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地说，他强调我们的文艺应该“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他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这话可谓一针见血，同时又高瞻远瞩。他进一步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一个国家的建设大业能否延续，文化能否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素质。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主义新人”仅指青少年而言，但笔者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新人”泛指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当今中国的广大民众。文学艺术应该致力于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帮助他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抵御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念的侵袭。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文学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我们不必将大众文学与纯文学对立起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是，大凡真正的文学便是为大众的精神需求服务的。如果有谁声称自己只为自己写作，那又何必发表作品呢?一部文学作品能拥有广大的读者，并给予他们教益，终归是好事。有不少评论家和创作者将“大众”与“通俗”等同，细究起来也无不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通俗小说“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有位作家说，关键是看作品“娱”的是什么“心”，怎样“娱”法。在笔者看来，相对于读者的审美品位而言，文学可以有3种定位。第一种定位是高于读者，引起读者对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和思想境界的向往和热爱，使他们被艺术的思想感情所俘获，从而达到感动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目的。这种作品对生活体验有严格的取舍和提炼，是真正升华了的生活。第二种定位是“与生活一般见识”。换句话说，时下流行的文学作品有许多打着“如实反映生活”的旗号，把生活中的种种琐碎，种种“下意识”一概收罗笔下，让读者看了之后，无所谓受到任何教益，徒然打发了光阴。第三种定位更不可取，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媚俗，“低于读者”，指作品一味有意地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搅动人心中最等而下的情感，不仅不能唤起崇高的美感，而且还培养了卑下的情操。这是文学定位之大忌。

但是，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小康社会，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小康社会，文学作为某种文化产品，已经被赋予了商品属性，无论时尚化与否，都参与市场运作。市场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动力和压力，如果完全听任市场的指挥，其结果就是批量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出现单一的面孔，内容和形式都大同小异，也就是什么作品能卖得好就创作什么作品。经过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炒作，读者和创作者都“跟风”。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百方针”的精神，也致使文学不能肩负起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使命。

对策在哪里呢?这就要求我们重新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要全面客观地估计读者的水平，不可低估读者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水平。电影界的前辈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里，电影观众都抱着“受教育，找榜样”的态度走进影院。同样地，文学作品的读者意在“开卷有益”。而当时的创作者也确实不曾令读者观众失望。虽然一度有“左”的影响，但这并不妨害其可供今人借鉴的价值。今天，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变革迅猛，普通人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稳定感比过去计划经济的时代少了许多，在起伏跌宕的生活潮流中，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心灵的支点。是的，有多少读者或潜在的读者在生活的不定中寻觅“定”与“恒”的希望。文学如果是为大众的，就不能令他们失去对永恒的美善的希望。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某些腐败现象，文学应该为读者树立“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目标，而不是像某些作品那样在潜意识中教导人“同流合污”。后现代主义可以试图解构理想主义，为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文学却应该重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激情是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所不能缺少的精神支柱之一。在理想主义统领社会主流的时代，作家和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大众的启蒙者，是普通人的精神导师。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众理想的形成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有赖于在残酷现实生活中被催醒的民众意识，但众多进步作家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功不可没。在那“虎啸深山，驼走大漠，雁排长空，鱼游潭底”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像孙犁这样的革命作家兼宣传工作者“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在今天的文学评论家看来，他们缺乏创作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创作目的就是为革命事业服务，似乎又不符合文学的“独立性”原则。然而，正是那样的时代成全了那样的作家，成就了那样的作品，并且其中有不少仍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已经载入史册。当时，无论是写的人，看的人，心律应和着时代的主旋律，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理想。莫小看了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离了它，文学就失去了根本的生命力。今天，我们的理想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学不能以影响力不比过去为借口而推诿自身的一份责任。

当然，说到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捕捉时代的主旋律，提炼时代精神，重塑社会理想，今天的文学确实面临着过去未曾遭遇的问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反映。第一，传统的体验生活的方式正受到日益发展的大众传媒的挑战。过去，作家是“一竿子插到底”，比如柳青就在皇甫村住了14年。计划经济的时代，社会变革程度小，速度慢，作家可以从容地为创作而长期体验某一种环境中的某一种生活。而现在，社会变化快，个人自由空间大，心灵的交流少了，捕捉生活的精髓成了更大的难题。同时，由于各种社会生活的内容充斥大众媒体，就人所共有的惰性而言，比较容易的“体验生活”的方式就是从报端摘取“二手生活”的内容，然后进行“加工”创作。许多文学作品给人以编造的印象，显得脱离生活，失却真实感，大致缘自于此。第二，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加大，媒介普及，受教育的人增多，文学阅读与文学写作都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趋于民主化，以至于有人说，这年头不会写书的人很少。再加上因特网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共享文学语言、思想和风格，这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创作走向同一化。这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必定经历的过程，不可避免，它本身也并非一定不好。但是，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往往不是不好的东西阻止你得到最好的，而是那看似好的东西妨碍你追求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呢?作家生活的丰富和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作品生命力和正面影响力的基础。这正应了政府领导同志的号召，文学要“贴近现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乐观的人会注意到，小康社会的文艺政策，作家的创作精力，体验生活的条件，读者的阅读闲暇，都明显地优越于战争年代和过去的其他非常时期。自由多了，就看作家们是否善待自由。在不自由的年代，创作者们致力于将尖锐的思想隐藏于字里行间，婉转曲达，读者们则心领神会地从文字之间捕捉思想。对一部分作家和一部分读者来说，文学是他们生活意义的全部。那是单调郁闷的社会现实与丰富深刻的文学想象两相对照产生的特有效果。现在，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确实有些读者繁中求简，习惯享用文学快餐，也就是某些评论家所说的太平盛世的人习惯于读软性文章。但是，文学如果成了纯粹的消费品，而且是一次性消费品，其责任并不完全在读者。创作者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培养和助长这种倾向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老作家指出，文学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到一切为了钱，多么富有讽刺意味的变化。但如果作者、评论界和读者共同努力调适，还是可以找到防止文学过度时尚化的方法。读者是需要培养的。谁来培养呢?除了通过教育体制和自我教育提高他们自身的修养，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培养他们，高明的文学批评可以引导他们。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后两者的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全面迈向小康的中国社会的广大成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内省，因为时代风云和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居安思危，而文学恰恰在某些方面引导人们从过去的一味“向外看”(注重人与客观世界的争斗)转变为“向里看”(注重对人性的反思)，提醒人们注重自己内心的状况，从“人的现代化”的高度经营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文学创作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高大全”模式已经遭到彻底批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防止走向高大全的反面，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文学低于大众的情况。眼下，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文学作品在塑造人物时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制造出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在客观上误导读者和观众的情感与趣味。结果是读者观众对反面人物的印象极其深刻，乃至津津乐道，念念不忘，而对正面人物的精神风貌则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把正面人物写得全面一些，丰富一些，乃至比生活中的现实人物更高大一些，令人心向往之，让人仰望，有何不好? 如果文学作品中再也没有令读者仰望的人物，那是时代的悲哀，文学的失败。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多元化和平民化的时代，没有某种模式的英雄可以产生单一的影响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心灵可以失去仰望的目标。无所仰望的心灵容易产生道德真空，信仰真空，理想真空，于是就容易屈从于卑下的情操。古今中外，真正经历了时代考验的文学经典都是引导读者亲近伟大，亲近崇高。而归根结底，这一任务的完成还是仰仗对正面人物的刻画，尤其是对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已故老作家孙犁说过，“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的东西是它的主要职责。”中国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小康，就要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美德的新的道德规范。规范的形成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是困难的。谁能否认文学在建立此规范的过程中的作用?

说了这么多，如果我们倡导的这种文学不红火，它的作用就有限。现在最红火的文学作品大多已经改编为热播的电视剧和电影。许多人对此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过，在笔者看来，只要文学作品的质量有保证，改编不离谱，这不是坏事。文学与大众化的技术手段结合，有助于传播。只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文学创作者的用心：是否立志以崇高的使命感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为徘徊于世俗纷争与崇高理想之间的大众提供正确的导向?

使命改变生命，既改变有使命感的人的生命，也提升其他人的精神生命质量。在回顾和重温邓小平同志文艺思想的时候，我们期待更多有使命感的作家的出现，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呼唤这样的作家。人民需要这样的作家的作品给他们以启迪(enlightenment)、激励(encouragement)、教育(education)和娱乐(entertainment)。值得欣慰的是，起伏涨落的是时代和人心的潮水，不变的是文化的礁石。它屹立在和地球一样恒久的海岸边，笑看潮水涨落，人心浮沉，知道在任何时候都有头脑清醒的弄潮儿，不久便将从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抬起头来，站立在文化的礁石之上，一览万顷波涛。他们的作品，将如同灯塔，为海上的船儿指明航向。

本文系“邓小平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征文，收录于韩永进、王文章、沈卫星主编：《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