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周刊作为一本介绍国统区民主运动并在上海发展民主运动为职责的民主刊物,它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某种联系。然而,它所编辑出版的内容虽有为中国共产党“说话”的内容,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宣传民主思想,反映民主人士政见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文萃社设有党组织,或者对《文萃》有过具体的办刊指示。正如《文萃》的第二任主编黎澍在《记上海〈文萃〉周刊》一文中所说的：“《文萃》工作人员有不少是党员,但彼此没有组织联系,内部也没有类似支部或领导小组或党组的领导。当时《文萃》领导关系只能是在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上海地下党支持《文萃》工作,但从来没有派人出面来领导过《文萃》的工作。”[25]从这段话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对文萃社创办《文萃》周刊是支持的,但与文萃社之间没有直接领导关系。因此,《文萃》既不同于直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周刊等中共机关刊物,又不同于《民主》《周报》等由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创办的民主刊物,而是一本受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间接支持,并由中共党员主办的民主进步刊物。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李三星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文萃〉综述》一文中认为《文萃》之所以能够在十分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克服重重阻力和压迫,顽强地生存并且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的领导分不开的[26]。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文萃》是直接领导,而且这种直接领导贯穿了《文萃》周刊从创办到被迫停办的整个过程。
于是,问题产生了。文萃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是直接受其领导,还是间接受其支持？ 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文萃》周刊的办刊宗旨和刊物性质,认识《文萃》周刊在国统区舆论宣传中的定位和导向。
认为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领导”一词内涵的把握。历史研究必须把具体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去理解。对于“领导”一词的理解也是一样。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当前环境下,我们说一本期刊接受党的直接领导,更倾向于理解为出版该期刊的杂志社在组织人事方面接受党的领导,在经费来源方面受到党的资助,在机构设置上由党进行安排。而如果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一词的准确理解则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文萃》办刊方针与编辑方向上的直接领导。当时,为了《文萃》自己的发展,也为了保护《文萃》,文萃社编辑以及作者的政治身份都是保密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中共党员。这既是当时险恶环境下开展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共产党员的保护。因此,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就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文萃社的领导绝非是与《民主》《周报》等刊物一般,而是从创刊之时起就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这种直接领导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文萃》创办之始就争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创办者计惜英、黄立文等中共党员在筹办之初就主动地,有意识地寻找并在实际上争取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萃社的领导。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孟秋江不仅为其确定办刊方针,还指示他们尽快弄到登记证,并通过中共地下党帮助文萃社解决了印刷所需纸张的困难。
二是在《文萃》周刊的经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常对文萃社的编辑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中共党内负责文化工作的梅益以及《新华日报》驻上海办事处的徐迈进经常利于上海文化界聚餐的机会与主编计惜英个别交谈,商计《文萃》的编辑方向。1946年6月后,中国共产党派黎澍接任主编后,党的领导意图就由黎澍贯彻。
三是党内的理论工作者及有关的负责人经常直接为《文萃》周刊撰写稿件,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萃社领导的一个很重要体现。中共党员胡绳自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用念青、公孙求之的笔名在《文萃》上发表了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及时地揭露了时局真相,帮助国统区群众认清了形势。中共党员姚溱自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以丁进、萧超等笔名,接连发表《论战局》等多篇军事政论文章,指出了局势的症结所在,及时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今后趋的预测。此外,中共党内有关负责人梅益（肖扬）、沙文汉（文汉）、刘少文（张明）、夏衍（东方晦之、黎纬北）、乔冠华（乔木）、张祺（章迟）、毛齐华（祁华）、宦乡等均为《文萃》撰写过稿件[27]。
四是组织中共地下党员大力协助文萃社发行《文萃》周刊。为了保证《文萃》的发行,中共上海党职委系统于1946年9月成立了书报摊党支部,团结广大报摊户及时地将《文萃》送到了读者手中。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中共机关报《群众》周刊也被查封。此时此刻,中央上海局认为《文萃》可以发挥替代《群众》周刊的作用,继续在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沟通中共与人民的联系,因此决定继续出版《文萃》。书报摊党支部的不少同志为此冒着随时被敌物逮捕的危险,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对《文萃》周刊的发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是在转入地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文萃》的领导。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机关刊物《群众》也被迫停刊,为让国统区群众能听到党的声音,中央上海局将原本由上海工委领导的《文萃》改由中共上海局文委领导,并派文委姚溱同志直接领导《文萃》的编辑工作,继续将《文萃》办下去,以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国统区群众的沟通联系。姚溱曾对主编陈子涛强调：“大本子《文萃》是配合党报党刊起宣传作用,小《文萃》要更加直接鲜明地表达党的意见,要进一步提高战斗艺术性,加强战斗力。”[28]可见,那时的《文萃》事实上已经成为上海地下党的机关刊物。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直接领导文萃社,关心《文萃》周刊。它是文萃社出版与发行《文萃》周刊的坚强后盾。只有从那时《文萃》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去分析,才能正确解理黎澍同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如果不结合当时《文萃》所处的历史环境,不了解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与在国统区的斗争方式,而是仅从字面理解,就会误认为中国共产党真的没有直接领导文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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