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著作建构的中国形象

自汉武帝打通西域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源源不断，唐朝璀璨的文化吸引世界各国前来觐见、朝贡，古代丝绸之路商贾云集、文化荟萃。然而，作为一国形象的传播却是在蒙元成吉思汗西征时期，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加之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东方闻见录》在国外出版热销，一个政治安定、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神秘的东方强国陡然出现在西人脑海之中。随着中西交流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及世界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传教士、商人纷纷来华，以他们亲历的所见所闻，向其国人传播着他们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概括起来，从器物、制度、思想三个角度建构了三种不同中国形象，即“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1]从丰饶物产到政治制度，然后到中华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方注视中国的角度有明显变化。

繁荣昌盛的强国形象持续了几个世纪后，18世纪中期，由于工业革命所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西方主要国家社会变迁进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封建制度的僵化与轻商重义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明末闭关锁国的自我设限，中国逐渐与世界强国的地位渐行渐远。反映在西方人的游记、报道和其他文本中的中国形象逐渐开始逆转，中国被建构为一个停滞的、专制的和野蛮的古老帝国。

蒙元时期（13世纪）中俄同被蒙古铁骑蹂躏，开始有间接的接触，17世纪俄国使节来华，中俄逐渐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两国开始有直接的交往，俄国眼中的中国形象初显轮廓。近代俄国的中国形象主要来源于欧洲的“中国风”、中国商品以及两国商队和使团的互访。18世纪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主要来源于欧洲的中国题材作品，主要有三个渠道：欧洲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来华使节与商人的游记、启蒙思想家的论著。[2]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吹到俄国，欧洲的中国题材作品成为这一时期俄国的畅销书，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俄国汉学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庞杂、观点不一，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主要赞美中国，而航海家们在其游记中大肆描绘中国的阴暗面，抨击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些作品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多种面貌，“真理与谬误并存，假象与现实相依，褒贬参半，莫衷一是。”欧洲“中国风”是俄罗斯想象中国的一个源头，另一个重要的源头则是中俄贸易，中国向俄国出口的棉布、丝绸、茶叶、瓷器和糖等商品，都向俄罗斯传递着中国的形象。然而，无论是来自西方的中国题材作品，还是来自中国的商品，对于俄国民众来说，中国形象始终是“书本上的中国”和“商品上的中国”的虚幻景象，直到两国商队和使团的互访，两国人民实现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这一形象才变得清晰起来。[3]刘亚丁将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套话：18世纪下半叶的“哲人之邦”、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衰朽之邦”、20世纪50年代的“兄弟之邦”。这些刻板固化的中国形象，都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想象，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外化形式。由于俄罗斯地缘政治传统基本未变，尽管从沙皇帝国到苏联时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想象中国的三种套话实际上是同一深层结构的转喻形式。由于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和建立庞大斯拉夫大帝国的自我认知和对世界的想象，它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象中国，在这想象中中国总处于受式、消极和被动的地位。[4]从历史纵向地来看，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的建构先后呈现出“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兄弟之邦”三种套话，国家形象建构中存在着“刻板印象”，这些印象往往长期存在于某个阶段，但也并不是完全凝固不变的，当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发生重大变化时，旧的刻板印象也可能被新的刻板印象所代替。

世界史学者施罗德和韦伯在著作中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独裁、贫穷、愚昧、野蛮、停滞的形象，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大抵都持这样的形象。俄罗斯的汉学家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1851—1893）也承认当时的中国比欧洲落后，但中国文化具有强劲的潜力，“儒学中蕴藏着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它所确定的知识原则——启蒙教育、对科学的求知欲和实证主义精神……保证了中国在将来达到很高的智力水平。”格氏眼中的中国是“宗教宽容、勤劳好学、友好和睦的人间乐园”。当时大多数俄罗斯人接受负面的中国形象，对汉学家正视中国的观点视而不见。格氏则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方式，极力肯定中国人的勤劳精神、儒学教育、国家制度等，屏蔽了中国的负面形象，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相比之下，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的中国观更为理性，他看到了中国在思想上、工业上和政治上取得进步的实力，也看到了中国发展面临的阻碍：首先是中国的专制政体，“一方面政府欺骗人民，另一方面人民不信任政府”；其次，“作为异族的满清王朝将蒙古、突厥、西藏、中原看作自己的战利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杜绝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王西里认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隔绝于中国大门之外；再次，“中国的落后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礼节过多，儒教伪善，被置于道德之下的科学成了骗人的勾当或者空谈，高高在上的道德贬低知识，排斥新生事物。[5]陈金鹏对几个个案进行文本分析，对三种类型的中国形象作了比较：史学者施罗德和韦伯的极其负面的中国形象，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极其正面的中国形象，王西里比较理性的中国观形象。这几个典型人物的中国观，呈现出19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是复杂和多面的。陈金鹏还从文化他者的理论视角分析了19世纪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俄国视域下的中国始终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作为“他者”的中国，其象征意义在俄国的语境中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在一部分俄国人眼中，“彬彬有礼的中国人”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停滞不前、毫无建树，与基督教文明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更是对俄国乃至欧洲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俄国的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但它折射出的不是中国的真实影像，而是俄国的内心欲望，推动俄国关注中国的深层结构是植根于东正教的弥赛亚意识。对于西欧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自身的“他者”，在历史生活和地缘关系上没有交集；而对于“欧亚文明”典型代表的俄国，中国在其地缘政治版图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国家实力、现实利益和民族意识共同支配着对异邦的想象，中国形象的复杂性、争议性在俄国表现得尤为明显。[6]1888年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出版了《中国的生活原则》，对中国人的儒家孝道的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给予肯定，认为古老的中国正焕发生机，向文明不断迈进。格氏的书出版后在俄罗斯引起激烈的论战。读者纷纷发表批评文章，抨击格氏向俄国人不真实地描绘了中国形象，欺骗了俄国人。伊万·托尔斯泰伯爵就是批评格氏和披露中国负面形象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虽然格氏极力反驳，但终究势单力薄，难以抵抗众多的笔墨攻击。19世纪俄国的中国形象比较复杂，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的观点常常交锋，停滞、腐朽、羸弱是当时最主要的中国形象。陈金鹏用文化“他者”理论解读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其思想与周宁同出一辙。19世纪80年代末，在丹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1822—1885）的重要著作《俄国与欧洲》问世10多年后，俄罗斯思想史上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论战。由于两人都是俄罗斯思想界和文化学界的代表性人物，论战在俄罗斯引起极大的反响。丹尼列夫斯基这时已经去世，高举他的旗帜进行论战的其实是他的挚友——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论战焦点是“俄国与欧洲”问题，争论涉及东方文明观，确切地说，就是中国观。所以，这场论战实质上又是俄罗斯思想界关于东西方文明、中国文明的价值和先进性的一次深层较量，是俄罗斯两种对立的中国观的清晰呈现。“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要想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就要思考和借鉴其他民族的历史，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首先是欧洲，其次就是中国。”在全世界几乎都把中国视为“停滞和落后”的时代，丹尼列夫斯基对中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商业发达，工业水平先进，农业可居世界首位，有庞大的文献资料和独到的哲学，科学和知识受到高度尊重并影响深远，中国文明的停滞只是暂时的，它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个创造了许多伟大发明的民族，不可能是静止不前的”。这种观点反对当时俄罗斯及欧洲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秉持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认为“各种文化历史类型都是平等的，它们之间只有特色不同之分，而没有地位高低之差。”索洛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ев，1853—1900）沿袭了西方派先驱的中国观，“把中国归入封闭、落后、暴力和停滞的行列……把中国当成了一部失败的活教材。”[7]丹尼列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论战体现了俄罗斯两种中国形象观的对立。俄罗斯思想史中关于中国的重大论战为个案，呈现俄罗斯思想界存在针锋相对的中国形象观，实际上是俄罗斯思想界对东西方文明的认识上的对立，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

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的一些文学家笔下不时出现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有的是亲历中国者的事实记录，有的是对他人的文本或讲述的想象。普希金虽然“从未接触过中国人，从未习读过中文，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知识与认识都是间接的”，但是他笔下的中国形象都是正面的，是“理想国”。果戈理同样没有直接接触中国和中国人，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则正好相反，其“笔触所及之处语气是不以为然的轻视。”冈察洛夫是19世纪第一位到过中国腹地的俄国作家，他参加了1852—1854年俄国舰队的环球航行，曾在中国的香港、上海停留。在其航海旅行记《战舰“巴拉达”号》中详细记述了作者在中国的亲历亲感，其中既有“光明面”，又有“黑暗面”。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笔下的中国既美好又丑陋，中国人既勤劳、聪慧、善良又自闭、卑琐、不洁，他们对中国或仰视，或俯视，或平视，映照出俄罗斯自身“从飞扬的青春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壮年”，他们在言说他者的同时也在言说自我。[8]查晓燕认为，这些俄罗斯文人笔下的中国，或者美好、光明，或者丑陋、阴暗，莫衷一是，他们言说中国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观照俄国的现实。巴柔将对异国形象的描绘归纳为狂热、憎恶、亲善三种基本态度或象征模式，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描绘中国的态度是“亲善”的，在他眼里，中国人“爱好和平、讲究孝道、彬彬有礼、尊师重道、热情好客、朴素善良、知足常乐、敏感爱美、诗情画意、文化深邃”，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族性与现代化的观察和思考，将本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现实转换到隐喻的层面，传递出他对俄罗斯传统形象、民族性与现代化问题的深刻反思。”[9]普希金、果戈理都没有直接到过中国，其中国形象基本来自俄国、欧洲的文本或传说。冈察洛夫、阿列克谢耶夫则记录了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这样的形象更为客观、真实和直观。从上可见，即便是同一时代，俄罗斯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正反对峙、激烈交锋、错综复杂。

俄罗斯学者亚·弗·卢金是代表性人物，他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三百年来（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的演变以及这一形象在制定俄罗斯对中国的政策中的作用。”沙俄时期的中国形象从神秘的邻居到弱小的盟友演变，苏联时期的中国经历了无产阶级兄弟到修正主义敌人的转变，苏联解体之后的中国亦友亦敌。“在几个世纪内，俄国和中国双方关系的性质从友好关系变为敌对关系有过多次反转。在俄国不同历史时期，甚至同一个时期的不同社会族群、政治族群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流派的观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往往是对立的中国形象。”影响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有诸多因素，如“欧洲的思潮、俄国自身的历史、国内政治和思想界的争论，以及俄国人同中国人的接触”。沙俄时期，东方（其中包括中国）文化无用、落后、僵化、限制中国移民的“黄种人威胁”的思想都源自当时欧洲的思潮。20世纪末俄罗斯出现一些对华观点，譬如“中国是同西方对抗的特殊朋友”；“俄罗斯一方面是同东方有着特殊联系，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人口扩张’和‘黄种人’迁徙到俄罗斯远东的威胁”；“中国既是敌视西方的力量，也是威胁俄罗斯的西方文明及其价值的东方前哨。”这些观点源自沙皇俄国时期的旧观念和恐惧心理。同中国结盟就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就是反对西方的思想，中国具有军事威胁，这些都来自苏联时期的思想。“所有这些直接借用的观念都过于表面化”，在新形势下这些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19世纪时“中国是特殊的朋友、俄罗斯在东方发挥独一无二作用”的观念，如今演变成俄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思想。[10]中国和俄罗斯17世纪才开始正式建立国家关系，卢金的研究可谓贯穿整个中俄关系史，是迄今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最为系统的。他梳理了各个历史时期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分析和批驳了俄罗斯对中国的误读，在此基础上指明中俄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方向，其观点较为客观和理性。

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是影响俄罗斯制定对华政策重要的隐性因素，而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其实取决于国际关系定位，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林精华从俄罗斯自身的欧洲定位的角度分析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俄罗斯素来强调其欧洲属性，“除了地理意义，更有文化价值的认同——其内心深处认可欧洲文明‘先进’、亚洲文明‘落后’”，这一深刻的认同同时映照到俄罗斯对中国的认知上来，所建构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就是“落后、停滞僵化、虚情假意、狡诈、撒谎、装疯卖傻、奴颜婢膝、软弱、胆小等”。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取决于俄罗斯自身的定位，在东方和西方二分法的表述中，俄罗斯将自己定位为西方，自然站在对面审视和言说着中国，“落后”中国作为“先进”西方的映衬而出现。“中国形象再造并不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改革开放及其成就和中俄双边关系的发展。”改善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及俄中关系，关键在于“俄中关系符合俄罗斯的欧洲定位及其所谓以现代文明标准建构的世界图景”。[11]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取决于俄罗斯自身的定位，由于它总是将自己定位于西方，所以难免以“他者”眼光来看待中国，改善俄罗斯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关键在于俄中关系符合俄罗斯的欧洲定位，其研究的落脚点在于中俄双边关系。

[1]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2] 阎国栋：《18世纪俄国中国知识的欧洲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 阎国栋：《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历史的回顾》，载于孙芳，陈金鹏等：《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2—35页。

[4] 刘亚丁：《俄罗斯的中国想象：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5] 陈金鹏：《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一位汉学家的中国观》，载孙芳、陈金鹏等：《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228、171、239页。

[6] 陈金鹏：《19世纪俄国视域下的中国形象——从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与伊万·托尔斯泰伯爵的论争谈起》，《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7] 孙芳：《丹尼列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一次关于中国的论争》，载于孙芳、陈金鹏等：《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114、118、129、142页。

[8] 查晓燕：《“异”之诠释19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俄罗斯文艺》，2000年S1期。

[9] 刘燕：《他者之镜：〈1907年中国纪行〉中的中国形象》，《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10] ［俄］亚·弗·卢金著，刘卓星等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第8、2、138—140、351—352期，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11] 林精华：《俄罗斯对中国形象的再造及其自身的欧洲定位》，《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