支持。如果运用了学界不认可的方法，即便产生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也难以得到承认。那么，除了传播学的欧美各大学派的方法——理性范围内的思辨和实证，是否还有“第三条路”?

4.传播学理论创新的评价标准及思维障碍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评价标准”这一问题。下文将分析这些既有标准如何成为对理论创新可能的潜在阻碍。梳理统计20多年来东西方各种学术讨论场合记录的学者学子评论他人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标准，与新闻理想竟然高度重合：客观、公正、全面、平衡，还有“严谨”。常听学生、学者说：要多引用权威的观点。学生普遍认为这是“客观”的表现。我不禁要问：所谓客观又是谁的主观呢?除非研究者完全采取“旁观”的心态，否则，这种“客观”不啻掩耳盗铃。公正?对材料、数据、事实的公正的分析?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将材料“托付”给电脑处理而获得这一幻觉。但在“托付”之前的步骤和结果产生之后的解释，是否依然由学者完成。至于“全面”，即便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分析，依然面临着“人不是全知的”这一致命挑战。当然，这不必令我们太沮丧，因为庄子笔下寓言中那些“高人”的智慧使我们相信：有的人知识很多，但没有见解；有的人常识缺乏，但见解深刻。自然，我们的教育致力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有独到见解的人。但古代哲人留下的寓言启示我们：人在认知过程中，的确有可能不尽知其然而却尽明其所以然，亦即掌握规律。至于中规中矩“讲两面理”的“平衡”，本身无可非议，但人类知识的演变史昭示我们：思想、理论、学术，总是以极端的方式得以突破。

经常阅读本学科国际顶尖期刊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研究论文总附有超长的参考文献目录，甚至了解此一行情的国内学者常常以此作为标准鞭策学子：你的观点很好，材料也充分，但是你的参考书目太少了。这让人想起一组比喻：做学问，究竟是像蚂蚁那样“知识搬家”，还是像蜘蛛那样“搜肠刮肚”，还是像蜜蜂那样“采来百花酿新蜜”? 第三种路径显然容易引起有学术理想的人的共鸣，但也会被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指斥为“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

这些都是低层次的纷争。当现实世界没有出路，我们应该回到学术的终极目的上来，寻求超越。学术有为社会的学术，为人生的学术，也有为人心的学术。少有学者提及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我认为应该是揭示真理，洁净己心，进而洁净人心。具体运用到传播学，就是致力于洁净信源、信道、信息、传播者、接收者。那么，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一目标呢?显然，上文所述各种方法无能为力。

然而，我们并非企图挑战、否定或颠覆现有方法，因为这种企图也是违背科学思维规律的。我们所做的乃是补充现有的方法，至少是提出现有方法难以支持和验证的问题和观点，以期促进突破和创新。

一旦触及终极问题，我们就要逆流而上，追溯西方文明及其思维方式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前者注重理性，知而信；后者相信启示，信而知。一个多用脑，一个多用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成果无须说，其“后果”之一就是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多数人的思维侧重点转移到“人”，从心灵转换到头脑，几百年来我们就一直在自以为解放的虚幻满足中，在理性的边界里打滚，而实际上是进入人类自设的牢笼。人类最长的长征不是奔赴南极北极第三极，也不是飞向太空或成为海底蛟龙，而是走出自我的樊笼。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传播理论创新的希望在于揭示“直抵心灵的传播”的奥秘，让学者的理论首先赢得自己的心，然后再启发(而非指导)更多的人赢得人心。最后，最难的问题就是关于传播和人心的真理如何获得?难道它一定是理性思考及其指导下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学者一般不愿意承认自己学科范围内的问题居然有“无解”的，正如政治家也总是许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找到解决方案。中国学者如果不破除对于西方舶来的传播学的“起源迷信”和“方法迷信”，恐怕还要在这个心灵迷宫里兜更大的圈子。“学术自信”并非盲目的厚此薄彼，而是祛除心理劣势。

Wehave learned，now it is time to unlearn.学习西方，然后再unlearn所学的，才能产生全新的认识。每一个学习和认知过程总是既有启蒙又有所屏蔽。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又回到我们上文所说的各种与认知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各种语言可能是互补的，中文和英文的互补性尤其强，而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包含科学思维方式，且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思维，故而可以确定，传播理论创新者必须把握中西语言的精髓并掌握其各自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如此，就不再是简单地谈论“融合与创新”，而是寄希望于“贯通”。

不论创新性的理论思维如何熔铸古今，汇通中西，它的起始点和基础都离不开对人性的预设。西方传播理论，甚至西方所有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预设“人是理性的”。而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都证明这个预设并不可靠。传播学理论既然应该立足于揭示“从人心到人心”的交流真谛，那么，学者就必须重新思考和审视原有的人性预设。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不可避免地必须以此为起始点。

二、传播学理论创新：路在何方

按照中国传播学界惯用的划分方式，起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进入中国已经超过35年了。这期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此学界人士作过不同的划分，但不外乎引进、译介、消化、吸收、自主研究、快速发展，等等。近年来，“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中国化”时常被作为学术口号提出，但应者寥寥。不过，综观过去十几年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成果，传播学理论的创新和“传播理论的中国视维”的确已经提上学术研究议程，而且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由于传播理论必须植根于传播实践且基于实证研究，所以，本文将从关乎传播研究的各个维度探讨传播学理论创新——而且是由中国本土学者提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创新命题——可能的进路。

1.何谓传播学理论？何谓理论创新？

小标题指出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这是逻辑思维的惯性使然。对于“传播是什么”和“传播学是什么”，自然已经有汗牛充栋的讨论成果，但传播学理论究竟应该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其本质是什么?对于传播本体论，所有前人的成果都应该予以肯定。然而，令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如果真地遵循国际级大师麦奎尔的划分方法，大众传播学可以分为4类或4个等级：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关于传播和传播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社会科学理论，告诉人们传播实际是什么样；“操作”理论，主要指媒介从业者在其工作中积累和运用的实践思想；“常识”理论，即从我们自己与媒介接触的经验中得出的知识，也就是关于媒介作用的日常理论或常识理论。

作为社会科学，传播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实证材料和数据基础上，这毋庸置疑。或许得益于此，或许局限于此，迄今为止的传播学理论，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操作理论”的类别，也就是描述和预测“实然”。在国内传播学界，探索“应然”的规范性理论尝试，很难引起认同、认可和重视，常常被等同于“拍脑袋”产生的学说。至于“常识”，通常被学界人士不屑地“选择性忽略”(传播学理论有“选择性注意”之说)，认为其难登学术殿堂，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学生的论文题目用“视野”一词，就缺乏学术含量，应改用“视阈”。至于传播学理论创新，中国学者一旦提出，立刻会被同行质疑诘问：“是否指传播学本土化?连西方的传播学理论都还没有学透，就想自主创新?”看来，我们无法将传播学的学术传播规律排除在普通人的传播规律之外。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等学术生态下，我们面临着中国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就技术层面而言，新媒体在中国的起步并不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而新媒体融合了所有传统媒体、甚至包括人际传播方式的许多特性与功能。如果能够在人人求新称变的新媒体环境下，找到解决一切科学难题都必须找到的传播学理论的“恒量”(相对于“变量”而言)，时代环境很可能让中国学者有机会与曾经在传播学理论界遥遥领先的西方同行并驾齐驱。

最高级的形而上研究只负责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确定的答案。那么，我们需要问自己以下问题：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真的一经引进和反复验证，就“放之中国而皆准”么?“国际视野”是否等同于“西方视角”? 东西方的传播学者之间果真有学术鸿沟么?如果有，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即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全球化时代乘坐着同一趟时代列车，只不过车厢一边的人看到山景，另一边看海景，互相对对方自说自话，互不买账。那么，是否可能换位观察、换位思考?

2.传播学理论创新面临的障碍

在中国学界，传播学理论创新不外乎3个来源：一是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与传播实践，试图证明中国古人早已觉悟了传播规律；二是对西方的传播理论加以改造，使之具备对于中国实践的解释力；三是集中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前所未有的传播现象，找出其与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现象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从而实现创新。当然，如果非要说还有第四种来源，那么，上述3种理论知识在学者头脑中的互动，也可能产生新的建构。知识的重新排列组合，原本就可能是创新的由头。

如此看来，传播学理论创新的主要阻碍来自学者自身，是人的“心魔”给自己也给同行设置障碍，拦阻了自己的脚步。的确，从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已知的知识是通往未知的最大障碍。因为，即便是提出“刻板成见”(stereotype)概念的传播学者，自己也难以免俗，正如上文指出的，他们会用“学术刻板成见”来评判任何创新或创新的努力。

真正的创新应该是“发现”而非“创造”，如同自然科学的理论创新其本质在于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应该是揭示人类社会各种互动关系以及人心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功的传播学理论创新完全有可能成为打开人类成员心灵沟通之门的钥匙。

然而，在当今中国传播学界乃至国际传播学界，若想提出真正的创新性命题，还有一个险恶的关隘——实证基础呢?特别是定量研究基础上的实证。于是，另一个“拦路虎”出现在我们面前：难道现有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已经没有改善的空间和突破的可能?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决定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现象，同时，用什么方法观察研究，也部分决定了最后得出的理论结果。那么，我们是否敢于挑战实证研究方法“毋庸置疑”的地位?具有人文和社科双重来源的传播学理论，真的必须、一定要通过实证的检验?如果设定这一界限，无数聪明的想法将会胎死腹中。因为，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命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用现有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检验，但“人心”会体验到它们契合传播实践，特别是关乎心灵和精神的传播实践。笔者曾经提出，来源于实证观察但又难以用实证手段系统检验的理论命题，并非致力于颠覆实证，而是试图补充实证。

17世纪“牛顿力学”之后才有的科学法则推崇三项标准：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其背后的预设是这些手段有助于、甚至能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准确性、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如今，这些要素对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来说，早已不再陌生，也不新鲜，但光有这些终归是不够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3.如何理解传播学本土化

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不应该等同于“传播学本土化”的概念。首先，“本土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学界尚未有定见。定见的缺乏或许是好事，因为保持了创新的空间和开放性。再问几个问题：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是否就是本土化的努力?创立本土传播学理论，其普适性若遭到西方学者质疑，双方如何澄清自己?受教于西方的海外华人学者，是否也能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生力军?如果可以，在语言和思维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这一大前提下，他们的学科思维方式究竟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继续追问下去，是否真有必要划分西方传播理论、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中国本土的传播命题，等等。

这就涉及传播理论及其传播的终极目的，也呼应本文提出的“传播学理论”究竟是什么这一难题。13世纪神学大师安多尼每次讲学，都以这句话作开场：“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何价值?”包括传播在内的人的生命体验，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核心，尽管它往往被淹没于海量的数据和事实之中。堪称经典的传播学著作《交流的无奈》，最终提出传播的参与者最要紧的是心中有爱。而一旦涉及“爱”和“信仰”之类的概念，社会科学的实证派就束手无策，知难而退，因为这些概念无法“操作化”。

在此，我们不妨请出“反身性”原则(reflexivity)，将其应用于传播学者。我们必须承认并告诉自己：不会因为你是学者，你就是圣人，你就免俗，你就“超脱”于世俗思维定式的干扰之上。传播学理论要求人们对“思想的自由市场”持开放态度，故而，传播学者对于“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首先应该包容。传播学是诸学科中与世俗名利场关系最亲密的学科，这当然缘于“传播”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此，传播学者也会跟风、赶时髦，造成传播学研究“有热点，没前沿”的弊病。“今人之学为媒体”，学术共同体也难免试图尽可能地通过媒体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既然西方主流传播学界和中国传播学界之间存在着心理压力差，学术信息自然会从高压的一方流向另一方，这也是一种失衡的信息秩序。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学子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的追捧，其热诚不亚于传播学者经常批判的“追星族”。

在学习理论和吸收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固然不能忽略其创造者、构建者的学科背景，但不必计较学者的学术出身和头衔，而应关注和思考其学识与见解。著名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势利者脸谱》一书中提出：真正的精英追求最好的，而势利者则希望人们相信他和最好的有关联；精英追求成就，而势利者只追求成就带来的名望；因此，精英成为名望的主人，而势利者不过是名望的奴隶。如果追求事业或生活本身，那就不是势利者；如果注重事业或生活之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那就是势利者。依照如此界定，“除了势利，世俗还能是什么?”雅克·巴尔赞则说：学术的本质是分析，是拆散，这使得人们对事物的整体性无从把握。换言之，学术理论和研究总是片面地呈现和突出最能吸引人的那一面。

既令人无奈又倍感无聊的事实是，大众传媒泛滥的时代注定是一个“势利”的时代，是个人、组织乃至国家身份“名片化”的时代，它将人性和人类社会固有的势利倾向——炫耀和吹嘘自己有什么、做什么、懂什么，等等，成百万倍地放大、聚焦，引起“势利雪球”在社会上越滚越大。

由此，牵扯出另一个关乎理论的话题，那就是对社会现实中的传播行为的观察和体验，也就是“常识”理论。这些现象是我们习以为常的，takenforgranted。但诚如郭沫若生前所说：最平常的东西说不定是最新奇的东西，最微末的存在可能是最伟大的存在。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和微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戈夫曼的著作都体现了中国古人治学为文的“微言大义”之精神。

4.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关键与成果的衡量

论及关键，我们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海量的研究内容?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其中的奥秘。假设，在卢浮宫举行一个世界名画展，每一幅画作都价值连城。又假设，一场大火突然降临，你只能救出一幅画，请问救哪一幅?答案：距离门口最近的那一幅。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从最容易干的那一件事开始，立即行动。第二个问题是：研究中遇到特别复杂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如何解决?已故数学家华罗庚使用的法则同样适用于我们：要学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退”成最简单、最原始的问题，把这个最简单、最原始的问题想通了，想透了，然后再飞跃上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于传播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来说，如果其表述十分繁复，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来破解它：首先，支撑它的人性预设是什么。其次，它的实证来源是什么(包括研究对象和方法)。再次，细分之后，我们是否发现它与现有的“简单”理论在逻辑思路上具有重合或相似之处。

其实，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恒量”就在我们眼前：人性。亘古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主要改变的是制约人性表达方式的规范与机制(mechanism)，人性的真正本质(man)从未有过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动辄“变量”“测量”，似乎总是忽略了研究的根基和出发点——恒量。

在我看来，传播过程对传播者的作用、效果、影响(比如信仰传播如何固化传播者的信仰)是一个显而易见然而又因此而长期被忽略的研究对象。传播始于传播者，而在许多情况下，正如经典的传播理论所说，信息对接受方并没有产生任何可以观测的效果，但传播的过程却使传播者改变了自身的心情，固化了某种信念，或者冰释了某种前嫌。

由此，针对传播学主流理论，特别是“效果理论”几乎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对传播学理论的类别及其可能的学术传播效果提出以下观点：

“树立”效果与“消融”效果：比如“里程碑”式的传播理论与“活水江河”般的传播理论。迄今为止，传播学的主流理论都是令人仰慕的“里程碑”，但长期仰望里程碑，会使后辈学者失去自己的学术地平线。

涵化与“感化”：前者是传播学重要理论之一，其源起在于考察长期浸淫于某种媒介内容产生的负面效果，后者追求正面效果，是否有望应用于当今中国?

令人激动与让人平静的效果：Excitingeffectsareseldomenduring.有谁见过诸如激动、感动之类的冲动能够持久有效? 如果能够持久，就不称为“冲动”了。

“桎梏”效果与“解放”效果：凡人都有如此体验，即某些信息或传播过程让人觉得思想被套上了枷锁，心灵为“框架”所桎梏，而另一些难得的、鲜有的信息、传播、传者则产生“解放”的效果，将人的思想心灵从种种禁锢中解放出来。那是一种美好的感觉，而“感觉”一经提出，又会令学者忌讳，因为难以用实证手段测量。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实践和传播理论，究竟提供虚拟的心灵避难所还是心灵力量的源泉?

思考的启示：每一种理论和观点都可能是对现有理论与观点的反应或“反动”，或者用学术语言表述，是“批判”和“评论”。

真正的学术和艺术，应该能使人心灵宁静，尽管宁静之前也许是被感动而引发的激情。画家安德鲁·怀斯和作家简·奥斯汀就用他们几乎足不出户生不离土的创作实践，展示了何为“宁静的激情”。是的，洁净(clean)和宁静(calm)以至于清晰(clear)，这也应该是人类传播活动落实到个人层面上的目标效果。诚如是，人类社会离和谐之境也就不远了。很难想象，一个图虚名和实利的学者或艺术家，如何带给人这样的洁净和宁静。因为，“人即讯息”，不管他的话是如何说的，学问是怎么做的，浮躁的人想教人宁静，依照传播学理论的预测，似乎是不可能的。

做研究，不外乎几层目的：了解世界，把握世界，描述世界，参悟人生，表达意义，洁净心灵，提升自己。爱因斯坦也曾说过：物理学和心理学是表述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换一种说法，科学是“多中见一”，艺术是“一中见多”。前者要求我们从大量的现象中提取出规律，后者允许我们在观察相似或相同世相的基础上创造出不同的成果，从同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内涵。让我们斗胆作一个推测：也许，人类对自身心理的把握之嬗变，间接地影响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倘若物理学家懂得心理学原理，也许能受到启发。这牵涉到世界观乃至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对理论的探讨，一般都可以，也应该升华到思想、哲学的高度，才能有深度，有广度。新闻理想与传播实践之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荷尔德林的话：“将人间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果真如此，这一判断的适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新闻传播领域。当然，荷尔德林是诗人，也是真正说出“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这句名言的人。诗人的浪漫表达就不能进入学术领域吗?艾略特曾说过：“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

在认识层面上，争论的源头可以归结为“是否存在终极意识”或“绝对真理”。伟大如爱因斯坦，也不敢对此问题妄下论断，而是审慎地说：“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但这种情感同一些幼稚的人所笃信的宗教实在是大不相同的。”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其“精神”所指的是否同一种“精神”?

爱因斯坦所说的“宗教情感”，可否用“信仰情怀”一词来替代?我个人认为，真正的信仰必然与人造的宗教无关。宗教没有足够的资格作为信仰对象。这样，我们就摆脱了教条的桎梏。但是，科学家的意思是，可能存在某种我们尚未认知、但有望认知的终极、永恒的对象，它也可以作为一切至真、至善、至美的标准和化身。倘若存在，人恐怕难以单凭理性认识它。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分别尊崇两种不同的认知传统：理性(reason)与神谕(revelation)。前者强调“知而后信”，后者奉行“信而后知”。偏执任何一端都不可取，我们若将其折中一番，或许可以说：如果相信我们未见的，最终得见我们相信的，那么，真理就证明、显明了自己。

信仰既非西方人的“发明”也非东方人的“盲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信仰的对象是否客观存在，是否有能力兑现自己的应许，是否有超越人力、人性的力量，可以满足人在世间无一例外地渴求然而又无法满足的以下需要：无条件的爱和接纳，绝对的安全感，稳定的身份认同，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回答和人生的恒定目标感。传播和传播学理论能够为此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应该由传播学者和实践者来回答。

三、结语

传播学理论和研究长期以来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状态。“上不着天”指的是理论无法超越“技”而达到“道”的层面；“下不着地”则指许多理论在实践应用层面也如同鸡肋。当然，我们此处所谈的均为西方理论。我们从来不探讨理论“为谁”与“为何”，理论可以产生什么精神效果，而只是局限于学术圈内的“被引用率”等指标来就学术论学术。为什么不能允许理论让人欢喜，心有戚戚?什么时候，理论不仅给头脑带来“知性的愉悦”(intellectual delight)，而且赋予心灵spiritual fulfillment(精神的完满)，以至于达成overflowing life(流溢的生命)，那么，包括传播学者、传播实践者以及包括受众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从中获益，而传播过程与信息也对所有各方都产生了理想的效果。

[1] 赵晶晶编译：《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赵晶晶编译：《欧美传播与非欧美传播中心的建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Mc Quail，D.(2000).Somereflections on the Westernbias of mediatheory.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0(2)：115.

[3] Merrill，J.C.(2000).Socialstability and harmony：Anewmission for the press?Asian Journalof Communication，10(2)：3352.

[4] Iwabuchi，K.(2010).Globalization，East Asiaculturesandtheirpublics.Asian Journalof Communication，20(2)：197212. Kim，M.S.(2010).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in Asia：Currentstateandfutureprospects.Asian Journalof Communication，20(2)：166180. Wang，G.，&Kuo，E.C.Y.(2010).The Asiancommunicationdebate：Culture-specificity，culture-generality，andbeyond.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2)：15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