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的概念与批评方法

时间：2023-05-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新闻批评对媒介的批评，一方面可以直接从媒介管理的角度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新闻报道质量的批评，从而进一步认识媒介的整体形象。

新闻批评实际上是借用了文学批评中的“批评”的概念，而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源于西欧，它指的是按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新闻批评借用了这个概念，将它用于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研究、分析，以认识和评价其内涵及社会影响。

一、媒介批评的概念

新闻批评是新闻研究和新闻理论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不同于新闻业务范畴中的新闻评论。新闻评论是以新闻的形式和媒体对社会现象和新闻事实进行评论，包括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其本质上还是属于新闻体裁的一种;而新闻批评则是以理论的眼光和研究的方式对于新闻本身的批评。所以，新闻批评并不是以新闻的形式对社会问题进行批评。这是必须从概念上首先要加以区别的。此外，还需要特别消除的一个误解是，新闻批评也并不完全是对于新闻现象的否定性批评，即“批评”一词的含义并非通常的工作与学习中的纪律和道德管理方面的用语。

关于新闻批评的概念，在专业领域中也称媒介批评。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定义:“媒介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媒介批评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1]这两句定义性的阐述在语言上比较简练，也有些笼统，甚至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并不是完全无懈可击。但是，其中的基本意义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关于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中所一再强调的是“解读新闻及媒体”，而且是“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对媒体和新闻作品展开一系列评价活动”。那么显然，新闻批评的对象首先是新闻作品，这是新闻批评的“范畴支点”;其次，批评的对象当然也包括媒体本身，这也是两句定义当中所一再提到的。

那么，具体来说，新闻批评的职能有哪些呢?

图1-4-4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一)评价新闻质量，解读新闻内涵

新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质量当然会有高低优劣之分。而且，新闻作品的精神的和文化的内涵，以及其内在的或深层的意义，有时候也并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新闻批评首先就是“以解读新闻作为范畴支点”，揭示新闻作品的内在意义，分析其更为潜在的思想以及精神内涵。这是新闻批评的最主要的功能。

新闻质量指新闻反映客观事实的真实、全面和客观趋向的适度形式和表达倾向的最佳境界。它包括两个内涵:一是新闻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达到的程度，提供有益的思想理念，让受众认识世界的发展变化;二是新闻通过最佳形式反映客观事实，使受众畅达地、直接地、迅速地理解新闻，把握新闻的内容。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肯定新闻的质量或者评价新闻的优劣仅有助于记者在采写新闻的过程中更好地保证新闻质量。新闻性是构成新闻质量的基本指标，包括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事实的完整性以及选择适当的角度来报道事实。这些指标的充分结合，构成新闻素质并体现出新闻质量的好坏。新闻批评从新闻素质评析报道的得失以及指出新闻作品的优劣，一般会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评价新闻内容及理念的表达;二是评价新闻形式及其技巧的优劣。

(二)分析新闻的社会效果

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立场的人评估同一新闻的社会效果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新闻批评就是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闻的社会作用和影响。新闻的社会效果表现为通过对受众的直接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反响，广大公众的要求和呼应是测定效果的尺度。具体来说，新闻产生的社会效果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新闻在报道以后引起受众的认识产生变化;二是引起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新的发展，以致激起社会的变动。

评价新闻的社会效果，是衡量新闻优劣的实践标准，让记者认识到新闻报道达到的效果是受众意志的转化物，不是少数人的评断。因此，对一篇新闻的效果作出评析，应以公众的反响作为根据。以局部的、少数人的反馈来评价新闻效果是不客观的。

(三)认识媒介形象，辨析新闻真伪

新闻批评不仅要对新闻作品进行批评，而且也担负着对于新闻媒介的批评的任务。新闻批评对媒介的批评，一方面可以直接从媒介管理的角度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新闻报道质量的批评，从而进一步认识媒介的整体形象。新闻批评直接对新闻媒介的整体的或具体管理行为的批评，这也是新闻批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里只以《媒介》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很出色的批评文章为例来加以说明。这篇署名刘再兴的文章题为《解码南方报业》。按照正统的观点，这也许还算不上一篇一招一式都中规中矩的批评性文章。它在文体上似乎更像一篇具有一定深度的通讯或者报告。但是，文章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全国26个报业集团中能够成为唯一的可以让读者每周心甘情愿地为其产品花上10元的报业集团这个现象，进一步分析了以下几个重大问题，破解其中的一些谜团:第一，“人才竞争是一切竞争之本。南方报业的人才生产链以各种解说方式在媒介圈内流传，谁更接近事情的真相?”第二，“传媒投资门槛越抬越高，风险也越来越大。南方报业近几年却明显加快了子报发展步伐，为何且推一张，成一张?”第三，“在中国特色的传媒环境中，做舆论监督型报道难是人所共知的。南方报业是国内舆论监督型报道的一面旗帜，敢说敢写的背后，有无规律可循?”第四，“国外传媒虎视眈眈中国市场已久，国内媒介齐称做大做强。南方报业近年声名日盛，在做大做强的关节眼上，南方报业是否有经可取?”[2]这不仅以媒介批评的方式全方位透视了南方报业在媒介管理方面的成功秘诀，而且其中的第三节:“我们这样做新闻”，还直接研究了其对于新闻制作方面的有效经验，更使得本文成为一篇非常地道的全面整体地批评一家大型媒体(而且是大的媒体集团)的媒介批评之作。

当然，新闻批评也同样担负着辨析新闻事实的责任。新闻报道中一旦出现失实的现象，新闻批评必须加以严肃认真地批评，从而还事实以真相。

(四)揭示新闻具体规律

归根结底，媒介批评就是通过对于新闻现象的分析，以及对于新闻作品的解读，进一步揭示新闻规律，也就是像一些专家们所说:“要进行正确的批评，不仅需要充分调动感官和深度体验，而且必须在高层次上归纳和提炼新闻传播经验，实现解读的逻辑化、抽象化。”[3]显然，媒介批评就是要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而这样的批评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新闻采、写、编、评以及整个媒介运作和经营的经验上升到理性的和理论的高度，揭示某些隐蔽的内在规律，为科学的新闻传播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参照。而另一方面，这些宏观的整体的新闻传播规律的提炼和总结，又应该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新闻批评的过程和成果之上。

二、媒介批评的方法

新闻批评既然是借用文学批评的方法用以解读新闻并评价其意义和影响，其理论渊源多来自西方的文学批评。由于新闻毕竟是反映事实、报道事实的一种文本而非文学体裁，因此我们在此只介绍与新闻相关性较强的具有可借鉴意义的批评方法。

(一)符号学分析

西方解释学者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新闻作品的文本不是语言的简单组合，也不是由导语、主体构成的唯一形式，而是新闻事实的有机整体。新闻作品的文本，它通常通过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显性或隐性符号，或独立或结合使用来传达事实或表达涵义。符号学分析就是从以上各种符号的使用角度来分析新闻内涵的。符号学分析来自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语言是符号，而每个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表现为一种声音或图像，这特定的声音/图像能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所指，则是那个被联想到的概念。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确立、约定俗成的;既有可变性，又有不变性。索绪尔由此划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文化的符号系统，包括所有符号使用的选择规则和组合规则;言语则是我们日常的话语，它是上述符号和规则的具体应用。

我们举例来简单分析新闻中能指和所指的构成。

象征和平团结友爱的大熊猫[4]

新华网北京5月3日电(记者陈键兴)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3日受权宣布，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赠送一对象征和平团结友爱的大熊猫。这是祖国大陆近10余年来又一次表达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的善意。

大熊猫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著名的珍稀濒危物种之一。目前世界上野生大熊猫仅存1600只左右。大熊猫毛色独特、性情温顺、品格孤洁、姿容可掬，深受世人喜爱。其头圆而大，躯干和尾为白色，两耳、眼周、四肢和肩胛部为黑色，腹部为淡棕色或灰黑色;体长约为120至180厘米，尾长约10至20厘米，体重约60至110公斤。

到2003年底，中国人工圈养的大熊猫数量已达161只，其中约71%为人工条件下繁育的个体。人工圈养的大熊猫有三分之二以上生活在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中心和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在成都、北京、上海、福州、香港等地的动物园都可以观赏到人工饲养的大熊猫。

1999年，经有关方面精心挑选，中央政府将圈养于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安安”、“佳佳”赠送给香港特区，以满足香港同胞在香港欣赏大熊猫的愿望，并向社会各界宣传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重大意义。香港特区为妥善安置这对大熊猫，在香港海洋公园兴建了大熊猫园。

多年来，大陆同胞一直怀有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的心愿，许多台湾同胞也不断表达期待大熊猫来台展出和落户宝岛的愿望。大陆有关方面多次提出向台湾赠送大熊猫的善意，但一直没能得到台湾当局正面回应。

1987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五次会议的台湾省代表团提议向台湾同胞赠送大熊猫，北京市动物园随后表示愿意赠送一对大熊猫给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其后，台湾民间有关人士积极为大熊猫赴台而奔走，祖国大陆有关单位又多次表达了赠送的意愿，还研拟了传授饲养技术、代培饲养人员等相关配套措施。1990年代初，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选定了一对人工繁殖的幼年大熊猫“陵陵”和“乐乐”，准备赠送给台湾同胞。

然而，台湾当局先后以进口大熊猫不宜做展示观赏、繁殖配对需要两公四母以及大熊猫“非台湾物种”为由，多次拒绝接受大熊猫来台。

对此，岛内各界人士多次提出呼吁，他们认为，两岸相关专业机构和人士为大熊猫来台已作了充分的沟通，准备工作已落实妥当，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因政治而阻碍大熊猫赴台，让台湾民众和小朋友也能在台湾一睹大熊猫的风采。

如果我们把这篇新闻稿件看成是一次言语交流活动，那么在新闻中我们获得的主要信息是大陆要向台湾赠送大熊猫。新闻中的突出的符号是大熊猫，能指就是指中国的国宝大熊猫，所指是大熊猫所象征的和平团结友爱。文中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言语所透露给读者的信息是大陆向台湾当局表示友好的态度和行动。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深入地分析了语言符号，了解这个基本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新闻的语言是很有帮助的。在索绪尔之后，有一批学者把符号学理论用于对新闻文本的分析，他们尤其关注新闻文本如何建构新的能指和所指，以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何参与这一建构。比如今天的新闻，视觉化倾向日益加深，电视新闻、图片新闻以及网络多媒体新闻成为我们每天所看到的新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类新闻文本的复杂讯息，用符号学分析方法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是解读社会符码，即解读“现实”的符码，如行为符码、服饰符码、语言符码等;再是解读技术符码，即传媒再现“现实”的符码，如拍摄距离符码、镜头运动符码、角色符码等;最后是解读意识形态符码，即传媒表达意识形态的符码，如种族主义符码、男权主义符码、个人主义符码等。通过这种解读方法我们可以层层剖析新闻要表达的深层内涵和复杂讯息。例如，一个新闻人物的着装和手势，能传递这个人的身份和性格，摄像机机位的不同安排可以表现不同的现场状况等。通过这些，又可以分析新闻本身要传递的信息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意义建构论，它是用符号和对符号所表示的对象的描述(声音、现象或词汇)来解释现实，媒介以此确立、延伸、替换和固定观众与别人共同使用的意义。而符号学理论则是在新闻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分析来深入理解新闻所要传达的意思和建构的意义，并分析媒介是如何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符号的使用表现出来的。

(二)叙事学分析

20世纪20年代，卜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把俄国的上千个神话归结为31种讲述方式，开启了最早的叙事学研究。70年代，美国叙事学家西摩尔·查特曼较早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后者是“如何”[5]。现代意义的叙事学分析则致力于在故事的深层结构中寻求意识形态批评的空间。因此，西方学者对新闻的叙事学分析主要聚焦在对其“神话建构”功能的剖析上。

比如，学者们关注的是:传媒如何建构新闻事件? 它们倾向于抽取和排除哪些生活片断作为新闻故事的素材? 它们如何界定新闻事件的逻辑起点，又如何讲述事件的变化和发展(运用哪些中介)? 这是关于谁的故事? 谁是事件中的英雄? 谁是坏蛋? 更重要的是，从谁的角度来叙述这一故事? 谁将那些维持秩序的人写成英雄? 谁将那些示威者报道成“暴民”? 谁又将街头抗议、吸毒、同性恋一类的现象说成是“社会问题”? 这一系列的问题为我们揭开了新闻的建构功能神秘的面纱。

每天我们都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接受传媒带给我们世界上新近发生的事件的各种信息。而现代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尽量使用叙事方式使其具备故事性。各种深度报道和新闻专题将所有事件都放在叙事的位置上，将事件的介绍、起始、摘要、解决和尾声等一系列事件构成一个故事，用句子和潜藏的评价解释事件的意义。

分析一般的新闻叙事，需要区别新闻与文学作品的根本性区别。两者之间的最主要差别就在于新闻报道中所讲述的事件是现实中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故事讲述者即记者以职业的身份代替了真实的叙述者。记者或者编导的个人偏好、故事叙述角度以及被选择的叙述内容、所在新闻机构代表的利益集团、当前社会话语环境和意识形态等都决定了故事的价值取向和意义。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英美联军在其本国的报道中都被称作解救伊拉克人民的救星，而伊拉克和一些反战国家的媒体则称其为侵略者。对同一支队伍的不同新闻用语就能传达出不同媒体及其背后意识形态对于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深入分析了新闻故事的深层结构和影响，指出新闻记者每日都创造不同的故事，吸引我们去读报、听新闻，但同时记者每日也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字眼去描述一些老套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法庭审判、高峰会议、总统大选、体育比赛等礼仪性新闻。用卜罗普的术语说，记者不过是改变了旧新闻故事中的可变项，而保留了故事中的常项(即故事功能)。由此看，新闻的一个深远的社会功能是在重新加固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这也就是说，对于新闻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少新闻的内在结构和内在意识形态是相对不变的，变的只是新闻的外在结构和表现方式，因此对于新闻批评者来说，透过外在结构而理解内在结构是重要的任务。

例如:关于全国人大第十届五次会议的新闻报道。

代表委员“开博客”[6]

今年两会期间，新华网适时推出了参会代表委员们的“博客”，这个新鲜事物让网民欣喜。网民评论说: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写博客，拉近了与普通百姓的距离，增加了两会的透明度。

“开博”搭台，百姓“唱戏”

“家事连着国事，民意汇聚两会。”这是媒体对两会的概括，也是老百姓对两会的期盼。但是由于老百姓无法亲身参会，只能通过代表委员反映民意。于是“深入基层，聚民智、汇民愿，述民情、发民声”，就成了老百姓对代表委员的要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论坛、博客逐渐成了国人发表观点意见，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博客即网络日志，在所有互联网细分服务类型中增幅最明显。博客逐渐发展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趋向。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在新华网上开设“博客”，形成代表委员集中与网民交流互动的场所。

全国人大代表陈高卫认为，“博客”从客观上为代表委员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抛却车马劳顿，无需花费大量精力就能迅速地“深入基层，聚民智、汇民愿”。而网民在欣喜之余也产生了热切期盼:假设自己在两会举行期间与代表委员们实时交流，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代表委员们传递到两会中去，并能及时得到反馈，岂不是等于自己也实时参与两会了吗?

探索与民沟通新形式

参与在线交流后，代表们都由衷感慨:“网络已成为收集民意的渠道之一。”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代表和委员主动走入网络，运用网络。全国人大代表林玉权表示，网络让人听到了很多以往听不到的声音，有的很刺耳、有的甚至不礼貌，但对工作帮助很大。有的人大代表提出:2004年我国修改了选举法，增加了“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的规定，这是为了解决选民不熟悉候选人情况的问题。见面是一种进步，然而如果能够同时利用“博客”、网络视频等渠道，建立起“立体式”的考察和选举机制，让代表候选人在网上进行“PK”，随时回答网民提问，接受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能力等方面的考察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在以往对全国人大会议的报道中，描写代表委员切实从普通百姓出发，反映民意的新闻不在少数。而这则报道中，媒体抓住了代表委员们利用网络更好地与老百姓沟通这一“新”闻，很好地突出了代表委员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实的品质。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新闻的叙事结构有着建构的作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它不只是单纯的反映事实，还通过对材料的选择、重组，对事件的叙述方式的选择，以及材料轻重程度的安排，实现对意义的界定并表达着不同的深意。

三、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批评，顾名思义，就是要解读出新闻文本的意识形态讯息，它不是作者在新闻作品中最直接的声音，它或者是作者的弦外之音，或者是一种背景的声音，需要仔细分析。大众媒介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始终息息相关。媒介在传播信息、传播各种意义的同时，永远无法回避作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评是批判性很强的分析，它不只是一种声音中的声音，还是一种阶级的声音，或一种权利建制的声音。意识形态批评假设新闻文本的世界与现实的阶级社会一样，由各种阶级的声音组合而成。而这些声音并非对等的，总有一些声音处于强势地位。这种不平等反映了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反映了一种阶级的声音对另一种阶级的声音的打压和排斥。其结果就是，一些阶级不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意识形态批评就是要揭示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

在新闻文本批评领域，存在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批评:一是关注新闻文本如何曲解“事实”。也就是说，新闻的意识形态倾向必然要受到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并不完全体现的是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因为新闻工作者在既定的权力架构下工作，新闻报道运作过程是在这种权力架构下的产物，所以其意识形态倾向还要受到权力架构的影响，亦即新闻的意识形态还表现为所属权力架构的意识形态。二是这种权力结构性的规限和由此造成的意识形态效果。在这种结构性的规限下，传媒经常会不自觉地再现或再生产既定的权力关系。例如，媒体在报导罢工、新移民、同性恋等异类团体的新闻时，不一定会有意歧视这些团体，但判断这些人为“异类团体”的时候，则可能不自觉地依据了权力体制对这些团体的定义，因而所报导的新闻可能不自觉地参与了再现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三是偏重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分析。关注统治阶层在解释其政策的合法性时，如何利用传媒的功能来争取市民社会的支持? 传媒如何扮演建构意识形态的角色，例如建构社会知识、制定规范和塑造共识等。

在美国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力度就有所增加。布什在联合国的演讲、穆斯林斋月的致辞问候等都做了电视实况转播;政府高层也对媒体的负责人施加压力，明确表示不允许播放塔利班领导人的讲话等。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的，特别是对纽约客机失事等国内事件的报道，都采取了低调处理。媒体也能够按照政府的要求，限制播放拉登的电视声明等新闻[7]。解读这类新闻文本的时候，就可以运用意识形态分析去理解蕴涵其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

传媒不是独立的机构，它在既定的政治架构下运行，并受到层层把关人的影响，因此新闻的报道也就无法单纯地仅对新闻事实的进行客观传播，而是有着更深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功能，只有通过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我们才能深入去理解它们。

四、后殖民主义批评

后殖民主义批评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股批判思潮，由萨伊德发掘出来。后殖民主义，又称文化殖民主义，特指一套霸权话语体系。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提出西方人所认识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基于霸权的需要建构起来的。在建构东方的过程中，东方被他者化(或说东方化)了。东方主义者通过一整套二元对立的表意形式(如成熟/幼稚、文明/野蛮、发达/落后、进步/原始等)，将东方置于西方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永远映照西方进步、繁荣、理性、科学的镜子。而话语的权力总是与其他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东方保持沉默，不仅仅因为它没有自我表述的能力，更因为它没有自我建构的能力。近代以来西方的话语支配权来自西方霸主的地位。东方不只是一种霸权话语，还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因此，西方表述的方式与西方统治东方的方式是紧密相连的。

该理论为传媒学者开辟了一块新的话语批评园地，一切有关非西方国家的话语，从学者论述、政府宣传，到诗歌、小说，都可供后殖民主义分析。

例如下面这则来自中新社的报道:

抹黑中餐馆报道激怒华社纽约数百亚裔示威抗议[8]

纽约CW11电视台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报道“新福建”中餐馆以鼠肉充鸡肉一事严重激怒华社。四日下午，包括许多华人社团在内的数百名亚裔民众聚集在这家电视台的门口举行抗议示威。

纽约市议员刘醇逸、州众议员杨爱伦和中华公所、美华协会、华策会、餐馆反暴力联盟等众多华人社团负责人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活动，示威民众要求CW11电视台对这一丑化华人的行为做出道歉。在示威活动现场中，刘醇逸与CW11电视台报道这则新闻的记者发生了激烈争执。

纽约市卫生局发言人二日证实，经过对“新福建”餐馆全面检查并未发现鼠类动物，并表示这家餐馆通过了卫生检查。但是，CW11电视台却拒绝道歉。“新福建”餐厅业主则誓言抗争到底讨回清白。

CW11电视台一月二十九日以《中餐外卖——恶梦》为题，报道“新福建”中餐馆的外卖餐竟然发现大块老鼠肉。这则未经证实的新闻播出后，“新福建”餐馆接到多个威胁电话。据报道，更有寻衅者电话威胁这家餐馆说:“你们卖老鼠肉真恶心，中国人滚出美国去!”连日来，不仅华人业者，整个华人社区对CW11电视台的这则报道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严重丑化华人形象。

纽约CW11电视台曾于二〇〇一年报道当地一家韩国餐馆出售狗肉汤。后来该电视台为此向亚裔社区做出书面道歉，并向韩裔业主进行了赔偿。(中新社纽约二月四日电记者谭宏伟)

报道中纽约CW11电视台不负责任的报道行为使得“新福建”中餐馆乃至整个中餐业声誉受到严重伤害。报导中西方媒体丑化中餐业的目的为何? 通过此次报道想达到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进行解析。

从以上举例可见，在新闻宣传于国际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今天，国际宣传是各国实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国际宣传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等的宣传，以及对本国关于某些国际性事务的政策、立场、观点、主张等的宣传;二是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内政、外交各方面做客观或非客观报道。当今的国际宣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经常性、长期性的宣传活动，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生活等各个方面，其形式之多样化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对国际新闻宣传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学者最关心的莫过于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相关的新闻报导:西方的新闻媒介如何选择性地报导第三世界以及如何用新闻报道进行意识渗透以实现和平演变?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西方报导如何影响本国人对东方的认知，并进而影响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意识”(或“本土意识”)? 在要求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今天，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方法来进行新闻批评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在许多学者提出“信息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西方新闻的“东方主义”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五、大众文化批评

新闻传媒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每天所报道的新闻不仅极大地占有了我们的闲暇空间而且所建构的文化也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么这些新闻报道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了解传媒制造的大众文化是怎样一种文化，进而我们才能了解这种背景下新闻传媒制造的文化是怎样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评原本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提出的批判性理论。阿多尔诺在其《文化工业》一文中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之后，社会物化的症候已迅速蔓延到文化艺术领域，它导致一个庞大的文化工业的建立，大众传媒是文化工业中最重要的文化制作工场。文化工业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皆大欢喜的幻觉，以补偿人们在物化社会中失去的东西，且文化生产的物化带来文化消费的物化(即文化消费的标准化、模式化和简单化)。马库塞的“单向度文化”理论认为，文化工业不仅抹杀了文化的鲜明个性，而且扼杀了文化最宝贵的精神，即它“否定的理性”。他指出，当代工业社会已经成功地建造起一种单向度的文化，这种文化完全丧失了否定和超越能力，它不会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类生活。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认为，人类在工业社会之后进入了技术复制的时代，现代艺术以机械复制为主导，艺术从个别文化精英的手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欣赏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大众所欣赏的已经不再是同一种艺术。

例如，曾经一度人气超强的“超女”、“好男儿”等选秀活动，从海选到PK到短信复活，都是娱乐新闻的最佳题材。报道中参赛选手的身世背景以及绯闻爆料是最热门的素材。“草根”一词充斥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新闻报道中。平民化的海选、灰姑娘变身公主、贫儿变王子的故事不停上演。有人对此疯狂崇拜，选手们的身后是大批的“粉丝”;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种造星运动也难免会落俗套。这种由新闻传媒帮助下所推动的娱乐文化模式，正改变着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对于新闻受众来说，当今天的各种新闻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来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疑惑:当多元形式的新闻越来越多的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这些新闻到底创造着怎样的文化并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新闻的产生在文化工业的复制之风下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这会不会影响到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 新闻文化会不会也出现工业复制的趋势? 这些都值得我们在新闻批评中关注。

六、政治经济学批评

新闻传媒不只是抽象的文本，它是一个社会机构，并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结成多角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评是从经济和政治的权力网络中去透视新闻传媒的性质和社会功能。

政治经济学者认为，20世纪的西方新闻传媒首先是经济企业，然后才是意识形态工具，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传媒的商品化问题。传媒商品化带来的问题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如何制约新闻传媒的运作以及谁以何种方式控制新闻传媒。传媒的商品化使传播内容、阅听人以及传播劳动本身都出现商品化趋势。传播内容的商品化是讯息转化为可以买卖的商品的过程。因此，为了吸引大量观众，新闻报道开始加入商业元素。由于媒体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广告商的投入，新闻报道甚至还要考虑广告商的利益和需要。此外，美国政治经济学者史麦塞1977年提出著名的“阅听人商品”理论，该理论包含了三个观点:第一，阅听人是一种商品。大众传媒在制作节目的同时，也生产出这一节目的阅听人。第二，阅听人是传媒工业的劳工，他们的观看就是劳动。第三，阅听人为传媒工业生产剩余价值。由于阅听人商品化了，因此传媒从以前发生事件后被动的报道新闻转为大量的策划新闻报道甚至制造新闻的主动局面。而且新闻的议题设置在此创造怎样的阅听人也就凸显出来，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传播劳动商品化的趋势，特指由于传播新科技的发展，传播者的专业创造转化为规范化生产的过程。如今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把新闻的报道也转变成了一种规范化制作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闻的出炉开始走一种大批量生产的路子;可以看到，以上传媒的种种商品化倾向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是很大的。传播什么、选择什么、传播创造怎样的阅听人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传播垄断是另一个政治经济学者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当前传媒产业中，集中化和集团化运动成为趋向激烈的连结运动。集中化指越来越多的传媒落入越来越少的大型传媒企业手中;集团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媒并购运动加速的产物。面对传媒出现的这些垄断现象，对批判的传媒政治经济学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便是经济所有权和控制权如何干预新闻媒介传媒的中立。对这一问题，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传媒所有者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决定编辑政策和意识形态立场;另一派强调传媒经济结构的制约。实际上，新闻报道见诸于的大众，必然要受到传媒和编辑以及其背后各种大背景因素如政治和经济的控制。

图1-4-5 姚君喜:《媒介批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图1-4-6 郝雨:《中国媒介批评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基本概念与问题思考

1.新新闻主义

2.调查新闻学

3.精确新闻学

4.发展新闻学

5.媒介批评

6.符号学分析

7.叙事分析

8.意识形态批评

9.后殖民主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