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呈现出不同的国家形象，既有正面的形象，也有负面的形象，各种形象交错在一起，呈现着多重面相。
（1）地大物博、繁荣昌盛的大国形象。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疆域辽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繁荣昌盛的大国。两汉时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中国的国家形象与丝绸一起传到欧洲，又从欧洲传到世界各地，这时候的中国形象是一个神秘富饶的国家，美丽高贵、质地优良的丝绸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形象，“丝绸之路”也因此得名。
在13—15世纪，西方社会处于比较衰败的时期，贫穷、落后、战乱、动荡，成吉思汗的铁骑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勇猛，元明时期中国的统一、强大、繁荣、富庶都让西方人艳羡。当时，一些商人、士兵和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描述出来，在现实的基础上不乏夸张和虚构，如《马可·波罗游记》等，这些著作塑造了繁荣昌盛的中国形象。马可·波罗曾在中国任职10多年，在此期间他游历了中国各地，在此基础上写成《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在马可·波罗笔下，中国山河雄伟壮丽、物产丰饶、文化灿烂、国家强盛，元大都是金碧辉煌、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
（2）传统保守、衰落的帝国形象。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清朝更将这种政策推向极端。乾隆皇帝曾断然拒绝英国来使提出的商贸请求，理由为“两国礼仪风俗不同”。当时中国这种唯我独尊、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天朝大国心态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后来被西方国家快速超越，并远远甩在后面，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痛失先机。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都是保守的、守旧的，抱着传统死不放手，自立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鸦片战争中中国惨败，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大批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怀着各自的目的涌入中国，他们对中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撰写了大量书籍描述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一个“泥足巨人”，看起来很强大，其实很羸弱，只要轻轻一推，就会轰然倒地，中国人打躬作揖、虚伪做作、蓄着长辫、荒诞怪异，一副荒唐、腐朽、压制民主、僵化落后、怪诞不经、滑稽可笑、低等文明、劣等民族的形象。后来，赛珍珠的《大地》，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英文著作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对于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有一定作用，但是负面形象的定势已经形成。
（3）革命的红色中国形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斯诺进入了乡土中国的腹地，他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红色中国，那里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待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黄土深处的红色中国，是一个由英勇的年轻人组成的年轻的世界。[1]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抗美援朝等都向外传递着中国革命的形象，红色成为中国的标志性颜色。
（4）狂热的中国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敌视，实行封锁政策，歪曲报道中国，这是外因。内因是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充满了狂热和荒唐。1958年至1960年间的“大跃进”运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各种建设活动极为夸张，造假浮夸风盛行，甚至出现亩产万斤的虚假场景。1966年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打砸抢”，不仅对“地富反坏右”进行疯狂打压，一些被划为“走资派”的老共产党员也被残酷迫害。这种负面的中国形象长期留在国外受众头脑中。
（5）“田园诗”般的中国形象。新中国建立之后，两大阵营对立，中西交流彻底隔断，西方对中国当时的现状几乎一无所知。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许多西方人发现，这个曾经被描述为“人间地狱”的国家里，人民却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简朴却和谐、幸福，没有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弊端，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尽管我国当时的情景远非如此，但当时确实在外国人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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