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创刊时最大的困难有两个

《文萃》创刊时最大的困难有两个。其一上文已述,即印刷纸张的问题,其二便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社址。创刊之初,文萃社没有固定的社址,联系地址先后几次更换。从静安东路德义大楼,到山东路《大刚报》办事处,均为靠朋友帮忙,临时凑合的通讯处。后经过孟秋江、王坪和黄立文的共同努力,才将社址最终确定在福州路89号。

（一）首个社址：上海市静安寺路德义大楼二门五楼

1945年10月初,《文萃》创刊号出版的前夜,《文萃》创办者还有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未解决,就是缺少一个挂招牌的地方。后来,从“大后方”来的姓杭新闻记者答应借他的住处作“社址”。这样,才在机器印刷之前,在版权页上填上：“编辑出版者 文萃社（上海静安寺路德义大楼二门五楼）”。实际上,这个“社址”与文萃社的工作毫无关系,除每期印上它的地址外,偶有三两封读者来信寄到那里。这个“社址”用了一个半月左右,困难严重起来了。刊物出了几期,性质已相当明白地摊开了,这位杭姓记者因与文萃社在政治上有分歧,而且日见明朗,再加上居室之中有了主妇,终究不宜再在“德义大楼”挂《文萃》招牌[29]。然而从《文萃》刊印的社址看,从第1期到第3期均为德义大楼二门五楼,但第4期、第5期开始变为二门三楼,不知是因为编辑有误,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第二社址：上海山东路290号

《文萃》出版到第6期（1945年11月13日出版）时,新闻界的另一朋友,时任《大刚报》上海办事处主任的黄邦和热情支持《文萃》的创办,在其山东中路办事处为《文萃》找了一个办公的空位。于是,《文萃》于1945年11月中旬将社址移到山东中路290号,并在那里放了一张办公桌,作为对外联系之用。从第6期开始直到第15期,文萃社一直沿用上海山东路290号的社址。

（三）第三社址：福州路89号2楼219室

新闻记者王坪和黄立文一次在福州路四川路口发现申达大楼（今中兴大楼）里有两间办公室空关着,但是由于办公室原由日本人租用,战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该处原为英国人产业,后由日本人租用。日本战败投降后在上海的日本人都等候遣返。黄立文和王坪分别找到房产公司各自签租一间办公室。名义上,是后方一家报馆的上海办事处,实际是用来做《文萃》的办公室。租约签订后,因为房门上有两重封条,一重是国民党军队的封条,经王坪去“疏通”后解决。另一重是由国民党政府上海“敌产管理局”的封条。经交涉后,对方不肯启封。因当年上海市中心区的这种办公用房,每月租费虽然不多,却要用金条作“顶费”才能租赁到手,连房客之间互相转让,也可得到二三两黄金一间的“顶费”[30]。为了捞取房屋转租的油水,国民党官员百般推诿,迟迟不予启封。后来,孟秋江趁国民党政府“敌产管理局”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当场质问发言的刘姓局长。该局长一时下不了台,只好派人去启封。从1946年1月上旬起,文萃社就迁进了福州路89号的2楼。其中一间是219室,作为经理部办公室,对外公开。另一间是223室,是编辑部,办公室不对外公开。这样,文萃社有了正式的固定办公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