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社会功能界定

近年来，时常有学术界和传媒实务界的人士提出，政府对大众传媒的管束要放开，要给媒体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等等。这种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现实十分复杂多变，要求我们谨慎审慎处理。大众传播媒介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角色需要慎重界定。对其角色的界定是否科学，衡量标准是能否使传媒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有助于全中国人民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纵观近年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表现，同时兼顾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笔者提出以下观点：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的社会角色应界定为：启蒙(enlightenment)、激励(encouragement)、教育(educat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

在我们进一步论述以上观点之前，有必要回顾传播学的创始人对媒介社会功能所作的阐述。拉斯维尔的“三功能说”(环境监控，社会协调，文化传承)[1]自是众所周知。赖特在他的论述中又加上了传媒的娱乐功能。这些经典说法已经成为传播学界的学者和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常识，在此我们不必赘述。

应该指出的是，本文作者提出的观点建立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需求，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不无微妙的处境。

一、从启蒙开始：中国需要动员民众参与建设

中共十六大为中国经济社会从21世纪初期到2020年左右的发展描绘了蓝图。在此期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从1000美元提升到3000美元。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正朝着经济小康和社会和谐的目标迈进。显然，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总数和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2]。具体到传媒和传播来说，中国的宣传机器面临的任务包括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调适国家宏伟蓝图和百姓日常生计的关系。从大的方面看，以下四组矛盾关系需要政府和传媒共同谨慎处理：保存中国文化传统与发展经济现代化的关系；弘扬社会主义理想与贯彻市场经济政策的关系；保护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保证中国经济发展同国际接轨的关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与维护客观报道原则的关系。

此外，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动员广大民众在一定的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前提下，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这毕竟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行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大众动员的成功范例比比皆是。外国学者已经对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全民动员实践做了详细的分析。但从他们开展研究到现在，中国的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他们的笔下，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组织传播的渠道十分发达，畅通无阻，可以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弥补大众传播媒介的不足。同时，还有遍布基层单位的各种学习小组，可以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3][4]。

在中国经济体制逐渐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今天，传媒既要服务于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需要，又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尽可能地盈利。最常见的对传媒的批评一般是“非此即彼”式的，即把传媒的趋利性与它们的社会责任对立起来。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西方研究者和观察家批评中国传媒对政府太“顺从”了，没有担负起“监督者”的义务。本文作者力图对以上诸观点进行修正：即使传媒不时地指出政府工作中的不足，传媒和政府仍然可以密切合作，共同推进国家建设纲领的实现。

正如上文提到的，市场的力量促使个人谋求利益最大化，有时甚至不惜为此而牺牲集体的利益。个人如此，机构也如此[5]。长此以往，国家利益将难免受损。如此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自然是“不爱国”的[6]。这就涉及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传媒如何与政府配合?在事关国家大局的问题上对民众进行“启蒙”，使他们愿意将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与集体的利益。

在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媒体开始尝试着推行“启蒙”——对民众原先缺乏认识的问题进行阐述和揭示。在促使人民认识到一味强调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处理贫富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显然，全民都需要明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长远目标，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必会实现。这样的认识使在困境中苦斗的人们看到希望，同时也使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具备更长远的目光。

启蒙意味着指引人们看到希望，为他们揭示出他们原来不曾注意到的事实与真理的某些方面。在这个传媒大发展的时代，过去的许多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渠道已经让位于传媒。因此，启蒙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传媒来实现。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就鼓舞民众士气而言，一种“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的认同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关于未来的理想，就像天上的星星，为在海上夜航的人指引方向。

根据中央级媒体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的解读，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理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持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依法治国；增加就业机会。当然，这些方面还各自包括更具体的任务，例如科教兴国，改善社会公德，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公开，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等等。

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所有的政府官员对这项史无前例的历史任务的重大意义和宏大分量，都有清醒的认识?答案是否定的。因此，首先需要接受启蒙的是政府官员。当然，这一群体通常通过组织传播的渠道接受这类启蒙教育，但媒介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各级政府机关都订阅党的机关报刊，为什么就不能认为许多官员也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新事物获得新认识呢?

至于生活在最基层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尚未脱贫致富的人们，有一个令人心酸的传说已经流行了若干年。在中国西部，一个上不起学的穷苦放羊娃这样回答人们的问题：你靠什么生活呢? 答：放羊。问：你长大以后干什么呢? 答：娶媳妇。问：娶了媳妇干什么呢? 答：生娃。问：生娃以后让他们干什么呢?答：放羊。问：放羊又干什么呢?答：娶媳妇。……我们只不过是想借此事例说明：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尚未彻底摆脱无知和愚昧的桎梏，他们对一种更好生活的渴望还有待于被唤醒。传媒应该与政府和学校携起手来，共同把“外面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从根本上产生脱贫致富的愿望，找到脱贫致富的途径。这一说法的理论依据源自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勒纳的学说[7]。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而这一不可抗拒的浪潮对中国社会和民众有相当可观的影响。严格地说，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只有几十年。在此之前，中国在殖民主义者手里度过了屈辱的一个多世纪。在这样一个民族心理经历了许多大起大落的国家里，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起来，倘若再受到某些极端化情境的刺激，就会走极端。中国政府显然很明白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与此对应的任务就是需要指导民众分清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界限。理想的爱国主义境界应该如此：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保持民族自尊心的稳定，既不因中国的文化传统而妄自尊大，亦不在与外界的盲目对比中妄自菲薄。这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值得庆幸的是，媒体在这方面有出色的表现，比如2005年上半年协助政府化解某些人群高涨的“反日”情绪。

二、传媒的激励功能

转型时期中国传媒的激励/鼓励功能也不容忽视。失业率的上升、社会的不平等、某些干部的腐败，等等，都可能激起民怨，并使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政府正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道路并不平坦，因为既得利益群体难免会想出对策。传媒时常揭露社会阴暗面，力图协助和促进政府工作的改进。但政府和传媒从业人员都应认识到，关于社会状况“一边倒”的报道，不论是倒向哪一边，都可能会误导民众，使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失去信心。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哀叹中国的精神和道德前景暗淡。这些论调的出现，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传媒也应当尽力做好“平衡”和“鼓励”的工作。在客观报道与“正面报道为主”之间做好平衡，是时代和社会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的更高要求。

笔者认为，传媒应该张扬社会理想。当今中国的社会理想是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现实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反。人们收入增多了，但道德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生活开支大了，但快乐总量并未增加。如有条件，我们可以周游世界，但我们甚至连对门的邻居都不认识。我们似乎拥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和知识，但我们的判断力和智慧心却暗淡了。这可以说是转型时期焦虑不安的中国人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矛盾。

说到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国当代史的教训提醒我们，这是难以处理而又必须处理的问题。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近30年的历史做了总结，得出以下观点：建国后不久，中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过度急切的追求扭曲了现实；接下来的若干年里，现实一步步远离理想；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大碰撞[8]。在那个年代，传媒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资助，它们忠实地服务于政府的宣传大局，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但在受众中的效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现在，中国传媒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它们对中国现实的把握和报道也可能过分强调“现实感”，而全然失去了社会理想。笔者认为，无论是“理想的极端”还是“现实的极端”都不健康，较好的解决方案是：传媒调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而实现激励民众的目的。

具体地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物质生活的改善与道德水准的提升的关系；共同富裕的理想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失业率上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领域”都需要传媒介入，为大家鼓劲。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假如传媒从业人员非要将工作重点聚焦于“挑毛病”，让媒介的版面和时间充斥着“问题新闻”，自然不难。这里一个爆炸，那里一桩谋杀，别处又有一个灾难……永无穷尽。行文至此，我们涉及一个关键问题：究竟什么算客观报道?凡是真实的事件就报道?一个记者完全可以做到在微观层面上只做真实客观的报道，但在宏观层面上却为受众提供了一幅扭曲的现实图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微观真实，也需要宏观真实，让人们知道，尽管社会存在着诸多问题，但社会仍在前进，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正在得到改善。在这方面，有关环保的报道和鼓励下岗职工的报道都是成功的范例。

新闻报道能做的，公益广告也能做。此外，中央电视台的许多谈话节目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际遇和生命体验，在令人感动的同时催人奋进，受到了欢迎。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如今也能“登大雅之堂”，甚至成为许多其他同样普通的人仿效的榜样，激励他们奋斗。

三、传媒的教育功能

无论多么强调传媒的教育功能都不为过。传媒在推进生活方式改变和传播新鲜思想方面的功能是其他渠道无法替代的。有人说，传媒教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如何工作，甚至如何花钱，如何支配休闲时间。此外，在众多技术发明和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人与实际环境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传媒所营造的虚拟环境多少成了我们适应真实环境的地图。在针对文盲人群的“扫盲运动”中，常规的教育方式在一些偏远的乡村难免不足，比如教师和教育设施不够，这时传媒的“教育者”功能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从反面来说，科学研究的结果不断表明，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传媒中的负面内容的影响[9]。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界定传媒作为教育者的角色。

通过传媒学习，向传媒学习，是社会学习的一部分。社会生活的以下几方面需要传媒的特别关注。

首要的是道德教育。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历了道德滑坡。中国当然不想重蹈它们的覆辙。道德建设的根本底线是爱国主义教育。从中国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以来，政府和传媒以及学校一直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活动的开展一波三折。据《中国日报》报道，在以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大城市里，政府教育部门向中小学生推荐的爱国歌曲已经逐渐“变调”，鼓励青少年拥抱个人主义。作曲家、教师、评论家和学生都介入了一场讨论，论辩的主题是鼓励青少年追求个人成功的歌曲最终是否能教育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参与讨论者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许多学生喜欢像周杰伦这样的歌星唱的歌，其词曲风格均与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国歌曲相去甚远。“那是我们的父母小时候唱的歌，我现在一唱老歌就觉得乏味。”有小学生如是说[10]。

我国约有3.67亿未成年人。面对这样大的媒介内容消费群体，我们应如何做到将正面教育效果最大化，同时又不过度迎合青少年的某些不健康的口味?这个严峻问题的答案还有待传媒从业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去发现。

论及中国青少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境外国外的影星歌星能如数家珍，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对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史也很生疏。这些传统和史实是他们在学校里的必修课，但许多人公开表示对其缺乏兴趣。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政府和传媒配合，充分挖掘某些重大节日和纪念日的教育意义，开发其教育功能。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政府的领导下，传媒大大弘扬了爱国主义主题。多媒体等新技术也在展览馆中派上了用场。事实上，笔者此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已经发现，在大多数青年人回忆小学时代曾接受过的十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时，“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和“参观纪念馆、博物馆”是他们最喜欢的形式[11]。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这方面，传媒依然大有可为。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全球化侵蚀着无形的国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国界。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可能常去肯德基和麦当劳吃饭，穿阿迪达斯运动衣，耐克运动鞋，喝可口可乐，看好莱坞电影，并时尚地在自己的日常口语中夹进几个英语单词。他们如何平衡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和全球意识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传媒在报道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方面做出了成绩，但近年来似乎没有付出同样多的努力来教育青少年，告诉他们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在外国强权的威胁面前还是相对脆弱的。而笔者的调查结果恰好表明，这种危机意识是最能激发广大青少年爱国热情的诉求[12]。也许，我们都应该让《国歌》的那句歌词长期在人们耳边回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文谈的是传媒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正面教育功能。现在我们来探讨传媒如何教育人们应对负面的事物。工业污染引起的环境恶化，继而引发了许多瘟疫和灾难。应对这些，人们尚可以有所准备。但对付像“非典”和印度洋海啸等事件，单纯的学校教育是不够的，政府组织和传媒机构都需要动员起来，为民众提供知识装备，教育他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自己。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许多有文化的人成天受到信息的轰炸和包围，其中有许多信息是无用的，甚至是有欺骗性的。我们似乎了解得越来越多，但我们的“可靠知识”越来越少。在这信息时代，中国传媒面对的是文化程度有限、媒介素养也有限的受众。因此，传媒还分担着另一个任务，那就是教育公众，使他们懂得分辨什么是一般的信息，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什么是宝贵的智慧。如果主流媒体也加入以虚假信息误导受众的行列，后果不堪设想。

四、传媒的娱乐功能

在中国传媒的诸功能中，娱乐大众的功能可能招来专家、教育工作者和大众最多的评说。随着富裕人群的出现，不知何时开始，“娱乐”一词渐渐地与感官刺激、粗俗笑话、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联系在一起。有些人走得更远，认为所谓娱乐，就是媒介向公众提供大众文化产品，而且必须是迎合低级趣味的文化产品。这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一个缺乏健康向上精神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长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代哲学家教导我们要“寓教于乐”，这可谓娱乐的最高境界。

的确，当代人生活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里，承受着环境给个人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闲暇之时，人们急切地需要放松，需要娱乐，需要情感的宣泄。这样一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传媒如何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提升人们的道德和士气。当前，媒介内容娱乐化的背后是一种错误的估计——传媒业界人士低估了受众的认知水平和能力。近年来中国传媒娱乐内容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广大受众能够分辨什么样的故事值得他们笑，值得他们哭。他们喜欢那些发人深省的内容。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并深入发掘他们内心世界的电视剧如《大哥》《大姐》和《婆婆》都受到了欢迎。虽然剧情意在使人得到娱乐，但这类内容是“寓教于乐”的范例。现在，当人们读报或看电视时，他们确实可能并不打算接受教育和启蒙，只想娱乐和放松身心，好好笑一场或痛快哭一回。但有分量的传媒内容经得起时间和人心的考验，而且总是那些使人在笑过或哭过之后能深深思考的内容。

与启蒙、激励、教育功能相比，传媒的娱乐功能可以有多种走向：它们或者可以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或者可以“与受众一般见识”，或者可以选择在娱乐受众的同时感动受众。

第三种选择的成功范例之一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某些节目。电视通常被认为是以提供娱乐为主导的媒介。中国大陆的电视覆盖率超过90%，为电视实现传媒的4种正面社会功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许多不识字或识字少的人或许无法阅读，但只要能接收到电视信号，他们就可以看电视。我们怎样估计电视的影响都不为过。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感动中国”节目在过去三年中，推出了数十名感动中国的平民英雄。在热闹的大舞台上，主持人用富有戏剧性和娱乐性的方式介绍他们一个个闪亮登场，并通过采访挖掘他们“幕后”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中选者的民族、职业、年龄、性别，乃至他们个人故事的细节都不再那么重要，关键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精神：一事当前，敢为天下先，勇于挺身而出，维护公众利益，具有奉献精神。可以说，广大观众起初是带着好奇心观看他们的节目，聆听他们的故事，但最终结果是观众被感动了。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便是有明显娱乐倾向的传媒也可以有“超乎娱乐”的表现。收视率有时不能说明一切。试问，以下两部电视剧：一部有百万观众，但格调低下；另一部只有10万观众，但十分动人，哪一部更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媒介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应该这样看：上述第二部电视剧的观众从剧情中汲取了精神精华，随后又以此感动其他更多的人——没有收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或许，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第一部电视剧早已被遗忘之后，第二部电视剧所传达的精神还在鼓舞和激励着一些人，使他们成为“世上的盐和光”，防止社会机体的腐烂。

传媒娱乐内容的突出问题之一体现在一些电视剧的主题和情节之中。为了迎合已经实现小康和已经发财致富的部分城市观众的口味，不少电视剧渲染物质生活的奢华，宣扬婚外恋的合法性，同时把历史视同漫画，讲述的都是与史实严重相违背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宫闱秘事”。几年前，一项关于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的当代题材主旋律电视剧中“三角恋爱”的研究表明：婚外恋和多角恋爱的复杂关系往往被处理得很“光荣”[13]。这当然也是社会价值观念转变的体现，但在我们确定这种转变的性质之前，传媒是否应当“领导新潮流”呢?如果我们考虑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刚刚开始“奔小康”的路程，我们可能应该质疑许多电视剧中那些身着时尚华服、开着豪华轿车、住着昂贵别墅的男女主人公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如果观众把他们的生活奉为理想，只会因此而受到误导，与之相伴的则是观众对自己生活的不满和沮丧。如果无此误导，他们本来可以更好地享受自己的生活的。

好莱坞巨片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一项调查表明，18～30岁的调查对象中，有80%喜欢这些大片，理由之一就是娱乐性[14]。但这些大片不都宣扬了美国意识形态么?我们更有理由寓教育目的于娱乐之中。

五、结论

在中国迈向和谐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传媒的功能不容忽视。当社会飞速变化，转型的痛苦使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无所依托，或者是不满，甚至有幻灭感。无所不在的传媒应该也可以尽可能让人们感到国家的存在、能力和保护，提供一种归属感。归根结底，本文谈论的主要是传媒应该怎样做，而不是它们实际在做什么。因此，论述可能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所有的推论都建立在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无非希望提醒传媒业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传媒应该致力于培育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期盼。

本文收录于郑保卫主编的《冲突·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1] Lasswell，H.(1948)‘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in L.Bryson(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New York：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Reprinted in W. Schramm&D.Roberts(eds.)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p.84-99.

[2] Chen，Y.R.(2002)‘Balancing Ideals and Interests：Toward a Chines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in W.S.Jia，X.Lu，&D.R.Heisey(eds.)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Reflections，New Frontiers，and New Directions.Westport：Ablex Publishing，pp.147 162.

[3]② Bishop，R.(1989)Qi Lai！Mobilizing One Billion Chinese：Th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ystem. 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4]③ Cell，C.(1977)Revolution at Work：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New York：Academic Press.

[5] Chen，Y.R.(2003)‘Patriotic Education Should Move withthe Times’，Chinese Journalist， 195(1415).

[6] Chen，Y.R.(2005)‘China's Media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14thAMIC Annual Conference，Beijing.

[7] Lerner，D.(1958)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Glencoe， Ill.：Free Press.

[8] Zhang，L.(1995)‘Lopsided Development and countercurrent：Ideal Distorted Reality (1949-1956)’，in Y.Li(ed.)Social Changes in China in Trans formation：Reports from Uno fficial Sources in Mainland China.Taipei：Times Cultural Publishing Enterprise Ltd.，pp.79-100.

[9] Chen，Y.R.(2005)‘China's Media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14thAMIC Annual Conference，Beijing.

[10] Zou，H.(2005)‘Patriotic Songs Change Tune and Embrace Individualism’，China Daily，March 18，p.3.

[11] Chen，Y.R.(2005)‘China's Media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14thAMIC Annual Conference，Beijing.

[12] Chen，Y.R.(2005)‘China's Media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14thAMIC Annual Conference，Beijing.

[13] Chen，Y.R.，&Hao，X.M.(1997)‘Conflict Resolution in Love Triangles：Perspectives Offered by Chinese TV Drama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7(1)：133-148.

[14] Chen，Y.R.(2005)‘China's Media and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14thAMIC Annual Conference，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