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人士的迫害

（一）对迫害新闻记者羊枣的报道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布四项承诺,宣布释放政治犯。然而仅隔一天,1月11日早上,著名军事评论记者兼国际政论家、中共党员羊枣（杨潮）作为政治犯在国民党杭州监狱被迫害致死。羊枣事件发生不久,全国掀起了又一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揭露其内战阴谋的强大民主浪潮。羊枣之死得到了国内的进步党派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强大声援,使这一斗争汇合于全国的反内战、反独裁和要民主、要进步斗争的洪流之中。1946年1月13日、14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时代》等刊登了一则加黑框的新闻：“名记者羊枣于1月11日死于杭州狱中。”1月15日,《新华日报》就羊枣之死发表了题为《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要求国民党履行释放政治犯的诺言,呼吁政治犯的家属亲友公开提出申诉,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的亲人。

1946年1月24日出版的《文萃》第16期刊登了上海新闻记者61人联名向国民党当局发出的《上海新闻记者为羊枣之死向政府抗议》的声明,指出羊枣囚死狱中是国民党当局“一贯摧残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直接结果”,要求彻底查清羊枣死因,严惩非法下令逮捕羊枣的祸首,立即平反福建永安冤狱,释放1945年7月间与羊枣同案被捕的一切人士[45]。

同期刊登的王坪的特稿《羊枣之狱》对羊枣被捕和被囚的经过做了详细报道。文章向读者报道了国民党当局是如何对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如何给予非人的待遇,如何折磨所谓因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治犯”。该文写道：“当局特别重视羊枣,因为他在所有的被捕者中名气最大,地位最高,他们以为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了不起的叛徒,还疑心他是个领袖！ 所以对他异常严厉,把他与另一个20岁的青年同关在一间小房子里。酷热的暑天,热气把他们的房子变成蒸笼,门窗不准开一个缝,（别的囚犯则可以门窗洞开）大小便要叫半天才有卫兵来开门,而他——羊枣为了表示自己的泰然和无他,竟在这样的境遇下从事翻译美国作家克拉伦斯·戴（Clerence Day）著的《我的爸爸》,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翻译完竣的。”[46]这些话,读来令读者无不动容,民主进步人士就是在这样非人的条件下经受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

1945年底羊枣患了恶性疟疾,他要求出狱医治,几次均未得准许。直到1946年1月7日病危,当局才答应移送杭州省立医院就诊,然而已被拖得病入膏肓了。一代英才就此被国民党反动派虐待至死。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和新闻界1000多人在国泰殡仪馆为羊枣举行追悼会。5月23日出版的《文萃》第31期刊登了文萃社记者撰写的《永生的死！——记羊枣追悼会》。《文萃》对羊枣之死的报道反映的是当时新闻记者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被迫害的一个缩影,是民主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强大声讨。这个缩影和这种声讨向国统区群众揭露了国民党当局限制言论自由,反对民主,不顾民意,肆意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反动统治。《文萃》的宣传报道再一次使国统区群众认识到在国民党的黑暗专制统治下,根本没有法律道理可言,没有正义与自由可讲。正如文萃社在羊枣追悼会上送的挽联所写：“问新闻记者有笔如椽,倘任冤沉海底,还说什么正义？ 况特务暴徒嗜血若渴,仍旧到处横行,哪里还有自由！”[47]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有的只是专制镇压和白色恐怖。试想,这样的统治方式又能维持多久,国民党的统治怎能不失掉人心呢？ 《文萃》的这些报道恰如其分的揭示了这一点。

《文萃》的另一篇文章《闻羊枣弃世有感》（第16期）写道：“永安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的负责人兰德认为：第一,‘嫌疑’未能定罪,不应剥夺人身自由；第二,拘捕人民系司法机关之职权,军政机关不得越权侵职；第三,羊枣当时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兼有职务,拘捕应获得该处负责人同意。羊枣被捕,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更不合法。”[48]这段论述亦表明国民党当局是如何的无法无天,党同伐异,如何的以非法手续拘捕那些有头脑,有理想,能奋斗,能牺牲的仁人志士,国家的有用人才！

为了激起广大国统区人民群众的义愤,引起广大国统区群众对羊枣烈士不幸牺牲的关注,表达对羊枣烈士的深切缅怀,《文萃》相继刊登了羊枣烈士在狱中十分艰苦条件下完成的译作《我的爸爸》（第16期）、施川《悼羊枣》（第18期）、《再论羊枣之死》（第24期）。羊枣胞妹、时任《大公报》驻纽约记者杨刚的《为羊枣冤狱谨诉新闻同业》（第27期）和《哭四哥》（第25期）等文章。羊枣事件使一大批被捕入狱的和狱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得到了锻炼,并在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更坚决地投入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这其中的钟尚文（骆何民）出狱后就赴上海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刊物《文萃》的编辑工作。

（二）对重庆较场口“二·一○”血案的报道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2月10日上午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顽固派为了破坏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的良好气氛,在会议现场指使特务殴打与会民主人士,制造了震惊国内的“较场口血案”。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民主人士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进行了抗议。《文萃》第四天即1946年2月14日出版的第18期就刊登了《沪文化界抗议陪都空前暴行》的来信,表达上海文化界对重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人士的声援,并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强烈谴责。抗议使上海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面目,以及国民党残暴统治下的旧中国毫无人权和民主的事实。正如电文所说：国民党特务的行为“乃至公然置国法人权于不顾,置蒋主席所宣布之四大自由于不闻,于宪警保护下行凶陪都,国法人权何在？ 政府威信何在？真所谓司马召之心,路人皆见矣。”[49]第20期又刊登了《昆明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血案,坚持严惩“一二·一”祸首大会宣言》《我们对“陪都惨案”的抗议》等来件。透过《文萃》,身处国统区的民主人士表达了他们对重庆“二·一〇”较场口血案的抗议,反映了群众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无比痛恨。

（三）对北平“四·二一”血案的报道

在全国人民都渴望国民党政府实践诺言,执行政协决议,保障人民自由,实现全国民主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分子又在北平制造了另一起血案。1946年4月21日,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国大代表选举问题讲演会。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的不民主不合法,要求实行真正民主自由选举,征集北平各界人士对国大代表选举的意见,促进市民对于选举问题的认识。尽管会议在召开之前已向警察局呈文备案,请求维持秩序,完全没有不合法的地方,但是依然遭到了特务暴徒的捣乱与破坏。特务在会议刚进行时就向台上扔鸡蛋和石头,砸伤讲演者和旁听的中外记者和群众,将桌椅等物一概捣毁。警察虽在一边,却听任特务滋事不管。《文萃》第28期刊登了《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为“四·二一”血案告同胞书》的来件,向国统区群众揭露了这一起国民党特务有组织有计划,破坏民主妨害自由的无耻暴行,号召全国同胞一致起来拥护正义真理,为争取民主自由奋斗到底。同期,《文萃》还刊登了孙宗明《特务与奴才》一文,对特务的反动与暴戾本性做了充分而深刻的鞭挞。如文中所说：“他们只是一群奴才,他们永不会这么想,一切为人的条件他早已全部可怜可悯失去了。我想应当没有人不同意我的推论：譬特务为狗,为鼠都不恰当。因为生而为禽兽并不是罪恶；而生为人身不如禽兽,挟罪工无耻以俱来,才是最可怜可恨的事情。特务不如狗,不如鼠；从前的名称叫做奴才,现才仍旧只能叫做奴才,就是奴才。”[50]

（四）对暗杀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的报道

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虽然民主同盟一再声称自己并非暴力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反对暗杀和暴动。但南京国民政府却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份子,于必要时得宜处置。”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奉令后,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的名单。其中李公朴先生被列为第一名,闻一多先生为第二名。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于外出归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时隔4天,15日下午,闻一多也遭杀害。惨案发生后,《文萃》做了及时的报道。在1936年7月18日出版的第39期上刊登了“痛悼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专辑,专题报道了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爱国民主人士、民盟重要领导人李公朴的经过。《文萃》在这一期的扉页上刊登了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发布的李公朴先生遇害经过的公告,刊发了社会各界民主人士深痛悼念李公朴先生的文章。这其中有章伯钧《悼李公朴先生》、张申府《公朴先生不死》,《恐怖之城昆明——李公朴先生被杀前后》、周建人《坚定人民必胜的信心——敬悼李公朴先生》、田汉《踏着战士的血前进！ ——敬悼李公朴先生之死》、吴晗《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记者王坪采访沈钧儒先生的《沈钧儒谈李公朴》。沈钧儒先生认为：“李公朴先生的被刺,是暗杀政治的开始,李先生是牺牲在暗杀政治下的第一个人！”[51]第40期刊登了叶辛《特务政治论——为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被害作》、胡笛《痛悼吾师闻一多先生》、寄思《忆闻一多教授》、中外文萃栏目刊登了李闻惨案的专辑《各党派对李闻被杀案的反应》《外报评昆明暗杀案》、闻一多儿子闻立鹤、闻立鹏《谁杀死了我的爸爸？》。第41期刊登了昆明一记者的《破产了的嫁祸阴谋——请严密注意李闻暗杀案的“真相”》和闻一多先生遇害前4小时在云大至公堂报告李公朴先生被刺的大会上发表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第45期刊登了夏康农《闻一多教授的遇难与鲁迅的“药”》。第50期又再一次刊发了追悼李闻两位民主战士的特辑,刊登陆怡《向公朴先生学习》、夏康农《闻一多的名字还值得重提》、杜迈之《追忆闻一多先生》、刘芃如《诗人闻一多》,第69期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几封信》。《文萃》的这些文章向国统区读者揭示了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战士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真相,痛斥了国民党的特务政治论,深切缅怀了他们身前为争取民主,宣传民主思想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在国统区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造成了较大的舆论影响。