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一）对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报道

1945年11月25日晚,云南大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时事讲演会。西南联大教授费孝通、伍启元、潘大逵等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们痛斥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揭露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提出拥护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然而这些正义举动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威胁与破坏。当大会正在进行时,驻防昆明的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联大校园,鸣枪放炮,企图威胁群众、扰乱会场。大会结束以后,军警们又断绝交通,不让学生们返校。为抗议军警暴行,联大等18所大中学校学生,于11月26日相继宣布罢课,要求追究对晚会开枪事的责任,公开道歉,保证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代理省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命令各校28日复课,声称如不遵令,即“采用武力压制,不惜流血”。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和特务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工学院、联大师范学院、联大附中等处,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甚至向人们开枪投弹。当天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中共党员）,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上海人）,昆华工校学生苟极中4人被杀害,20多人被杀伤。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甚至造谣诬蔑昆明各校进步的师生员工。人们迫切需要知道事件真相。《文萃》周刊第11期本来已截稿,大部分版面已拼好。但为了让国统区群众了解到昆明“一二·一”事件的真相,编辑部一致决定不惜拆掉版子,抽换大量稿件,宁愿向印刷所赔款,承受相应的经济损失,连夜重新排版编辑,迅速报道了事情真相。为了能全面揭露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该辑在版面形式上用四分之一篇幅做了报道。总题目为《昆明“一二·一”惨案前前后后》,发表了《惨案特写》《联大新校舍被攻记》《审凶旁听席上》《昆明杂志界的抗议》《昆明三十四学校的抗议》《联大教授会的抗议》《傅斯年谈话》等7篇文章,并配有被特务捣毁的现场和被害者陈尸街头的景象等8幅照片,对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血腥暴行作了无情的揭露,使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此后,在第15期刊登了西南联大《为控告“一二·一惨案”杀人祸首呈军事委员会告诉书》《昆明学生复课以后》,并以《人民不死》[35]为题,报道了1946年1月13日上海地下党发动组织各界群众一万人在沪西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于再的追悼会和示威大游行。报道最后呼吁政府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立即实现蒋主席四项诺言[36],改善职工教员待遇,取消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政策,取消禁止游行集会的法令,释放南京被捕学生,内地与收复区学生待遇平等,严办汉奸及贪官污吏,废止思想统制,释放政治犯,严办昆明惨案凶手,废除特务制度,提高妇女地位[37]。通过对这次“一·一三”上海人民大游行的报道,《文萃》有力地配合了政协会议上中共和民主人士与国民党的斗争,在国统区进一步宣传了群众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政治主张。同时,《文萃》的报道对揭露美蒋,教育群众,推动反内战、争民主爱国运动的高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接着,《文萃》第24期以《你们死了,还有我们！》为题报道了1946年3月17日昆明各界群众三万人参加的“一二·一”死难四烈士出殡公葬典礼,《文萃》在该文中刊出了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人的手绘肖像,分“千万人的悲痛”“钟声引导着三万人行进”“青年人是死不完的”“昆明浸在哀痛沉默中”“是‘党国所赐’呵！”“黄昏的公葬典礼”六个部分对公葬典礼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文章末尾配发了悼念四烈士的祭文。在公祭典礼上,主祭人西安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先生说：“这四位朋友是为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死了,我们后继者,要有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知识,团结的脑力,去完成他们还没有完成的工作。”[38]而在西南联大和联大工学院的路祭台前挂着“党国所赐”四个大字。《文萃》的报道既是对四位烈士的告慰,又使爱好民主的人们警醒,民主与自由需要用血的代价才能换来。更重要的是再一次让群众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独裁和专制的本质,是对国民党反人民暴行的又一次控诉。

为纪念烈士的音容笑貌,《文萃》在第18期的扉页上刊登了昆明血案中光荣殉难的潘琰烈士手绘头像。第17期刊登了“一二·一”昆明惨案殉难教师于再先生胞妹于庚梅与社会人士发起设立纪念于再烈士的“于再图书馆”接收捐助的简讯。在第20期刊登了《昆明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血案坚持严惩“一二·一”祸首大会宣言》。第22期刊登了《昆明各大中学学生为抗议任用“一二·一”惨案杀人犯李宗黄与争取合理解决“一二·一”惨案罢课宣言》,第2年第9期（总第59期）刊登了夏康农的《“一二·一”运动的意义——纪念“一二·一”一周年》,闻一多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等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追忆昆明“一二·一”惨案烈士的文章。

（二）对上海学生助学运动的报道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逐步成为党在白区工作中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1946年初,一场以上海学生界为主、在全市大规模兴起的学生助学运动,成为上海抗战胜利后第一次由学生主导的群众性活动。这次活动的意义不仅是救助了失学的青年学子,更主要的是从学生本身的利益这一具体事实上,来争取将“民主的原则”变为“民主的事实”,检验学生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同时证明残余的反民主的势力将逐渐被民主势力所摧毁。在此背景下,《文萃》第18期以《学生民主力量的初步胜利》为题,报道了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的为援助贫苦学生而发起的上海学生助学运动和后援无故被学校开除同学运动。报道在介绍了学生推销“助学章”筹款助学意义的同时,也还原了上海学生为争取民主,在助学运动中所遇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阻力。例如,文中列举了建承中学校方不愿将校址借给助学会办公,说助学会是不合法组织。“劝告”九九电台的负责人不必替助学会安排节目,甚至聪明的“劝告者”还献出一个卑劣的妙计,“那么可以在助学节目进行开始的不一会时,你把电停了,告诉他们说：马可风坏了！”[39]。除了这种无形的中伤外,国民党当局还施以有形的摧残。比如教育贷金委员会登报声明助学运动与他们无关,并且劝各界“不可轻以妄信”[40]。然而,因为国民党政府机构给人民的印象不好,越是同官方无涉的事,人民越觉得可信,所以助学运动终于轰轰烈烈的展开并获得了超预期的成功。这种看似“摧残”的做法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得人心,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促使国统区群众愿意更加相信和支持助学运动。

（三）对“沈崇事件”的报道

1946年12月24日晚平安夜,北大选修班女生沈崇去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看电影途经东单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绑架到东单广场施行强奸,这就是1946年的沈崇事件。该事件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抗议美军暴行示威活动,成为中共领导反美运动的导火索。《文萃》为了配合中共领导的这次学生抗暴运动,在1947年1月9日出版的第2年第10期上集中刊登了马叙伦《美军在华暴行的责任》、马寅初《举国人民要求美军即刻退出》、金近《滚吧,美国兵》、王坪《记上海学生抗暴大游行》、于干《愤怒的古城》等文章以及歌曲《起来,把美军赶出去》等,揭露美军在华暴行。这些文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表达了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强烈诉求和对国民党政府息事宁人的强烈不满。“沈崇事件”标志着抗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运动的又一次兴起。正如于干在《愤怒的古城》中最后所说的那样：“我们总觉这一次事件,觉得青年学生运动里阵容愈来愈明显了,这是过去几次所没有的现象。再从两个力量的对比来看,今后青年学生运动虽然困难仍多,但是正义的一面却已经战胜了！——这是这次运动的初步结论。”[41]之后,《文萃》又刊登了《一个美国人看中国学生抗暴运动》,乔风的《美军暴行与胡适博士的态度》。第2年第18期刊登的唐海《臧大咬子传》揭露了美国兵打死人力车夫臧大咬子的惨剧。所有这些文章的一个重要舆论宣传效果是：激起了国统区群众对国民党倚仗美军进行反共内战的痛恨和对死者的同情。

（四）对南通惨案的报道

1946年3月,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小组来到南通地区,视察国共双方执行停战令的情况。3月18日,军调小组来到了南通城。为了反映南通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强烈意愿,中共南通地下党组织群众举行了请愿大游行。1946年3月18日上午,1000多青年学生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前往南通城外欢迎军调小组。3月21日毫无人性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了上海大学生、南通文艺协会理士顾迅逸、天声无线电料店店员郑英年、南通青年戏剧社社员孙日新,东南日报青年记者孙平天,将他们残害后投入长江。25日和27日,又有4名青年被绑架暗杀后投入长江。针对这一事件,《文萃》在第26期刊发了樊昌的《南通血案前后》,向国统区群众揭露了南通国民党特务屠杀进步青年的真相。南通的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道：“我看,这样子,也不会长的吧。”“太不像话了,这样对待人民！”[42]这些话,正是代表着当时国统区群众一种普遍的心态。此后,《文萃》在第26期刊登了复旦大学南通旅沪同学的来件《彻查南通事件真相》,要求南通行政督察专员、县长及驻军一〇五师师长等彻查事件。作为又一起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后的反人民血案,《文萃》的报道使国统区群众看清了一个事实：即国民党并不会遵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五项协议和蒋介石本人作出的四项承诺,人民群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在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和有效实现,人民本该享有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在国统区亦根本无法实行。群众的心里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恐怖的黑暗统治必然不会长久。

（五）对“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的报道

1947年5月发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潮运动的规模之广、历时之长、来势之猛、作用之大,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少见的。它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生运动。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走上街头,喊出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15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17日,平津学生宣布为反饥饿、反内战举行罢课,并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20日,京沪、苏、杭学生代表5000人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游行,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达到高潮[43]。1947年5月至6月出版的《文萃丛刊》第6期《论纸老虎》、第7期《烽火东北》和《臧大咬子伸冤记》连续3期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第6期刊登了郭沫若《学潮问答》,第7期刊登了令狐玄《论学生运动里的文艺活动》,第8期刊登了凯宁《检讨中国当前学生运动》。其中,特别是郭沫若的文章,一针见血地向群众指出了这次学生运动之所以如此广泛,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其指出：“从表面上看,学潮的原因是反饥饿反内战,但更朝骨子里看,其实就是反帝反封建。大家饥饿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内战,但内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这样一问,你就把学潮的真正原因找着了。内战的起因是由于政治的不民主而加以外来帝国主义的援助。故尔学生当前的运动就是争取中国民主化的一股洪流,也就是抗暴运动的继续。”[44]《文萃》的这些报道加深了国统区群众对这次学生运动的认识,声援了“五·二〇”学生运动,为其最终发展成为全国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发展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抗战胜利初期1945年的对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报道,到1947年6月对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的报道,《文萃》始终站在青年进步学生一边,始终站在国统区群众一边,通过自己的文字为学生呐喊,为群众助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造势,在国统区发挥了较大的舆论影响,赢得国统区各界群众的信任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