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

传播学萌芽于欧洲，成型于美国，经过施拉姆等学者艰苦努力最终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一门非常重要的交叉性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传播理论传入和施拉姆访华等的推动，传播学在我国迅速普及开来并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中非常活跃的一门学科。

一、传播学的孕育

(一)传播学的欧洲渊源

孔德(1798—1857)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实证方法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会学应致力于发现人类社会“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据这个规律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而规律的发现必须依靠观察、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他甚至提出将数学当作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孔德开创的社会学理论及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传播学经验学派提供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工具，至今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

塔尔德(1843—1904)是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模仿律》《传播与社会影响》等著作至今仍然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作。塔尔德认为，模仿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和传播发生的，因此传播作为重要的互动渠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他关于“公众”、“群众”、“舆论”、“报纸”、“模仿”、“舆论”等的论述至今仍然极具震撼力，其中一些精华仍然让人觉得难以超越。这些观念和思想成为美国传播学界长期使用的重要理论，米德、库利、杜威、帕克等学者都深受到他的影响[2]。

图1-4- 塔尔德及其著作

齐美尔(1858—1918)，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他提出社会是在人们具一定形式的交往中产生并延续着，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交往的过程与形式，研究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基本模式。此外，他还提出人们之间通过信息交流组成群体，进而形成社会，社会犹如一张巨大的传播网络。他的学生帕克对这一观点深感兴趣，并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群体互动的复杂形式研究[3]。

此外，马克思(1818—1883)关于阶级冲突、社会变革的观点，以及“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等主张对后世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韦伯(1864—1920)对权力的深刻分析和对他人思想、行为的研究以及社会责任论、传者与受众分析理论等的萌发和形成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述学者虽然只是在自己研究中涉及到了传媒问题，但是其深刻的解读分析为传播学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二)传播学的美国渊源

传播学的美国源头可以追溯到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他们在研究中将传播置于人类行为的中心点上，并对传播研究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念，对于传播学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杜威(1895—1952)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传播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工具，“有组织的信息”能帮助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因此他曾尝试与帕克等人合作办一种新型报纸——《思想新闻》，专门报道社会科学的新发现，反映社会变迁的新动向，介绍解决社会问题的新举措[4]。杜威一生写了30多本书和800多篇论文，传播问题虽然只是其中一个小问题，但他却为美国传播学的建立提供了许多有益养分，直接影响了库利、帕克和米德等人的学术研究。

库利(1864—1929)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他的《社会组织》一书专门开辟“传播”一章，介绍传播的概念和意义，以及传播与人际关系、社会心理等的关系，对传播学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可以说他是最早系统研究传播观念的一位重要学者。此外，他还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传播学概念，一是“初级群里”，二是“镜中我”，为后世传播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理论借鉴。诚如切特罗姆所说: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做出了成功尝试的人，也是第一个为探索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

帕克(1864—1944)，曾经从事过11年新闻记者工作，后进入哈佛大学等高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被许多人奉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称为美国“第一位大众传播研究者”，最先对报纸内容、读者与所有权结构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实证分析。此外，他1925年撰写的《报纸的历史》一文详细论述了报人对传播内容的决定作用和传播者受到的有效制约，他还第一个提出了民意是可以测量的观点，第一个提出了“议题设定”的观念。

图1-5 帕克及其著作

米德(1863—1931)是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的《精神、自我和社会》(1934)等受到广泛的重视。其中《精神、自我和社会》首创的象征互动论，提出了主我、客我等概念。米德的理论有些可以在杜威和库利的学说中找到根源，但他创造性的阐释与引申，推动了人际传播对个人社会化的研究和语言符号与意义关系的研究，而他对人的自我内部沟通的分析，同弗洛伊德(S.freud)对人的个性(本我、自我和超我)分析一样，对于内向传播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图1-6 米德及其著作

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一位被视为主要的传播学者，但他们都在研究与教学中重视引介欧洲学术，强调理论发展;都将传播看作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过程，并将传播尤其是人际传播置于人类行为概念的中心点上;都强调一个信息如何被认知的个人主动性是一个重要的人类特质;都寄希望于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变迁、社会进步能有所推动，因此人们有理由称他们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四位“鼻祖”，尽管他们的研究中还有历史唯心主义的成分。

二、传播学的形成

欧美学者们对于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传播学的形成美国当时独特的政治经济条件与拉斯韦尔等人的研究探索，都对传播学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大众传媒的强大社会影响力为传播学形成打下社会基础

1.政治选举与战争宣传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以来，美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迅猛给社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重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唤起社会对传播现象的高度重视，研究传播现象成为社会的一种急切需要。政治家在日常政治活动中，尤其是4年一次的大选，十分重视利用传播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树立形象，争取支持。广告、演讲、公关、活动等，在所有媒介上展开攻势，如肯尼迪曾被称为“电视总统”。利用传播媒介塑造形象，衡量政治家的一个标准。

战争中的宣传及其研究对于传播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美国战时宣传。拉斯韦尔于1927年出版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就是一部系统而深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问题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各国，均有意识地普遍重视战时的宣传工作，如:美国1942年成立军事情报局负责对国内外官方宣传;同年美国陆军部新闻与教育署聘请专家研究部队为士兵精心制作的四部电影是否影响士兵对战争的认识及鼓舞士兵士气。霍夫兰作为该研究的负责人对传播技巧、传播与态度改变等展开了大规模研究，为传播学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实践基础。

2.大众传媒产业迅猛发展的支撑作用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2/3的产能集中在美国。为了更好地判断传播媒介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购买需要和心理的影响，广告商、公关专家、民意调查人员、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等在垄断财团和企业的资助下，不断对广告、公关、消费者以及媒介的经营与竞争进行研究，企业普遍关注营销环节中的各种传播问题。此外，大众传播业在两次大战中也日益壮大，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完善的经济实体，共同形成一个产业——大众传播业。传播业的私营产业特性，使其将对市场的研究视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注重发行量、收听(视)率等指标;客观的激烈竞争成为传播业从业者关心和思考传播技巧、传播效果、受众等问题的动力，急切需要研究传播规律，改变传播行为，扩大传播效果。

(二)信息科学的崛起为传播学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1.信息论及其对传播学影响

人们通常将香农1948年发表的论文A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通信的数学理论》)作为现代信息论研究的开端，虽然该文重在探讨信息的测定和传递，但其不仅对通讯科学而且对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成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信息论认为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它与物质和能量并列。信息概念引进传播学领域后，提高了传播学理论表述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拓宽了传播学的视野，使它能够把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放到更大的系统和环境中加以考察，这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传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系统论及其对传播学影响

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结合在一起，并且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体。系统科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一定的系统之中。传播学的5种基本类型(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实际上就是5种不同的传播系统，任何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信息系统中进行的。具体而言，传播作为一个社会信息系统具有以下4个特点:一是开放性，即不断收集系统内外的各种信息;二是整体性，即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接、相互交织而构成的整体;三是双重偶然性，指传播双方都存在着不确定性，通过传播所做出的选择有受到拒绝的可能;四是能够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5]。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深化传播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

3.控制论及其对传播学影响

控制论是关于系统内部秩序维持一般法则的科学。按照控制论创始人威纳的观点，任何系统都是按照一定秩序运行的，但由于系统内部以及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偶然因素和随机因素，因此任何系统都具有从有序向无序、从确定向不确定状态变化的倾向。为了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系统目标的实现，就必须对系统进行控制。传播学中对于系统论的借鉴也是非常普遍的，现场传播学中的制度与规范，法规、政策与管理等，都渗透着控制论的观点。此外，传播学中的反馈观念也来自于控制论，这对于认识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指导着理论研究，而且指导着实践活动[6]。

(三)四大先驱对于传播学形成的直接促进作用

对于传播现象给予较多研究、直接促成传播学产生的学者，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他们都在中年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转向传播研究，出版了有关专著并聚集一批后来都成为该学科领袖的年轻学者。正是这些推动了传播学的产生，确定了传播研究的某些方向，积聚了研究力量，为传播学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

拉斯韦尔(1902—1977)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他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是其1926年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和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主要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宣传战;在研究方法方面，他开创了内容分析法，提出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他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内部结构出发分析了传播过程的五要素，即谁(who)? 说什么(what)? 对谁(whom)说? 通过什么渠道(what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 effect)? 这就是著名的拉斯韦尔5W模式。这一模式还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涵盖了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二是从外部功能出发，概括了传播学的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协调社会、文化传承。总之，拉斯韦尔对政治传播(尤其是战争宣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为前人所不及。他提出传播的5W模式，不仅首次较科学地分析了传播的过程，还首次较完整地划分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为传播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外，他提出的“社会传播”概念从宏观上初步探讨了传播的社会功能等基本课题，他倡导并亲身实践内容分析法，以其精确定量的特色，为使传播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立下了功勋。

图1-7 拉斯韦尔及其著作

2.卢因对传播学的贡献

卢因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将心理学知识引入传播学研究群体对个人的观念、行为等的影响，其对于传播学的最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守门人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物资供应紧张，美国政府鼓励通常不吃动物内脏的美国人食用动物内脏。卢因对这一宣传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家庭主妇对各类食物扮演着犹如守门人的角色，除非家庭主妇决定将动物内脏推销给她的家人，否则这些食物不可能被端上餐桌。后来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从理论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上述“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即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控制信息通过或不通过的人或机构，即为守门人。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传播中的信息。卢因的学生怀特和其他传播学者(如麦克内利和巴斯等人)根据卢因的这一理论研究大众媒介机构中的守门人行为，如报社新闻电讯编辑就把持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新闻流向和流量，对于传播学的丰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图1-8 卢因

3.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

霍夫兰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夫兰为美军进行作战心理研究，战后一直在耶鲁大学主持“传播和态度改变”研究课题。霍夫兰对于传播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使之成为传播学定量研究三大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即实验法;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对否定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起到了很大作用;三是对“说服”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传播研究对传播社会效果的重视。据麦奎尔估计，每年约有1000种有关“说服”研究的出版物出现，从中仍时常看到霍夫兰的影子。总之，霍夫兰等人的研究项目既是现代态度改变研究的开端，又是大众传播理论若干重大贡献的渊源。

图1-9 霍夫兰及其著作

4.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是奥裔美籍著名社会学家，他以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为基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对广播媒介、竞选等社会现象进行调查、描述和分析。他对传播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其中问卷调查成为传播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二是《人民的选择》《个人影响力》等著作中提出“意见领袖”、“两级传播”、“有限效果论”等影响深远的概念;三是《个人影响力》一书打破了“魔弹论”神话，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总之，拉扎斯费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为深入探讨传播的效果和机制开辟了道路，他倡导的“实地调查法”使传播学走出书斋直接与现实生活发生紧密联系。

图1-1-0 拉扎斯菲尔德及其著作

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传播学的创始人，都以自己所熟悉的学科知识营养合力浇灌了传播学这株新苗。他们不仅为传播学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而且用“传播学”学科的铁锹为传播学打开了一扇扇审视外部世界的窗口，使其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收获。

(四)施拉姆的大力推动

施拉姆是第一个具有试图创建“传播学”学科，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人。他的历史功绩不是从某个相关学科出发为传播学做出某个方面的贡献，而是将前人的成果集中起来，进行归纳、整理，使之系统化、完善化，最终使“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屹立于学术殿堂之中。施拉姆对传播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完善传播学体系

他一生撰写和主编了29本书，约500多万字。其中，1949《大众传播》的出版标志着传播学的正式诞生;1973年《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人类传播概论》的问世则标志着传播学基本体系已初步形成。

2.十分重视教学和科研

他先后亲自创建过4个传播学研究机构，即衣阿华民意调查中心(1934年)、伊利诺斯大学传播研究中心(1948年)、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1955年)和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传播研究所(1973年)，通过这些教育研究机构施拉姆培养了一大批传播学研究生，美国诸多知名传播学者中都是他的学生。

3.在传播学研究中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和见解

比如，对早期传播学效果“魔弹论”的理解、对传播社会问题的研究等，为丰富传播学理论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给后人带来许多有益的思考。

图1-1-1 施拉姆及其著作

三、传播学的东渐

新闻学其实是传播学的一种。但是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在中国更是较晚。虽然传播学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是20世纪50年代的舶来品。这可以说是现代传播学在中国最早的出现，但是受当时社会形势影响，它的传播和影响都是极为有限的，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算是有了初步的发展，翻译外国著作的译作也逐渐增多。引进现代传播学在中国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的首次引进。主要由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发起，他们在授课和学术中都有运用到传播学知识。在当时，复旦大学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曾较为系统地介绍过传播学。但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些刚刚燃起的传播学苗头很快偃旗息鼓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敞开国门，为传播学在中国立根发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70年代末，《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介绍了很多传播学的情况;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以此为开端，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播学著作在我国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所以，现在的很多新闻学者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1] 陈力丹.传播学的三大学派[J].东南传播，2015:36-41.

[2] [法]塔尔德.模仿律[M].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

[3] 芮必峰，陈燕.你我交往使社会成为可能: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札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83).

[4] 孙藜.作为“有机知识”的新闻:杜威和夭折的《思想新闻》[J].现代传播，2014(2).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10.

[6]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