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时代更需要信仰

30集谍战剧《潜伏》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媒体热评，观众热议，一时间，“潜伏”于人们心中的信仰情结浮出水面。根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调查，大多数观众认为他们从此剧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关于剧情、演员等因素，各种相关评论已经屡屡见诸报端，在此就不赘述。在一片赞扬声中，在“潜伏热”可能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信仰是否仅仅是像剧中主人公余则成那样的人的“专利”? 我们对《潜伏》的感叹和赞叹，是否应该停留在一种对久违了的信仰故事“怀旧”的层面上? 知易行难，受感动很容易，但付诸行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何况，如今是和平年代，“余则成”们为之奋斗的盛世终于来临，祖国不再要求她的儿女们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潜伏”。那么，我们如何汲取这部戏给我们提供的精神营养，又如何践行信仰?

有人会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战争年代的事情，现在不是英雄的时代，是平民的时代，活的就是平庸、中庸，不宜提倡那些“极端”的、牺牲个人以保全集体的做法。幸福而平凡的岁月果真磨去了许多人的思想锋芒，上述说法在许多年轻人中颇有市场。当被问及他们的人生理想，许多大学生会说，“找份好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子。”是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普通老百姓最注重的就是“过日子”，生活是他们最大的政治，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众人当中没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站得出来、豁得出去的精神精英，如果平凡真的沦为平庸，那也是一种可怕的前景。其实，细细想来，和平年代，尤其是所谓的“太平盛世”，更要求人们靠信仰活着，为信仰活着。

的确，和平年代的人面临的信仰需要、信仰环境与战争年代有所不同。在那革命战争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人们为了完成信仰赋予自己的使命，往往需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血雨腥风的生活成了家常便饭。如今，情形似乎倒了个个儿：在纷繁复杂的职场风云中，要想“出污泥而不染”而又立于不败之地，仍然需要依靠信仰的力量。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才是没有信仰的人，那些“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人往往是信仰坚定并因而能够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如果说，革命年代的英雄面临的最大考验是“硬”考验，比如敌人的酷刑对身体的摧残，对生命的威胁，那么，和平年代的人们面临的考验是“软”考验，看似“软”，但因其伪装巧妙，面目迷人而非狰狞，更难对付，更难防范。宝马香车，别墅美女，高薪高位，奢华享受……或者用更通俗的话说，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抵御对“五子登科”的向往(房子、位子、票子、妻子/夫子、孩子)，而其中也总有不少人，在奔向这一目标的途中，丢失了自己的信仰，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谁说因为外面的环境太平，我们心中的信仰那根弦就不必绷得像“余则成”们那么紧呢?

如今有许多人重读历史，重讲历史，重温历史，那我们就回顾一则历史故事，看它给我们什么警示。当年的明将洪承畴被俘后原本坚贞不屈，后来为何又降清了呢?他可以对刀兵厮杀司空见惯，他可以对浑身血污满不在乎，他可以忍饥挨饿而不失节，但当他接受了清军“服务人员”周到的“服务”，浑身上下舒服，他的膝盖反而发软了。中国人都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是否可以加一句“英雄难过安乐关”?信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度的安乐无疑会使人失去原来持守的坚定立场。这还不足以令我们警惕吗?当外面战场的硝烟散尽，心灵的战场才刚刚开战。

许多观众从《潜伏》一剧中品出了“信仰”的主题，但鉴于人们习惯以外在行动判定一个人的信仰和价值，他们未必意识到，信仰对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是自内而外的。信仰是一个人的第二本能，它时刻提醒着、纠正着一个人的言行，不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荣耀”与“羞耻”观念便可自律。中国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人们不做某件事，往往是因为认定它“可耻”，做了会遭人耻笑、羞辱。西方文化是典型的罪感文化，人们不做某件事，通常是出于对内心所信仰的神的敬畏，认定某事是罪，所以规避。折中一下，把两种文化的约束力量结合在一起，有助于使我们的信仰更加牢靠。在中国革命年代，革命英雄内心的信仰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约束便共同作用于每个个体。此外，还有当时异常严酷的外部环境的压力，稍一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这也是催人警醒的因素。如今的中国社会，外部环境对个体没有那么严重的威胁，大众传播的渠道也逐渐取代组织传播的人际压力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这样的形势更要求人们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2006年热播的《暗算》和2009年热播的《潜伏》是两部好看又耐看的电视剧。两剧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未曾居高临下地对观众进行说教，但结果是观众都从中得到有关信仰、奉献和牺牲的启示。与今天都市社会灯红酒绿中许多醉生梦死的人相比，剧中主人公都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而死，“时刻准备着”，他们也就为他们愿意为之而死的目标活着。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而死，他才能知道为何而活，怎样活着。至今还有年轻人因为恋爱不成就“殉情”，难道他们只为爱情活着?《潜伏》一剧显然告诉我们：人活着，应该有比爱情更高的目标和追求。

说理要说“两面理”，负面的现象也值得一提。在《潜伏》热播的过程中，网络舆论中出现了一种热议：剧中正面和反面人物之间在“天津站”勾心斗角的“技术”和“艺术”体现了“职场厚黑学”，值得当今都市白领借鉴，可以帮助他们处理“办公室政治”。更有甚者，有网友将余则成与敌人“斗法”的“经验”编成《余则成升职记》，供大家“参考”。《潜伏》一剧的编导姜伟一再声明这是预料之外的事情，绝非剧组创作的初衷。为什么出现如此现象? 套用一句老话，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余则成”，也有多少部《潜伏》。但这种“正戏歪看”的现象却非个别，而是比较普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心和担忧。它让我们想起当年某些年轻人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的不是保尔的精神，而是冬妮娅的“小资情调”。可见，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不同的人都能依据自己精神境界的高低，得出不同层次的解读。难怪当年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令不同人等“看出”不同内容呢。但是，对《潜伏》的另类解读，的确进一步勾起我们心中对当今中国青年信仰缺失的隐忧。既然如此，我们更有必要正确理解余则成作为一个有高尚信仰的人，是如何践行信仰的，他的信仰和实践对当今的人们又有何现实意义。

《潜伏》中有一句画外音道出了余则成的心声：他知道自己是殉道者，必须忍受这样的痛苦。对细心的观众来说，这句话比多少表白都更能打动人心。有人要问了，你是什么意思?难道今天的中国还需要殉道者吗?须知，殉道可以表现为瞬间的壮烈，也可以体现为漫长的痛苦。剧中余则成属于后一种情况，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似。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是漫长的过程，多少带领千军万马攻城略地的将军，毕其一生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脾气，克服自身的缺点，要不怎么先哲说能控制自己的人强过能攻打城池的人呢。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要追求心灵的提升，谁又能免于这种“殉道”式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呢?与自己的缺点做斗争，战胜了自己，你就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了。如果说，余则成当年的隐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不得不”，那么，今天我们有了太多的自由，如何避免滥用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自由，如何在自由中保持高尚的情操，不是依然需要信仰，需要“忍受”吗?只有当忍受变为承受，甚至是自然的“享受”，我们才能说，信仰的功夫做成了。英雄征服世界，凡人应该立足于征服自己。这是许多英雄都做不到的啊。能征服自己的人，将成为社会机体里的“盐”，这样的人越多，社会机体越不容易腐烂。征服世界的英雄，就像划过夜空的闪电之光，照亮人间。两者都源于信仰的力量。明白这一点，也算不枉看了一回《潜伏》吧。

原文刊载于《文艺报》2009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